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被及時扼止的閹黨
其實劉瑾當權的時間也不長，前後五年而己，但形成的閹黨勢力不小。形成黨羽最主要的方法是給“自己人”授官，唐宋以來中華帝國防止結黨的辦法就是硬性規定重要的官職必須由科舉入，誰當權也不能隨意分發官位。某些人想繞開這個障礙，嚐試發明了傳奉官之類的製度，但最終都歸於失敗。劉瑾現在麵臨一個重大的理論課題：如何在科舉製度下構築閹黨勢力？劉瑾的解決方案是由易到難，先繞開文官的正麵防禦，從不受科舉製度限製的方麵下手，比如軍官是由軍功，錦衣衛、中書舍人是由恩蔭，所以先從這幾者下手。
劉瑾先是利用鎮守太監出鎮邊關的機會，掌握邊鎮報功的環節，再跟兵部勾結（當時兵部尚書正是劉宇），專門給投靠閹黨的將校報功，劉瑾自己掌握著禦印，不告訴明武宗，直接批準，這些虛報功勞而獲升賞的將校自然就成了閹黨成員。有一次虛報大同軍功，劉瑾一次性就超擢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人。另一條線是錦衣衛。錦衣衛設置當初的目的就是給一些功臣子女解決待遇，所以也不由科舉進。本來何種功臣家裏有多少名額，可授錦衣衛什麽職銜也是有規定的，但這種規定畢竟不如考試來得嚴格，從程序上來說也是由皇帝特旨直接授予，劉瑾便經常自己製作特旨，自己蓋了禦印就發出去，授了數百名錦衣軍官。至於中書舍人是和錦衣衛相似，由恩蔭入的一種低級文官。唐宋的中書舍人是中書省的中層領導，六位中書舍人各代表中書省聯係尚書省的六部之一，非常高貴，但在明代僅僅是內閣的低級文員，處理文書雜務而己。朝廷給宰相公卿一些名額，每家可以出一兩位隻能考上舉人、監生學曆的子孫來當這個小官，僅從七品，且屬於濁官，不能再往上升，隻是給高官的一種蔭及子孫的福利。現在劉瑾把這些人違規升入清流之內，甚至有一些裝裱匠都獲得了官職。其中最嚴重者，有一名文華殿書辦官張駿，僅以舉人學曆當到了禮部尚書。
繞不開的問題還是文官係統，這畢竟才是幹線，盡管文官皆由科舉入，入口是劉瑾掌控不了的，但考進來的這些文官也不可能個個都一帆風順，總有一些人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導致升遷受阻。劉瑾便專門去找這種人，隻要他願意投效就幫他升官。這個原理和胡惟庸專門去找那些犯了錯被明太祖責罰的開國功臣是一樣的，盡管一開始願意丟下廉恥投效閹黨的文官很少，但用心找還是會有的。焦芳就是第一個公然投效劉瑾的，以他為突破口，閹黨的勢力不斷拓展，深入到帝國肌體的每一個角落，最後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閹黨。
當然，太監這麽大力提拔這些文官，並不是真愛，隻是需要他們在行政係統幫他們站台，配合小太監們大撈特撈。有人可能忍不住要問，難道整個天下就都是閹黨了嗎？當然也不是，“閹黨”既然能得這麽醜陋的一個名稱，說明他們畢竟不是主流，不然他們掌握了話語權，斷然不會讓這麽醜陋的名稱流傳。閹黨分子畢竟隻有幾十人，在約三千多人的進士隊伍中仍然顯得很渺小。閹黨一時得勢主要是依仗了有劉瑾這個大太監做後台，更重要的是他們形成了勾結勢力。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不允許結黨營私的，所以三千多進士雖然占據了主要官位，但相互之間沒有抱團，這樣的官場上突然出現一個緊密勾結的團夥，一時容易受到他們的衝擊而己。閹黨擴大權勢，鞏固地位的方法無非就是相互拉攏，團結起來傾乳那些不願入夥的直臣，在大家都還沒充分意識到閹黨己經成形時，容易被打個措手不及。
最先遭到攻擊的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稀裏糊塗就被逐出了內閣，不過李東陽頑強地留了下來，並且牢牢占據了首相之位。其後楊廷和、梁儲、費宏、蔣冕、楊一清等名臣相繼擔任公卿宰相，焦芳等人雖然升官很快，但其實也一直都處於這些名臣的強力遏製下，作惡有限。劉宇、曹元等人入閣後無所事事，一方麵是他們自身才用不足，另一方麵也是受到了正直文官們的遏製，確實無法施展。
