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不下五六次，有時在天津也就停留下來。那時火車已通，從沒有乘過輪船。但最初的火車，還未能聯運，即如滬寧為一段，津浦又為一段。直到了聯運以後，從上海可以直達北京，這便可以從我住居的愛而近路慶祥裏踏出數十步，走進北火車站，登上火車，一直可以到北京東車站下車。名稱也改為京滬鐵路了，這是何等的便利呀！
到了北京，我總是住旅館，隻不過在邵飄萍家，住了也不到半個月。那時張岱杉先生也曾邀我住到他家裏去，那是一個大公館，排場極闊，仆役眾多，我總覺得不便，不如住旅館自由得多。在天津我也是住旅館，我為什麽有時到了天津便停留下來呢？因為在天津我也有許多朋友，我的老友錢芥塵，在那裏開了一家報館（報名我已忘卻），我也住過在他報館裏，幫過他筆墨上的忙，當時天津與北京，就像北伐以後的國民政府遷都後，上海對於南京，做了首都的一個屏藩。因兩處都有租界，那些貴官巨商，都似狡兔的在那裏營巢窟呢！
我有一次到北京，並不是住在飄萍家裏。這一次，從北京回上海的時候，在東車站已經上了火車，飄萍忽來送我。恰遇章行嚴夫人吳弱男女士，在我車廂隔鄰，其時行嚴在上海大病，夫人急往省視，因托飄萍打電報到上海去。這一回事，我在前章已經說過了。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火車卻已到了開行的時刻，站長挾了兩麵紅綠旗，走進月台來了，飄萍也就急忙忙跳下車去。誰知道一次火車送別，早有偵探跟在他的後麵，或者是防他搭著火車，離開北京。幸而飄萍很機警，就在送我的當天晚上，避到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去。
到了明天，不客氣地便到京報館來抓人了。飄萍當然未被抓去，卻把京報館的主編潘公弼捉了去，著他時交邵飄萍來，才可釋放。
寫到此，我還有一個閑筆，也得敘一敘：當飄萍送我匆匆下車時，把他一枝手杖，遺留在我車廂裏。及至發覺，他已在月台上，我即在車窗裏將手杖伸出去，但火車已蠕蠕動了。飄萍忙說：“不要了！不要了！那手杖送給你，作為一個紀念。”這話不過是一個戲言，這些小事，不足置意。我把這手杖帶到上海家裏，置諸壁角，我那時不用手杖，六十歲以後，漸漸用起手杖來了。也曾買了幾枝手杖，都不趁手，因覺放在壁角飄萍所贈的手杖，長短適中，提在手裏輕鬆，便取來用了。一直地用著，直到飄萍被害了，也是用著，有兩次在電影院裏遺失了，也還是失而複得地找回來。幾年來流離轉徙，一切書稿文物都散失，而獨此手杖，長隨我身，我今寫此稿時，這手杖尚植立壁間，當時飄萍說，給我作一個紀念，真是一種讖言呀！
我回上海，飄萍的那個遭遇，絕不知情。我還寫信到他那裏去，謝他車站送別，並告以章行嚴的病已痊愈。但沒有得到答複，這也是常事，“慣遲作答愛書來”，我們也常有此病，何況他是個忙人。遲之又久，在上海報上微露一點消息，說邵飄萍有被捕之說，已避入了東交民巷，至於為什麽被捕，哪一個機關要捕他，也沒有記載。以我推想，總是在他的通訊上出了毛病，因為人家關於政治上秘密，被你泄漏出去，那就有應得之罪了。我本想寫信給修慧，問問她的實際情形。既而一想不好，人而至於要被捕，必然檢查你的來往書信，未可冒昧從事。並且即使我知道了又怎麽樣呢？未能於他有益，所以想寫又擱筆了。
