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上海租界內，綁票路劫之案，真個是沒有虛日。綁票是對於大資產階級，路劫是對於小資產階級，我曾被路劫過三次，想他們對我視為小資產階級的了。再說，那種路劫行為的人，專剝去行路人身上的衣服，上海白相人的行語，叫作“剝豬玀”，我曾三次被剝，又得了這豬玀的雅號，真令人啼笑皆非。這種事，在當時覺得有些驚恐、惱怒；如今想起來，還覺得有些滑稽可笑。
我已不記得哪一年，也不記得是何月何日，總之那個時候是冬天。我家住在鄰近北火車站的愛而近路，每夜從望平街報館裏回去的時候，總要午夜兩點鍾，看過報紙的大樣後，方才可以離開。從報館裏回到家中，自南而北，要經過一條極狹的路，叫作唐家弄，這唐家弄雖然既狹且短，但橫路極多。某一夜，我報館裏事畢以後，即坐了人力車回家，車子剛到唐家弄中段，便有兩人從橫路裏竄出，攔住車子，一人抽出手槍，向人力車夫背上抵住，人力車夫隻得把車子停下來了。然後他把手槍移向我，叫我走下車子來。另一個，便動手剝我身上那件皮大衣。持槍的人說道：“喂；朋友！識相點！”那位剝大衣的朋友呢，把我背後的領口一拉，兩袖一翻，輕輕巧巧的已到了他的手中。我手無縛雞之力，何能抗拒。他剝了我的大衣，就向他自己身上一披，兩個人便揚長去了。那個人力車夫呆立著問道：“先生！怎麽辦呢？”我說：“有怎麽辦！你拉我到那邊的巡捕房報案就是了。”
那個車夫很膽怯，說：“不要被巡捕房關起來嗎？”我說：“放心！這與你無關。”原來一出唐家弄，就是一個捕房，這個叫作匯司捕房，從唐家弄一直到我家所住的愛而近路，這一帶區域，都歸它管理的。這個捕房的督察長（督察長就是探長，法租界三大亨之一黃金榮，也就是督察長出身），叫作陸連奎（此人於上海淪陷於敵偽時期，被人暗殺的），我也認識他。到捕房裏，照例問了一問，記錄下來，他們說：“這種案子太多了，每夜各捕房來報案的，平均總有五六起。”又喝問拉我的人力車夫道：“你認得那兩個人嗎？”嚇得車夫瑟瑟抖，我連忙說道：“不！這個車夫，車子常停在我們報館門口，我和他很熟的。”捕房裏的人說道：“你不知道這班做案的人常常與車夫串通的。”
雖然報了案，我知道失物複得，那是渺茫的事，隻好自歎晦氣。三天以後，我在報館裏，接到一封信，上寫了我姓名，是本地寄來的，沒有寄信人的姓名，隻寫了“內詳”兩字。啟封，先發現一張當票，此外是一張八行書的信箋。信寫得很客氣，開頭是“某某老夫子大人鈞鑒”，其下的許多話，大概是說前夜的冒犯尊駕，實在處身困境，不得已而為之。還說，他曾當過革命軍，被裁撤了，一家數口，無以為生。最後說：“知道你少爺出洋留學，將來如何發達，祝頌公侯萬代”雲雲。下署的名是“革命遇難人”。
最初，我很納悶，他怎麽知道我的姓名？怎麽知道我在時報館而把信寄來？及至看到“少爺出洋留學”的話，方才省起有一封我的兒子在德國寄來的信，是寄到報館裏的，我留在皮大衣的裏袋內的，被他搜得了，憑了這封信，寄還了當票給我了。信雖寫得不倫不類，但通篇倒沒有一個別字，字跡也比較還工整，為了“鈞鑒”兩字，我真要相信他是當過革命軍的，而且把當票寄回我還算是“強盜發善心”呢。後與朋友談起，他們說：“你別上他們的當吧？知道你是報館裏的人，高談革命，他也就戴上一頂革命帽子，上海灘上許多流氓，都自稱為革命人物。至於把當票寄回你，你要知道這些賊骨頭，向來偷盜人家的衣物，上了當鋪，概不取贖的，錢財到手，當票扯碎，那種笨賊，留著這當票，樂得寄回你，使你自贖，也可以銷案了。”
這件皮大衣，在當票上當了四十元，我便把那封信以及當票，交給了匯司捕房。當票請他們代為取贖，交給他們四十元，因為由捕房去領贓，不要利息的這一件案子，我損失的四十元，總算是結束了。
誰知過不到一個月，我在深夜坐了人力車，又經過唐家弄，又從橫街裏竄出兩個人，攔住車子，抽出手槍對著我。我這時已有了經驗了，不必他說“識相點”，而我已早識相了，我便乖乖地自己脫了下這件皮大衣，不必他們動手了。他也照常向他身上一披，疾馳而去。好似我和他合作，身手快捷，恐不到三分鍾。我疑心這兩個人，就是稱呼我為“老夫子”而祝我“公侯萬代”的人，不過那裏燈昏月黑，視線不明，我也未能認識真切呢。
立刻又到匯司捕房，陸連奎正在捕房裏，笑道：“你先生又來了。”記錄以後，他說：“唐家弄常常出事，你何必一定要走唐家弄呢。”我告以從報館裏回家，唐家弄是必經之路，有此近路，黃包車夫怎肯舍近路走而兜遠路呢？我又責問他們道：“你們既知唐家弄常常出事，為什麽不多派幾個巡捕在唐家弄巡緝呢？”他也沒有答複我。既而又說道：“他們的那些手槍，都是假的，你不如在我們這裏領一隻真手槍，以為防身之用，你們報館裏的主筆先生有此資格的，連同槍照、注冊等等，也不用花多少錢。你如果不會放手槍，我們可以教你。隻要放在大衣裏，你掏出真手槍來，那嚇得假手槍連忙逃走了。”