閹黨當然也對直臣們進行過猛攻，劉瑾最恨的就是翰林官不聽他的話，經常直書他的過失，於是吹毛求疵地找翰林官在文字材料方麵的紕漏，一旦找到就逐出翰林院。不過翰林官必須由一甲進士和庶吉士擔任這個規定他無法做出太大改變，這些頂尖學曆的進士中願意投效閹黨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焦芳這種畢竟是極端個例，所以劉瑾最終也未能實現掌控翰林院。
劉瑾及其閹黨也曾嚐試直接攻擊科舉這個製度，但更不成功。他們首先是從違規授予翰林編修做起，焦芳、劉宇的兒子都沒考中庶吉士，按製度不能留翰林院工作，劉瑾卻想辦法讓他們的兒子直接成為翰林編修，比老老實實先做三年庶吉士的人還快。繼而閹黨又大搞籍貫概念，在官員中製造地域矛盾，以期在矛盾鬥爭中製造分裂，尋找可以拉攏的對象。劉瑾、焦芳驅逐了一些不合他們意旨的翰林官，另尋一些人來補充，禮部報了四個人選，結果一看都是浙江人，劉瑾說這不都是劉健的鄉黨嗎？這事兒是謝遷幹的，他們在結黨！於是將劉健、謝遷削籍為民，四位浙籍官員也不得入翰林院。
有一個叛國賊蕭明舉，本是江西萬安人士，因犯罪叛逃到滿剌加（今馬六甲海峽一帶），混得不錯，居然混成了貢使，代表滿剌加大搖大擺地回中國來朝貢，結果一路上作奸犯科，終於有人認出他就是當年叛逃的蕭明舉，舉國嘩然。焦芳借機大做文章，說：“江西人就是這麽壞！彭華、尹直、李孜省這些妖人都是江西人，應該削減江西鄉試名額五十名，而且江西進士就不要當京官了，出去當縣令（唐代官職，指代明朝的知縣）。”劉瑾也受此啟發，為他的家鄉陝西和焦芳的家鄉河南増加名額。他們這些做法就是為了在讀書人中製造對立，伺機拉攏失敗者，所找的借口都非常牽強。其實焦芳得意忘形後還說過更令人無法直視的借口：“王安石禍害宋朝，吳澄為元朝當官，應該把他們的罪行製成榜，以後再也別亂用江西人啦！”
王安石是宋神宗（趙頊）朝宰相，南宋、明朝人大多認為他推行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禍亂了宋朝的朝綱，造成“新舊黨爭”，導致了後來的“靖康之禍”，將其視為超級大奸臣。吳澄則是元朝的名臣。但為元朝當過官的漢人成千上萬，難道河南就沒人為元朝當過官嗎？焦芳這種說辭己經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了。看來他確實是個讀了不少書，懂不少曆史典故，但邏輯蠻橫無理，也就是俗話說的書讀到狗肚子裏去了的那種人，難怪之前幸運地考取庶吉士，卻在翰林院受盡鄙夷。排名在焦芳之後的文淵閣大學士楊廷和（四川成都人）堅決不同意，站出來說：“因為一個賊人禍連一方，裁減名額己經很過分了。拿宋、元人物來說事兒，難道要並案審理嗎？”焦芳才勉強作罷。但焦芳也並沒有完，又作一幅《南人不可為相圖》獻給劉瑾，經常詆毀南方人，結果把很多同僚都貶得一文不值，最後驚喜地發現——原來全世界隻有他一個好人呀！喜不自禁地說：“如今朝廷之上，誰還有我正直？”
焦芳、劉宇、曹元這些人都是在文官的內部競爭中失利，才選擇投效閹黨，他們自己也深明其理，所以找文字、籍貫等借口在鄉試名額、選才用人等方麵上下其手，目的就是在文官隊伍裏製造矛盾，把競爭變成鬥爭，伺機招攬更多的失敗者加入他們的閹黨。
劉瑾攻擊直臣的另一種做法則是矯詔訓斥大臣，劉瑾經常以皇帝的名義發一些詔旨訓斥大臣，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明武宗本人的意思還是劉瑾的意思。最嚴重的一次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冬（正德元年主要在公元1506年，但此事發生在冬末，按陽曆計算己在1507年），劉瑾召集百官跪於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名單，包括宰相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其下還有郎中、翰林、給事中、禦史等近百人，都是當時最有正直名聲的人。這本是以皇帝名義發布的詔書，但其實從頭到尾明武宗都沒出現過，也沒人能去向他求證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很顯然是劉瑾矯詔攻擊直臣的一次成功應用。
