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太監缺席了貪廉劇鬥，皇帝孤身一人對抗文官。
大禮議，一場看似無聊至極的嘴仗，其實暗藏著皇權與相權的堅決鬥爭。人類曆史上罕見的君臣對立出現在了大明的朝堂，導致官僚隊伍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內部撕裂。一個有資格代表明朝的著名貪官——嚴嵩就在這道比萬裏長城還要壯闊的裂痕中應運而生。
解鈴還需係鈴人，要鬥倒青詞宰相張璁，還得青詞更妙的夏言。要鬥倒青詞絕妙的嚴嵩和奸詐貪婪的嚴世蕃父子，既需要楊繼盛、沈煉的丹心報國，也得需徐階、高拱、李春芳一大批青詞高手忍辱負重。但另一邊陸炳、邵元節、陶仲文的花式腐敗又有誰能稍止？
海瑞，人類曆史上清正剛直的標誌性人物，他生在這個汙濁的亂世，如一柄利劍，刺破長長的黑幕，成為這個時代最閃耀的飾品。但裂痕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這個時代的裂痕堪稱五色斑斕，花樣百出，連海瑞最終都無法直麵，難道真的隻能訴診於李時珍，問問他對嘉隆萬三朝的這段慢性病史有何妙手良方？
6.1大禮議的超級裂痕
宇航界有一個傳說，從太空艙裏用肉眼看地球，可以看到兩個人工製品，一個是萬裏長城，一個是嘉靖朝君臣之間的裂痕。
這也是極具中國社會特色和明朝時代特征的政治現象，換個地方或者時代，這個皇帝早就死一百遍，甚至整個王朝都被推翻了。唯獨中華帝國大明王朝，出現這種君臣割裂反而是政治體係完全成熟穩定的標誌。但裂痕卻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恰如肌膚被割開後最容易感染。貪官打造自己的團隊，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官僚隊伍中製造裂痕，在對立矛盾中尋找可以拉攏的人，現在皇帝和群臣產生一道公共裂痕，慢性病毒從未遇到過這麽好的病灶。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在親征（確切地說是遊玩）途中突然駕崩，由於他沒有子嗣，連親弟弟都沒有，於是大明進入了一個長達37天沒有皇帝的共和期，暫由首相楊廷和主持工作。最後，朝廷經議定，按禮法應由興王朱厚溜繼位。現任興王是明孝宗的弟弟己故興獻王（朱祐杬，“奪門之變”前曾被傳聞可能會繼承景泰帝帝位）的兒子，朝廷議定將其過繼為明孝宗之子，以明孝宗次子的身份繼位，這樣就保證了大明的世係沒有發生偏移。但事實上朱厚溜駕崩後的廟號為明世宗，表明後人還是認為世係在他這裏發生了轉移。
其實這種情況在曆史上並不罕見，也不會引起太大爭議，但在宋朝產生了所謂的“濮議”。宋仁宗（趙禎）無嗣，其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繼位，既為宋英宗。宋英宗繼位後大臣們討論名分問題，司馬光、範純仁等認為英宗己經過繼為仁宗之子，宜以仁宗為皇考（己去世的父皇），以濮王為皇伯考（己去世的皇伯）。韓琦、歐陽修等則認為濮王是英宗的生父，這個事實不能改變，濮王應該稱皇考，並在廟堂中以先父的禮儀祭祀，宋仁宗則稱皇叔考，以先皇的禮儀祭祀。此事史稱“濮議”，大臣們分為兩派，爭論了一年半，最終韓琦、歐陽修一派獲勝，濮王稱皇考，三位堅持要求宋英宗稱濮王為皇伯考的禦史呂誨、呂大防、範純仁被貶出京。這種事表麵上不是天大的事，實際上蘊藏著一個非常本質性的問題——所謂中華帝國，到底一個公共管理體係，還是某一家一姓的私業？如果是私事，我愛認誰當爹是我自己的事兒，外人無權插手。但如果是一個公共管理體係，那就必須按公共秩序來辦，大家都有責任來維護，皇室之事無私事，都是公事。
明世宗的情況和宋英宗很類似，也存在親爹到底是皇考還是皇叔考的問題。但宋朝的“濮議”雖引起不小的波瀾，最終還算平穩解決，君臣也沒有大打出手。明世宗引發的“大禮議”卻曠日持久，無數宰相公卿、文武百官被杖責、罰俸甚至免官。文官隊伍本身也分成針鋒相對的兩派，爭得麵紅耳赤，最終造成整個高層的嚴重撕裂，明中後期的很多問題都是在這道巨大的傷口中孳生發育。
造成如此嚴重對立撕裂的契機是明世宗發現從選他當皇帝，到過繼改宗，再到一切政事，均是由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們包辦，自己除了在己經擬定好的詔書上簽字蓋章外，還要按規定動作像木偶一樣被支來使去，完成各種儀式。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不僅是公事，文官們對皇權的侵犯如此深入到皇帝的私事，這讓14歲的明世宗很難接受，更難理解，傳說中的皇帝真是這樣當的？
其實中國社會發展到明代，皇帝還真就是這樣當的，隻是有些少年不願麵對現實，於是展開了頑強的抗爭。這種抗爭往往以某個形式上的細節為出發點，實際上是在爭奪中確定誰說了算的問題，如果這種細節皇帝說了都不算，那大政方針就更不算了，所以這是皇權和相權的本質之爭。明世宗也曾一度想避免劇烈鬥爭，嚐試拉攏文官們，先加封首相楊廷和為左柱國（正一品勳官），楊廷和謝恩領旨。但接下來明世宗又賜禮部尚書毛澄黃金，卻被毛澄嚴詞拒絕，而且暴露了他在向文官行賄，想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明世宗次年又想加封楊廷和為太傅，之前百餘年內閣大學士最高加銜隻能到從一品少師，從無加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先例，這個賄賂不可謂不重，但也被楊廷和嚴詞拒絕。明世宗多次下詔為其父追贈徽號，均被內閣封還，年輕的明世宗被連續當眾打臉，勃然大怒，終於與文官們撕破臉，鬥爭從暗中博弈到了擺上桌麵。
明世宗發起這場鬥爭的首要節點就是楊廷和這個怪老頭。楊廷和雖然主持朝廷議定明世宗入繼大統，但明世宗沒有必要感恩戴德，因為選他完全是根據禮法並由廷議通過的，不是他楊廷和的恩賜，這和王莽、董卓找些小孩兒來當皇帝完全不一樣。這就是中華帝國也是中國社會進入宋明階段後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特征——皇帝以科舉選拔官員，官員以禮法確定皇帝。君臣都是通過很客觀的公開程序選人，主觀上沒有什麽恩情可言，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扮演好各自的公共角色即可，沒有私情可循。
