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事業，是站於是非得失之林的，雖然譽之者說什麽無冕帝王，三千毛瑟；亦自詡為不畏強暴，有聞必錄。但闖起禍來，卻是很大的，在中國，先是有在上海發生的《蘇報》案，使到章炳麟、鄒容的吃官司，後又有邵飄萍、林白水在北京罹殺身之禍，這種文字獄可不小呀；但是在我進入上海的新聞界時期所謂《申》《新》《時》三大報紙的老板，都是小心謹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禍。專製政府雖痛恨報紙，而不庸諱言，報館亦恃租界為護符，對方洋人也不敢得罪，不過大毛病雖是沒有，小糾紛總是有的。我偶然想起幾件事，且為述之：
有一次，我們《時報》的杭州訪員，寄來一封通訊，報告杭州出了一件井中放毒案，其詞甚長，那個訪員筆下也還通順，我就發在地方新聞的第一段。誰知過了三天，我友楊補塘（蔭杭）寫了一封長有十餘張信箋的信來責備我。原來他正在杭州做高等審判廳長，這井中下毒案，官司正打得急鼓密鑼的當兒，忽然《時報》登出這一封通訊，語多歪曲，杭州人又都看《時報》的，於他的判決很多掣肘。他信中說：“你應該知道在官司沒有結案之前，報紙上不該瞎加批評的。”他這樣的譴責我，我可俯首無詞呀！但楊補塘這位朋友，我一向是尊敬他的。他是日本早稻田的學生，學法政的。和雷繼興、楊翼之等，都是同學。為人嚴正，同學們戲呼他為“無錫孔聖人”（他是無錫人）。回國以後即入司法界，在辛亥革命，洪憲失敗，段祺瑞執政的時候，他是北京的檢察總監。是否這個名稱不記得了，總之執行檢舉罪犯人的，那就有這一職司。講到那裏，楊補塘的故事來了。
原來北京那時有一種私娼，和前門外八大胡同的公娼是分道而馳的。在東城有一家私娼，叫作什麽金八奶奶的，生涯鼎盛，這都是一般現任官僚所照顧的，因為他們不能彰明較著地到八大胡同去，隻能到這些地方去吃酒打牌。那時老段執政，他的部下有所謂安福係者，大約金八奶奶那裏，安福係出入的人最多。但是私娼是北京明令禁止的，檢察總監是檢舉違法犯罪的人，金八奶奶那裏人言嘖嘖，楊補塘早有所聞，那天晚上，帶了法警，親去捕捉，誰知捉了一大批都是安福係人，如朱深、曾毓秀等都是總長級，連一位規規矩矩矮子許世英也在內。於是許多高級機關裏的人都來說情，打招呼，他一概不買賬。說是：“我盡我職，明天解法院，聽候審判。”
還是幾位同學的好朋友勸了，說道：“何苦呢？得罪了許多人，像許俊人（世英的號），想也不是同流合汙的人，隻是被他們硬拖了去。解到法院，怕也是一丘之貉，他們樂得做好人，用不著審判，就放歸了。況且這又有什麽大罪名，不過行止有虧罷了。”楊補塘想想也不差，就讓他們用假姓名保出去了。不過他們想想，這個人留在京裏，總覺有些討厭，但是也扳不著什麽差頭，而且民望也好，總說他肯辦事。適巧浙江高等審判廳長需人，便把他派到杭州來了。以檢察而遷審判，似為升職，實在明升暗降。那是在軍閥時代。他後來厭棄了在中國做司法官兒，重到歐美遊學去了。（曾在《申報》上寫文章，筆名“老圃”。）
在晚年時，我常和他見麵，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到夕陽西下時，法國公園（後改名為複興公園）水邊林下，是我們談話之地。他的妹妹楊蔭榆，和他的脾氣一樣的固執。我告訴他：“蔭榆就任北京女子師範初來的時候，我和楊千裏，都在北京。蔭榆要請千裏擔任文學係什麽（因蔭榆在務本女塾時，千裏是她的教師），千裏自己不就，卻移禍江東，把我介紹給她，以致蔭榆到了我旅館兩次，極力勸駕。試想我哪有資格，在北京女師範教書，極力再三辭謝，而已經被魯迅在《語絲》上罵了。”補塘說：“當時我極力勸蔭榆不要到北京去，她在美國教書，豈不很好，她是愛國心熱，說：‘人是總要回祖國的，我不知現在中國的女孩子進步如何，也得回去看看。’她如此堅持，我還有何話可說，不想真是碰了一個大釘子回來。”
