我有一個筆名，叫作染指翁，那是有人在什麽近代文學史上寫文章，以之諷刺我的。大旨是在說我：“作品體裁多樣，長篇、短篇、話劇、電影、筆記、詩歌，無不染指。”讀之不勝慚愧，但我又不能不承認此“染指”兩字，我們蘇州人有句俗語，叫作“豬頭肉，三弗精”，就是樣樣要去弄弄，而樣樣搞不好。想起了我的讀外國文，什麽英文、法文、日文，也都嚐試過，到頭來一事無成，可以思過半了。所以說我樣樣都思染指，也有些承認，但要說哪一些文藝，不許人家染指，那就未免不公平。那就想到他們所說我於電影染指的一端，這是一件極幼稚而可笑的事，若說染指，那是指尖也沒有觸著鼎的，更不能說“他日我如此，必嚐異味”了（見《左傳》）。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從不知道有電影這一回事：把燈火置於幕後，在幕上顯出種種形象，這些古老的話，我從未研究，不去說它。可是電影初到中國來時，也稱為影戲，大家隻是說去看影戲，可知其出發點原是從戲劇而來。後來又稱為影片，如上海的明星公司，最初即稱為影片公司是。
記得我初看電影的時期，是在上海黃楚九所開設的大世界遊藝場，在裏麵附設一個小戲院，叫作“小京班”，那是男女合演的。雖附屬於大世界，但到小京班看戲，要另外取費的，但亦取價甚廉，不過銀圓三四角而已，自晚上八點開鑼，一直演至十二點鍾。十二點鍾以後，便放映電影了，電影可放映至一點半鍾，取價更廉，不過一二角而已。這個時候，生意奇佳，尤其是花叢姊妹，連翩而來，因為那個時候，她們較為自由了。那麽電影所演的是什麽故事呢？也像現在電視上所映的若幹集子，今日映一集，明日又映一集，可蟬聯至十餘集。每集必以西方美人名其集。什麽西方美人呢？我已想不出，大概都是香港對於殘暴施虐的台風所予的美人名字吧！
不用說，西方亦在草創之始，這種電影不知是來自英國或美國。那時也無所謂銀幕，隻張著一幅白布而已，映出來的人，走路都在跳躍，房屋亦會移動，外景卻是特多的。故事隻是糊糊塗塗，也沒有說明書，其中必定有一個妙齡女郎的，此外一個俠客，一個偵探，也是常有的，我常問花叢姊妹道：“你們知道這影戲裏所映的是什麽人物嗎？”她們回答道：“我們知道這裏麵有三種人：一是女人、二是好人、三是壞人。”真是簡單明了，妙人妙語，試想我們讀史傳，寫小說，也不能跳出這三種人的圈子吧！
後來上海的電影院漸漸開起來，那時是無聲電影，隻是黑白片。外國片源源而來，美國片最多，英國片次之，法國片又次之，偶然亦有印度片，是給上海印度人看的，日本片卻沒有。後來，有俄國片到上海，它是俄國領事館發出，純是宣傳性質，招待上海紳商各界以及新聞記者，我去看過幾次，忘卻片名。隻有一部名曰《予打擊者以打擊》，我還沒有忘卻，那是誇示他們的新興武力。記得其中有一場，一大塊平平整整的草地，一轉瞬間，從草地上翻開來一排排的高射炮，其他類此的正多。我那時在上海看電影，各電影院都去看過，而尤以愛多亞路的一家“南京大戲院”為最多，因為我從家裏出來到報館是必經之路呢！
中國人自製電影的，首推上海的明星公司。直到如今，要談到中國電影史的，總要提及明星公司。我與中國電影創始時，沾有一點小關係的，也在明星公司。明星公司的組織，是三個主腦人物，一、張石川，二、周劍雲，三、鄭正秋（以前還有一位鄭鷓鴣，早故世了）。我所最先認識的便是鄭正秋，他是廣東潮州人，卻是老上海，是上海某一土行（鴉片煙土）的小老板，卻是研究文藝的，尤潛心於戲劇。從前在《大共和日報》常常投稿，與人常作戲劇辯論，所以與新聞界中人頗多認識。
