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貞兒，有人說她是惑亂後宮的妖姬，也有人說她是患難中的真情，閃現著人性的光輝。但無論如何，不倫的感情對公共倫理的傷害是巨大的，尤其是發生在帝國頂層時。
萬貞兒座下小太監汪直更是一個奇葩，太監隻攬權，不貪財，竟然展現出一股文官的情操。司禮監和禦馬監的鬥爭白熱化，真正掌管國家大政的文官們卻在這時選擇了集體沉默。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是諷刺，更是時人的無奈。史上多的是被架空的皇帝，卻鮮見整個官僚隊伍噤若寒蟬。然而，壯誌有停歇，金錢永不眠。最高權力掌握者們渾渾噩噩，屍位素餐之時，正是貪腐這個慢性病魔大展拳腳之際。哪怕孝宗朝被譽為“弘治中興”，似乎改觀了這種局麵，其實仍發生了一起動搖國本的大案一唐伯虎作弊。這位後世文學作品中的風流才子，在當時牽涉進一個超級大案，可能時人並未意識到此案對大明王朝，甚至整個中國社會都產生了轉折性的影響。
而這一切，並沒有鐵馬金戈，更沒有天崩地裂，都隻在沉默中緩緩釋放，悠然調轉舟頭。
明太祖九泉之下，無可奈何地看著大明王朝悄然轉往另一個方向，中華民族的盛衰氣運走向轉折。
4.1不倫真愛萬貴妃
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年），二度為帝的明英宗駕崩，享年37歲，在位累計22年。皇太子朱見深（即以前的朱見濬）繼位，改明年為成化元年，史稱明憲宗。
其實明憲宗剛開始表現不錯，可能是明英宗長期以來對於謙、石亨等人之事心存愧疚，但又不好意思自己打自己的臉，於是遺囑兒子幫自己完成一些生前不便做的事。明憲宗一登基立即平反了於謙冤獄，為於謙等大量蒙冤的忠臣恢複名譽，這足以振奮人心。但另一方麵就肯定是明憲宗自己的意思了，明憲宗不顧景泰帝曾廢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報怨，恢複景泰帝帝號，將其墓葬移回皇陵，這種胸懷更是博得朝野一片稱頌。於公心，於私德，這似乎都是一個好皇帝。明憲宗又任用商輅等名相，朝政為之一清（至少比起三人團時代是相當清明的）。但明憲宗卻有一個私生活方麵的問題長期受後世詬病，那就是他不顧所有人反對，與自己的奶媽萬氏相愛，甚至冊立為妃。萬氏也因此被定性為惑亂宮廷的恐怖妖女，她座下也確實妖孽橫生，正史野史無不將其黨羽描繪為天演正義之敵。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場名動青史的不倫之戀其實是一場感人至深的帝王真愛，這也和明憲宗奇特的人生際遇尤其是童年遭遇有很大關係。朱見濬的童年非常尷尬，他出生於明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年），其父明英宗正處於第一個皇帝任期，當時隻有他一個皇子。正統十四年（1449年），突然爆發了震驚天下的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擒，年僅兩歲的朱見濬留在北京。當時於謙主持大局，要求皇太後同意擁立明英宗之弟廊王朱祁鈺登基，但同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一冊立朱見濬為皇太子，以示廊王絕非趁機篡位，隻是危難之際，擔當大任，龍馭之後便要傳位還給英宗之子，大明的世係並不會受到影響。
