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他們共建了遍地皇莊。然而，皇莊不是給他們住的，卻是開門做生意，用來撈錢的。這個龐大的體係一旦舒張開來，立皇帝劉瑾事實上已經擁有了比那位坐在皇帝寶座上的真皇帝更大的勢力。
巧的是，坐皇帝其實是個坐不住的人，他的風流足跡踏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在正史野史中都留下無數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年英雄史詩。這又恰恰給了立皇帝更大的權力空間，太監專權在此達到了頂峰。真正可怕的是，進士出身的文官隊伍也開始有人公然投效宦官，“閹黨”作為一個正式的政治勢力，終於登上了曆史舞台。若說王振隻是太監貪腐的破冰之旅，汪直則讓文官噤若寒蟬，變作紙糊泥塑，但在明朝的政治框架下他們始終隻能在後宮鬥來鬥去撈不義之財，不能染指國家行政文官係統。劉瑾，似乎要為宦官界實現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王陽明何曾不想匡扶救世，他也曾力擒叛亂的寧王。但寧王又哪裏是那個時代真正的問題。龍場悟道，到底是真的勘破天機，還是無可奈何地退出，也許答案隻能永遠留在這位心學大師的心中。但對於大明而言，是實實在在地失去了一次治療慢性病魔的良機。
5.1遊龍戲鳳的風流天子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駕崩，中華帝國三大聖君都己完成他們的演出。皇太子朱厚燃繼位，改明年為正德元年，史稱明武宗。
明孝宗素以敦厚穩重著稱，但他的嫡子顯然不隨他。明武宗十四歲登基，三十歲駕崩，在位16年。關於他的一生，其實傳統史家很難評價，往好了說是風流天子，往壞了說簡直就是荒誕不經。但無論如何，你不能說他是一個昏君、暴君、庸君，但也絕不能說他是一個聖君、賢君、明君。那他到底是什麽？其實，他就是一個**不羈的富家子弟。注意，這裏的“富家子弟”是指真正意義上的民間富家子弟，絕不暗含皇室子弟的意思，所以傳統史家沒辦法以皇帝的標準來評價他。換句話說，他完全沒有一點皇帝的架子，就是一個略帶點痞氣的追風少年。
明武宗作為少年天子，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尤其渴望突破皇宮的束縛。明武宗一度想廢除經筵製度（翰林學士為皇帝和大臣講課），至少要削減課時，他的愛好是在宮裏搞軍事演習，親自穿上戰甲參與搏殺。後來覺得不過癮，真的上陣殺敵，偷跑出關對陣剛剛統一了蒙古草原的英雄達延汗（孛兒隻斤?巴圖蒙克，俗稱小王子），還斬殺蒙古兵一名。最搞笑的是，明武宗似乎對自己的本來身份不太滿意，取了個藝名朱壽，初授遊擊將軍，後不斷累積戰功，正德十二年（1517年）己升遷至鎮國公、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這完全是一種高中生不好好讀書，卻沉迷於網絡遊戲中虛擬身份的既視感。後世一些戲曲小說幹脆寫明武宗經常自己偷跑出宮，混成了武林盟主，還和很多江湖兒女產生了許多愛恨情仇。總之，朱厚燃——哦不——朱壽作為一個俠客，遠比皇帝這個身份重要。
明武宗這種奇葩其實也是明朝的政治形態特產，換個朝代這種皇帝早就被篡位了，唯有明朝，鐵打的皇帝流水的官，整個政治體係超級穩定，皇帝雖然沒什麽實權，但皇位穩如泰山。那又沒實權，地位又無比穩固的人，他不折騰幹啥呢？就像我們高考過後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個暑假，誰還刻苦讀書？肯定是變著花樣玩兒啊！
但皇帝畢竟不是高中生，中華帝國的朝堂就隨著這位風流天子陷入這樣荒誕嬉戲的一幕。業精於勤而荒於嬉，隻要免疫係統稍微鬆懈半分，就是慢性病魔成長的好時機，弘治中興的遺產瞬間就被揮霍一空。
明武宗學武俠小說，認了很多官員作義子。明朝確實有皇帝認人作義子的傳統，比如開國功臣李文忠、沐英都曾作過太祖的義子。但明武宗一個不理政事的皇帝認錢寧、江彬一眾幫閑作義子，這些人顯然不是來建功立業的，那他們是來幹啥的？
首開此風的是錢寧。其實錢寧己經有幹爹，就是憲宗朝巨貪太監錢能。錢寧年幼家貧，被賣給錢能當家奴，由於精於諂媚，深得錢能的寵幸。須知太監的絕技就是諂媚，能用諂媚得到錢能這種大太監的認可，簡直是班門弄斧結果把魯班折服了。貪官打造勢力團隊時往往就是以諂媚為標準，善媚者便引為心腹，授予高官，形成貪腐體係。錢能死後，根據他的職位可以推恩，一位家人可授錦衣百戶。但太監沒有兒子，於是臨死推薦了最鍾愛的奴兒錢寧。
錢寧當了官，繼續發揮特長，很快又得到新的大公公劉瑾寵幸，引薦給明武宗。錢寧武藝高強，可左右開弓，這正是明武宗最急需的人才，每天陪他在後宮打軍事演習，越來越寵愛，不久便被明武宗收為義子，升錦衣千戶。《三國演義》中的小軍閥呂布品性低劣，除本家姓氏外，先後認丁原、董卓為義父，被蔑稱為“三姓家奴”但這僅僅是小說演義，而錢寧則是正史有載當之無愧的三姓家奴。
錢寧得此私寵，自然平步青雲，甚至劉瑾的敗亡也沒有牽連到他，不久以左都督銜主管錦衣衛，炙手可熱。錢大將軍在曆史上並沒有征戰四方的功績，他名留青史的一件事物是一個很奇特的“豹房”。
豹房名義上是馴養豹子的，元代皇帝（可汗）經常設立馬房、象房、駝房親自馴養動物，明武宗的豹房應是循此例，隻是馴養的對象稍微有點驚世駭俗。錢寧倡議建設豹房後，從世界各地找來各種樂師、舞者，給了明武宗看不完的西洋鏡萬花筒。明武宗便終日沉湎其中，也不上朝，甚至都不臨幸後妃。如果某天明武宗在豹房呆膩了，想透透氣，那也不能去皇宮，錢寧帶他微服私行，其實就是到街市中去遊玩，反正他倆武藝都很高，無需侍衛，足以防身。後世很多文藝作品寫“朱壽”經常偷跑出宮去當武林盟主，靈感便源於此。還有一些說法認為豹房是個大**窟，明武宗這個大昏君在此**樂，以致忘卻天日。