楊廷和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入閣，正德七年（1512年）李東陽退休後，楊廷和晉升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十年至十二年（1515?1517年）因父喪回家丁憂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起繼續擔任首輔至今。明武宗駕崩後，楊廷和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主持朝政37日，鏟除了江彬等一眾奸佞，又牽頭議定了興王入繼大統，可見其在明廷之威望超然，堪稱是明中後期內閣製度成熟後相權的一個集中體現。但現在明世宗就是要勇敢地麵對這座高峰，為皇帝把權力爭回來！
楊廷和、毛澄等朝臣安排明世宗改宗，一係列的詔冊措辭不可能沒有一點漏洞，明世宗就此發起了論戰。不過明世宗勢單力孤，學識水平也遠遠不及一大幫進士，剛開始處於嚴重下風。然而就和宋朝的“濮議”一樣，文官也並非清一色讚成楊廷和的觀點，見皇帝如此不屈，也有一些人站在了皇帝這邊。但這其中跳得最厲害的幾個卻未必都是堅持真理，更有可能是瞅準了機會，站到皇帝一邊，以期未來得到皇帝的寵幸。
這類人以新科進士張璁為首。張璁的人生也頗為勵誌，他很小就有才名，很年輕就考中舉人，但連續七次會試都名落孫山，本來張璁己經準備放棄進士夢，以舉人出身去謁選州縣官（一般可以當縣裏的局長），但禦史蕭鳴鳳卻通過星相算命，對他說：“從現在起，三年成進士，又三年會突然大貴！”這有點像蘇格蘭王子羅伯特?布魯斯（RobertBruce）看見蜘蛛第八次結網的故事，張璁打起精神參加了第八次會試，果然高中二甲，己經四十七歲了。稍微有點遺憾的是，張璁沒有考選庶吉士，但一個更好的機會擺在他麵前——皇帝剛登基就和群臣鬧翻，而且勢單力孤，身邊沒有一個人，那我現在趕緊站到他那邊，不就成了他的頭號親隨了嗎？
張璁精心炮製了一篇奏疏，論證了父母是人間最大的倫常，不能說當了皇帝就不認爹娘，明世宗的情況和漢哀帝（劉欣）、宋英宗並不完全相同，楊廷和刻舟求劍，實則是在黨同伐異！至於明世宗還健在的生母興獻王後蔣氏，雖然沒有當過皇後（甚至皇妃），但既然是現任皇帝的親媽，也可以冊為太後，排在昭聖慈壽皇太後（明孝宗皇後）之後，稱“本生母章聖皇太後”。最重要的是，張璁敏銳地指出了楊廷和一個根本破綻——在明武宗的遺詔（實為明武宗駕崩後楊廷和代擬）中，說明了是由興王朱厚溜繼位，沒說是皇太子朱厚溜。楊廷和先迎取興王到京師，再冊立為皇太子，再以皇太子身份繼位的做法與其自身的說法就自相矛盾。即便拋開言辭細節，楊廷和這幫人以漢哀帝和宋英宗為理論依據，但漢哀帝和宋英宗都是漢成帝（劉驁）和宋仁宗在世時就把他們過繼為子，以皇太子身份養育多年後才正當繼位。現在明孝宗都駕崩十幾年了，楊廷和這幫人代他做主，給他過繼一個兒子，再冊立為皇太子，這於常理也說不通。所以明世宗就是以明武宗弟弟的身份繼承了皇位，與父母輩無關。
張璁此文有理有節，連賦閑在家的楊一清都說：“就算是聖人活過來，也駁不倒他！”其實不需要活過來，當時碰巧有一位在世的聖人——王陽明。王陽明也表示非常欣賞張璁的議論（這可能與王陽明跟楊廷和關係不佳有關）。張璁說出了明世宗的心裏話，讓他非常感動。這一下子可把一眾文官給打懵了，他們本來以為文官隊伍是鐵板一塊，這下出了個叛徒？大家紛紛痛罵張璁背德無恥，不遵公議，卻去阿附皇帝。張璁作為新科進士，尚未正式授官，剛冒頭就被認定為天下公敵，所以後來被文官階層視為一代巨奸。
明世宗根據張璁的建議，著手奉迎生母入京的儀式，他堅持要以皇太後的禮儀入京，文官們則堅持要以王後的禮儀。明世宗生母蔣氏己經到了通州，聽說朝廷就她入京的禮儀僵持不下，隻好在通州暫駐。明世宗聽說了，終於忍不住爆發出來，淚如雨下，大哭說這個皇帝小子我不當了，回去繼續當藩王算了。朝臣們沒想到這個14歲的少年如此決絕，最後隻好讓步，以皇太後禮奉迎蔣氏入京。之後明世宗和文官們達成了妥協，同意尊明孝宗為皇考，生父為“本生父興獻帝”。雖不是皇考，但避免了成為皇叔，而且也得到了一個帝號。但是張璁卻因犯了眾怒而被犧牲，進士實習期滿就任南京刑部主事，這算是二甲進士初授官的下限，關鍵是被逐離了北京權力核心。
之後，又陸續有人站在了明世宗一邊，右副都禦史席書、禮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紛紛撰文為明世宗張目，尤其是王陽明弟子方獻夫提出“繼統不繼嗣”的理論，極大扭轉了形勢。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召張璁、桂萼回北京，兩人一回京就發表了七篇論文。文官們知道這兩個大敵回來，還敢大肆發文，不禁咬牙切齒，有傳聞說文官們準備以當年打死王振黨羽馬順的格式，於上朝時在左順門徒手打死他倆！張璁、桂萼嚇得不輕，在武定侯郭勳（開國名將郭英之後）家躲了好幾天才敢出門，明世宗特旨授他們為翰林學士，也不敢接受。不過風頭過後，張璁、桂萼等約群臣當廷辯論，竟然舌戰群儒，不落下風。麵對這個形勢，楊廷和非常憂慮，拿出宰相要挾皇帝的慣用伎倆——以辭職作威脅。誰知明世宗不認明武宗是親哥，但他當年就坡下驢逐走劉健、謝遷的招式卻學了去——準奏！楊廷和大怒：“你小子耍賴！你當初威脅退位我們就怕了，現在我威脅要辭職你怎麽就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你怎麽的！門衛，下次不用放這個老頭兒進宮了！
楊廷和的去職標誌著雙方鬥爭進入一個新階段，明世宗、張璁一方己經明顯逆轉形勢。主管禮製的禮部是“大禮議”鬥爭的風暴眼，禮部尚書毛澄己於嘉靖二年（1523年）憤而辭職，三個月後氣病交加而死。朝廷召南京吏部尚書羅欽順接任，但羅欽順聲稱明世宗是想讓他去幹違禮之事，堅辭不任。這時吏部左侍郎汪俊挺身而出，主動表示願意接任禮部尚書，並為維護禮製與明世宗作堅決鬥爭！楊廷和去職後，文官一時群龍無首，新任禮部尚書汪俊約吏部尚書喬宇一道，率廷臣員力諫。明世宗大怒，切責喬宇、汪俊。之後明世宗開始大肆任免高官，這段時間人事非常混亂，出現大量被任命的尚書、學士拒不上任的情況，甚至內閣到底誰是首相都搞不清楚。最後明世宗詔己經退休的楊一清重回內閣，南京兵部尚書廖紀為吏部尚書，左副都禦史席書為禮部尚書。楊一清、廖紀在大禮議中表現為中間派，他們隻希望朝政能夠盡快安寧，四處調停。但所謂調停肯定是對皇帝比較有利的，中間派很容易傾向於皇帝一邊。至於席書就完全是明世宗一派的了，之後陸續接掌吏部、禮部的桂萼、方獻夫都是明確的“保皇派”。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在張璁、桂萼等人的積極策劃下，明世宗正式宣布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明孝宗為皇伯考。文官們見四年來的抗爭付之東流，非常痛心，大批朝臣自發匯集到金水橋南伏闕慟哭。明世宗大怒，將吏部稽勳員外郎馬理等143人逮入錦衣衛獄，審理後罰以廷杖，16人被當廷打死！不過這並沒有嚇退正直的文官們，反而激起了他們心中“文死諫，武死戰”的無邊正義感。明世宗將生父的神主奉入太廟，這明顯違背禮法，因為興獻王確實沒有當過皇帝，不能奉入太廟，兩個月內，連續兩任首相蔣冕、毛紀相繼辭職抗議（是真的辭職抗議，不是被騙走）。更壯烈的一幕發生在一大群低級文官身上，他們的代表人物正是著名文學家楊慎。