楊蔭榆從北京回來以後，在蘇州設立了一個私家女學校，從學的不過十餘人，都是高級女生。她是一個老處女，沒有嫁人的。補塘一家，卻仍住在上海。那個時候，已在日寇侵襲時期了，蔭榆在蘇州一家鄰居，為日寇所強占，蔭榆仗義執言，說她可以向日本領事館去代他們控訴，因為她留學日本多年，可以說日語。老遠地跑到盤門外青陽地日本領事館，向之責問，領事很客氣，說定要查辦。回來走到高吳門橋上，誰知有人躡其後，一個日兵，一腳把她踢下吳門橋死了。越數日我在公園又遇見補塘，他對我隻說了四個字：“我的阿妹……”已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了。
我原本是寫《時報》雜事糾紛的，先想到杭州井中放毒案涉及楊補塘寫信與我的事。忽然把楊氏兄妹的事，敘述一番，去題千裏，真是跑野馬了。言歸正傳，我且說得了補塘的信後，便寫一封抱歉回信，承認訪稿是我發的，現在可怎麽辦呢？過了幾天，得他回信，他說：“案已判決了，報上也不必再談了。照例，案子未判決以前，我也不應該寫信與你辯論是非的，因為我們是老友，對你有違言，想能原諒的。”
這一小糾紛結束了，再說另一糾紛，這一個糾紛，來勢很凶險，但不及一小時，也解決了。
有一天，有兩個軍士模樣的人，闖進了報館來，到會客室中，把一隻手槍，向桌子一碰，對報館裏的茶房（仆役）道：“喊你們主筆出來！”茶房戰戰兢兢到主筆房報告，說：“他們有手槍。”那時幾位主筆都不在館中，隻有我一人在那裏，聽說他們有手槍，我倒有點兒吃閃，真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無緣無故地吃了顆衛生丸，到了陰間，遇到了我家祖先的孝肅公，問你小子是怎麽來的？我也回答不出。說是不敢見他們吧，我也還有點自尊心，不服氣，難道就被一柄手槍嚇倒了嗎？
那時我便吩咐茶房向他們說：“你們掏出手槍來，我們主筆便不肯出見，因為你們有手槍，我們主筆沒有手槍。”茶房去說了，回報我道：“手槍已收起來了。”我那時便去會見他們兩人。
這兩人是從江西來的，一個年紀較輕，大約不滿三十歲，就是掏出手槍來的人；一個年長，約摸有五十多歲了。年輕的掏出一張破破爛爛的舊《時報》來，在一段新聞上，抹上了一個框子，我知道又是地方新聞出毛病了。他問道：“你們這新聞是哪裏來的？”我說：“我們報館有訪員，是訪員寄來的。”他說：“這訪員姓甚名誰？住在哪裏，亂造謠言，我要辦他。”我說：“對不起，報館裏的規矩，不能把自己的訪員隨便告訴人的。”那時候，這個年長的發言道：“那末假使訪員報告一件不確實的事，報上登出來，報館也不負責任嗎？”我覺得這年長的話，就和緩得多了，我說：“報館是公正的，如果是不確實，你們可來函更正。”年長的道：“應該由你們報館自行更正。”我說：“這也是可以的，但我們究不告知訪員的來稿是否確實，須得寫信去調查，就得多費時日了。”那年輕的跳起來道：“咱們等不及，也不要你們調查，咱們有辦法。”我知道這是他的落場勢了。
臨行，我還警告他們：“你們剛才掏出手槍來的舉動是不對的。要知道這裏是租界，如有人身邊藏有手槍，在馬路上行走，便拉到巡捕房去了，你們要小心。”我這話雖然有些調侃他們，實在也是實話呀！後來寫信問問南昌訪員，說是什麽麻煩也沒有。大約他們也不是專為這新聞而到上海來的，《時報》所登，還是兩月前的事，路經上海，用手槍嚇嚇報館裏的人罷了。
這兩件都屬於地方新聞上的事，還有兩件，乃是《小時報》上闖的禍了。不是說過《小時報》上有一種“特約馬路電”嗎？與特約路透電隻差一個字，這也是花邊新聞，但僅限於本地風光，那已在劉香亭編輯《小時報》的時代了。當時設計《小時報》的當兒，原是說要做到雅俗共賞，人家稱賞《小時報》，也說它能做到雅俗共賞，不似那《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的那種副刊，專載論道講學的大文章的，這次出毛病，也是一雅一俗，可算得是雅俗共賞了。