當然，豹房的具體情況正史失之詳載，也有研究認為其實沒那麽誇張，甚至都沒有養豹子，隻是明武宗的私人健身房。但由於文官架空了皇帝，司禮監這個“內朝”也漸漸失控，於是明武宗把此處當做自己的私人朝廷，所以更多精力放在此，這也是明朝皇帝覺得皇權被文官集團架空的一種反製行為。無論如何，這樣一來朝臣就再難見到明武宗的麵，經常朝會時百官俱到，皇帝卻玩消失。後來大家發現一個風向標，隻要錢寧一在哪兒出現，就知道皇帝也差不多了，於是很多人開始巴結錢寧，追隨其動向。
錢寧最寵時，掌管錦衣衛。當時東廠也出了一個特殊情況——當時的廠公是張銳——曆史上唯——位禦馬監太監提督東廠的特例。張銳能創此特例，自然也是榮寵非凡，異常驕橫。
“廠衛”之說正是源於張銳、錢寧的組合。最初皇帝設立東廠，本意就是製衡錦衣衛，現在張公公和錢指揮卻發現廠衛是一家，應該聯合起來賺大錢。廠衛合流的第一次合作是有一次錦衣千戶王注在審案時不小心打死了人，這就突破了秘密警察刑訊逼供的底線，上升到了國法層麵。刑部員外郎劉秉鑒追查甚急，錢寧先把王注藏匿在家，又請張銳幫忙。於是東廠向刑部移交了大量案件，把刑部忙得暈頭轉向，無暇再顧通緝王注，成功地避過了風頭。另一次是太監廖常出鎮河南，其弟錦衣指揮廖鵬在當地作惡，河南巡撫鄧庠彈劾兄弟倆。本來朝廷己經判處兩人都貶官降級，但廖鵬不惜向錢寧獻出了自己最心愛的小妾，終於討得錢寧歡心，居然將判決詔書退了回去，廖氏兄弟免於處罰。
相互拯救讓錢寧、張銳深感廠衛同心，其利斷金。繼而他倆又發現廠衛作為內部司法機關，其實也是有利潤點的。東廠早己掌握情報，工部郎中趙經是個大貪官，尤其是他曾督造乾清宮，貪墨帑金數十萬，證據非常確鑿，但在他死前東廠不曾動手揭發，一直等他死後才密告錢寧。錢寧假裝派錦衣校尉去奔喪，其實是威脅其家人扶櫬歸鄉，然後將其藏在家裏的大量贓款收為己有，大賺一筆！一起賺了錢，關係當然更緊密，從此廠衛再不分家，成為明朝官場上一對惡之並蒂蓮。
所以說，貪腐是壞人最好的黏合劑，因為它最容易成為壞人們共同的目標，促使他們走到一起。
最終錢寧的敗亡並不是因為遭到了正義的製裁，還是在於他收錯了錢。錢寧覺得自己富貴己極，而明武宗遲遲沒兒子，很可能會將皇位傳給藩王，於是廣結藩王。他這種心思正投了寧王朱宸濠之意，因為朱宸濠一直蓄謀造反，正在廣結京師權貴，兩人一拍即合。寧王送了大量珠寶珍玩給錢寧，還號稱通過錢寧給皇帝送禮，其實這些禮物都是故意拿給錢寧私吞的。錢寧也出力幫了寧王一個大忙。明代祖訓親王隻能設置三護衛親軍，每衛5600兵，就是為了讓他們既有一定能力監督地方，又防力量過大造反。寧王存有反心，所以謀求増置親軍，錢寧利令智昏，居然連這種忙都幫。最後寧王果然造反，這自然引起明武宗對錢寧的猜忌。錢寧也感覺到危險，將很多相關人員滅口，企圖蒙混過關。然而明武宗另一位義子江彬素來與其爭寵，豈肯放過如此良機，有一次出差時向明武宗講明了錢寧和寧王勾結的證據，明武宗大怒，立即傳令將錢寧下獄。錦衣衛將他們的錢指揮使裸綁起來，掛在宮門等明武宗歸來。後抄沒錢寧家，抄出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餘萬兩、白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1石?93千克）。
錢寧的贓款中有一項很有特色——胡椒。這東西在現代當然不值錢，但在大航海時代簡直就是海上黃金。當時胡椒並不是現在的調味品，而是和沉香、白蠟同列為三大奢侈香料，相當於今天的LV、Gucci、Prada，在北歐甚至一度炒到一斤黃金買一斤胡椒的行情！不過大量史料表明，胡椒在中國相對而言是很便宜的，因為當時的主產地在東南亞，離中國太近。所以錢寧囤積這麽多胡椒，並不是為了調香，而是說明他正在經營可能遠至歐洲的海上走私，這其間的利潤和不法勾當便更難以盡數了。
而江彬比錢寧的影響更大，他本是初級軍官，善於殺良冒功，同時也確是一員猛將。在一場平定江淮叛亂的戰鬥中，江彬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插在臉上。明武宗得到奏報，感慨這是他自幼心向往之的大英雄。錢寧將江彬引薦給明武宗，兩人一見如故。明武宗將江彬引進到豹房工作，還學《三國演義》劉關張一起睡覺。有一次江彬與明武宗下棋，弈間出言不遜，錦衣千戶周騏在旁嗬斥江彬，後來江彬竟以讒言構陷周騏至死，左右頓時明白了江彬的地位。若說錢寧是明武宗出行的風向標，那還隻是緊跟皇帝走，江彬則以“導帝”著稱，能經常誘導明武宗前往何處。江彬還給明武宗介紹了好幾位義子，強占民居建義子府。
隨著江彬的不斷受寵，他和錢寧之間的矛盾便開始累積。有一天，明武宗操練捕虎，急切中呼喚錢寧，錢寧卻畏縮不前。老虎將明武宗逼到牆角，江彬挺身而出，撲向老虎，解了明武宗之急。明武宗笑道：“其實我自己能搞定，不需要幫忙。”但心裏開始越來越喜歡江彬，錢寧的地位下降。錢寧在明武宗麵前揭江彬的短，明武宗不予理會。江彬也知道錢寧準備整自己，又見左右都是錢寧的黨羽，深感不安，於是想了個辦法，向明武宗進言請調邊鎮軍入京與京營互相操練。這種做法既勞民傷財又非常危險，但江彬把握住了明武宗一個心理——圖好玩兒。江彬讓明武宗自己訓練一些太監兵，然後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銳入京來與太監兵操練，讓明武宗大呼過癮。但這在旁人看來不是現實版的烽火戲諸候嗎？甚至更危險，萬一哪個野心家（甚至就是江彬自己）帶兵進京就來場兵變怎麽辦？大批精兵入京過家家，說出來誰信啊？以大學士李東陽為首，滿朝文武拚命諫止，但這麽好玩兒的事，明武宗怎麽可能作罷。最終，江彬調外鎮兵入京自固的策略順利實施。
所以，除了私人關係夠鐵，江彬能經常“導帝”，當然也是摸清了皇帝的脾氣，知道他內心想要什麽，不然也導不動。著名的應州大捷，便是明武宗諜知蒙古小王子將大軍犯邊，很想親自去打一仗，但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君臣將親征視為大忌，斷無可能同意他親征，還會嚴防他偷跑出去打仗。江彬心知少年天子是很想去打這一仗的，於是帶著明武宗化名朱壽，偷跑到邊關，尋著機會偷渡出關，又通過巧妙策劃，暗中調兵集結於應州（今山西朔州應縣），酣暢淋漓地滿足了一場明武宗打真軍的欲求。“朱壽”晉升為鎮國公、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江彬也晉為威武副將軍（雖然朝廷並不承認這個虛擬職務）。