楊慎，字用修，號升瘁，楊廷和之子，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狀元，與解縉、徐渭一道被譽為“明代三大才子”，以宰相之子的身份考中狀元卻無任何人懷疑他作弊，可見其文名冠絕天下，無人不服。楊慎本來才名遠播，但由於其父在閣，反而影響了他的仕途，初授翰林修撰（法定的狀元初授官，從六品）後十三年未得升遷。從這點看，楊廷和、楊慎父子確實做到了身居高位就要避嫌，哪怕是作出重大犧牲，人品家風極其高尚。嘉靖三年，明世宗詔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楊慎率36名翰林官進言：“張璁、桂萼跟我們學術不同，現在陛下既然超擢他們，那說明要用他們那套學說，不用我們的程朱理學了，我們堅決不願與他們同列。”明世宗大怒，對他們罰俸處理，不過張璁、桂萼也確實被嚇倒，一時不敢到翰林院就職。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發生左順門血案，馬理等143人遭到杖責，其中16人被當廷打死。本來明世宗以為如此野蠻的行徑足以令人一時噤聲，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更激發了楊慎等人舍身報國的堅強信念。楊慎召集在京的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進士二百四十餘人，再赴闕前力辯。這些人現在大部分都是翰林、禦史、給事中、主事等六七品官，其實走到路上難免還是有人害怕，畢竟宋明五百年來都號稱不以言論殺士大夫，但這次突然當廷打死16人，可謂恐怖至極。看到有些同學麵露懼色，楊慎豪氣萬千道：“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眾人聽了不再畏懼，隨他到左順門大哭抗議。明世宗更怒，將他們全部逮入詔獄，處以廷杖，楊慎被打得“死而複蘇”。十天後，剛能起床的楊慎又約同年進士前往繼續抗辯，翰林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盤、張漢卿、張原，禦史王時柯響應，又遭杖責。這七君子被打得血肉模糊，楊慎、王元正、劉濟被貶官，其餘四人被削籍為民。楊慎被貶到雲南永昌衛（駐地在今雲南保山），此處離京師萬裏，但碰巧離楊慎的家鄉成都比較近，當地官吏對楊慎看管並不嚴，他時時可回成都居住。最後，楊氏父子均在家鄉過著閑雲野鶴的日子，直至終老。
到此，“大禮議”的**算是過去了，在這一連串劇烈鬥爭中，大多數文官表現得正直不屈，為維護禮法尊嚴敢於向最高皇權發起正麵抗爭，有很多甚至不惜獻出生命。這本質上是明世宗意圖奪回皇帝實權和文官們堅守公共秩序之間的一次劇烈鬥爭，有一些文官趁機站隊，希圖幸進，這其中個人收益最大的還得算張璁。
張璁盡管在“大禮議”之初受了點挫折，被排擠到南京，甚至明世宗詔其為翰林學士都被翰林官集體抵製。但隨著“大禮議”的形勢逆轉，張璁、桂萼等人都迎來了春天。明世宗嘉靖四年冬（嘉靖四年主要在1525年，但此時按陽曆算己在1526年），張璁任太子詹事兼翰林學士，主管宗廟一切禮儀。盡管首相費宏明確宣稱要抑製張璁，禦史言官也密集彈劾，但在明世宗的鼎力支持下，他還是很快升遷。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張璁晉升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晉左侍郎，代理都察院工作。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張璁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此時距蕭鳴鳳給張璁算命，鼓勵他再考一次正好六年。嘉靖七年（1528年）一月，張璁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六月就晉升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首相楊一清退休，張璁執掌內閣。嘉靖十三年（1534年）一月，張璁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官至極品。
除張璁外，桂萼、方獻夫等也相繼入閣，席書以武英殿大學士退休，霍韜雖中途一度得罪明世宗，最終仍得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保皇派”雖然受盡文官的攻忤，但都得到了很高待遇。其實收益更大的是一位勳臣，就是眾臣準備打死張璁、桂萼時保護了他們的武定侯郭勳。郭勳也充當了“保皇派”，大受寵幸，特命掌管禁軍，不斷加官至太師、翊國公。而且明世宗還特許郭勳組織編纂了《英烈傳》，大肆弘揚其祖郭英的豐功偉績，甚至宣稱當年正是郭英射死了陳友諒（朱元璋統一全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鄱陽湖大戰中流矢陣亡）。明世宗居然表示相信，提高了郭英的待遇。本來隻有徐達、常遇春等六位追封為郡王的勳臣有資格從祀太祖廟，現在特別把郭英也加進去。而且明世宗經常在不能親自主持祭祀時讓郭勳代為祭祀，這個光榮特權在明朝建立一百五十年來一般都是由徐達、常遇春的後代來執行，郭英實在是排不上號，現在郭勳真是光宗耀祖到了令各個勳貴家族都側目的地步。
不過郭勳仗著榮寵非凡，成了一個大貪官，到處侵占民田。更惡劣的是郭勳在京師開了一千多家店鋪，這不是當年皇店的翻版嗎？皇帝都把皇店革除了，你又來開你們家的店？給事中、禦史密集彈劾，但郭勳非常傲慢，毫不在意。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刑科都給事中高時彈劾郭勳貪縱不法十餘事，明世宗將郭勳逮入詔獄，羈押審查一年後死在獄中。
很多人把“大禮議”視為一場鬧劇，除了**階段力爭皇考、皇伯考的問題，其實多年後明世宗還在玩類似的遊戲，想把沒有當過皇後的祖母、母親都正名為皇太後，甚至想給沒當過皇帝的父親追贈一個“睿宗”廟號，享受太廟祭祀。其實“睿宗”這個廟號還真就是專門幹這事兒的，元睿宗（奇渥溫?孛兒隻斤?托雷）、金睿宗（完顏訛裏朵，漢名完顏宗輔、完顏宗堯）都是生前沒當過皇帝，兒子當了皇帝後追贈的。但這種情況在金、元不會引起任何爭議，正因為他們就是典型的部落私家政體，在大明這樣做就不合禮法了。明世宗為了這樣做也耍了不少花招，甚至為了在太廟裏騰個空位置，把太宗的廟號都改成了成祖，然後把仁宗移到後殿，宣宗到孝宗依次往前提一位，總算把“睿宗”的牌位塞到了孝宗之後、武宗之前。