於謙本是好意，也是一片公誠，但對於朱見濬個人而言卻非常尷尬，也虧他當時是個兩歲孩童，如果是成年人的話未必就會一口答應（當然，答不答應最終結果都一樣，但主觀上必然是很抗拒的）。果不其然，明英宗被也先送歸後，就和錢皇後一起被封鎖在了南宮。三歲的朱見濬作為皇太子養在東宮，但景泰帝夫婦並非他真正的爹媽，連養父母都不算，何況景泰帝坐穩皇位後自然便要考慮給親兒子鋪路的事，朱見濬甚至還是他的眼中釘。景泰三年（1452年），景泰帝力排眾議，將朱見濬廢為沂王，改立自己的親兒子朱見濟為太子。
年方五歲，朱見濬的人生己經連遭多次劇變。從皇子到太子，又從太子到親王，一個不懂事的小孩被王朝的最高層摔來擺去，但他自己並不知道這些變故的意義，隻知道旁人對待他的態度時不時就要發生劇變。朱見濬成長的環境缺少了父母，也沒有得到明朝皇子應有的教育，陪伴他成長的隻有宮女太監。這些人都沒什麽文化，待人非常勢利，每一次朱見濬的身份變化，他們的態度都會發生重大轉變。人情冷暖，在朱見濬這裏尤為刻骨銘心。更要命的是，五歲之前朱見濬還隻是身份轉折，六歲時太子朱見濟卻突然死了，皇儲一下子成了懸念。而他，無論作為前任太子，還是現任皇帝的侄兒，都是皇儲熱門人選。奪門之變中，朝中盛傳的繼位人選，一個是朱見濬，一個是襄王的兒子。但後來襄王站出來辟謠，事實上，襄王的世係偏離較遠，明朝禮法嚴苛，不可能越過朱見濬另尋遠支，他幾乎就是第一順位繼承人。就算是他爹複位，最終不還是傳給他嗎？
如此一來，景泰帝對他的看法就更加微妙了，好不容易把他給廢了，結果自己的兒子又不爭氣死了，難道又把帝位還給他？更重要的是，一旦英宗一係重新掌權，景泰帝一係很容易遭到打擊報複，一些擁立景泰帝的大臣也容易遭到清算，所以這些正掌握著實權的人也不願意他繼位。景泰帝一係如果什麽都不做，根據禮法大位自然重歸英宗一係。如果要做點什麽，除了祈禱英宗父子都早點死，否則就隻有自己動手，暗害了他們。宮女太監們未必能看穿其中的真義，但多少耳聞朱見濬形勢起落，甚至有性命之憂，這很快就會體現在對待他的態度上。何況當時景泰帝很可能有過暗示，至少是表露過心思，要害死朱見濬。宮廷險惡，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要獨自在這個地方活下去，何其艱難？
不過最終朱見濬還是頑強地活了下來，熬到了奪門之變，他父親重回帝位，自己也被重新冊立為太子，明英宗駕崩後終於登上大位。
什麽叫苦盡甘來，什麽叫守得雲開見日出？明憲宗這就叫。
所謂患難見真情，在這種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才最能看出真情實意。如果沒有土木堡之變，明憲宗一直作為皇子養在深宮，然後順順當當地立為太子，又順順當當地繼位為帝，那他身邊隻會充斥著溜須拍馬之輩，就算偶有對他真情實意的，也會被馬屁精的狂潮淹沒掉。隻有在那段朝不保夕的艱難歲月中，還堅決守護著他的，才是真心愛他的人。
人生一世，真愛難求。因為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機會經曆明憲宗這種傳奇人生，也就沒有機會遇到這樣的真愛。當有人出現奇遇，碰撞出這種真愛火花時，他必然會毫不猶豫地抓緊。而又當這種曠世奇戀出現在充滿陰謀和膿血的宮廷之中時，更加暖人心懷。
稍微有點尷尬的是，伴隨明英宗走過這段艱辛曆程的，不是他老婆，而是奶媽。
這位奶媽姓萬，確切姓名己不可考，後世多稱其為萬貞兒。萬貞兒的父親萬貴本來是個縣衙小吏，後因犯罪被流放，四歲的女兒萬貞兒被籍沒入宮充作宮女，被分配到了孫太後（明宣宗皇後）宮中。萬貞兒體態臃腫，姿色平庸，不過太後的宮中一個男人都沒有，隻有一個老寡婦帶著一群老宮女，也不需要多麽青春靚麗，對於普通宮女來說，這裏就是所謂的冷宮。萬貞兒本身是罪犯家屬籍沒入宮，又因天資太遜，一進宮就進的冷宮。不過萬萬沒想到，土木堡之變爆發，兩歲的朱見濬被冊立為皇太子，入主東宮，孫太後將十九歲的萬貞兒派去給太子當奶媽，她的人生從此不同。