除了名譽上打擊直臣，劉瑾還需要在肉體經濟上直接打擊，他發明了一種“用枷法”，即指使親信廠衛將一些得罪他的低級文官逮入詔獄，用枷鎖虐待，但又不弄死，休息好了送出去充軍，以此製造恐怖，促使膽小怕事的人不敢再揭露他。另一種經濟上的打擊則是“罰米法”，即逮住官員的小過失，處罰大量金額，輸往邊鎮充作軍費。《明史》稱劉瑾創造了罰米法，其實也不準確。罰米法是太祖朝就定下的律令，而且在太宗朝應用頗多，當時還被法學界視為一種不錯的法製，既寬宥了罪人，又補充了軍費。劉瑾不是發明這種辦法，而是將此法濫用於私。他罰米的對象是針對那些不肯依附於他的清官，要把人罰得來傾家**產、賣兒賣女，實際成了他打擊報複的工具。至於罰得的錢表麵上運往邊關，實際上是不是被他手下的鎮守太監貪墨了就無從得知了。己經退休的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禦史楊一清、李進、王忠都曾遭到此法的打擊，侍郎以下被罰得家破人亡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以往太監作亂時，文官們最多是怯於鬥爭，對太監的惡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雙方很少起正麵衝突，太監也不會主動進攻文官。現在劉瑾卻頻頻向文官發起猛攻，攻勢一浪高過一浪。而且這種進攻不是太監過於囂張，霸氣外露觸犯了文官，而是有意識、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文官係統，促使文官們倒向他的閹黨。所以曆史上將正德初年作為閹黨登場，並向正義發起進攻的一個危險時代。關鍵是很多肉體打擊的方法己經超出了常規的官場鬥爭範疇，很多戲曲文藝小說也將劉瑾的時代作為一個宦官亂政的黑暗歲月，很多和閹黨不屈鬥爭的故事都選擇正德初年作為時代背景。
當然，正如前文所說，劉瑾這些手段畢竟毀滅不了正義，當他對正義的衝擊達到一定程度時，人們自然會對他形成反擊。而且他自己也犯下了一個致命錯誤，導致他的閹黨一朝崩塌。
劉瑾當權不久，便進行了一個重大改革。以前邊關可以收繳一些外貿商人的關稅，雖然也要上交戶部，但戶部固定從這筆錢中列支一部分返還給上交的邊鎮充作軍費，鼓勵他們保護關稅。邊鎮一般也要開展屯田，按民田稅率上交戶部後盈餘則可充作軍費，但屯田的具體畝數可能有一定的隱匿。正德三年（1508年），劉瑾下令取消邊鎮關稅的固定返還，並且派人清查屯田畝數，隱匿的部分要補足。這極大地觸犯了邊鎮的利益，尤其是派往寧夏鎮的大理少卿周東，為了多清查出一些銀兩給劉瑾作謝禮，追查甚急，極大地觸怒了當地軍鎮，甚至藩王。
鎮守寧夏的藩王是安化王朱寘繙，明太祖第十六子慶靖王朱栴之後。由於劉瑾的動作極大觸犯了邊鎮的利益，甚至導致邊鎮軍費出現虧空，關鍵劉瑾確實把柄極多，很多人勸安化王以當年明太宗（當時鎮守北平的燕王）奉天靖難的格式，以“清君側，誅劉瑾”為號，起兵造反。安化王於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春，誘殺地方官，正式發檄起兵。當然，明太宗自身能以藩王造反成功，他自然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將藩王的權力限製得極低，他之後的藩王實際上是沒有能力造反的。安化王叛亂隻用了18天就被地方官鎮壓，這場叛亂的真正意義是暴露了劉瑾的很多問題，因為安化王發布的清君側檄文裏列舉了劉瑾的罪行，這些情況平時是到不了明武宗耳朵裏的，但這個檄文就再難瞞得過去了。