又過了一個多月光景，我在家中午飯以後，有人打電話來：“喂！你知道我是誰呀？”我一聽就聽出飄萍的聲音，我便問：“你怎麽到上海來的呀？幾時到的呀？現在住在哪裏呀？”一連串的問話。他說：“我剛剛到，第一個電話就打給你。我住在西藏路某一旅館某號房間（按：所雲西藏路某一旅館，不是遠東飯店，我已忘卻這旅館的名稱，那隻是一個中等旅館），你可以就來嗎？”我說：“我可以立刻來。”他說：“還有一事，我到此旅費已竭，你可以借給我一百塊錢嗎？如不便，少些也無妨。”我說：“可以！可以！”
我想，住這等中級的旅館，一百塊錢，可以供一星期之用呢。到了旅館裏，知他住在樓上，門口旅客牌上，卻寫的是趙先生，趙與邵音相近也。不去管它，推進他的房門，卻見另有一位年輕女子在座，飄萍連忙介紹道：“這是張小姐，我們一同從北京來的，她是無錫人，要回去望她的媽媽，我們作伴同來的。”這位張小姐，年約二十一歲，貌僅中姿，看她的態度一切，似為北京胡同中人。並且既是回無錫要看她的母親，為什麽經過無錫不下火車，一定要跟他到上海來呢？後來詢之果然，原來飄萍施金蟬脫殼計，在八大胡同裏，找到一位相識的，權為臨時夫婦，以掩偵者之目，那就是這位張小姐的內幕了。
至此我方知那天東車站送我，即有偵探跟隨其後，幸即發覺，遁入東交民巷，明日將潘公弼捕去，都是飄萍親口告我的。至於為什麽被捕呢？在我那時假想的不差，確是為了泄漏政府的政治機密。不過當時飄萍還不服氣，我記得這還是段祺瑞執政時代吧，飄萍說：“這些軍閥，鬼鬼祟祟，搗亂世界，設計害民，我偏要撕破他們的秘密。”但究竟是什麽一件事的秘密？在何處泄露了他們的秘密，飄萍沒有說得清楚，我也未便窮詰他了。人家說：飄萍的通訊機構，不獨為報館，也有個人的。那是我所未知。也有人說，飄萍對於日本的報紙，也擔任通訊的，我更不知道。不過那時中外通信，並不禁止，日本也有通訊社在中國，北京、天津、上海，還開有好幾家日本報社呢。
飄萍來了不到一星期，好像個人經濟上已有活動了，於是資遣了那位張小姐回無錫去，他也遷居於南京路一帶的高級旅館。最初湯修慧的來信，都寄到我家裏轉交的，後來他有了固定地址，就不必由我轉了。我曾問過他：“你既出走，而公弼又被拘留，這個京報館、通訊社，如何辦理呢？”他說：“這個不用憂慮，修慧自能料理。前天她來的信上說，公弼被拘，公弼太太屢次來吵，除了薪水照發外，還有公弼別的進款，也要我們擔任。當然是我移禍於他，據說現在也調停好了。現在我們先要把公弼保出來，修慧正在設法辦理此事。”我覺得在現代婦女中，如修慧其人，殊不可多得。
飄萍是性情高傲不可抑製的人，他什麽人都不買賬，但對於修慧卻有些吃閃。飄萍與修慧本非元配，他在金華是有糟糠之妻的，不過沒有讀書識字，深居內地，未免有些土氣。他自與修慧結合後，金華也就不回去，好像是離棄她的樣子。倒是修慧叫人把她從金華接到北京來，與之同居。又，修慧無所育，這元配太太，卻生了一個女孩子，玉雪可愛，修慧非常愛她，視如己生，這都是尋常婦女不可及處。我住在他們家裏的時候，有一天，兩人大吵嘴，也不知為了何事，我這個魯仲連，隻好作一個無理緒的排解，最後還是飄萍折服了。