其實這些所作所為不是明世宗執拗，更不是無聊，而是他在不斷地試探文官，到底能不能由他說了算的問題，隻是楊慎被流放後**就過了，明世宗也更富有鬥爭經驗，再鬥沒那麽劇烈罷了。這些作法造成了國家高層的嚴重撕裂，其實和劉瑾打造閹黨並無本質區別，甚至在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大禮議”造成的巨大裂痕比劉瑾閹黨不知嚴重多少倍，嘉靖、隆慶、萬曆朝近百年的曆史進程都籠罩在這道裂痕的血腥氣息之下。慢性病毒從未見過如此壯闊的裂痕，無比暢快地在一望無垠的撕裂血肉上尋找新的居所。這一次，它要轉變發展模式——空間太大了，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樣偷偷摸摸地擠在某個角落，大明的官場將成為我們策馬奔騰的莽原！
當然，還需要一說的是，盡管“大禮議”令人皺眉，充滿了負能量，但其實這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主角也並沒有你想的那麽沮喪，他和他的同僚們從來沒有為那場正義的鬥爭後悔過，也不曾為當時看來很不理想的結局而懊惱。因為他們用執著追求的不是一個結果，而是用壯麗的青春在黑暗的夜空中化作閃耀的星點，照耀曆史長河。他們己經做到了。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而就個人的人生而言，楊慎其實也不失敗。楊慎名義上被流放雲南，實際上大部分時間在成都老家奉養父母，同時鑽研學術。楊慎在經、史、詩、文、詞曲、音樂、金石、書畫、天文、地理、數學、生物、醫學方麵均大有所成，“明代三大才子”的說法主要是為了借解縉、楊慎抬高徐渭，相當於硬說奧尼爾和科比是雙核，實際上楊慎是當之無愧的明代第一大才子。當然他在哲學方麵的成就不敢與王陽明比肩，但其實他對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都作出了不少批判性的發展，也無愧為一代鴻儒。盡管作為一位才華橫溢的狀元，未能位列公卿確實有點遺憾，但他的人生依然是非常成功而偉大的。
和王陽明在極度險境中寫下《泛海》一樣，楊慎在晚年悟透人生時也寫下了這首著名的《臨江仙》（因被毛宗崗用作《三國演義》開篇詞而廣為人知），與全天下守望正義而被銘刻在曆史豐碑上的人們共勉：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6.2青詞宰相之神仙打架
張璁能夠得寵，首先是因為在“大禮議”中堅定地站在了明世宗一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寫青詞。
所謂青詞，是道教舉行齋醮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為駢偭體，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要求形式工整、文字華麗。比如著名“青詞宰相”袁煒的這首代表作：
洛水玄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
岐山丹鳳雙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很顯然，“青詞宰相”就是指一些靠寫青詞受寵，最終登閣拜相的人，張璁、夏言、顧鼎臣、嚴嵩、徐階、李春芳、郭樸、嚴訥、袁煒等一大批人都屬於這個行列。明世宗崇信道教，和他哥哥一樣，皇帝隻是他們的第二職業。明武宗的第一職業是威武大將軍朱壽，明世宗的第一職業則是煉丹術士。既然知道煉丹術士熱愛道教文化，向他邀寵自然就要找準這個方向。當然，寫青詞也是很有技術含量的，不比寫八股文簡單。文官們都是進士出身，自然都是頂尖的八股文高手，但未見得都會寫青詞。有人是不屑於鑽營此道，但從一些“詞臣”邀寵的過程來看，不同的人青詞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分的，而且差距還很大。
張璁最初以“大禮議”得寵，但此事逐漸淡化後，他能從好幾位“大禮議”功臣中脫穎而出，主要就是靠寫得一手青詞。張璁其實在曆史上有不少德政，其一就是前文所說劉瑾時代泛濫的皇莊、皇店，張璁入閣後牽頭進行了全麵清理革除；其二便是革除了太監擅權之弊。由於劉瑾擅權給人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世宗朝在張璁的牽頭下，重新強調了宦官不得幹政的紀律並嚴加實施。首先是各地和軍營中的鎮守太監、監槍太監一律革除；其次是勸說明世宗嚴厲告誡身邊的太監們老老實實做好服務員工作，不得幹政；東廠雖然保留，但行為收斂，不得擅自外出刺探案情。所以，終世宗一朝以及其後的穆宗朝半個多世紀，宦官之弊得到治理，這一係列舉動一度讓明世宗被誤認為是一位奮發有為的少年賢君。張璁也因為這一係列力壓太監的強力舉措，得以和文官極大地緩和了關係，但在青詞這件事上，他最終還是被定性為一個諂媚皇帝的讒臣，為文官們所鄙夷。
明世宗以青詞為標準，挑選寵臣，算得是權謀史上的一個創新。中華帝國早早地拋棄了世襲官製，龐大的文官係統是從普通公民中挑選人才來充任的。那從上億普通公民中挑選出這三千多人，標準是什麽？文官們自己的標準是讀書讀得好的就是好人，該當好官。明世宗偏偏要換個標準，寫青詞寫得好的才是好人，才該當好官——然後咱們看到底誰當官。
張璁還曾攛掇明世宗幹另一件大事——改進士獨大為三途並舉。所謂“三途”是指進士、舉人、歲貢三種入官的途徑。進士是頂尖學曆；舉人是次一級的學曆；歲貢則是地方每年向朝廷推薦人才，在魏文帝（曹丕）創立九品中正製後、隋唐科舉考試製度發軔之前是中國的主流選官方式。明代的科舉製度己經很成熟，也非常嚴格。三千多個重要職務必須由進士充任，主要包括京官、都布按三司主官、府州縣主官；舉人主要充任府州縣下設的中層幹部（大致相當於現代的局長）；歲貢生主要充任各級政府的低級文員。而且進士出身的官員被稱作“清官”其餘官員被稱作“濁官”這裏的“清官”不是和“貪官”相對應的概念，而是和“濁官”相對。所謂“輕清上騰，重濁下凝”清官在京官、地方主官這條上層路線流動晉升，濁官則在各級地方政府的中下層路線流動晉升，形成“清濁分流”其實就算是進士，如何任用也是由考試成績客觀決定的，一甲、二甲、三甲、庶吉士的任用方法皆有規製，不由任何人隨意支配。人事製度越嚴格、越客觀，就對企圖攬權的人越不利，因為這樣他們就無法自由安排“自己人”去占據重要官位。中華帝國自唐宋以來這種嚴格以考試成績決定仕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權力，避免任人唯親、結黨營私，現在張璁實際上是想放鬆這種束縛。