之後，江彬又帶著明武宗天南海北地到處瀟灑，文官們越來越受不了，經常冒死進諫，求皇帝別再到處折騰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真的是冒死。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又在江彬的帶領下，進行了一場來回數千裏的遠征，巡視整個北方邊境。明武宗偏不坐轎車，就像一個武將一樣，騎馬身背弓矢，腰挎長劍，跋山涉水，冒風頂雪，把自己感動得淚流滿麵。隨從的人被累病了很多，明武宗卻毫無倦容。一回北京，明武宗又說要到南方再這樣來一趟。廷臣百餘人伏闕諫止，江彬故意激起明武宗的憤怒，詔令杖責，打死了不少大臣，但南巡之事總算作罷。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寧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這下找到個禦駕親征的正當理由。未料禦駕還沒到江西，江西巡撫王守仁己經平定叛亂。不過江彬總算把明武宗帶到南方溜了一圈，勉強過了點癮。這一次江彬帶著北鎮精兵大舉發往江南，氣勢恢宏，成國公朱輔（靖難功臣朱能之後）為其長跪，魏國公徐鵬舉（徐達之後）及一眾公卿大臣躡足於兩側聽差。很多文官見狀敢怒不敢言。
江彬這位大玩家最終玩死了自己，確切地說是玩死了明武宗，使自己失去了靠山。借這次親征的機會，明武宗在南方玩了接近一年，直到次年也就是正德十五年（1520年）閏八月，才先回南京，再準備通過運河回北京。結果禦舟通過運河清江浦（今江蘇淮安）時被打翻，明武宗跌落水中，大病一場。十月，禦駕回到通州。江彬似乎感覺到北京很危險，想領明武宗繞開北京去宣府，但這一次皇帝確實病得很重，實在走不了，隻能回京。不久明武宗駕崩。
明武宗沒有子嗣，連親弟弟都沒有，所以帝位懸而未決，朝廷暫由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主持工作。楊廷和早就深恨江彬這種佞幸，立即以朝廷名義，將邊兵遣回各鎮，並解散了江彬的威武團練營。江彬以往總是以明武宗名義發號施令，有時甚至是矯詔，現在明武宗一死，他什麽權力都沒有，楊廷和一紙調令，江彬的全部勢力頓時煙消雲散，說明明朝的權力體係還是相當成熟，個人在公共管理體係麵前相當渺小。不久，楊廷和與太後（明孝宗皇後張氏）商量妥當，逮捕江彬，其黨羽神周、李琮等俱被擒，不久皆被滿門抄斬。當時京師久旱，這一批奸臣被斬，頓時大雨傾盆，久旱得解。朝廷抄江彬的家，得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白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其它珍珤不可計數。
江彬的黨羽神周、李琮被擒時罵了江彬一句話非常耐人尋味：“奴早聽我的，怎會被人所擒！此話疑似他們勸過江彬什麽事，江彬不聽才被擒，這多半就是軍事政變了，至於是針對楊廷和還是誰就不知道了。但事實上，以明朝的政治體係，隻要明武宗一死，江彬這些人其實什麽都不是，楊廷和以國家公權力收拾他們無非是一紙文件，所謂政變，也無非就是像曹吉祥那樣以私兵殊死一搏，最終還是難逃一死。但令人憂心的是，曹吉祥隻是個太監，錢寧、江彬這些人名義上卻是正規武將。武宗朝的武將也學著太監的模樣玩起了佞幸貪腐，而且氣勢更加恢弘，可謂標準的文恬武嬉，所幸明朝建立才150年左右，國運正值當中，不至亡國。不過大明的病症顯然又遞進了一層，更何況，錢寧、江彬還遠遠不是武宗朝貪腐政治的標簽，本朝最大的貪官還得算劉瑾公公。劉瑾的貪，不僅是太監的新高峰，更要把尚未涉水的文官集團徹底拉下水。
5.2立皇帝的富麗皇莊
貪腐盛世怎麽少得了太監，雖然錢寧、江彬足夠凶險，但武宗朝最著名的貪官還得算劉瑾，某種意義上他己經突破了“官”這個層麵，因為他己經被人稱作“皇帝”——雖然不坐龍椅，是站著的“立皇帝”。
劉瑾本姓談，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耳濡目染，覺得太監是個很有前途的職業，於是也閹割入宮。結果進了宮方知宮廷險惡，很快就獲罪被判死刑，還好明孝宗仁厚，將其免死，但貶至太子東宮做苦差。誰知這反而成了劉瑾的人生轉折，他竭力討好太子，成了東宮寵婢，一旦太子登基，他順理成章就會成為正宮太監。宦官和文官不同，是皇帝私人的奴婢，一旦換個皇帝，後宮人員幾乎要全部換班，新皇帝會把太子東宮的太監宮女都帶進正宮，“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種現象在明朝是指宦官而不是文官。明武宗，一個遊龍戲鳳的風流天子，他當了皇帝，小夥伴們可就都發達了。
明武宗從東宮所帶宦官中有八人權勢極大，號稱“八虎”，與“跋扈”諧音。這八人分別是：劉瑾、張永、穀大用、馬永成、丘聚、羅祥、魏彬、高鳳。其實劉瑾起點不算高，剛進正宮時僅任鍾鼓司掌印太監。明代內宮二十四衙的十二監、四司、八局中，鍾鼓司排名第十四，離權力核心相當遠。不過劉瑾非常用心，鍾鼓司的職責是掌管後宮禮樂歌舞表演，劉瑾就深挖這個職能，將很多民間的野路子帶進宮來，大大稱了明武宗的心性。劉瑾更深知明武宗喜歡玩兒角色扮演遊戲，但他當時沒有資源滿足明武宗演將軍、武俠的需求，他手頭隻有一些太監、宮女的資源，這能演什麽呢？劉瑾將後宮裝修成街市，讓太監、宮女扮作商戶、百姓，讓明武宗從中取樂。甚至有傳說稱劉瑾將後宮某些庭院裝修成妓院，讓宮女扮作妓女，自己扮作龜公，讓明武宗扮嫖客來遊樂。劉瑾如此用心地滿足皇帝的癖好，很快被提拔為內官監掌印太監。