不知道是人的母性本能，還是朱見濬小朋友的悲慘經曆讓同樣經曆過悲慘的萬貞兒阿姨（姐姐？奶媽？）激發了強大的內心共鳴，十九歲的萬貞兒緊緊抱著懷中這個吃奶的兩歲小童，年幼時父親獲罪，全家遭難，自己被扔進這深不見底的冷宮，十幾年來受盡淩虐，艱難存活至今，一幕幕躍上眼簾。懷中這個孩子雖貴為皇子，卻同樣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似乎重複著她的悲慘童年。在這冰冷的後宮，一個弱女子終於找到了一根可以寄托親情的稻草，她把所有的親情都傾注到了這個孩子身上，盡管她知道說不準哪天這個孩子就會被人從她懷裏奪走。也正因如此，她把這個孩子抱得更緊，因為每天都可以是生離死別。對於朱見濬而言，從記事起便也沒見過親人，那個高坐皇帝寶座的叔父並沒有給過他半分親情，隻把他視作眼中釘、肉中刺，隨時想要他的命，宮女太監們更掩藏不住虎視眈眈，想害死他向皇帝邀功。所有人中隻有一個人對他好一萬貞兒，所以他也隻能把所有親情傾注到萬奶媽身上。
這種感情很快就發展成了愛情，而且我們可以確信，這是一段曆史上罕見的帝王真愛，他們的相遇、相知、相隨太奇特，太巧合，如果僅從個人感情的角度講，這應該算得上史上的一段佳話，但如果他們真的要結婚，卻還有很嚴重的障礙。
明憲宗當了皇帝後，就想冊立萬貞兒為皇後，這個動議遭到皇室和朝臣一致反對。大家倒不是嫌棄萬貞兒出身低賤，恰恰相反，明朝就是明確要求皇後的出身不能太顯赫，這是汲取漢唐教訓，避免皇後的家族形成外戚勢力。但不顯赫也不是無限製的低賤，至少還是要出身清白，犯罪分子的家庭畢竟是不可取的。如果萬貞兒是自願應聘入宮來當的宮女，撞了大運被皇帝看上，冊立為妃甚至皇後都是說得過去的，但她是因為父親犯罪被籍沒入宮的家屬，這種來曆隻能作為最低賤的宮女，想當個後宮的女官都不現實，更別說冊妃了。另一方麵，萬貞兒比明憲宗大17歲，這己經差了一個輩分，而且孫太後把萬貞兒派去東宮服侍朱見濬當時就明確了，是去當奶媽（奶媽之說存疑，因為萬貞兒既然沒有生小孩，又何來奶水？）或者保姆，總之就是帶小孩兒。這也是一種長輩關係，是絕對不能談婚論嫁的，否則就是**。這種事在尋常人家便己經為禮法所不容，發生在皇帝身上，更是難敵天下悠悠之口。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沒有宗教信仰，禮法是維係龐大中華帝國氣運相承最為重要的內在精神支柱，現在明憲宗身為皇帝卻公然挑戰禮法！其實在明憲宗登基前，明英宗、錢皇後和明憲宗的生母周貴妃就己經框定了三個太子妃人選：吳氏、王氏和柏氏。結果明英宗病重，太子結婚的事情就擱置了。明英宗一死，明憲宗立即就想違背父母婚約，娶自己中意的對象為正妻，這本身就是非常不合適的做法，所以大家都不讚同。明憲宗登基後，錢太後迅即主持明憲宗與吳氏完婚，並冊為皇後，王氏、柏氏冊為皇妃。但明憲宗顯然對這幾位年輕貌美的都不感興趣，依然獨寵萬貞兒一個。年僅十六歲的吳皇後又急又氣，有一次便找機會杖責了萬貞兒，結果明憲宗竟然大怒，要廢黜吳皇後！
錢太後當然不同意，但此事明憲宗的生母周太後卻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本來前任皇帝的皇後才能成為皇太後，周氏作為明憲宗的生母最多隻能封為本生母帝太後，但明憲宗不顧禮法，強行要尊生母為皇太後，後在群臣的調解下各讓一步，同時尊錢皇後和周貴妃為皇太後。一山不容二虎，周太後總是想找機會壓過錢太後，於是與明憲宗合謀，設了一計，先是指示錦衣衛將司禮監太監牛玉逮捕起來，嚴刑拷打。最後牛玉承認，最初明英宗在三位兒媳婦人選中最鍾意的是王氏，但吳氏的父親向他送了一大筆錢，賄賂他假傳英宗遺詔，助吳氏當上皇後。周太後趁勢力倡將皇後之位“還給”王氏，錢太後再也阻止不了，隻好同意。這一輪交鋒下來，雖然還是沒給萬貞兒解決身份，但明憲宗母子在後宮的威勢大了許多，以至於後來出現了周太後駕崩後與明英宗合葬的情況。須知明英宗臨終前有明確的遺詔，隻願與錢皇後一人合葬，其餘人不得入其墓穴。而周太後明明沒有當過皇後，卻以皇後的禮製葬入了英宗寢陵，這些都是明目張膽不遵遺詔又嚴重違背禮法的做法！太後、皇帝連續公然違禮，這對儒士組成的朝廷而言，對崇信禮法的中華帝國而言，都是巨大的衝擊。