更有奇妙可笑的事。飄萍好冶遊，加以他結交的，都是要人幕府所稱為智囊人物，可以探取得秘要新聞的人。那就花天酒地，無足為奇，而正於此間，可以在無意中得多少大好資料。於是逛胡同，叫條子，成為家常便飯。修慧不能禁止，便即說：“我也去！”飄萍笑說：“這如何可能呢？哪有帶著太太嫖堂子，吃花酒之理。況且滿桌子都是男客，而其中卻有女賓，似乎成為笑話。”修慧道：“誰敢說是笑話？我就要訓斥他們一頓。誰是定了這個法律？隻許男人吃花酒，不許女人吃花酒，你們還叫著男女平權，卻事事排斥女人。”飄萍無可如何，也隻得讓她同去。
到了胡同的院子裏，飄萍有許多朋友是認得修慧的真不敢笑話她，隻說：“邵太太也來了，歡迎！歡迎！”入席以後，大家都叫條子，她也叫條子。（叫條子，即如上海妓院中“叫局”，乃召妓侑酒之意。上海妓院印有局票，此間則用紅紙剪成紙條，寫所召妓名於上。）這個時候，北京正籌開國會，各省議員，雲集京師，而上海妓院主政，也派了豔名噪一時的紅姑娘，到北京來淘金，時人謂之“南花北植”。修慧就把上海最著名的姑娘叫來，她們不知征召者乃是一位女人。方錯愕間，修慧卻是一口吳語，先自招呼她們，說自己也從上海來，和她們稱道姊妹，一點不搭架子。於是這一班花界姊妹，大家稱讚邵太太不置。
但有一次，卻真鬧成一個笑話。要知道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是集體的，不似上海租界裏的妓院，是散處的。它那裏是每一妓院是一個大院落，裏麵有幾十個姑娘，至少也有十幾個姑娘，每一姑娘就有一房間，各有領域，未能侵越。
還有一個規矩，別一個院子裏的姑娘，不能平白無故到這個院子裏來，除非是客人叫條子，那是本院有好處的。再則是客人串門子，帶了別院的姑娘來，這個名稱，叫作“過班”。那一天，有人請客，飄萍和一二朋友，酒酣飯飽之餘，由這個院子，到別一個院子串門子去了，修慧也跟了去。北京這種妓院，也帶有一些官派，凡是客人踏進門去，便有一個人為之引導，問你找哪位姑娘，便引導那位姑娘房間去，這種人的名稱，叫作“跑廳”。這回修慧跟了飄萍來，那個跑廳瞎了眼睛，以為是帶了別院姑娘來了，大呼“過班”，被修慧順手一個耳刮子，打得那個跑廳鼠竄而逃。
此事非我親見，朋友告我一時傳為笑柄。據聞事後修慧亦深悔之，一個有知識的女子，出手打人，未免有失閨儀，因此也對於飄萍持放任主義，不再步步為營了。女子終是弱者，結果飄萍還是金屋藏嬌，自然是胡同中人物，及至飄萍死後，也就“蟬曳殘聲過別枝”了。
這些瑣事我不再述了，再說當時飄萍在上海一住就是三個多月，他在上海本來有朋友，加以我所識的朋友，他也認識了，如餘大雄、畢倚虹等等，並不寂寞寡歡。北京的事，由修慧給他奔走料理，呼籲疏通，不久，潘公弼也放出來了，他的事也漸漸地消釋了。北洋軍閥時代是瞬息千變，此長彼消，但看各方麵勢力如何。不過以修慧的賢能，我覺得飄萍實有些辜負了她。這次飄萍在上海，小有揮霍，所費也不貲，也不得不回北京去了。初到上海借我的百元，也沒有見還，想他已囊無餘資，或已忘卻。直至明年舊曆歲闌，忽由某銀行電匯我二百元，附語雲：“歲闌兄或有所需，貢此戔戔。”大似前清封疆大吏，致送北京窮翰林炭敬一般，他就是這樣狡獪弄人呢。
第二次要抓他的，便是他送命的那一次了。這個時候，我已幾年不到北京，連音問也久疏了。我的朋友在北京的也漸少，偶有人從北京來，傳說邵飄萍仍很活動，意氣飛揚，不可一世。而這時也正是軍閥們戰鬥紛亂的時代。所以我直到飄萍死後，綜合友朋所報告，略知其顛末。