內官監是掌管後宮采辦、營造、庫藏等事宜的衙門，曾經是內衙之首，著名的鄭和公公當年就是內官監太監。但後來內官監權勢太大，皇帝有意打壓，扶植司禮監取代其地位，實際排名掉到了司禮、禦馬、禦用等監之後，雖然比鍾鼓司進步了不少，但仍然略顯邊緣。萬萬沒想到，一次來自外廷的攻擊，反而促使劉瑾走上人生巔峰。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劉瑾告訴明武宗，派往各地的鎮守太監其實都是肥缺，他們蒙皇上恩典撈了那麽多，卻不貢獻點出來，太不夠意思了，於是明武宗下令每位鎮守太監先交納一萬兩貢金。這簡直是喪倫無恥，公開激勵貪腐！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率戶部尚書韓文等重臣入諫，請立斬劉瑾這個奸賊。明武宗令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嶽到文淵閣去和宰相們商議，看能不能將懲罰降低到貶至南京。劉健等堅持不可，一定要殺劉瑾。王嶽等幾位都是前朝遺留下的老太監，地位受到劉瑾等新貴的威脅，也很嫉恨“八虎”，於是與劉健等合謀，準備內外夾擊，他們先回去向明武宗表示閣臣們說得有理，捅劉瑾一刀，第二天上朝時諸臣再給其致命一擊，內外說辭俱己合計妥當。
未料文官中出了叛徒，吏部尚書焦芳緊急把情況告訴了劉瑾。劉瑾大驚，連夜率八虎圍住明武宗，叩頭哭求。一直哭到明武宗心軟，劉瑾才說：“王嶽這些老太監想害奴婢等，他們跟外廷勾結，想阻止皇上出入，所以先除掉我們這些障礙。這樣下去，皇上的鷹犬損失成千上萬啊！”明武宗一聽是想阻他出入遊玩，那可不行！尤其外臣也就罷了，你們這些太監是私奴，怎麽也這麽不稱主子的意？劉瑾再適時地補上一句：“如果司禮監用人得當，怎會讓這些人得逞？”明武宗立即下旨，劉瑾任司禮監掌印太監，馬永成提督東廠。恢複西廠，由穀大用提督。當夜，收王嶽、徐智等太監發往南京充軍，後在途中殺死。以往換皇帝確實意味著後宮勢力的重新分配，但也未有過如此劇烈的動**，劉瑾這次堪稱太監中的政變。
第二天，大臣們如約上朝，卻發現形勢不對。劉健等按原計劃向明武宗揭發劉瑾的貪腐行為，明武宗卻說：“太監能貪多少？我看前朝不法行徑，十之六七都是文官幹的。”繼而得知劉瑾己經升任大公公，劉健等宰相見明武宗寵幸私奴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以內閣集體辭職為威脅。萬沒料到明武宗居然就坡下驢，準了他們請辭的奏章！這就完全不是成年人的遊戲規則了，但明武宗就是個生性放縱的頑童，劉健、謝遷堪稱一代名臣，遇到這個對手也隻好認栽。
劉瑾當上了司禮監掌印太監，他攬權招賄的本事超過了曆代大公公。太監並沒有實權，大公公的權力隻是來源於皇權的散逸，劉瑾非常用心地搜集這種散逸出來的皇權，他的一大技巧是偵查清楚了明武宗正在嬉戲時就去奏事。明武宗玩兒得正開心，被政事所擾非常厭煩，立即跑開，邊跑邊說：“我用你是幹什麽的？拿這些事來煩我？”之後劉瑾便經常直接加蓋禦印，不告訴皇帝，皇權便大量沉入他的手中。以至於時人論及稱大明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坐皇帝”指坐在皇帝寶座上的明武宗，“立皇帝”便是指立在他身後的劉瑾了。劉瑾這個技巧很可能來源於秦二世（趙胡亥）權臣趙高攬權的典故。趙高是秦始皇之子秦二世的近臣，幹的工作和後來的太監很類似，所以常被誤認為是太監。趙高專權的技巧是偵知秦二世玩得正在興頭上時通知丞相李斯來進諫，每次都弄得秦二世很掃興，李斯也越來越得罪皇帝，逐漸失去信任，趙高得以專寵。劉瑾將這個典故活學活用，舉一反三，堪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愧為貪官奸臣界的大理論家。當然，攬權也是為了貪汙，在貪汙受賄的方式方法上，劉瑾也用心作了很多創新，以鞏固其理論地位。
劉瑾的第一個創新發明是“見麵禮”，意即新進京上任的官員，都得向他進獻見麵的禮金。見麵禮的金額據說最初以一千兩白銀起價，之後越來越高，以至於到了五千兩甚至上萬兩的地步。有些官員剛上任，還沒撈夠那麽多錢，於是向京城富戶預借，撈夠了連本帶利還給富戶，謂之“京債”。這種錢借出去一定收得回來，而且利息不薄，京畿富戶爭相出貸，竟然成了一個不錯的理財產品。從地方提拔到京城的官員賄賂這個資源開發得差不多了，劉瑾又考慮開新礦。當時地方官也都是從京師派出去的，每年要定期回京述職。劉瑾宣布，回京述職的地方官也要向他進獻厚賂，後來擴大到京官出差回來也要進獻，因為在他眼中出差就是去撈錢，撈了錢不給我送怎麽行？由於這一類禮金是出去回來答複時給的錢，所以稱作“謝禮”。侍郎韓福在劉瑾的安排下巡撫富裕的湖廣（今湖北、湖南），前後送給劉瑾十餘萬兩“謝禮”。還有一個發明是“賀印錢”，意思是官員一遇升遷，都要給他送錢。官員升遷的誥赦文件中有一個環節是皇帝加蓋禦印，這個手續往往就由司禮監掌印太監代勞，所以任何官員的升遷都繞不開劉瑾，劉公公通過蓋這個印恭賀你升官，所以要收“賀印錢”。盡管劉瑾掌握的隻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續，還是代掌不是實掌，但升遷是多麽好的事情，誰也不願在這個好時候在手續上惹麻煩，於是往往就把這所謂賀印錢給了。
劉瑾的創新發明還很多，不少都被後來的貪官學習沿用，其中“見麵禮”“謝禮”之類的名目後來竟然成了常用詞，所以劉瑾在貪腐界而言，不僅工藝水平高超、實踐成果豐富，理論上也頗多建樹，堪稱大家。而且劉瑾還懂得張弛有度，甚至有自我糾察的勇氣。有一次給事中周鑰出差回來，沒有錢送給劉瑾，竟然急得自殺了，輿論反應相當惡劣。劉瑾的黨羽吏部尚書張彩趁機勸他：“官員們給劉公送的錢，必然也不都是私財，很多是在京城借貸的錢，再貪汙國庫或盤剝小民去償還，他們貪的錢中送給您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出了問題卻要怪到劉公頭上，您何苦要斂怨貽禍呢？”劉瑾聽從了建議，分派給事中、禦史調查挪用公款給自己送禮的情況，重處了好幾位送錢的官員。官員們見風向突變，大驚，連忙找錢來彌補虧空。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數十人存在這種情形，受到彈劾。兩浙都轉運鹽使楊奇挪用了大量鹽稅來行賄，現在查到頭上，隻好散盡家財甚至賣掉孫女來彌補。劉瑾收錢大膽，又懂得該在什麽程度節製，這種境界更是受到貪官們的無尚景仰。
不過收受賄賂畢竟是小頭，劉瑾撈大錢的方法還得算大開皇莊、皇店。