成化二年（1466年），36歲的萬貞兒生下了明憲宗的庶長子。明憲宗欣喜若狂，在周太後的支持下，力排眾議，冊封萬貞兒為貴妃，成為僅次於王皇後的首妃。成化十二年（1477年），萬貴妃更晉為皇貴妃（明朝特有的後妃職位，比古代的貴妃還要高一級）。但真正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明憲宗授萬貴妃之父萬貴為錦衣衛正千戶（正五品），不久又升為錦衣衛指揮僉事（正四品），最後竟升為錦衣衛帶俸指揮使（享受指揮使的正三品俸祿，但不實掌衛所事務）。
這確實讓滿朝文武有點憋屈，本來貴妃之父理應得此升賞，但萬貴是個有犯罪記錄的人，這樣的人怎能授予高官？說來根源還是在於冊立了萬貴妃。所以，禮法之重，牽一發而動全身，表麵上看相愛的人就應該在一起，但逾越禮法之愛，確實是**禍政，擾亂綱常，也無怪明憲宗和萬貞兒這麽感人的帝王真愛，卻被後世罵作惑亂宮廷。真情固然值得讚賞，但也不能違背倫常。山野村夫作出**背常之事，尚且會淪為人人側目的惡徒，從此再無人齒於與之為伍。那麽皇帝帶頭破壞最基本的倫常，官員們呢？而且還是這些飽讀詩書，比普通人更執念於倫理綱常的儒士？
當然，朝廷也不至於就此散夥，官員們還是留下了，但還要這些官員們一如既往地堅守節操倫常就不現實了。你們既然公然漠視禮法，又憑什麽要求儒臣們始終如一地堅持一顆向聖之心呢？他們並沒有劇烈地反對周太後、明憲宗、萬貴妃等人公然破壞禮法，但也沒有特別賣力地追隨，他們隻是默默地容許了最高權力者這樣做了。
沉默，是慢性病魔最喜歡的朋友。
劇烈的反抗也許最終無法阻止病魔成型，但至少能夠刺痛它。如於謙、楊瑄那樣的熱血男兒，盡管在石亨、曹吉祥精心編製的毒網中粉身碎骨，但至少，自己也留得清白在人間。
但憲宗朝的情形卻完全不同，我們在史書上隻看到一句句空泛的“百官反對”、“天下嘩然”，但到底誰站出來反對了？其實沒有啊。沒有一個真正的反對者在史書上留下了確切的姓名。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禦史、給事中、寺卿、都督，誰站出來了？
沒有。“一片嘩然”，結果一個人名都沒有，每個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數。這種“嘩然”不是真正的反對，恰恰是默許。
一切都在沉默的容許中悄然轉折。
我們經常講，法治社會。客觀地說，明朝其實是一個法治比較健全的社會。但法律的根源依然是權力，隻有權力才能保障法律的認真執行。但最高權力無法用法律來束縛，於是隻能用綱常公義來約束，但這種約束是柔性的，不是剛性的，一些目光短淺的人就會不斷去突破這種柔性束縛。他們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對社會正常秩序的衝擊，更是對最高權力掌握層的慢性腐蝕，所謂慢性病，就是這樣越來越深。
客觀地說，明憲宗和萬貞兒的愛情故事堪稱黑暗的宮廷史上一段難得的佳話，但如果他們隻是保持一顆相愛之心也就罷了，明憲宗卻偏要利用手中的公權力為愛人爭一個貴妃名分，這就不對了。皇室無私事，帝王無私權。皇帝手中的權力一律是公權力，這是中華帝國發展至明從未有人質疑過的正理。明憲宗卻硬要用公權逞私欲，而且還是違背倫常，那官員們怎麽想？他們手中也有巨大的公權力，既然皇帝也幹了，那我們呢？