張璁最初作出這種嚐試是因為他初入閣時，諸多翰林官恥於與其為伍，不聽從號令，讓他根本無法開展工作。張璁大恨，吹毛求疵地找到他們各種紕漏，將二十餘名翰林官均貶出翰林院。但趕走這些人又怎麽辦呢？這些官位還是需要人來填呀，按規矩還是得進士，而且按理說還必須是一甲或者庶吉士，張璁根本找不到那麽多符合條件的人，就算找來一樣也不會聽他的話。翰林院、中書科倒是有很多低級文員似乎對張璁很恭敬，但他們又不符合條件，當不了翰林官。於是張璁省悟症結的關鍵，提出放寬限製，三途並舉，不一定隻有進士才能當這些官。張璁提出的理由當然冠冕堂皇，大致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之類的，隻要是好的人才就應該用到好的崗位上之類。但所謂“人才”這個標準怎麽確定？科舉考試本身是一個很客觀、公正的選拔方式，也是一道堅實的防火牆，嚴防著結黨營私者提拔“自己人”占據官位。張璁提倡以更寬鬆的規則選官，無非就是想繞開這道防火牆而己。曆史表明，張璁的這個企圖完全是失敗的，甚至激起嚴重反彈，明朝恰恰就是在嘉靖朝形成了愈發嚴格的選官製度，幸進之門愈發被堵死。
張璁想搞三途並舉，本質上是“大禮議”的一種延續，都是代表皇帝向文官（進士）這個群體要權。這種努力又歸於失敗後，明世宗專心玩起了他的青詞，他隻能從極為有限的進士中精挑細選出勉強能合他心意的人。
明世宗第一位寵臣是張璁，最初常讓張璁撰寫青詞，張璁的水平也不差，但既然明確了這是一條幸進之路，就更有高手不斷湧現。《明史》認為第一位“青詞宰相”是顧鼎臣，其實這種說法不太準確。顧鼎臣隻是“青詞宰相”中最先以青詞結交於明世宗的人，真正憑青詞受寵並最先入閣的首推夏言。
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醜科進士，明世宗登基時他正擔任兵科給事中。夏言沒有過多參與如火如荼的“大禮議”之爭，而是專心進言本職工作方麵的政務，並且表現優異，辦理了裁汰包括錦衣衛在內的三千二百員侍衛親軍冗員等大事。明世宗全麵清理皇莊時，夏言參加工作組，表現也很出色，除皇莊外還順帶清理出很多勳貴強占的民田，全部奪回歸還給人民。在這個過程中夏言得罪了不少勳貴，但他毫無畏懼，堅持原則，引起了上層的注意，晉升為兵科都給事中。夏言還指出現在人事檔案工作懈怠，孝宗朝有每個季度向禦前報告文武百官履曆的製度，現在廢弛了，建議恢複。明世宗接受建議，並調夏言任吏科都給事中。
夏言在“大禮議”最**時避開了這個熱點話題，並不表示他真的不感興趣，這隻是他的一種職場策略而己。當時正反兩派有楊廷和、張璁這樣的巨頭，年輕一輩中又有楊慎這座不太可能超越的高峰，夏言衝進去多半也隻能當炮灰，所以他選擇了避實就虛，讓你們先惡鬥。他另找了很多當時為人所忽視的方麵建言，反而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嶄露頭角後，夏言也開始插手禮製方麵的問題，這畢竟才是世宗朝的核心問題。碰巧張璁、霍韜等人在建祭壇方麵與明世宗發生了一點小分歧，夏言趁機進言，支持明世宗最初的動議。張璁、霍韜等大怒，心想我們因“大禮議”受寵，你一個小小的七品諫官有資格插嘴？未料這次明世宗站在夏言這邊，痛斥兩位舊寵，甚至將霍韜下獄。夏言從此成為新寵，被委以建設祭壇方麵的重任。
張璁自認為是“大禮議”的勝者，非常傲慢，入閣後對百官頤指氣使，無人敢與其相抗。沒想到突然冒出來個夏言，讓他非常惱火。他更沒想到的是夏言攻擊力非常強，而且似乎比他更得明世宗心意，之前隻是深藏不露罷了。夏言連續彈劾張璁、方獻夫，句句切中要害，二人無以為辯，隻好請辭。夏言一戰成名，後來又經常攻擊張璁、方獻夫、霍韜等。這其中的奧秘就在於夏言不但占據道義，青詞水平也比張璁還要高一個檔次，他寫的奏疏也是充滿道教文化色彩，讓明世宗看了愛不釋卷，所以在辯論中占盡上風。明世宗愈發寵愛夏言，超擢其為侍讀學士，嘉靖十年（1531年）擢太子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學士（翰林院多位翰林學士中實際執掌院事的一位）。
當然夏言也不是完全沒有漏洞，就在此時他被牽涉進一粧大案。行人司正（負責頒詔的部門行人司的長官，正七品）薛侃上疏討論立儲問題，建議明世宗現在還沒有兒子，可以選擇近支宗藩當成太子培養，他日生了皇子再說。這其實可能是對明世宗以宗藩入繼的一種理論補充，但當時明世宗正急於向太上老君祈禱賜個皇子，說不定己經得了三清赦命，馬上就有星君降下，薛侃卻來觸個黴頭，大怒，將薛侃革職。張璁趁機構陷說是夏言指使的，甚至一度將夏言移送司法。未料皇帝對夏言寵信之深，己經相信夏言而不相信老兄弟張璁了，處理結果居然是釋放夏言，罷免張璁！看來真是人紅了做什麽都是對的，失寵了做什麽都碰釘子。出獄後夏言立即晉升為吏部左侍郎，仍兼掌院學士。一個月後，禮部尚書李時入閣，夏言遞補為禮部尚書。夏言以青詞得寵後，一年之內就從諫官（吏科都給事中）躋身六卿（禮部尚書），創造了明朝曆史上最快的升官紀錄。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嘉靖十七年（1538年），顧鼎臣才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成為“青詞宰相”比夏言要晚兩年。同年底，首輔李時去世，夏言成為首輔。嘉靖十八年（1539年）一月，夏言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這裏的上柱國是唐宋官製中的最高級勳官，明朝官製中最高級勳官是正一品的左柱國、右柱國，並無上柱國一說，這是夏言自封的一個官號。
不過這就算是夏言的巔峰了，之後他便開始緩緩滑向深淵。盡管張璁己死，但其黨羽還在，其中最厲害的莫過於武定侯郭勳。夏言入閣時推薦南京吏部尚書嚴嵩接替禮部尚書，本意是籠絡此人。但嚴嵩卻覺得夏言居然把自己當門客，很不高興。然而嚴嵩又是一個非常陰險狡詐的人，他表麵上對夏言奴顏婢膝，實則心中暗恨。當然，最重要的是夏言位極人臣後自身有所放鬆，對明世宗的侍奉力度明顯減輕。顧鼎臣也表現出夏言一樣的毛病，這種“青詞宰相”雖然不是楊慎那種硬骨頭，但好歹也是讀書人，終歸不是太監那種從小訓練的忠奴，達成入閣的成就後往往都會放鬆對皇帝的諂媚。夏言和顧鼎臣就經常口無遮攔，觸怒皇帝，甚至經常皇帝急召時半天不來，讓明世宗非常不滿。郭勳、嚴嵩等趁機在背後進讒，明世宗漸漸開始不喜夏言，數年間三次勒令夏言退休，但畢竟曾經真愛過，又三次起複，像**秋千一樣把他**來**去。
在被貶黜的日子裏，夏言非常難過。他習慣了大富大貴的奢侈生活，一旦不在高位，非常不適應。在位時夏言特別愛送禮，出手相當闊綽，所以人緣不錯。一旦失位，沒那麽多錢到處送了，州縣的官吏都開始輕慢他。這也可以看出夏言是一位中輕度貪官，因為他在位時大手大腳，說明絕不清廉，不過一旦失位便窮酸畢現，說明也沒有撈太多。