皇莊是皇室私有的莊園，開展放牧、種植、加工等多種經營，賺取利潤。和西方家即是國、國即是家的封建君主製不同，中國皇帝的家、國分得還是很清楚的。比如禦馬監下轄的騰驤四衛就明確是皇帝私軍，而不是國軍，財產也是同理，國庫和內帑涇渭分明。皇室的俸祿雖從國庫支取，但數額有法可依，不是予取予求。不過正常情況下皇帝本人的開支非常充裕，並沒有撈私財的動機，皇莊、皇店這套玩意兒主要是皇帝用來賞賜宗室、太監用的。明朝前期皇莊很少，第一個見於明確記載的是曹吉祥謀反被誅，其財產抄沒後設立了一個皇莊。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戶部尚書李敏曾向朝廷匯報，共有五處皇莊，占地一百二十八
萬餘畝。最初皇莊的所有權均屬仁壽、清寧、未央三宮，每年所收利潤稱“三宮子粒銀”但實際上後來後宮、宗室甚至後妃、太監的家屬紛紛取得皇莊，漸成明中葉之後的一個弊政，此風正是盛於劉瑾。
明武宗登基後，劉瑾立即建議大開皇莊，第一個月就開了七處，後來又陸續開了十餘處。
《明史》稱一共開了三百餘處，此說又過於誇張了。明武宗駕崩後，明世宗（朱厚溜，年號嘉靖）繼位，對之前的皇莊進行了全麵清查，計有36處，占地3759546畝，其中可考證的至少有21處為正德年間所立。三宮參照民田稅率抽取每畝三分銀利，每年可收取十餘萬兩。但明朝的稅率非常低，田稅隻有1/30,剩餘的錢就都落入了管莊太監的腰包，算下來恐怕有三百餘萬兩，己經超過了當時兩百萬左右的國稅總額水平。
事實上，除了皇莊，還有牧場和皇店兩項數額也很驚人。
所謂牧場，是指禦馬監牧馬的場地。禦馬監既然理論上是養馬的，自然應該有馬場和草料場。後來有了騰驤四衛、旗軍、勇士等皇帝私軍後，這方麵的需求更大，不斷増置馬場。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定下禦馬監牧場的規製，馴養象、馬、駝、牛、羊共一萬八千頭，每年向民間簽約的一些草場定額征收飼料十八萬二千餘石、草四百九十六萬餘束。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間草場隨時可能轉型不做，固定征收實物越來越困難。劉瑾給出的解決辦法有二：一是禦馬監自己建設一些草場，穩定供給草料；二是實物折算成銀兩，向原簽約草場征銀，再到市場上去買草料。這確實是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做法，但也留下了更多權力尋租空間。而隨著四衛、旗軍、勇士等皇帝私軍的擴張，禦馬監表示馬匹用量也越來越大，早己不是當初蒙古逃民帶來那點馬匹夠用，必須大開牧場自己養馬。根據嘉靖初清理的結果，禦馬監下屬共有馬房20處、牧場56所，共占地二百四十餘萬畝。但事實上，禦馬監的牲畜隻剩下三千九百餘頭，按戶部一匹馬配給150畝牧場的定額計算，這些牲畜最多隻需四十一萬畝牧場，那其餘近兩百萬畝牧場都到哪兒去了呢？當然是被太監們開墾成私田來營利了。如果依然按每畝0.9兩白銀的產出比例計算，牧場這一項的產出略計有一百八十餘萬兩，接近一年的國稅收入水平。至於禦馬監還要向皇帝支取一些費用去購買草料，過手的銀兩也不少，太監們的油水就更多了。
更可怕的是，在牧場改為私田的這個過程中，太監們趁機擴大田界，強侵民田、民宅的行徑更是不可盡數，將封建社會最害怕的一件事——土地兼並發揮到了一個**。皇莊、牧場大多在北直隸境內，數十座皇莊、牧場將人民的生存空間擠壓得喘不過氣來，激發了楊虎和劉寵兄弟（俗稱劉六、劉七）起義，席卷北方數省，曆時數年，極大地加深了明王朝的統治危機。但這些問題都不在太監們的考慮之內，打起仗來他們派監軍太監出去打仗立功更開心。劉瑾真正比較關心的問題卻是皇莊、牧場都是歸禦馬監掌管，自己沒那麽方便開撈。對此，劉瑾很重視內宮署衙的權力整合問題。
明代權閹大多是從小在司禮監、禦馬監最差也是禦用監長大的，劉瑾的起點卻很低，在鍾鼓司、內官監等多個邊緣部門經曆了多崗鍛煉，他自身對司禮監或者禦馬監都談不上很深的感情，但這恰恰更利於他成為第一個一統後宮的權閹。之前司禮監和禦馬監常年爭權奪利，結下梁子不少，矛盾越積越深，現在劉瑾一來，力促二十四衙和諧統一。當時司禮監二公公馬永成、禦馬監老大穀大用都是“八虎”成員，願意與劉瑾共謀大業，其餘小衙更是誠心歸順，劉瑾不難成為第一個一統後宮的權閹。張銳、錢寧造成廠衛合流的局麵本己黑暗，現在劉瑾又造成司禮監、禦馬監合流的更新局麵。而且劉瑾還留了個心眼，他嫌東西廠分立的局麵還不可靠，發明了“大內行廠”由自己親自率領，地位更在東西兩廠之上，做派也比西廠更加狠毒，甚至將很多太監、後妃都置於內行廠的監視之下。
由於出身特殊，劉瑾身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但並不袒護司禮監，相反還有意打壓司禮監，扶植禦馬監，似有一種超脫狹隘身份，一統整個內宮的態勢。武宗朝是禦馬監權力惡性膨脹的一個時期，不但繼續掌管騰驤四衛等皇帝私軍，還保住了到明軍中監槍的職能，甚至出現了禦馬監太監張銳提督東廠這個史上唯一的特例。劉瑾還把很多原屬司禮監的鎮守太監肥缺讓給了禦馬監，當然，最大的財源還是皇莊、牧場，在劉瑾的策劃下大發橫財。貪官是很容易得寸進尺的，禦馬監的公公們心潮澎湃，又準備大搞皇店這門生意。
所謂皇店，就是皇帝開辦的店鋪，動用國家資源來采辦、運輸貨物，到價高的地方出售，屬於典型的公權力直接插手市場行為，但這就突破了劉瑾的節製界線。正德初年，禦馬監掌印太監穀大用在一位臨清鎮守太監的建議下，奏請在臨清（山東西北部）開辦皇店，劉瑾不允，還懲罰了那位臨清鎮守太監。不過己經被劉瑾喂肥了的禦馬監貪官們豈肯罷手，在劉瑾死後的正德九年（1514年），禦馬監太監於經又奏請在京師九門外和宣府、大同等邊鎮開辦皇店，這一次明武宗準奏。皇店開在邊鎮恐怕是為了便於走私，尤其是一些違禁戰略物資，反正皇店海關不敢來查。皇店每年要上繳子粒銀八萬餘兩，接近皇莊的水平。但考慮到明朝的商稅比田稅低得多，隻有1/50,如果皇店也是參照這個稅率上繳的話，那說明總利潤高達四百餘萬兩，足足是國庫收入的兩倍！立此大功，於經受到明武宗大獎，其父授錦衣都指揮使，母、弟均有封賞，敕建祠堂。