那我們當然也要幹咯！幹什麽呢？不就是利用手中的公權力，非巨量地損益公共利益，從而實現私人利益的有效邊際増長。不那麽晦澀地說就是一個字——貪！
4.2太監帶回貪腐盛世
從王振開始，貪腐病魔似乎己經尋到了一個新的病灶一太監。蓋因太監往往沒什麽文化，未受詩書聖訓，思想境界就要低得多，更因身體殘缺，沒有後代傳承，所以往往隻能將追求寄托在金錢上。而憲宗朝又出了萬貴妃這麽一個奇葩，後宮權力急劇膨脹，隱隱有壓過外廷之勢，一大幫太監趁機大索錢財，歡享貪腐盛世。
開席的兩位是萬貴妃座下哼哈二將一梁芳、韋興。這兩位勾搭萬貴妃的方式很簡單，就是賄賂。當然，賄賂也不能光是送錢，不然收錢的人也會膩。這兩人便掏空心思，換著法子地采辦美珠珍寶，進獻給萬貴妃。萬貴妃天天收到各種奇珍異寶，當然非常高興，越來越寵幸這兩個貼心奴才。梁芳、韋興趁機提出要求，推薦自己的黨羽出任各地鎮守太監，以利采辦。鎮守太監本是內宮派駐在各都指揮司的“監軍”，後來職權又擴散到布政司、按察司。都布按三司掌握地方軍事、財政、司法大權，所以派出太監監督他們本是正理。但其實心懷貪念的那些人早就對這個職權垂涎三尺了，因為在他們眼中所謂財政大權那不就是肥缺嗎？越貪的人越想去占這個肥缺啊！但真的要太監們秉公執法，認真監督地方官員們不貪腐？恰恰相反，明代各地分設都布按三司的本意是讓軍事、財政、司法權力互不隸屬、相互製衡，現在派一個統管的鎮守太監，這反而是要讓這個太監取代文官，成為貪腐的主力呀！
梁芳、韋興守在萬貴妃身邊，再以給萬貴妃采辦為名，將黨羽錢能、韋眷、王敬、鄭忠、韋朗等派往富鐃地區出任鎮守太監，實際構造了一套由內而外的貪腐體係。明憲宗其實很清楚他們這一套做法，但因為太寵愛萬貴妃，於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梁芳、韋興還很善於通過組織大型工程從中漁利，但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的背景下，大型工程很容易成為耗費國家財政的窟窿。有一次明憲宗視察內帑（皇帝私人金庫），竟然發現曆朝曆代積累的七窖金銀都被用完了，實在有點生氣，對二人說：“糜費帑藏，就是因為你們兩個！”韋興嚇得大氣都不敢出，梁芳卻大言不慚地狡辯：“我們建顯靈宮等諸多祠廟，還不是為了給陛下祈萬年福。”明憲宗說不過他，隻是很不高興地甩了一句：“我不動你們，後來的人會慢慢跟你們算賬！”
梁芳一聽這話就有點害怕了，因為他們知道太子朱祐樘是個很正直的人，最關鍵是宮女、太監這類人受的是私寵，現在的皇帝、貴妃一去，在新皇帝眼裏他們屁都不是。普通的太監、宮女最多就是打入冷宮，頂天了被解雇，他們這種不幹不淨的恐怕真的要被清算。於是梁芳竟然慫恿萬貴妃去說服明憲宗，廢了太子，改立年齡更小的興王朱祐杬。可能他覺得興王現在還小，以後就算當了皇帝，也不記得他梁芳今日的貪腐行徑，他蒙混過關的幾率大一點。不過廢立太子豈是梁芳這種閹貨所能決定，他這種行為隻能為他的主子萬貴妃在曆史上又添一筆議立儲君的惡賬，名聲更臭而己。
在梁芳、韋興的眾多黨羽中，以錢能最為貪狠。錢能出任雲南鎮守太監，從北京到雲南路途遙遠，錢能便一路索賄，弄得來沿途官員都要躲避他。到了雲南，錢能發現這地方雖然氣候不錯，但實在算不上富裕，油水太少了。但貪官都是具有極強主觀能動性的，在挖掘貪腐資源方麵他們的智慧是無窮的。錢能很快盯上了安南（位於今越南北部的一個朝貢國）入貢這塊肥肉，如果安南能夠從他的地界上入貢，他吃拿卡要就有來源了，雲南就成了稍微肥點的肉。不過從地理位置上講，安南既然要入貢，自然是走廣西，怎麽可能翻山越嶺走雲南呢？別急，貪官想貪錢，自然要想出辦法。