如果明武宗身邊的人拚命為劉瑾掩護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但這時劉瑾更大的一個漏洞卻同時暴露了出來，那就是在勢力擴張的過程中結了不少仇家，其中最致命的一個是他曾經的兄弟，“八虎”之一的張永。張永最初也是劉瑾黨羽，正德初年鎮守神機營，權勢也很大。但劉瑾逐漸發現張永不是那麽貼他的心，於是在明武宗麵前進讒言，想把他貶黜到南京去。但構陷太監和構陷文官可就不是一回事兒了，文官被你構陷了有時候無處伸冤，但人家是和你一樣的太監，你能在皇帝麵前進讒言，人家一樣可以。張永徑直到明武宗麵前控訴劉瑾在害他，明武宗召劉瑾當麵對質，兩個太監竟然在禦前揮拳毆打。明武宗也隻好讓另外的太監擺酒給他們說和。所以，劉瑾應該明白太監沒有讀書人那麽彬彬有禮。
安化王在寧夏叛亂，地方官當即鎮壓，但由於古代通訊不發達，朝廷仍征發了大軍出征平叛，由右都禦史楊一清總督，張永監軍。兩人白跑一趟，回師時閑聊，楊一清說：“現在外亂己平，朝廷的內患怎麽辦？”並在手上劃了一個“瑾”字。張永明白其意，說：“此人日夜在皇上身邊，旁人無法進言，他的耳目也很廣，您看我們現在都隻能打啞謎。”楊一清說：“張公也是皇上的親信，討賊不托付別人而托付給張公，足以表明我的心意，現在功成奏凱，趁機揭發劉瑾的奸惡，陳說海內怨恨，皇上必然聽信。殺了劉瑾，張公也可以更受重用。”張永見他不再打啞謎，也站起來說：“唉！老奴又怎能惜此餘年不報主呀！”
其實劉瑾又豈能毫無察覺，他也在準備迎擊張永。當時傳聞說劉瑾的哥哥劉景祥死了，劉瑾將在八月十五日舉辦葬禮，百官都會參加，劉瑾會趁機發動政變。張永原定的獻俘儀式也是八月十五日，劉瑾卻通知獻俘儀式延期，這很可能是政變的先兆，至少對張永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於是張永果斷地提前入宮麵見明武宗，舉行非正式的獻俘儀式。明武宗非常高興，給劉瑾、張永賜酒，自己也喝了不少。及至深夜，劉瑾終於告退。這時張永才將安化王討劉瑾的檄文獻上，明武宗看了大驚，找不到為劉瑾辯護的理由。張永趁機又奏劉瑾不法諸事，並說寧夏之亂是被劉瑾故意激發的，他還圖謀不軌，將作更大的亂。明武宗喝得半醉，喃喃道：“劉瑾負我。”張永見奏效，連忙說：“逮捕劉瑾，事不可緩！”馬永成等太監也在一旁幫腔，明武宗醉醺醺地就同意了，下令連夜逮捕劉瑾。劉瑾還沒到家，抄家的人就追上了他。第二天，明武宗宣布貶劉瑾為奉禦（從六品宦官），去鳳陽守陵。明武宗親自帶隊抄家，結果抄出來偽玉璽一枚，宮牌、衣甲、弓箭、玉帶等大量違禁物品。最關鍵的是，劉瑾常持在手中的兩把扇子，中間藏有匕首，劉瑾平時就拿著這兩把扇子天天在皇帝麵前晃悠！明武宗大怒，將其下獄。劉瑾在獄中承認了諸多不法行徑，被判淩遲處死，活剮3357刀後斷氣。很多人花錢競拍劉瑾的肉片祭奠被他害死的親人，甚至生吃泄憤。
劉瑾一死，閹黨轟然崩塌，劉瑾的親族、黨羽大多伏誅。更重要的是文官中投效了閹黨的無恥之徒，朝廷張榜公示閹黨分子，《明史閹黨列傳》不惜筆墨窮舉了名錄：
內閣大學士有焦芳、劉宇、曹元。
尚書有吏部張彩、戶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亨、南京戶部張澡、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
侍郎有吏部柴升、李瀚，戶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張誌淳。
都察院有副都禦史楊綸、僉都禦史蕭選。
巡撫有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以貞、大同張褕、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王彥奇。前總督文貴、馬炳然。
大理寺有卿正張綸，少卿董恬，寺丞蔡中孚、張檜。
通政司有通政使吳釴、王雲鳳，參議張龍。
太常寺有少卿楊廷儀、劉介。
尚寶司有尚寶卿吳世忠，尚寶丞屈銓。
府尹有陳良器，府丞有石祿。
翰林院有侍讀焦黃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炅。
郎中有吏部王九思、王納誨。
給事中有李憲、段豸。
禦史有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
其他郎署監司又十餘人。
共計六十餘人。