在夏言三起三落的歲月中，其實一直是在和嚴嵩做著激烈鬥爭。夏言雖然在早期機智地鬥敗了張璁，但比起明代頭號大奸臣嚴嵩就顯得很稚嫩了，實際上一直處於下風。夏言還因工作關係得罪過駙馬都尉崔元、錦衣都督陸炳等明世宗的親戚近臣，嚴嵩拉攏他們一起來整夏言，夏言卻完全沒有意識到。明世宗常派小太監與重臣溝通，夏言認為身份懸殊，把他們視作奴婢（其實他們確實是奴婢）。嚴嵩則每次必請他們上座，並親自送錢到他們袖中。這些小太監回去就會常說夏言的短處，讚美嚴嵩。明世宗嚴禁宦官幹政，但實際上宦官們還是能在皇帝麵前起到家長裏短的作用，夏言完全沒有意識到，嚴嵩卻充分利用了。更重要的是，嚴嵩的青詞水平比夏言還要更勝一籌，漸漸地寵幸形勢發生了變化，嚴嵩開始尋找致命一擊的機會。由於之前夏言起複了多次，所以要攻他就必須一擊致命，不然改天他又起複了。嚴嵩暗蓄騰騰殺氣，夏言恐怕還沒有察覺到。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著名軍事學家曾銑出任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事，以數千兵力拒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十萬鐵騎，朝廷大加褒賞。曾銑趁機發表了著名的《複套議》，建議朝廷投巨資收複河套，實質上是完成當年汪直、王越的爛尾工程。朝廷經過慎重研究，在夏言的力主下同意，從而開啟了波瀾壯闊的第二次複套戰略。然而嚴嵩卻從中嗅到了殺機，當年以汪直、王越之寵，複套尚且未成，如今夏言這是主動將機會奉上啊！
但事實上，曾銑的軍事水平恐怕在王越之上，如今的土默特部也不如當年的瓦剌強大。曾銑發明了大量近現代武器並投入實戰，其中包括戰車、榴彈炮、地雷等大量劃時代發明，初入戰場打得蒙軍驚為天神，取得了驕人戰績，但花錢也似如流水，這需要朝廷的鼎力支持。嚴嵩卻在一旁大進讒言，說複套之舉靡費軍餉卻收效甚微，實際上是曾銑和朝臣勾結起來欺騙朝廷立功騙餉。明世宗暗中調查，嚴嵩自然也在軍中培植了不少親信，以軍人的身份予以印證，明世宗開始動搖了。尤其是甘肅總兵仇鸞，曾因阻撓複套被曾銑彈劾免官，賣力地誣陷曾銑以重金賄賂夏言，讓夏言在朝中運作，投巨資支持他的複套戰略。而且經調查，曾銑其實本人很清廉，他給夏言的賄賂來自於克扣軍餉，甚至曾銑還有很多軍費是來自於走私戰略物資。這就更嚴重了，明世宗詔令將夏言、曾銑均下獄，第二次複套戰略又成爛尾。然而仇鸞誣陷的罪行卻缺乏足夠的證據定刑，嚴嵩又反複勸說皇帝複套行為確實是靡費軍餉，荼毒生民，仇鸞也繼續指出曾銑隱匿了一些敗仗。勝敗乃兵家常事，曾銑又怎麽可能百戰百勝，一些小敗不報或夾雜在大的勝仗中報也是兵家常事，但隻要設計好措辭，嚴嵩、仇鸞、陸炳等人圍著明世宗講，就把他講怒了，越來越恨曾銑，決心要殺！
很多諫官、監察官甚至司法官都為曾銑求情，明世宗一概不聽。最後法司判決曾銑作為邊帥隱匿敗績的罪名成立，但罪不至死。明世宗堅持說曾銑勾結了他身邊的近侍，而且證據確鑿。《明史》所言“近侍”可能有誤，這裏應該是指夏言而不是某個太監。宰相和邊將勾結的罪名就非常大了，這下曾銑和夏言都得判死刑。夏言本來沒有法律責任，隻是作為首相支持了錯誤的戰略，負領導責任被勒令降級退休。夏言退休後離京回家，剛走到通州聽到曾銑突然多了這條罪名，渾身一軟，歪到在車裏：“噫！我死了！”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禦史屠僑援引法律條款，說夏言作為近臣這種情況可以減免死刑。但任何人都沒想到，明世宗突然又拋出一條他多年來懷恨在心卻一直沒說出來的罪名——有一次明世宗賜夏言戴他親自製作的沉香水葉冠（一種道士戴的草冠），夏言居然以朝服在身為由拒絕了！那他就不是親近大臣，喻茂堅、屠僑所引條款不適用，死刑成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夏言被斬首棄市，成為明朝第一位被殺的內閣大學士。由於他的這種悲慘結局廣為人所同情，更因他一度鬥倒了大壞蛋張璁，所以在曆史上的名聲非常正麵。不過，夏言當年鬥倒幸進的奸臣張璁，靠的是比他更幸進的方法，這本身就是一種黑色幽默。更黑色的是，被視為“奸佞”的張璁是個大清官，而被視為“忠良”的夏言，其實反倒似乎有一定的貪腐行跡。
夏言起於青詞，最後也因青詞技不如人，被嚴嵩扳倒甚至丟命。事實上，後來嚴嵩失寵也是因為年老眼花，寫不好青詞。世界第一帝國三任首相的生死榮辱竟然都在青詞之間，不可不謂悲涼。當然，在青詞這個問題上，夏言也確實產生了許多不良影響，他率先因青詞得寵，導致了一波青詞幸進的潮流。夏言力主修建的西苑（在紫禁城北海西岸），後來成為明世宗的一個青詞基地，大量“詞臣”侍奉明世宗長期不上朝而在此修仙，其實和明武宗的豹房沒有本質區別。明朝宰相（內閣大學士）正式的說法是“入直文淵閣”，意即在文淵閣當值即為真宰相，明世宗則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個“入直西苑”，企圖將西苑打造成內部朝廷，這顯然不符合大明甚至唐宋以來中華帝國的政治傳統。西苑成為夏言開啟“詞臣”行情的一個注腳，這幫“詞臣”出自文官，卻與主流文官形成了明顯的內部撕裂，為孳生腐敗和亂政開辟了一個新的絕佳病灶。
6.3仙風道骨的腐敗畫圖
明世宗的“詞臣”行情嚴重地撕裂了文官進士這個大明官場的基礎，滴血的傷口為病毒提供了巨大的病灶。在這個巨大的病灶中，病毒穩穩發育，不但有張璁、嚴嵩等一大批貪官奸臣借此青雲直上，這幫奸臣更會幫助皇帝實現一些以前實現不了的事情，尤其是給一些不具備授官資格的人授予高官。由於這幫人為了仕途不惜和整個儒士階層作對，己經徹底放下了聖賢教誨，入官前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己經拋到了九霄雲外，皇帝讓他們做什麽違背原則的事情他們都會照辦。比如明朝本來有一套很嚴格的選官程序，就是為了避免一些佞幸之輩鑽營幸進，前朝雖有不少奸臣猾吏受寵，但也隻能在宦官、錦衣官、傳奉官之類的範圍內廝混，無法染指正規的文官係統，這正是因為這些人隻有皇帝私寵，無法通過授官的正當程序，如果皇帝特旨授予他們清流朝官，這道詔旨需要通過內閣、通政司、吏部、兵部、都察院、給事中這一層又一層的審核，隻要有一道關口封還詔旨就通不過，所以之前沒有任何人敢做此想。但現在“大禮議”“青詞宰相”等一係列新情況造成文官隊伍的大撕裂，一大幫文官站在了明世宗這一邊，甚至到了可以包辦這一長串通道的程度，很多沒有經過正當選拔程序的人通過各種奇怪的方式獲得了明世宗的私寵，便獲得了許多士子寒窗苦讀多年卻無法企及的高官厚祿。明世宗崇信道教，其中便有很多道士不但從他那裏獲得大量金錢上的資助，更平步青雲，獲得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官位。