貪官首先能想到的辦法當然是賄賂，他們一輩子大事小事都是憑賄賂辦成的，這自然會成為他們的首選思維方式，所以錢能準備重金賄賂安南國王，讓他改從雲南入貢。但重金可不是一封密信，偷偷送給國王就行，必須派重兵押送才行，那以什麽名目派重兵帶著這麽多金銀財寶去另外一個國家？錢能想到的辦法是向朝廷謊稱安南的捕盜兵入了雲南地境，這可不得了，很容易引發外交危機，甚至導致兩國開戰呐！所以，必須立即安撫，派雲南指揮使郭景率兵攜帶大量玉帶、彩繒、犬馬去送給安南國王，請他改道雲南入貢。
其實稍微動動腦筋也知道，安南哪有這麽大的膽子，敢派兵進入宗主國的境內。退一萬步講，就算真的發生這種事，那朝廷也應該怒斥安南國王才對，為什麽還要送錢給他？再說了，就算要安撫，那也應該是禮部來負責，為什麽會讓雲南指揮使帶兵去做？但這事兒朝廷居然就同意了，很顯然，萬貴妃、梁芳等上線在朝中幫他打理好了，連這種要求都同意。所以說，貪官想出來的辦法往往並不是真聰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們的真實意圖，隻不過在一個貪腐的環境下，上上下下的貪官抱成團，愣是把這些侮辱人智商的“辦法”執行下去了而己。安南國王或許也明白這個道理，知道錢能上麵有人，也同意了改由雲南入貢。然而似乎錢能在雲南耕耘不深，勢力還沒完全滲透，雲南邊防不允許安南貢使團從雲南入境，錢能白忙乎了一大場。
既然撈外水失敗，那就隻有考慮內部挖潛了。雲南的土著部落還很多，錢能指示郭景和指揮盧安等將領去向幹崖、孟密、木邦等土司部落索賄，聲稱可以奏請朝廷將他們從宣慰司升級為宣撫司。郭景這些人在索賄過程中肯定也要夾點私貨，太監隻愛錢，他們還好色。郭景偶然發現木邦宣慰使曩罕弄的孫女很漂亮，居然逼**了她。此事三年後才被揭露，不過事體嚴重，朝廷以左副都禦史王恕巡撫雲南，徹查此事，郭景隻好投井自殺。後刑部查實一應事體，錢能的黨羽共九人皆伏法。但奇怪的是，錢能本人卻毫發無損，甚至他的黨羽指揮薑和、李祥在調查中出現了拒捕行為，錢能為他們求情，朝廷也沒有重罰。有些官員覺得此刻是扳倒錢能的大好時機，紛紛揭露錢能的劣跡。其中，巡按禦史甄希賢彈劾錢能打死了守礦千戶一人。打死這麽高級的朝廷將官，這是原則性的重罪，但錢能依然沒有受到任何懲處。最終，明憲宗對錢能的處理僅僅是將其調往南京閑住。
不過錢能這種人豈能閑得住，他甫一到南京，就結交了一位頗有品味的大貪官一南京守備太監王賜。南京守備太監堪稱全天下鎮守太監中最肥的一塊肥缺，負責鎮守陪都南京。和北京周邊被劃為北直隸一樣，南京周邊很大一塊區域被劃為南直隸，管轄範圍相當於清初的江南省，之後的江蘇、安徽兩省，在明代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占全國賦稅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南京的官僚機構也比其它地區龐大複雜得多，不是一般地區的都布按三司，而是和朝廷一樣的六部、察院、九寺架構，所以南京的油水當然也就多得多。王賜在這裏搜刮了不少金銀，甚至連品味都煉出來了，己經不僅限於貪現金，更重視搜集文物尤其是古代名家字畫。
不要小看了錢能，其實他也深諳此道。王賜問他在雲南這些年都搜刮了些什麽財寶啊？錢能當然不能說我賺夠了XX萬兩銀子，都藏在窖底呢！他說我在雲南時，陸陸續續以七千兩的價格向雲南沐王府收購了價值四萬兩的文物。沐王府是指開國元勳、太祖養子、黔寧王朱英（原名沐英）建在雲南的王府，太祖特命其子孫世鎮雲南，算是明朝唯一的一個異姓藩王。錢能居然敢找沐王府強買強賣，還當成一件能事來吹墟。不過他的吹墟顯然是極富成效的，王賜當即對他刮目相看，作為地主他也不能輸給遠方的來客，不然折了南京守備太監的顏麵。於是兩人相約在南京舉辦一場文物展，展出他們多年來搜刮的文物名品，鬥一鬥到底誰貪得更有品味。
明代中葉史學家陳洪謨在其《治世餘聞》中概述了一下他們當時鬥富所展出的部分展品：