這六十餘人中，官最大的是三位“閹黨宰相”但其實首惡恐怕當數張彩。張彩被下獄，刑部準備以結交內侍的罪名起訴，這本來己經夠可怕了，後來劉瑾被定罪為謀反，刑部又準備起訴張彩同謀。美男子被活活嚇死在獄中，因為罪大惡極，死後還被戮屍於市，妻兒被流放海南。
其實除了張彩被嚇死，閹黨其餘人受罰並不重，大部分隻是貶官處理。
焦芳貪了錢喜歡運回泌陽（今屬河南駐馬店）老家，修建了非常宏麗的府第。大盜趙鐽有一次搶劫了焦芳的府第，從窖藏裏發掘出大量金銀，將焦芳、焦黃中父子的衣冠掛在樹上，將其“斬首”並說：“為天子誅此賊！後來趙鐽被捕，臨刑時歎道：“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但意外的是，由於焦芳的贓款都被趙鐽劫走，甚至連大宅都被趙鐽燒毀，後來劉瑾倒台，焦芳硬說自己是清官，別人居然還真就找不到證據，這位最可恥的“閹黨宰相”居然得了善終，連劉瑾的侄孫劉二漢都憤憤不平地說：“我當然該死，但我家所作所為，都是焦芳和張彩幹的，現在張彩和我被處極刑，焦芳卻屁事沒有，這不是天大的冤枉嗎？”他這話雖然不在理，但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閹黨覆滅時，“閹黨宰相”居然還能得善終，確實天不開眼。
至於劉宇、曹元，在劉瑾倒台時立即上表苦苦哀求，最後朝廷準許削籍為民，不再窮宄。
還有一些閹黨分子反應迅速，劉瑾倒台時立即加入了彈劾劉瑾的隊伍。吏科給事中李憲（與宋朝著名宦官同名）極盡諂媚劉瑾之能事，在同僚中則走張彩一樣的路線——到處炫耀自己和劉瑾關係很鐵。李憲每次與各科給事中一起麵見劉瑾時，不按朝儀地站在最前，自封為“六科都給事中”還經常揣著銀錠向同僚們炫耀：“這是劉公送我的！劉瑾一倒台，李憲立即彈劾了劉瑾六件事，事事切中要害，連劉瑾在獄中都被他氣得發笑。最終，李憲還是被作為閹黨一員被開除。
還有一些閹黨分子當時受貶，後又起複。比如通政左參議張龍，當時被貶為知州，後認錦衣都督同知朱寧為幹爹，逐漸升遷至登州（今山東蓬萊）知府，因為貪殘暴虐，與另外三位貪官被稱作“四害”即便這樣他還是繼續升遷為右通政使。不過朱寧提拔他是為了讓他幫自己斂財，張龍卻從中謀取私利，被朱寧察覺，逐出門庭，失去了保護傘的張龍很快在嘉靖初年被論死。
劉瑾打造閹黨，目的還是在於擴大太監的勢力範圍，是一次從傳統的後宮勢力向牢固的文官係統入侵的嚐試。劉瑾的思路非常清晰，重點是要掌控文官係統的人事任免。小太監們是直接幫劉瑾撈錢的，但閹黨的首要問題則不是錢，而是人，掌握了官職升遷，才能聚集一眾黨羽合力撈錢。對於這些加入閹黨的文官而言，既然能過五關斬六將，高中進士，說明個個都是飽讀詩書的儒士，和生理殘缺的閹人絕不在一個層次上，但麵對權力的**，他們中的有些人放下了尊嚴和廉恥，投效在宦官門下，換來了“閹黨”這個醜陋的名聲。
劉瑾雖然沒讀過什麽書，但其實智商不低，他的很多作法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政治智慧，在理政治國上其實也靈光乍現。劉瑾在貪腐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節製理性也足以令人驚歎，他可以說是貪腐這個慢性病毒進化到明代中葉一個極具裏程碑意義的突變品種。事實上，劉瑾的敗亡根本不在於貪了多少錢，盡管他和他手下的小太監確實撈了不少，但客觀地說這本身還不足以導致閹黨徹底崩盤。劉瑾真正的問題還在於他過分地為宦官收攏權力，己經觸及到了文官係統的根基，尤其是他不能使用傳奉官，所以輕微地破壞了科舉、館選、恩蔭等基本人事製度。但文官對此的敏感性遠遠超過普通的貪腐行為，哪怕是輕微破壞也容易引起文官的激烈反彈——尤其是當發現有一些通過了科舉考試的進士開始投效私人，而且不是個別，而是形成了群體時。所謂閹黨就是這個群體暴露在了公眾視野內，這時文官們會以劉瑾這類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爆發力發起最猛烈的反擊。