上海當時初創的電影，並無所謂電影劇本，也沒有什麽導演、編劇的名義。不過一部電影，總要有一個故事，於是有的杜撰一個故老的傳聞，有的隻好在舊小說去采拾。這個劇本是很重要的，花了巨大的資本，製成一部電影，而不入觀眾之眼，或竟嗤之以鼻，非但損失資本，也且毀傷名譽，那時明星公司，由故事荒而轉進到劇本荒了。
有一天，鄭正秋便到我報館裏來了，他說：“明星影片公司要拜托先生寫幾部電影上的劇本，特地要我來向你請求。”我說：“你們真問道於盲了，我又不懂得怎樣寫電影劇本，看都沒有看見，何從下筆？”正秋道：“這事簡單得很的，隻要想好一個故事，把故事中的情節寫出來，當然這情節最好是要離奇曲折一點，但也不脫離合悲歡之旨罷了。”我笑說：“這隻是寫一段故事，怎麽可以算做劇本呢？”正秋說：“我們就是這樣辦法。我們見你先生寫的短篇小說，每篇大概不過四五千字，請你也把這個故事寫成四五千字，或者再簡短些也無妨。我們可以把這故事另行擴充，加以點綴，分場分幕成了一個劇本，你先生以為如何？”
我那時有點猶疑，動於好奇心，真似人家說我的，對於各種文藝，都想染指。不管自己有無能力，卻想似胡適之所說的去嚐試一番。
這個所謂電影故事、電影劇本，我從未寫過，倘如現在鄭正秋所說的，那真是簡單不過的，也何妨嚐試一下呢。我還未及回答正秋的話，他又說道：“明星公司同人的意思，請你先生每月給我們寫一個電影故事，每月奉送酬資一百元，暫以一年為期，但電影故事可以慢慢地寫，最好先把你的兩部長篇小說《空穀蘭》與《梅花落》，整理一下，寫一個簡要的本事，我們很想把你的兩部小說拍為電影，想不見拒吧。”
至此我乃恍然，鄭正秋此來，要把我的兩部小說《空穀蘭》與《梅花落》取去攝映電影，這是他們的主意，至於寫電影故事，乃是餘事耳。我在此且對這兩部小說解說一下：原來我初到時報館的時候，就在報上寫了三部連載小說，第一部是《心獄》，第二部是《空穀蘭》，第三部是《梅花落》，這三部書，有正書局都印有單行本。這種小說，我是從日本譯來的，而日文本也是從西文本譯來的，改頭換麵，變成為中國故事。在明星影片公司未創辦之前，張石川、鄭正秋等，就辦了一個“民鳴社”，專演一種新派劇，沒有音樂，不事歌舞，上海人稱之為“文明戲”的，也曾把《空穀蘭》《梅花落》兩部小說，作為他們戲劇材料，我那時不甚注意；隨他們搞去，這一回又來了。我也想不到後來電影編劇聲價高貴，編一部劇本，價至數千元的。可是俗語說的“一分行情一分貨”，我這寫五千字一個故事，拿他們一百塊錢，比了當時兩元一千字的小說價值已經高得很了。
這個時候，明星公司有兩位女主角，一是楊耐梅，一是張織雲，兩人都是廣東人，這兩人可以算得上海女明星中的開國元勳。後來在上海繼起的女明星，也以廣東人為多，我總想起為什麽上海的女明星，總以廣東人為多呢？大概有兩個原因：我國海岸通商，南方得風氣之先，廣東的女孩兒們接近歐化，活潑浪漫，生活也比較隨便；不像江南的女兒們，堅貞自守，耽於禮教，束縛既久，未能解放。其次，則於纏腳也有關係，纏了腳的女孩兒，總是拘拘束束，即使放大了，還是故步自封，誰像廣東女孩子是不纏腳的，赤腳就赤腳，行路跳躍如飛，那就適合於演劇了呢。就楊耐梅與張織雲兩人個性而言，我覺得耐梅頗活動，而織雲較柔順，也各有其所長。