“五曰，令守事者舁書畫二櫃，至公堂展玩，畢，複循環而來。中有王右軍親筆字，王維雪景，韓混題扇，惠崇鬥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範、巨然等卷，不以為異。蘇漢臣、周昉對鏡仕女，韓混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壼道文會，黃筌聚禽圖，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顧寵諫鬆卷、偃鬆卷，蘇、黃、米、蔡各為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翰，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多。”
王羲之（王右軍）、王維、韓混、惠崇、韓幹、黃筌、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京、蔡襄（蘇黃米蔡）......文中列舉的名家真品，任意拿一個出來都是無價之寶，這兩位可以用兩櫃“循環而來”“不可勝計”，這架勢足以讓故宮博物館汗顏。
這既是二人鬥富，也是一場公開展出，在當時的南京上流社會引起了轟動，幾乎江南所有名流士紳都到場觀看。那大家知不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這兩位貪墨到了什麽程度呢？我相信他們心裏是有數的，但大家都隻是默默地欣賞文物，沒有任何人質疑他們買這些文物的錢從哪兒來，更沒有人檢舉揭發，甚至連一封有影響的奏疏都沒有。
真正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不久之後，錢能居然出任了一南京守備太監！
這……什麽意思呢？這是鬥富的結果嗎？誰更富更有品位，誰就當這個南京守備太監？錢能在雲南捅了那麽多簍子，卻不降反升，來到了最肥的這塊肥田，看來是根子上的人覺得他撈錢的本領不錯，給他換個更好的平台加油撈？
當然，同時朝廷對錢能還是略有製約，他最忌恨的清官王恕也緊隨來到南京，以左副都禦史兼南京兵部尚書、應天巡撫，想對錢能形成一定製約。錢能果然很忌諱王恕，在南京居然再沒搞出太大動靜。後來王恕告老還鄉，吳公誠接替他。錢能派指揮胡亮宴請吳公誠，回來問吳公誠這人如何。胡亮說：“非常好，知道敬重公公，跟王某不一樣。”錢能微微一笑：“王某隻是不該和我作對，人品才華還是很高的，吳公誠這種人，其實隻配給王某提草鞋而己。”後來，錢能便終老南京，史書並未再記載他有什麽出格的貪腐行徑。但事實上，更有可能是他趕走王恕之後，成功整合了南京官場，他的貪腐行為變得更為自然順暢，所以不為人知罷了。這個超級大貪官，享盡了一生富貴，最後還得善終，更是為無數存有貪念的後來者樹立了一個極為不良的榜樣。
有了這樣的榜樣，各色人等紛紛猛鑽幸進之道，太監們也急需人手，拓展他們的貪腐體係。宮女、太監的文化程度很低，跟進士出身的文官往往搞不到一起，甚至容易形成敵對，他們更容易跟和尚道士攪到一起，憲宗朝幾位著名的“佞幸”都是僧道。眾所周知，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明憲宗也是一位“開明博愛”的君主，在他這裏，所有教派都能得到極大寵幸。最初梁芳等人介紹了李孜省、孫道玉、繼曉等幾位道士、佛僧，繼而發現道教、佛教都有很多支派，尤其是藏傳佛教的體係極為宏大。明憲宗毫不吝嗇，都不虧待，一律大取國庫供養。僧繼曉建大昌寺，強拆了數百戶民居，耗費國庫數十萬兩，遭到嚴重彈劾。不過僧繼曉還隻是憲宗朝大辦法事的一個小小縮影。明憲宗大封真人、法王、佛、國師不計其數，孝宗朝清理憲宗朝濫封的真人、法王，計有佛教的法王437名、藏傳活佛789人，漢傳禪師120人；道教的真人123人。這些神仙無不需要像僧繼曉一樣強占民居、耗費國帑來修建宏偉的寺觀，還好當時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中國影響不大，不然我相信“開明”的成化菩薩一定也不會虧待他們，而他們那種高聳入雲的大教堂、清真寺在北京修起來，所需的石材恐怕就隻能拆長城了。