隋唐以來的科舉製度本來是閹黨這類人的防火牆，以嚴格的考試防止一些賣身為奴的人投效在某些權貴私人門下（無論這個人是皇帝、權臣還是宦官），形成門閥勢力體係，但如果通過了考試的人還要投充為奴，防火牆就失效了。按說這種概率很小，因為考上就有官當，不需要再去為奴為婢，整體風氣也不允許奴才高升。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尤其是當劉瑾這類權閹出現時，他的力量突破了這道唐宋以來就己經成為中華帝國最堅實政治根基的防火牆，遴選出焦芳、張彩等無恥之徒，甚至形成了所謂的“閹黨”這不是劉瑾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焦芳、張彩某個人的問題，而是標誌著科舉製度這個防火牆本身出了問題，這才是令文官儒士們最為緊張的症結所在，所以劉瑾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太監們在經濟方麵大肆貪墨都得到了文官係統的寬宥甚至默許，但在這個問題上一旦輕微觸線，立即引來文官們誌在必殺的猛攻，這也就是前文所說唐伯虎作弊一案其實比普通經濟犯罪嚴重得多的問題所在。
所以，劉瑾雖然是《華爾街日報》力捧的明朝首富，其貪墨數額震古爍今，但其真正的問題恰恰還不在於簡單的貪墨錢財，而是一個更加嚴重得多的問題。不過無論如何，劉瑾這次閹黨之禍，還勉強算是被及時扼止。
5.5王陽明的龍場悟道
明武宗一朝，堪稱遊龍戲鳳，文恬武嬉。其實朱熹子之後最偉大的一位聖賢，就在這個時代，他並不是默默地注視著人類，而是非常積極入世，甚至可以說恰恰是在正德朝的疾風惡浪中悟道成聖。
他就是王陽明（王守仁）。
王陽明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殿試中考取了第二甲第六名的好成績，遺憾的是由於唐伯虎作弊一案，朝廷中斷了一屆庶吉士考選，失去了直接進翰林院工作的機會。作為新科進士實習半年期間，王陽明便就西北邊事條陳了八個事項，體現了在軍事方麵的深刻見解。實習期滿，王陽明正式上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病休假了一段時間，回朝改為兵部主事。
王陽明回朝不久，朝中就發生了一件大事——劉瑾擅權用事，驅逐大學士劉健、謝遷，給事中戴銑等二十一人上章力陳不可。劉瑾將這二十一人逮入詔獄，準備治罪。這時，一位六品主事勇敢地站了出來，獨自一人上章要營救這二十一人。這就是王陽明。
當然，以王陽明當時的能量還遠遠不足以和劉瑾相抗衡，劉瑾將王陽明杖責四十，貶為貴州龍場驛丞。龍場在今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龍場鎮，離貴陽38公裏，當時是漢、苗、僚等多個民族、部落雜居的地區，非常蠻荒。驛丞更是非常卑賤的未入流品官，主要負責迎來送往、車馬儀仗。清朝甚至規定滿人不得為驛丞，可見對這個職務的鄙視。而且劉瑾還派了人一路追殺，還好王陽明機敏，躲過了追殺，終於順利到達龍場。
到了龍場後，王陽明並未因為仕途受挫就心灰意冷，而是繼續鬥誌昂揚地工作。他在蠻荒地區主動擔當起了教化蠻夷的責任，迅速提高了當地的文明水平，讓夷民睜眼看世界，走出大山。當地夷民感恩戴德，他們不懂得中原建祠立廟的做法，便紛紛伐木為屋，送給王陽明住，以表感激之情。王陽明的工作既造福了一方生民，也為明王朝拓展鞏固統治基礎作出了巨大貢獻。明朝的羈縻區非常大，但漢化水平一直很低，甚至一些宋代己經漢化的地區又退化成部落統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地方官不盡責，缺少王陽明這種深入蠻荒，教化夷民的奉獻精神。
而在龍場這個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王陽明既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急於設法離開這個鬼地方，反而是靜下心來思索人生價值、宇宙哲理，結合之前的種種遭遇，現實與理論得到完美的結合，無數聖賢大道在他的心中流轉陰陽，融匯貫通，終於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成為宋明理學的一代宗師，與孔孟程朱比肩。後來王陽明給每位學生講學，都要講到這段獨特而又重要的經曆，稱之為“龍場悟道”。