明世宗寵幸的道士很多，《明史佞幸列傳》有傳的就有邵元節、陶仲文、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胡大順、藍田玉、王金一長串。這些道長多以道法丹術著稱，被明世宗身邊的人引薦受寵。這其中也不乏一些半路出家的假道士，知道明世宗深好此道，便假裝成道士，裝神弄鬼，蒙騙皇帝，從而邀寵，開啟了一扇新的佞幸鑽營之門。《明史佞幸列傳》還列舉了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三位進士出身的文官，這三人明明是正兒八經的進士，但也投其所好，向明世宗進獻靈芝仙丹，邀寵升官，最終被定性為佞臣，明世宗駕崩後很快也被褫奪官職。
明世宗寵幸的眾多道士中首推邵元節。其實邵元節雖然算得上一代名道，但也沒有什麽特別過人之處，最主要還是勤於侍奉明世宗，得其私寵而己。明世宗對邵元節大加寵幸實為千金買馬骨之意，向天下表明自己對仙道的尊崇。
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邵元節便在宦官崔文的推薦下成為世宗朝首位引進入宮的道士，在顯靈宮主持祭祀，不久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誌默秉誠致一真人。明世宗做這些動作雖然有一些言官進諫勸止，但力度不大，畢竟這似乎沒有影響到什麽實質性的朝政，隻是略顯怪誕而己。接下來，明世宗便開始繼續突破官員們的底線。首先是讓邵元節在朝儀中站在正二品的班秩，然後追贈其父為太常丞、其母為文泰真人，賜邵元節紫衣玉帶。由於這仍然是些虛把式，所以也沒有引起文官們的強烈反觸，僅有給事中高金上疏論此行為不當，但勢單力孤，最終沒能阻止。接下來，文官們才知道明世宗何其聰明，雖然邵元節及其己故的父母隻得一些虛名，但根據明朝官製，有這些虛名的高官可以享受一些恩蔭，即子孫直接獲得相應官職。於是邵元節的孫子邵啟南應為太常丞，曾孫邵時雍為太常博士。文官們傻眼了，這不是實質上的傳奉官麽？但這一次明世宗確實沒有任何違規，完全是根據製度授官，不這樣幹反而才違規了。明世宗繞了一個大圈，把大家都繞進去了，大家才明白過來這個小皇帝厲害得緊。
之後邵元節又建奇功。明世宗遲遲不生皇子，邵元節建了一套法壇，明世宗以夏言為監禮使，率文武大臣每日上香祈禱。開始沒什麽效果，三年後卻連生了好幾個皇子。明世宗大喜過望，稱邵元節功高蓋世，拜其為禮部尚書，賜一品服。這個禮部尚書當然不是實掌禮部事的實職，隻是個虛銜，但畢竟是最顯赫的清流高官，這樣的禮遇憲宗朝的法王真人們可都沒有得到過。邵元節死後，明世宗親自哭喪，贈少師，用伯爵禮下葬，加諡號，其孫邵啟南官至太常少卿。這些本是嚴重違背禮製的做法，但明世宗通過各種小手段達成了目的，隻為彰顯其對邵元節的寵幸。在這個示範效應下，群道紛紛投效，這時高手才頻頻現身，這其中最厲害的莫過於陶仲文。
陶仲文可不是邵元節那樣的真名士，他其實和憲宗朝著名佞幸李孜省一樣，本來是個小吏，聽聞當今天子崇道，便惡補道法，偽裝成道士鑽營邀寵。在佞幸的體係中，往往鑽得最深的不是某些人想要的真人，恰恰就是這種專門鑽營的機靈鬼。陶仲文刻意結交邵元節，住在他的府邸，有一次宮中出現靈異事件，邵元節無法處理，於是推薦了陶仲文。陶仲文施展法術，果然鎮壓了宮中的妖仙。莊敬太子（朱載軽）生了疸，陶仲文祈禱一番便好了，明世宗更加寵幸。不久，邵元節去世，陶仲文正式成為明世宗身邊的首道。有一次明世宗駕幸衛輝（今屬河南新鄉），有旋風環繞禦駕，明世宗問這是什麽征兆？陶仲文說：“主火。”當晚行宮果然發生火災，死了不少人，險些把明世宗也燒死。事後明世宗大為讚歎陶仲文是真神仙，更加信任，封為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其子陶世同為太常丞，陶世同的女婿吳浚、侄孫陶良輔為太常博士。之後明世宗又以各種理由為陶仲文升官，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不久又加少傅，仍兼少保。後來又兼少師，成為明朝唯——位同時身兼少師、少傅、少保三孤榮銜的人，兼領三份從一品俸祿。不久又授特進光祿大夫兼大學士俸，又兼領了一份正一品和一份正五品俸祿。後來甚至封恭誠伯，又添兩千石歲祿，工資卡都被擠爆了。陶仲文其實還有個趣聞，他的法術當然都是裝神弄鬼，但祖傳中醫養身製藥工藝似乎不假，其祖傳一道秘方“固本精元湯”於提升男性生殖能力極為有效，據傳正是明世宗久不得子，後突然連生三子的秘訣所在。此說其實並不可靠，但這種事兒大家就是寧可信其有，陶家的營養品事業從此生意興隆，即便後來在政治上受挫，“陶逸堂”卻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老字號。
其實邵元節、陶仲文都還算老實，受寵後沒有明顯的貪腐行為，也沒有刻意幹涉政治，但他們帶來的示範效應吸引來鑽營幸進之輩如過江之鯽，這些人就沒那麽老實了。首先，他們要幸進不是靠公開的選拔程序，而是靠內宮近侍的引薦，這就不是靠人品才華，而是靠鑽營賄賂。而他們花了大錢擠進西苑，難道不會想辦法撈回來？他們最常規的方法就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為外朝官員通消息，從中漁利。這種事情很機密，史書無法詳細記載，但《明史》提到有一位道士藍道行，以扶鸞術（一種道士與上天溝通請旨的法事）得幸。有一曰藍道行請乩扶鸞，聲稱上仙宣示首輔嚴嵩是奸臣，明世宗大驚，忙問：“上仙為何不殛滅嚴嵩？”藍道行又是一陣裝神弄鬼，代表上仙回答：“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一度頗為心動，真的想動嚴嵩。但嚴嵩也很快得到消息，大筆賄賂明世宗身邊的寵幸道士，交相揭發藍道行的不法事跡，比如在法事中作假、假傳上仙意旨等等。明世宗將其逮入詔獄，不久死在獄中，“自殛”嚴嵩之事也就作罷。這至少說明兩個情況：第一，藍道行在參與政治，而且是想扳倒首相這麽高層麵的政事；第二，除了藍道行，明世宗身邊還有大批道士，可以接受官員的賄賂為其辦事，本質上跟之前那些太監的作為差不多，想必也勾結起來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所以世宗朝號稱沒有宦官貪腐之禍，其實是一群道士取代了原來宦官的作用而己。
在這些道士中，最有意思的一個還得數段朝用。此人最初以一套加持了法術的銀器獻給明世宗，號稱以此為餐具，百毒不侵，明世宗非常高興。而且段朝用不但對賺錢毫無興趣，還不斷向明世宗捐錢。明世宗熱愛道教，但與朝臣關係太差，想從國庫支取一些錢出來辦法事並且養這些大仙其實是很困難的。段朝用不但不用養，還一來就捐了一萬兩作為修建雷壇的款項，令明世宗非常感動，授其為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又申請每年捐幾萬兩以資國用，明世宗感動得無以複加。不幸的是，這位土豪道長似乎業務能力有所欠缺，法術被人揭穿，這不是錢能彌補的問題，明世宗將其逮入詔獄調查。這一查就不得了，他的錢原來都是武定侯郭勳給的！郭勳哪來這麽多錢？砸這麽多錢到底想幹啥？郭勳本來因為在“大禮議”中充當“保皇派”而受寵，正是因段朝用之事受到明世宗猜疑，後來遭禦史言官彈劾，重大貪腐行徑敗露，和段朝用一道死在獄中。他們瘋狂砸錢的舉動宄竟意欲何為，後人己無從考據，但想必不外乎借此迷惑皇帝，大行貪腐，撈回更多的錢而己。