皇店盡管一度受到劉瑾的否決，但在他死後很快就大行其道，實則也是劉瑾大開皇莊、牧場的延續，不能認為與其無關。這三者同為明武宗朝最具標誌性的弊政，也都是劉瑾這個貪腐界的大理論家留給後世最嚴重的新病種。盡管明世宗一登基就立即全麵清理並革除牧場、皇莊、皇店，但這種方法卻被後人所學，清朝又全麵恢複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多皇莊、皇店直到辛亥革命才予以革除。
牧場、皇莊、皇店三項每年向內府上繳子粒銀共計二十三萬兩，約為國庫收入的十分之一，極大地強化了內宮的財力。如果參照民間稅率折算，這三者實際年利潤高達九百餘萬兩，是國庫歲入的四五倍，這些錢便都落入太監們私人腰包。那麽到底有多少是直接流入劉瑾個人的口袋呢？現在己經無法確切計算。2001年，《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總結人類曆史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有6位中國人上榜，劉瑾“光榮”地作為明朝的代表名列其中，蓋過了嚴嵩和魏忠賢。《華爾街日報》考證了劉瑾財富數額的三個可能版本：一是清代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稱劉瑾被抄家時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其餘珍寶不可計數；二是明代中葉史學家陳洪謨的《繼世紀聞》，稱有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億兩；三是《明史紀事本末補篇》，稱有黃金2987萬兩，元寶500萬錠，白銀八百餘萬兩，另有寶石二鬥，金甲二副，金鉤三千，玉帶4162束。這裏的有些說法不但超過了明朝三百年的總財政收入，甚至超出了當時中國境內貴金屬總量，顯然不可盡信，不過也從一個側麵重重地警醒了世人，當一個宦官掌權時會發生什麽。龐大的牧場、皇莊、皇店及其附屬產業確實產生了遠超國庫的可怕利潤，不管是否劉瑾個人盡得，總之都是直接從市場上攉取，落入太監們的腰包，這種貪腐的盛世，比起王振、汪直時代的小貪小賄簡直不在一個量級。
然而，太監們如果真的是隻撈錢也就罷了，關鍵在於要愉快地撈錢也繞不開真正掌握著國家公權力的文官們。之前太監的步步進逼己經讓文官們節節敗退，不斷認輸，而到劉瑾的時代，己經不是敗退的問題。
5.3墮落的閹黨宰相
按常理，文官和宦官是勢不兩立的。一來雙方的層次差距太大，文官都是進士出身，人中龍鳳，宦官則是最卑賤的奴婢；二來雙方也有實際的利益衝突，明史就是一部宦官逐漸崛起，不斷侵蝕文官權力的曆史活劇。更重要的是雙方所受教育不同，價值觀背道而馳，所以明朝官場上文官和宦官是一對權力冤家，很多令人感動的清官事跡，正是一些清正剛直的文官在與貪殘暴虐的死太監鬥爭中湧現出來的。
然而，明代宦官借助接近最高皇權的優勢，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不斷侵蝕文官的公共權力，雙方力量此消彼長。明初，文官對宦官有壓倒性優勢，王振崛起時卻蓋過了很多文官，到憲宗朝更出現了汪直擅權，文官集體噤聲，甚至“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局麵。文官越來越屈服於宦官的**威，但無論如何，之前文官們也隻是暫時屈服，還不至於太過於公開地幫宦官辦事。直到劉瑾的時代到來，終於出現了**裸地投身於宦官門下的“閹黨”這個醜陋群體。
所謂“閹黨”並不是指一群閹人結成的黨，而是指一些依附於閹人的文官。之前有一些文官如徐有貞、王越等與曹吉祥、汪直等宦官過從甚密，但也隻是合作關係，雙方的人身還是相對平等的，閹黨則是一群徹底背棄了禮義廉恥，甘願給太監為奴的人。
有幸名列《明史閹黨列傳》第一位的正是被稱作“閹黨宰相”的焦芳。焦芳學曆很高，是明英宗天順八年庶吉士，進士中的佼佼者。焦芳庶吉士學習期滿後散館考試合格，留翰林院工作，授翰林編修（正七品），後晉升為侍講（正六品）。但似乎焦芳在侍講崗位上表現並不太好，任滿九年都沒有得到升遷。按明朝官製，在一個職位滿了一定年限如果還沒得到升遷就要進行考核，升或不升給個說法。事實上，翰林院號稱內閣直通車，升官很快，像焦芳這種在侍講這麽重要崗位上任滿九年都不升遷的情況本身就很罕見。而且這次考核的情況似乎又不太滿意，按轉遷之製，侍講任滿九年必須升任侍講學士（從五品），但有人卻對首相萬安說：“焦芳這麽不學無術的家夥，能勝任學士嗎？”焦芳知道後很生氣，但又不敢得罪萬安，想了一個辦法，放話出去說這必然是另一位宰相彭華在離間自己，如果這次沒晉升為侍講學士，就要在上朝的路上刺殺彭華！彭華聽了很害怕，連忙找到萬安，勸萬安讓焦芳升了算了。
彭華這樣做算是惹禍上身了，由於是他舉薦了焦芳，所以焦芳晉升後就分配到他手下工作。彭華主持編纂了一部重要的教材《文華大訓》，並負責教習東宮。他派焦芳去東宮宣講這部教材，結果焦芳就故意吹毛求疵，挑出一些小毛病，當眾詆毀彭華，而且用語非常粗鄙。須知翰林院是集天下文采之所在，翰林官無不是三鼎甲、庶吉士才能擔任，連普通的進士都還沒資格，焦芳在這個平台上卻以粗鄙著稱，難怪之前不得超擢。後來朝廷借故將焦芳調任桂陽州（今湖南郴州桂陽縣）同知。按明朝選官製度，進士中的一甲（三鼎甲）、庶吉士留翰林院工作，二甲在京師部院，三甲才去州、府、縣當地方官。一甲進士和庶吉士的前途非常光明，本身就是以翰林修撰（從六品）或翰林編修（正七品）起步的，在翰林院幹個幾年，隻要能發表點著作很快就能當上翰林學士（正五品），之後出為少卿（正四品），繼而正卿、侍郎（正三品），再下一步就是七卿（六部尚書、都禦史，正二品）甚至登閣拜相。明朝163位內閣大學士中，有41位一甲進士和87位庶吉士出身，占了總數的近八成，其中最快紀錄是彭時，明英宗正統十三年（1448年）戊辰科狀元，當時授翰林修撰，次年就入閣。所以焦芳堂堂庶吉士，在翰林院幹了十幾年，最後得個外放知州，而且還是同知（知州的副職，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的待遇，其憤恨可想而知。