我想：我是來報案，他卻在拉生意了。原來那時租界裏，凡是有高等職業的人（他們稱之為“體麵商人”），都可備有手槍，以為防盜之用，或是向外國軍火商購取，或是向租界工部局申領，可都要領有執照，印有號碼，以備可以隨時稽查。除了那手槍的價值之外，也還有一些費用。但是我當時便謝絕了他，我說：“謝謝你，我不要手槍。”
我的所以不要手槍，有三個原因：第一，他們說那班路劫人用的是假手槍，我不敢相信，保不定也是真手槍。而我又是近視眼，手腕又不及他靈活，我剛掏出手槍而他卻先放了，這可怎麽辦？第二，我家裏小孩子多，這手槍藏在什麽地方呢？抽屜裏既不方便，衣袋裏又不妥，兒童好奇心重，取出來玩弄玩弄，那就要闖大禍了。第三，那就是我的過於天真的脾氣了，為人道主義著想，他不過剝我一件大衣，我的損失還有限，而他也罪不至死。我何必要用手槍殺他呢。因此三者，我決不要。陸連奎道：“好！那麽我給你查就是了，上一次是他們當去的，大概幾家典當裏一查，也就查出來了。”
果然不到一星期，匯司捕房來關照，說是大衣已是查出來了，在某一當鋪裏。上海的巡捕房與各當鋪都有聯係的，如何提取贓物，具有章程，認明了是失物，用不著當票，當票早被盜竊者毀棄了。還說是當了五十元，照當本贖取，不要利息。這件大衣，可笑是漲價了。好，五十元就五十元吧！天又冷，我與這件皮大衣已發生了深切戀愛的感情了。
據友人說：唐家弄的周圍，有好幾家賭窟，這些賭窟，都不是像法租界三大亨所組織的大賭場，隻是那班遊手好閑之輩，上海所謂“白相人”以及流氓、光棍等的巢窟。他們贏了錢，呼朋喚友，喝酒搞女人，胡鬧一陣；輸了錢，便當夜出去“做世界”“剝豬玀”，作為明日的賭本。有了賭窟，便有許多賭徒，賭徒多了，他們也便有組織，他們有他們的茶會，外行人不知道，警察們是總有些知道的。我又要談到在中國未有司法獨立，未有警察局以前，這些盜賊案子，都歸縣衙門處理，而縣衙門裏執行捕盜賊的，名之曰“捕快”，所以有一句通行的俗語，叫作“捕快賊出身。”以此推斷，巡捕房裏的人，和他們有些聯絡，也不足為怪的。據說，有些人如果知道他們茶會，熟識他們的門徑，原物便可以取還，不過也花一點錢。現在巡捕房說，在某當鋪，要五十元方可贖出，我也不去問他在哪一當鋪，付出大衍之數，物歸原主了。
我為了陸連奎問我，何以必走唐家弄，可知他也是知道唐家弄是個不安靖的地方，被剝的豬玀，不止我一人。我想：就不走唐家弄吧，寧可兜一個圈子，不走北浙江路，便走北河南路，加一點錢給人力車夫，不成問題。誰知還不到一個月，又遇到賊人了，在北河南路的小菜場旁邊，又竄出了兩人，攔住去路，用他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槍，在車夫背上敲了一下，車夫隻得把車子停下來。可是這一回他們凶狠了，不但剝去我的大衣，連我袍子裏的一隻金表也摸了去。他們是還想剝我袍子的，幸而救星來了，遠遠的燈光一閃，有一輛汽車飛馳而來，他們便急急忙忙披上我的大衣逃了。
從此以後，我這件皮大衣，便“黃鶴一去不複返”了。我雖也報告捕房，捕房也不會為我查得原物，其時好像是在齊盧戰爭時代，租界裏也防務吃緊，他們不注意於此小事了。吾妻還為我解嘲道：“這件大衣，即使能完璧歸趙，也不要再穿它了。”我問：“為什麽呢？”她說：“這件大衣被劫取後，即披上賊身，已三次了，多少有點賊氣了。”我大笑。原來這件大衣，原是我太太給我設法購得的。我本來有件駝絨裏的大衣，已敝舊不堪，太太憐我深夜衝寒歸，欲為我製一襲皮大衣。因為當時流行這種狐皮大衣，我們許多親朋，都有此一襲。但一襲狐皮大衣，價可二百元，我嫌其太貴。太太說：“我有辦法。”因為我家親戚在上海開典當的兩家，每年有兩次，將絕當的貴重衣服，劃交大衣莊，名曰“劃包”，在劃包的時候，典當的主人或親友，可以照劃價提取，她就預托其主者，代為留意。至時，我便在十餘件皮大衣中，選取了一件，最為配身。雖是半新舊的，而狐貉深厚，識者謂是猞猁孫，獺皮領亦佳，為值僅百元，雖在嚴寒風雪中，禦之溫暖如春也。
此金表我亦愛之，用之十年，從未修理，不爽時刻。為愛而近廠所製，表殼裏麵有西文牌號，我以其與我所居住之愛而近路名詞相同，頗以為巧。有一天，狄平子到我家來訪問，適我不在家，他在我書桌上，寫了一句道：“愛而路近天涯遠。”（此“而”字可作“爾”解。）我自失表後，便續了一句道：“一日思君十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