所以，世宗朝的道士行情總體來說還是很腐敗的，並不為邵元節、陶仲文這兩位大佬本人的相對清廉所掩蓋。邵、陶二人更多的是起到一個從根子上破壞禮法、人事的作用，引得大批佞幸之徒鑽營幸進，形成一個腐敗的體係。尤其是明世宗因“大禮議”之爭與朝臣勢同水火，多年不願上朝，在西苑開辟了私人朝廷，大批“詞臣”在此供奉青詞，“詞臣”既有文官中的幸進之輩，更有一大批或真或假的職業道士。明世宗連續兩位皇子夭折，非常痛心，陶仲文創立了一套“二龍不相見”的歪理邪說，聲稱明世宗克兒子，見誰誰死。明世宗據此讓皇子監國，自己躲到西苑再不出現，更加劇了這種裂痕。
其次陶仲文還差點間接害死明世宗，他進獻了很多通過淩辱、虐待女性來増進男性生殖功能的方法，其實就是一些性感官刺激，明世宗常在後宮演練，很多後妃、宮女苦不堪言。嘉靖二十一年（1452年）一天夜裏，明世宗臨幸翊坤宮，將端妃曹氏（可能還包括其他一些宮女）狠狠折騰了一番，至深夜留宿翊坤宮。翊坤宮的宮女本來就被折騰得不輕，還被他要求次日淩晨就要早起采集朝露，供他養生服用。很多宮女己經被這種搞法折磨得累病交加，甚至死去。翊坤宮這十幾位宮女覺得馬上就要被明世宗折磨致死，而且她們本來就深恨明世宗為求養生而折磨端妃（可能也包括她們）的行徑，這一次毅然決定發起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宮女造反！深夜，十幾位宮女潛入明世宗寢帳，用黃綾勒住他的脖子，可惜經驗不足又很緊張，打成了死結，半天勒不死。宮女們又拔下釵簪一陣亂插，把明世宗插得滿身是血，但畢竟插不死，折騰許久終於皇後方氏聞訊趕來，救下了垂死的明世宗，史稱“壬寅宮變”。明世宗雖大難不死，但此事傳出震驚天下。古往今來有各種逼得藩王、外戚、文官、武將、百姓造反的，但逼得自家宮女造反的你嘉靖老兒是頭一個！
所以，陶仲文這些人既然圍繞在皇帝身邊，就算再清廉謹慎，也是會對朝政造成影響的。至於這些道士本身，也多是取一時之幸，最終大多慘死，就連邵元節、陶仲文的後代也都被削籍為民甚至治罪，他們也不過是皇帝手中的玩物而己。明世宗不是傻瓜，怎麽會真的相信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他寵幸道士，其實是故意和文官們賭氣。文官們最為珍視文名，將官職、功名、文才視為一體，隻服文才高尚、考取功名的人當大官，於是明世宗就故意弄些道士來當官，氣死這些文人，抒自己胸中的一口惡氣。時至晚年，明世宗也曾表示懺悔，將很多道士盡數貶斥，也算是與文官們稍作和解。不過世宗一朝整整45年，因“大禮議”造成的君臣裂痕又豈是一句道歉能夠彌補？
當然，要說到世宗朝濫封的高官，還不能漏了陸炳。陸炳代表的是另一股勢力——勳貴。其實，真要說陸炳代表勳貴，他可能自己有點不好意思，他隻是一個出身於勳貴圈子的底層幸運兒罷了。陸炳的祖上確是追隨太祖打江山的紅巾軍老兵，但級別應該很低，史書無詳載，其祖父陸墀僅僅獲得一個錦衣衛總旗（正七品武職，率60名士兵）的職位。錦衣衛是明朝專門設來安置勳貴子女的地方，漢唐以來中華帝國便己不允許給功臣封土建國，唐宋以來更以越來越嚴格的選官製度限製勳貴子女入官，宋明以來貴族門閥全麵瓦解，進入公民社會，文官階層以嚴格的科舉製度阻止了勳貴子女獲得清流主官，但朝廷仍有恩蔭製度，讓無法考取功名的勳貴子女能夠享受一定待遇，主要便是放在錦衣衛。所以錦衣衛作為一個衛所，理論上隻有5600人的編製，但實際上在世宗朝最壯大時一度達到六萬人左右的規模。而且這些人盡皆是勳貴後裔，你在錦衣衛門口扔一匹磚，可以砸到七十個徐達的曾孫、八十個常遇春的玄孫，還有一百二十個胡大海的雲孫回頭看。盡管來此的自然不是世襲了他們爵位的嫡係後代，都是一些旁支，但陸炳在這裏就算是祖蔭最弱的草根階層了。巧的是陸炳的媽媽給明世宗當奶媽，他也作為發小與明世宗一起長大，實則是因此而受寵。陸炳本人身材高大，麵如重棗，美髯過腹，虎步鶴行，疑似《三國演義》中關公的原型，考取了武舉人，特授錦衣副千戶（從五品）。其父陸鬆去世後，陸炳又承襲了錦衣衛指揮僉事（正四品）。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駕幸衛輝，不聽陶大仙預言，半夜行宮大火，陷身火海之中，大家都找不到他。陸炳撞開門，背著明世宗逃出火海，從此明世宗更加熱愛這位發小，很快超擢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從三品）。有些陰謀論者認為這是陸炳、陶仲文以及一些太監故意操作的把戲，來捧紅陸炳。無論如何，陸炳己經成了明世宗跟前第一紅人。陸炳又屢遷都督僉事、都督同知、都督。錦衣衛的編製隻是一個衛所，長官應該是衛指揮使，正三品，但由於地位特殊，皇帝偶爾會將其長官高配為都指揮使（正二品），而陸炳則高配為了都督（正一品）。碰巧世宗朝太監勢力衰微，錦衣衛受東廠的牽製也非常小，陸炳執掌錦衣衛的二十餘年，堪稱是錦衣衛史上地位最高的一個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史上最強勢的傳奇老板胡佛局長（EdgarHoover）就被稱作“西方的陸炳”可見陸炳前輩在特務行當的曆史地位。
陸炳本人的恩遇也創造了一個紀錄——他是明朝，也是整個中國曆史上唯——位以三公兼三孤的人。所謂“三公”是指中華帝國的最高榮譽加銜：太師、太傅、太保，“三孤”指少師、少傅、少保。唐宋三公、三孤均為正一品，明朝將三孤定為從一品，三公成為僅存的三個正一品加銜。按隋唐以來朝儀，三公都是絕對的最高頭銜，上朝時站第一排，宰相、親王站第二排。明代內閣大學士常以三孤作為加銜，一般來說少師就算官至極品。陶仲文榮寵非凡，身兼三孤，但依然無法突破至三公。《明史》稱明朝僅有四位文官得授三公，分別是李善長、徐達、常遇春和張居正。但很顯然，李善長、徐達、常遇春都是開國元勳，並非文官。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下詔授楊廷和為太傅，但這道詔書又被楊廷和內閣封還，所以時至陸炳的年代，還沒有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文官得授三公。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陸炳加太保兼少傅，成為明朝也是整個中國曆史上唯——位以三公兼三孤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