不過弘治中興似乎又成了焦芳的轉折，萬安、彭華倒台後，焦芳卻鹹魚翻身，通過南京官的途徑，轉了一圈又回到京師。焦芳畢竟有庶吉士這個學曆做後盾，回京後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不久又升任禮部右侍郎。回到中樞的焦芳很快又暴露了秉性，他對首相劉健非常不滿，經常當眾詆毀謾罵劉健。劉健給禮部的批示文件中有他不滿意的，就提筆抹去，並且不報告給尚書。後來焦芳轉任吏部侍郎，時任吏部尚書馬文升是著名的直臣，與王恕、劉大夏合稱“弘治三君子”。焦芳經常在背後詆毀馬文升，並暗中勾結了很多言官，四處散布馬文升的壞話，想把馬文升擠下去自己好升官。明武宗登基後，官場風氣又為之一變，焦芳也敏銳地察覺到了環境的變化。有一次戶部尚書韓文與焦芳交談，說到財用不足，應該勸諫皇帝節儉，這也是當時士大夫普遍的言論。焦芳卻不走尋常路，他心知有廠衛正在監聽，於是故意說：“庶民家裏尚且需要花錢，何況皇帝？讀語說‘無錢揀故紙’（沒錢就要想辦法從故紙堆裏仔細揀選出來）。現在天下逃稅漏稅的何其之多，你們戶部不去好好檢索，卻在這兒損害皇上用錢的額度？”明武宗聽到非常高興，正好馬文升退休，立即超擢焦芳為吏部尚書。
從焦芳的種種做法可見，他算是明代文官的一個基因突變。本來明朝發展至弘治時代，己經形成了一套很成熟穩定的選官製度和官場風氣，既然大家都是通過考試進入到政府，那大家的慣性思維就都會認為升官也應該憑才華。至於詆毀他人，抬升自己的做法自然是受人鄙夷的，不過這種小人一般也通不過嚴格的科舉考試，但明朝建立一百多年，總算也該出一個焦芳這種基因突變的品種了。其實出幾個突變品種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與劉瑾的完美結合，很快就會造成整個官場風氣的全麵改變。
焦芳和劉瑾的第一次合作源於一次可恥的告密。明武宗登基不久，劉瑾就不斷向皇帝進言，諸如讓鎮守太監每人進獻一萬兩貢金、簽發鹽引給太監作為工作經費等。宰相劉健、謝遷、李東陽，戶部尚書韓文等與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嶽等商議內外夾擊，除掉劉瑾。準備讓太監們先回去在明武宗麵前說劉瑾壞話，第二天上朝文官們再發出致命一擊，置劉瑾於死地。這個方案本來是不錯的，唯獨沒料到文官中出了焦芳這個叛徒。本來焦芳沒有參與此謀，但文官們設計的是九卿聯名出劾，內閣附和的戰術，他作為九卿之首的吏部尚書需要來牽這個頭。其實以往也出現過某部尚書不願意承擔責任，臨陣退縮的情況（張鵬），但不至於提前告密，這次實未料遇到了焦芳這個變異品種。焦芳素來厭惡正直的文官，尤其深恨劉健、謝遷多次否決自己的意圖，這次抓住機會豈能不趁機出賣？焦芳緊急找到劉瑾，告訴他情況。劉瑾率“八虎”夜見武宗，逆轉了形勢，甚至將劉健、謝遷逐出內閣。
焦芳和劉瑾聯手第一戰便告捷，劉健、謝遷被逐後，焦芳順理成章地補進內閣，授文淵閣大學士。不過明武宗相當信任李東陽，留下沒走，並且晉升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占穩了首相之位。焦芳也絕非易與之輩，在劉瑾的大力支持下，於正德四年（1509年）也授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雖因入閣較晚，排名於李東陽之後，但官、職、差均到極限，創造了明朝曆史上唯——次兩位華蓋殿大學士並列的特例。
焦芳能獲得這樣的特殊恩遇，是和劉瑾的鼎力支持分不開的，所以他也非常誠心地投於劉瑾門下。每次說到劉瑾，焦芳都要稱其為千歲，自稱是劉瑾的門下，裁閱奏章時都要充分考慮劉瑾的心意。劉瑾畢竟文化層次較低，很多政事不是很通，焦芳便大展其才，盡心為其理順。國家設立官製，本意是優選人才為國理政，這些閹人選拔出來的人才當然就是為閹人理政了，焦芳一個還不夠，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在劉公公門下，才能形成勢力。焦芳舉薦的第一個人才當然就是他兒子焦黃中了。焦黃中其實才華不錯，焦芳立誌要讓他奪得狀元。但狀元豈是想拿就拿，最後焦黃中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其實也不錯，但沒考中庶吉士，焦芳很不滿意，去找劉瑾。劉瑾便給他想了個辦法，直接授其翰林檢討，不久晉為翰林編修，取得了相當於榜眼、探花或庶吉士的待遇。但焦芳依然憤恨難平，深恨主考官李東陽和王鏊不幫忙。
焦芳又向劉瑾舉薦了劉宇、曹元、張彩等人，都願依附在劉瑾門下做“閹黨”，劉瑾大喜，大肆提拔，很快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勢力團隊。劉瑾的思路非常清晰，他撈錢主要通過後宮，文官這邊經營的重點不是錢財，而是人事。他很清楚掌握了人事就掌握了權力的源頭，很多關節就可以給他的小太監們撈錢的行為保駕護航。焦芳入閣後需要更多的同黨來執掌吏部，閹黨分子魚貫而入。
劉宇算是劉瑾閹黨中比較搞笑的一個人，他的一些價值觀連閹黨都有點看不起。劉宇是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從知縣起步，後因犯錯被貶，但奇怪的是之後他又步步高升，這可能是他賄賂了某些人的結果。劉宇性情狡詐，非常善於侍奉上級，為其隱藏奸狀。弘治中期，宰相劉健、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名臣屢屢提拔劉宇，一直當到右都禦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到了這麽重要的邊鎮，劉宇考慮的不是保家衛國、建功立業，而是利用職權，走私販賣戰略物資，撈了不少錢，並用撈來的錢大肆賄賂權貴。兵部尚書劉大夏向明孝宗談及這個情況，明孝宗派錦衣百戶邵琪去秘密調查劉宇，不知為何卻被劉宇所知，重金賄賂邵琪，為其遮掩罪行。但最終明孝宗還是知道了情況，甚至委婉地批評了提拔過劉宇的劉健、馬文升等重臣，終弘治一朝，劉宇再未得升遷。