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沒有哪位偉人成長的道路是一帆風順的，那是屬於庸俗的享樂人生。孔夫子周遊列國，如喪家之犬，於切膚之痛中感悟凝成對人生宇宙的終極思索，以成至聖。朱熹子生在南宋，麵對金甌殘缺，萬姓南望，自身還被權相韓侘胄所逼，遭到“慶元黨禁”的打擊，學說被斥為“偽學”，但堅持不輟格物致知，終於貫通天地，成為一代聖賢，將人類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提升了一個重要層次。王陽明的悟聖之道也和他們一樣，首先要通過刻苦的攻讀，準備好理論基礎，然後通過切實的感悟將理論知識融入人生宇宙的大道中去，知行合一，方能悟道成聖。在清官和貪官的鬥爭中，貪官有時會一時得逞，將清官壓製住。但清官不能就此畏縮，也不能就此自暴自棄，這種磨練反而是對心性道理的一種提升。王陽明和張鵬同為進士，他們之間最大的差距不在於學識，而在於這種麵對人生的心性。王陽明在龍場的出色工作，更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基層小吏，隻要心懷聖賢大道，身負治世絕學，哪怕是在再蠻荒的地方也能幹出偉大的業績。我們常說的當官要有擔當，不在官位大小，哪怕是驛丞這種不入流的卑賤職務，一樣能把一身才華奉獻給社會。
王陽明的這種成績自然也會有回報，在龍場悟道五年後，王陽明轉任廬陵（今江西吉安）知縣，重回流內，後屢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驗封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鴻臚卿。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兵部尚書王瓊舉薦王陽明為右僉都禦史，巡撫南康、贛州（今江西南部），南贛屬於南嶺井岡山區，盜匪極多，王陽明大展軍事才華，剿平了很多稱王的大盜，晉升為右副都禦史。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陽明迎來了他軍事生涯的巔峰。寧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亂，占據了南康、九江等重鎮。王陽明率地方部隊僅用35天討平，生擒寧王。本來王陽明應該以寧王進行獻俘儀式，但貪玩的明武宗卻自封為威武大將軍，以“朱壽”之名出征，隨行的威武副將軍江彬、許泰，監軍太監張忠等近臣想搶功，而且他們都受過寧王的賄賂，怕王陽明揭發他們，於是合謀誣王陽明與寧王勾結，見寧王不行了才翻臉把寧王抓起來。後來他們發現這故事編不圓，又想出一個主意讓王陽明先把寧王放了，然後讓明武宗親自去抓一次。王陽明知道他們壞點子多，於是提前找到明武宗親信太監張永，讓他代表皇帝接受寧王獻俘，並趕往南昌覲見。張忠、許泰己經先到，見了王陽明很不高興，煽動京軍刁難他。誰知王陽明與京軍親如兄弟，京軍皆稱讚王都堂的美名，不再去刁難他。
許泰、張忠見了王陽明，陰陽怪氣地問：“寧王富甲天下，他的積蓄現在在哪兒？”暗指被王陽明私吞了。王陽明不慌不忙答道：“朱宸濠把錢都拿來送給京師要人，約為內應，這是可以回去調查的。”許泰、張忠沒想到被戳中軟肋，嚇得大氣都不敢出。他們又尋思王陽明是個文儒，必然不會武功，於是非要讓他當眾表演射擊，想讓他出醜。王陽明徐徐站起，三發三中。觀摩的數萬京軍歡聲雷動，許泰、張忠更加沮喪。近臣們還想方設法不讓王陽明與明武宗見麵，引誘他作出一些錯誤動作，想誣蔑他要趁皇帝出巡謀反。但王陽明問心無愧，一概不上當，明武宗也說：“王陽明是道學大家，怎麽會謀反？”所以真正的讀書人不要怕那些沒文化的奸人，隻要修持自身，你懂的境界他不懂，其實他是鬥不過你的。