據說第二次要抓他時，飄萍也早已有所覺察，也似第一次的避入東交民巷。但對方並沒有像第一次的到報館去捉人，那時潘公弼是否還在他的京報館，我可不知道了。
所以飄萍雖然有即將被捕的風聲，對方卻不露覺色，好似沒有這件事一般。但飄萍仍小心謹慎，躲在那裏不敢出來。遲之又久，一點沒有影響，覺這事已經鬆勁了。飄萍以思家心切，有幾次在深夜溜出來，到了家裏，他不但有大公館，還有小公館，東交民巷冷冷清清，淒淒切切，哪裏有家裏溫柔鄉之好呢？
有一天，他從東交民巷出來，遇到了這個倒黴鬼——夜壺張三、張漢舉（此人在北京，亦開一家報館，為軍閥們的走狗。夜壺張三這個綽號，是北京胡同裏姑娘所題贈的，說他口臭專說髒話也。這個人，後來為了女伶孟小冬事件，做了梅蘭芳的替死鬼，醜史甚多，茲不贅述）。張漢舉向飄萍道：“你早沒有事了，我深知道，何必再躲躲閃閃呢？”飄萍因為知道他常奔走於這些軍閥之門，常能刺探些消息，因此有些信他的話，而且好久以來，對方一點沒有什麽舉動，躲在東交民巷，要到何日為止呢？所以他放大了膽子，住到家裏來了。
誰知對方並未把這事放得輕鬆，張漢舉哪裏會知道這種事，隻不過他在自己瞎吹，以為他能在那裏參加機密，出來傲示於人罷了。飄萍從東交民巷出來，早有偵探追隨其後，經詳細偵察，確知飄萍那夜住在家中，便攔門捕捉，把飄萍押上囚車去了。那時候，北京的勢力，屬於奉派，張宗昌、張學良均在北京，軍政執法處是王琦，就是他奉命捉人的。飄萍捕去了，家人惶急，友朋們極力想法援救，但是無濟於事，當夜已在東刑場秘密槍決了。
有人問：“邵飄萍到底犯了什麽罪呢？”說是共產黨。問：“有什麽證據呢？”卻是沒有。那時候，這些凶殘的軍閥，不問捉到任何他所敵對的人、痛恨的人，給他一頂紅帽子戴，說是共產黨，也就完了。甚至於自己的姨太太，紅杏出牆有了外好，捉了這個男人來，也說是共產黨，槍斃了。但是飄萍究竟總有他們所視為犯罪的原因的，他隻是一個新聞記者，為什麽既無告發，又不審訊，便把他處死，這是否其中有不可告人的事，難於宣布呢？
據友人傳述，略可置信者有二事。一為泄漏軍事秘密，這件事，大家可以意想到的。在此爭權奪利的世界，以飄萍的職業，與他的大膽，即因此而把生命犧牲了，又何足怪。一為他雖然不是共產黨而與共產黨聯絡的，時人謂之“親共”，這也難於否認。因為飄萍當時交遊既廣泛，思想又激進，不知不覺的他們就目為“同路人”了。還有一說：飄萍近與馮玉祥甚為接近，玉祥是到過莫斯科的，更傳說馮玉祥與他有經濟關係的，凡此語言，都成為飄萍催命之符，這次罹禍，是否因此，亦難斷定。
再要問：北京那時是奉派的天下，張宗昌、張學良，都在北京，王琦不過是執行死刑的人，主動的究竟是誰呢？可是多數人說張宗昌，少數人說張學良。這也不難推想，張宗昌為了林白水醜詆潘複為腎囊，隻一句話便說：“斃了他！”簇新鮮的事兒，可以作為旁證，而況執行者又是那個劊子手王琦。至於張學良似乎不像張宗昌自稱老粗，綠林大學畢業，而比較有深謀的人。飄萍出事後有許多平日擁護少帥的人，都為之分辯，但有一客雲：“為了疑心他奪權而殺了他的父執楊宇霆，又何惜乎這一個新聞記者呢？”飄萍死矣，至今還成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