明武宗登基後，劉宇開始結交焦芳，並在他的引薦下投效了劉瑾。劉宇出手非常闊綽，劉瑾剛開始納賄時一般期望值不過數百兩的水平，劉宇初次見麵便奉上萬兩，令劉瑾都大喜過望，連聲道：“劉先生怎麽對我這麽好呀？”對你這麽好當然是瞄著你的利用價值咯！很快，劉宇升任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焦芳入閣後，許進接替了他吏部尚書的職務。劉宇在劉瑾麵前不斷說許進的壞話，最終將許進擠走，自己當上了六部之首的天官大塚宰（吏部尚書）。然而，升了官劉宇卻發現不如在兵部的時候實惠。尤其是文選郎中（吏部負責任免文官的司長）張彩也深得劉瑾厚愛，實際上才是閹黨頭號人物。《明史閹黨列傳》中焦芳、張彩有本傳，劉宇、曹元這兩位宰相卻隻有附於焦芳的附傳。官員的升遷任免張彩都直接向劉瑾、焦芳匯報，劉宇成了光杆司令。劉宇想到自己花了那麽錢，從兵部尚書改為吏部，現在卻撈不到錢，不由得鬱鬱道：“兵部本是極好極好的，何必跑到吏部來嘛！”
張彩其實才是劉瑾私下最喜愛的文官，隻是起步比較晚。張彩是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進士，初任吏部主事。張彩為人巧媚，而且善於沽名釣譽，很多名臣都被他所蒙蔽，非常喜歡他。有些給事中、禦史彈劾張彩濫用職權，馬文升等名臣還為之辯護。正德後，劉瑾崛起，焦芳因為張彩是劉瑾同鄉，所以引薦給他。不巧有人舉薦張彩去陝西邊關任職，錯過了見麵。後來總算見著了麵，未料劉太監一見傾心，完全被張彩英俊白皙的外貌所傾倒，緊接著又被張彩的口才機巧所折服，緊握住張彩的青蔥玉手激動地說：“隻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得遇你這樣的神人！”當時吏部文選郎中的位置空出來，本來應該驗封郎中（吏部排名第二的司長，主管爵位、恩蔭等工作）石確頂上，己經通過了會推程序，吏部己經將任命的奏疏報上去了，劉瑾急令吏部將奏疏追回，改為張彩。張彩從此投身閹黨，一心侍奉劉瑾。
不久劉宇排擠走了許進，接任吏部尚書。劉宇深知張彩是劉瑾最寵信的文官，也非常注重巴結他，堂堂一個尚書，卻經常在一個郎官麵前奴顏婢膝，官場的公共秩序己經被這些人的私黨關係攪亂。半年後，張彩升為右僉都禦史，有一次和戶部右侍郎韓鼎一起上朝，拜謝時張彩拜起自如，好似體操王子般敏捷，韓鼎卻跪下後半天起不來。穀大用、張永等太監在旁看了竊笑，說劉瑾你怎麽就用這樣的廢物？劉瑾有點不好意思。太監們接著又說張彩可真是風采英毅，男人中的極品，姐妹們——哦不——我們都好羨慕呢！劉瑾轉而大喜，第二天罷免了韓鼎，重用張彩，很快超擢為吏部右侍郎。
其實韓鼎是一位非常不錯的能臣，弘治年間多次直言進諫，不惜得罪權貴，一度將明孝宗皇後得罪得很慘，被皇後追著攻擊了許多年，所幸有聖君明孝宗一直庇佑，才得以繼續升遷。後來韓鼎任右通政使，駐在安平鎮（今河北香河），負責京畿的水利，離任後當地百姓為其建生祠祭祀，可見其愛民如子，政績卓著。但這樣一位好官，太監們卻以其手腳不靈活加以恥笑，繼而逐出朝堂。太監們看人的標準大致便是如此了，首要是為人巧媚，其次是相貌英俊，至於人品才華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了。其實以他們自身的知識水平也無法評判別人的才華高低。至於人品，恐怕他們實施的是逆向選擇，人品差的他們才喜歡吧。像張彩這種相貌好、人品差的巧言令色之徒正是太監們最愛的美男子。
為了繼續提拔張彩，劉瑾安排劉宇入閣，給張彩騰位置。張彩一年之間便從郎中超擢為尚書，而且還是六卿之首的天官大塚宰。張彩離開吏部前的同僚都還在原位，見到這位新尚書都惴惴不安。果然，張彩立即變了一張臉，對昔日同僚非常嚴厲，絲毫不留情麵。這種巧言令色之徒都是這樣，對上位者極盡巧媚逢迎之事，一旦他到了上位，必然對下級窮凶極惡。有時候非工作日，一些公卿有急事要找劉瑾，等很久都不得召見。張彩故意徐徐來，直入劉瑾的小閣，歡飲而出，才給眾人打招呼。一般人說到劉瑾，都尊稱為“劉太監”，唯獨張彩故意稱之為“老頭子”。漸漸地，大家都知道張彩和劉瑾關係確實不一般，以劉瑾的禮儀侍奉張彩。
美男子張彩除了貪錢，還非常好色，貪色的人往往比貪錢的人更難控製以權謀私的欲望。張彩當權時，賄賂他的金帛奇貨堆滿了他家門前的巷子，但他很少去理，隻讓管家代收，自己專心漁色。張彩聽說撫州（今江西撫州）知府劉介娶了一位美妾，於是將其提拔為太常少卿，然後盛裝前往道賀，問：“你用什麽來報答我？”劉介惶恐道：“除了身體，都是公物。”張彩說：“沒錯呀！就是用身體呢！”別誤會，是指美妾的身體。張彩讓人徑直入屋取了劉介的美妾，揚長而去。張彩又聽聞平陽（今浙江溫州平陽縣）知府張恕的小妾也很漂亮，就直接索取。張恕不肯，張彩指示親信禦史劾其罪，判充軍。張恕連忙獻出小妾，才減免了罪責。至於想升官的人，隻要賄賂到了位，張彩就寫一張紙條，指示親信舉薦，然後他在吏部通過，大量幸進之徒由此而入，同時這些人也都算加入了閹黨，成了他們一條線上的人。
隨著張彩這類新秀的不斷崛起，焦芳、劉宇之類的老閹黨都被擠到了邊緣，但這並不意味著貶官。劉宇能入閣很大程度上是被張彩“擠”進去的，和他情況相似的還有曹元。劉宇從兵部尚書改為吏部時，曹元接替了兵部尚書之職，不久由於閹黨新秀王敞要當兵部尚書，於是劉瑾就安排曹元入閣，給王敞騰位置。劉宇、曹元整天在內閣沒正事可幹，就飲酒諧謔打發日子。但這也正是當閹黨的好處，換成外人哪有被排擠升官的道理，被排擠早就罷官甚至被構陷下獄了。所以加入閹黨有這麽大好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削尖了腦袋擠進這個行列，從最初的焦芳一位“閹黨宰相”開始，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閹黨體係。大明官場的形勢也從噤若寒蟬的“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演進為競相奔走閹黨門下，慢性病毒開始從病灶之內向帝國的整個身體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