不光是這些奸臣，還有一些正直的重臣也頗忌憚王陽明的大功。王陽明的文名當代第一，現在又有軍功卓著，確實令旁人心忌。首相楊廷和堪稱一代名相，但就是不太喜歡王陽明。論功行賞時，王陽明獲封特進光祿大夫（正一品階官）、柱國（從一品勳官）、世襲新建伯（爵位）。明朝對爵位控製很嚴，必須立戰功才能封爵，文臣官再大也不行，王陽明是明朝僅有的三位文臣因軍功封爵的例子（他之前有兩位是靖遠伯王驥、威寧伯王越）。但不知為何，朝廷卻不給他頒發世襲鐵券，也沒有兌現一千石的歲祿。對此，王陽明剛開始很憤怒，但很快又一笑了之，聖人的境界豈能容不下人間的這些許小動作。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廣西又爆發了土酋盧蘇、王受叛亂，總督姚鏌不能平定，朝廷又隻好請出55歲的王陽明以左都禦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前往平叛，這一次才總算補齊了拖欠的鐵券、歲祿。
討平兩廣的這次叛亂後，年邁的王陽明退休回家。明世宗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時（1529年1月9日8時），在路過南安（今江西大餘）時病卒。彌留之際，弟子問他有何遺言，他隻說：“此心光明，亦複何言！”江西境內的軍民皆穿著麻衣為他戴孝。王陽明卒後追贈新建侯，諡文成，明神宗萬曆十二年（1584年）從祀孔廟。
從理學的角度講，王陽明是哲人、偉人、聖人，但從職業生涯來講，王陽明和萬千官吏一樣，同是官場中人。他的仕途還比一般人更加坎坷，考上進士便被唐伯虎作弊案影響，沒有機會考選庶吉士，授官後又立即遇到劉瑾當權的黑暗時代，他本人也觸怒了劉瑾，一度被貶至蠻荒，甚至經受過劉瑾追殺這樣的重大危險。王陽明的仕途，很大部分時間是在和貪官猾吏作鬥爭，他也遭受了大量不公正待遇，甚至後期連楊廷和這樣的名相似乎也不給他好臉色看，真的是全世界與我一個人作對？
即便如此，王陽明也並沒有成為一個憤世嫉俗的憤青，更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繼續用一身才華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著光和熱，並且不斷完善升華內心的境界。貪與廉的鬥爭是殘酷的，也是磨人心性的。我們在現實中經常遇到這樣的人，號稱自己看了很多社會官場的陰暗麵，看多了就什麽都不信了。這其實不是見多識廣，沒什麽值得賣弄的，這隻是心性不堅而己。還有一些人在現實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就感到委屈，以至怨天尤人，痛斥社會黑暗，官場腐敗，不再值得為之奮鬥，從此自暴自棄。這一類的典型就是張鵬，這種人值得同情，但絕不值得四處兜售。其實很少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能超過王陽明，但王陽明也並沒有就此自暴自棄。別說什麽王陽明是聖人，在這個問題上他恰恰很有平常心，生擒寧王後封爵，朝廷不給鐵券歲祿，王陽明也一時“憤甚”，隻不過憤歸憤，他沒有就此成為憤青，而是繼續好好做官，直到七年後朝廷又需要用到他時自然就能拿回自己應得的待遇。在這個問題上王陽明比不上大義凜然的嶽飛、於謙，更像是一個普通官僚，隻不過他更善於調整自己的心態，始終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才華應該用在何處，而不是糾結於所謂的待遇，才能做到始終不忘初心，知行合一。
正與邪、貪與廉、善與惡的鬥爭其實很不公平，因為這種鬥爭對正義的一方不光是肉體、仕途的危險，更是心性的磨難，置身其中經常會讓人倍感抑鬱，難以為繼。但王陽明向我們很好地展示了處處遇到心障時應該如何調整心態，灑脫上路，不忘初心地繼續前行。王陽明在逃脫劉瑾追殺後，逃上海船，又遇海嘯，疾風惡浪之中他寫下了這首《泛海》，希望能與那些正在為正義負重前行的人們共勉：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裏，月明飛錫下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