我那時以七天工夫把《空穀蘭》《梅花落》兩部小說的故事，順序整理好了，至於如何分場分幕，我一點也不懂得，不敢假充內行。不過這兩個故事，究竟是先拍哪一個呢？他們說，先要審定一下。我和他們說：“這兩個故事中，恰巧每部都有兩個女人，一善一惡，你們有兩位女明星，可以分配。”結果，審定下來，是先把《空穀蘭》兩位女明星分配起來，張織雲是正麵人物，楊耐梅為反麵人物，那就是我上麵聽花界姊妹所說的一個是好人，一個是壞人了。
但這還是在無聲電影時期，後稱之為“默片”，銀幕上的人影幢幢，觀眾不知道他們搞什麽事；銀幕上人的道白、對話，隻見他們的嘴唇在動，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麽。所以在電影開映的當兒。同時就要放映一個說明，告訴觀眾，這是什麽一回事，那個人嘴唇在動，是說的什麽一句話。這個說明，當然在“默片”裏是很重要的，他們叫作“字幕”。我平常不大到明星公司去的，但做“字幕”的時候，便非去不可了。那些女明星，不過櫻唇動一動，而我們就要代她說出一句話兒來，並且這話兒一定要說得相當得體。我笑說，我們做八股文，人家說是“為聖人立言”，現在做“字幕”，卻是為女明星立言了。
做“字幕”總是在夜裏，晚上七點鍾就去，中間吃一頓夜飯，直要弄到十二點鍾以後。列席的除我以外，便是張石川、鄭正秋兩人，那時明星公司還沒有請什麽導演，後來洪深來了，洪深是必然列席的。我的《空穀蘭》是張石川導演的，石川是寧波人，好像是明星公司的東家，其實是間接的。他是上海一位資產家經潤三的外甥，曾經與黃楚九最先開辦新世界遊藝場的。後來經潤三故世了，他的太太成為富孀，但也頗賞識張石川這個外甥，所以明星公司的資本，大都出自經家的。張石川雖非文化階級中人，卻是有點技術，不免有點霸氣，但對於我是極客氣的。
再說，我不是為了做“字幕”，夜裏到明星公司去的，後來在白天我也有時去了。去了就在鄭正秋那個煙榻上一橫，便談天說地起來。鄭正秋是有槍（鴉片煙槍）階級，而且是超級的。人家吸鴉片以錢計，他可能以兩計，除了白飯以外，便是黑飯。所以明星公司那張煙榻，便是他的寶座，這一隻煙燈，真是一粒明星，他是與它相依為命的。
因此我在明星公司，也認識了許多演員，也認識了幾位明星，也還有不少電影界以外的朋友。
《空穀蘭》中有一場外景，張石川主張到杭州西湖去攝影，他說：“電影不比戲劇，戲劇隻是局促在舞台上，所以都是內景。電影與其在攝影場裏造房子、搭布景，不如到外麵適應的地方，多拍外景為宜。”這話是對的，況且上海有許多人，從未到過杭州西湖的，將來可以使觀眾開開眼，這也是上海人所謂的“噱頭”。石川也來邀我同去，我也去了，同時演員、明星，一共恐有二十多人。他們先派人到杭州西湖去雇好一條船，那是一條大船，有艙有篷的，比了蘇州的那些畫舫，還要大些。又在湖濱旅館去定了好幾個房間，演員中確有多人未曾到過杭州，便是楊耐梅、張織雲也不曾作過湖上之遊呀！所以這一回大家興高采烈，經過三天兩夜，外景拍成，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