有一天晚上，有位某大學某教授（我這裏不想記出學校及教授的名字），他到報館裏來，指名要見我。我看了他的名片，聞名而未曾見麵，既然他來見訪，必有所事，隻得出來見他了。寒暄已畢，他談到：“你們辦的《小時報》，很有興趣呀。”我笑說：“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他說：“都是外來的投稿嗎？”我說：“是的。”他說：“像那種特約馬路電之類，也有稿費嗎？”我說：“那是微乎其微的，規定了兩角至兩元。”我暗想難道一位大教授也想在《小時報》投稿嗎？但見他在胸前西裝衣袋裏，取出一本小記事簿，又取出一張小字條兒，是報紙上剪下來的，我知道這事情便有些不妙了。
原來這一個紙條兒，便是特約馬路電，上刊著：“某大學教授女公子，素有校花之譽，近已與同學某君，戀愛成熟，即將結婚，令人豔羨不已。”下麵的署名是“蕭郎”二字。某教授問道：“像這樣一個特約馬路電，也隻值兩角錢嗎？”我這時已麵紅耳赤，說：“這是不該登的，這來稿雖不是我發的，我也應當負責。”我那時便極力道歉。他見我局促之狀，便道：“要是在歐美的報紙上，登出那種新聞，那是無所謂的，不過在中國，還是守著舊道德，以談人閨閫為戒的。”我隻得說：“是！是！”我想這個馬路電，已經登出來了，他此來意欲何為呢？
我說：“我們是很抱歉的，怎樣來一個補過之法呢？請先生見教。”他說：“女孩子們性情固執的多，她看見了這條新聞，心中很不快，她想知道這投稿人的真姓名是誰呢。”我當時一看到投稿人的署名是“蕭郎”兩字，便知道就是追求他的女兒而失戀的人，因為“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大家已是讀得爛熟的了，可是這也不便和那位教授說，但投稿人的真姓名，確是不知道。隻得以實相告，幸而這位教授先生，也不執意苛求，大概是他的那位的女兒，迫著他到報館來，他敷衍一陣走了。這一個馬路電，是劉香亭發的，我告訴香亭，以後要小心，往往不過幾十字，就惹出麻煩來了。
誰知在這兩三個月後，《小時報》又出毛病了。有一天，有三位歪戴了草帽，身穿黑色短衣，不三不四的人，闖進報館裏來。自稱探員（上海俗稱“包打聽”，又稱“包探”的），也要來打主筆。
問他們為了什麽事呢？原來也是馬路電出了事。一個探長（包打聽頭腦，美其名則曰“督察長”）死了，說他是患了“夾陰傷寒”死的（“夾陰傷寒”說是在**時受了風寒所致，中醫有此病名，西醫否認之）。那探長有一妻一妾，分居兩處，卻是死在小老婆那裏去，而這個大老婆是個悍婦，上海人所稱為“白相人嫂嫂”的，要打到小老婆那裏去。就是這一個新聞，我們這位劉香亭先生，大概覺得有趣味，發在馬路電去了，其實也可以算得裏巷瑣聞的。
這次我真膽怯不敢直接去見他們了，因為這班人是沒有靈性的，如果我貿貿然跑出去，他們不問情由，兜頭對你一個巴掌也是很難說的，我就犯不著吃這眼前虧呀。我想起我們報館營業部裏有位陳先生，他的綽號叫作陳天亮（因為他也是一位夜遊神，常常到天亮方才回去），和他們這班人有些聯絡，請他出去解圍。先告訴他，我們這裏的主筆還沒有來；再問問他，你們這回來找主筆，是什麽意思？是否要求更正？我們可以給你們更正；至於大老婆要打小老婆，此乃他們家庭的事，報館裏可管不著了。
他們最初是氣勢洶洶，後經陳天亮和他們稱兄道弟，嬉皮頑笑一番，也就緩和下來了。要說更正，如何的更正呢？所載的都是實事，據陳天亮說：這班都是包打聽夥計（上海巡捕房一個探員，手下可用若幹夥計的），要他們寫一個更正稿也寫不來的。這件事便這樣不了而了之了。這個馬路電，時常闖禍，本想取消了它，但也常常有很好特別的新聞，即如《閻瑞生謀殺王蓮英》，在上海社會新聞上是一個特別案子，當夜就有人打電話給《小時報》，到明天別家都無此新聞，而《時報》獨有呢！
以上都是新聞上的糾紛，就所能記憶的偶寫一二，其餘尚多，均已忘卻。更有一事，可惱而又可笑的，記之如下：
有一天，報館接到一張會審公堂的傳票，是控告時報館的經理狄楚青和主筆是我的。為了什麽事呢？說是我們的報上登載了非法的廣告。什麽是非法的廣告呢？原來是那種賣**的廣告，什麽“三鞭壯陽丸”呢，“大力種子丸”呢，名目也是繁多的。《時報》向來也是不登這類廣告的，不知如何廣告部不小心登出這類廣告來了。
這也不去管它，不過我們編輯部，從來不管廣告部事的，他們告經理是可以的，為什麽告起我來呢？我對於他們廣告部的事，不但不去問詢，連大樣也不看的，為什麽要帶累我吃官司呢？
問了楚青，他好像沒有什麽擔心，說：“吃官司就吃官司了，到那一天我雇一部馬車，到你家裏，同去新衙門就是了。”我道：“我其實與廣告無關，你去了，我可以不去的。”他笑道：“你不去嗎？臨審不到，他們明天就出拘票，來捉你了。”楚青好像是個老吃官司的來嚇我。我問是誰審判呢？他說：“一個外國人，大概是英國領事，一個中國人，便是關炯之。”我說：“關炯之不是我們極熟的人嗎？”楚青說：“那時候，他板起麵孔，不認得人了。”
說起關炯之，上海是無人不知的，他的原籍是湖北省，是前清一位舉人，捐了一個同知官職，到江蘇來候補，後來派到上海租界裏來做會審官。楚青本來和他極相熟的，據說兩人還是鄉榜同年，不過一個是湖北，一個是江蘇而已。他們兩人時常在宴會上相遇，嘻嘻哈哈一番。關炯之還會哼幾句京戲，有一次在電話裏唱給楚青聽。我由於楚青認識他，也認識他了，我住在愛而近路，下午坐了人力車到報館，他坐了馬車到新衙門（即會審公廨），在路上每次相遇，總是從車窗裏探出頭來和我招呼，現在竟要高坐堂皇審判我們了。
那天我和楚青，上午九點鍾就到浙江路這個會審公廨了。隻見裏麵擁擠許多人，也有小販、苦力、黃包車夫等等，都是吃官司的。這個地方，不像是個法院，卻見那個關老爺（上海一般“下級人”這樣叫他），和一個外國人，並肩據案坐著。他是不穿西服的，把一項軟胎的瓜皮小帽，放在桌子上。旁邊坐了幾個是否翻譯、書記之類，我們也弄不清楚。但對這個判決是爽快極了，也不詢問，也無須答辯，被告走到案前，旁邊一個書記模樣的人，隻說你罰幾塊錢，給他一張單子，便有一個穿製服的巡捕，陪他到繳款處，付了罰款就完事了。不過這些罰款，很為輕微，不過幾塊錢，但在那些小販、苦力、黃包車夫，即使罰他兩三塊錢，也是幾天生意白做呀！
輪到我們，也是一樣，既不訊問，也無須答辯，關炯之看也不看我們，“顧左右而言他”，和這個英領事，鬼頭鬼腦，不知說些什麽話。那個書記簽發下一張單子，說是每人罰十元，因為我們比那些小販“高級”，所以罰得要重些。楚青是帶了報館裏一位會計先生的，讓他去繳罰款，我們便坐了馬車回去了。
隨後，我們又把這個審判討論了一下，“為什麽問也不問，便這樣判決了呢？”楚青說：“來不及呀！他們早晚兩次，每次就有三四十件案子，你要訊問答辯，可要花多少時間。而且不問則已，一問就生出許多囉唆來，所以隻好打一個悶棍了。”我說：“難道沒有冤枉的嗎？”楚青道：“我想多半是冤枉的，幸而這隻不過違警罪，罰去兩三塊錢就算了。那些做小生意的，就怕你拖下去，他們是做一天，吃一天的，受了冤枉也就隻好吞下肚裏去了。”這種情形，不獨當時上海租界如此，“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凡是被侵略的什麽殖民地、租借地的居民都要受其荼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