如果這些佞幸真的隻是貪錢恐怕都是其次，真正最可怕的還是一個名叫李孜省的道士。其實李孜省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道士，最初是布政司的小吏（吏是官府的低級文員，不是官），後又被推薦去京師當差，結果考察期間卻被發現有貪贓枉法的行跡，反而出事了。不過李孜省打聽到明憲宗喜歡方術，於是惡補五雷法，並向寵閹梁芳、錢義賄賂重金，推薦給了憲宗。結果憲宗一見他大為喜歡，於是繞開人事係統，直接下特旨授予太常丞。禦史楊守隨、給事中李俊仍堅持彈劾，說此人有貪贓的劣跡，不宜在太常寺掌管祭祀，於是改為上林苑監丞，掌管皇家園林。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既然有貪贓劣跡就應該法辦，至少不能再升遷，豈能換個“不那麽重要”的職務繼續升遷？可見當時對貪贓的接受程度己經大為改觀。李孜省繼續鑽研各種法術獻給皇帝，又與梁芳等人結為緊密同盟，幹預政事，不久又連續升為右通政使、左通政使，成為行政係統中梁芳等太監一顆堅實的釘子。
李孜省總結自己的仕途，覺得多虧了明憲宗特旨授官這一關鍵步驟，若非如此，他沒有科舉功名，絕對當不了通政使這樣的朝官。梁芳等也覺得，有科舉這個門檻，非常有礙於他們提拔自己人，拓展團隊，導致他們的貪腐體係隻能限於後宮，無法染指被科舉進士牢牢守衛的文官隊伍。於是李孜省與梁芳等商議良久，力勸明憲宗設立了“傳奉官”這一製度，即繞開科舉，由皇帝直接下特旨，授予某些人官職。
這不但違背明朝祖製，更是違背宋明以來中華帝國最最根本的一項政治傳統，但梁芳、李孜省等人早己有了一套完善的策劃，快速提拔了數千名傳奉官，占據各個要害部門。而對提出反對意見的文官，就指使親信禦史彈劾打擊，很多正直的文官都被彈劾降級甚至罷官。不過文官也很快認識到了嚴重的危機，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內閣、九卿（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九個部門的長官）、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禦史聯名上疏，極論傳奉官之弊。明憲宗也有所省悟，將李孜省又貶為上林監丞，並裁汰了五百餘名傳奉文職，隻留下67人，但八百餘名傳奉武職卻未更動。李孜省也因此深恨這些朝臣，更加拚命地鑽研法術，重新獲取皇帝的信任，終於又複為左通政使。當了還鄉團的李孜省大肆報複朝臣，並在政治鬥爭中充分運用法術這個武器。他經常通過占卦算命的方式，算出哪些朝臣有什麽問題，就報告給皇帝。明憲宗非常信任他，往往依其言調動或貶黜這些朝官。後來文官們也明白過來李孜省和梁芳聯盟的巨大能量，一些文官也開始依附這個聯盟，從此開啟了一個內外勾結的模式，一些品質較差的文官選擇與後宮貪官聯合，幫他們在外朝辦事。盡管可怕的傳奉官製度很快被廢止，但其對文官係統的衝擊卻是根本性的，影響再難彌合。
4.3也有太監不貪財
萬貴妃的崛起，帶回了一個宮妃、宦官、僧侶與朝官們交織構築的貪腐盛世。但令人稱奇的是，物極必反，就在此際她座下卻又出了一個千古不遇的奇宦一汪直。此人居然是個不貪財的太監，他一生的理想追求和徐有貞相似，攬權是為成就一番偉業，金錢在他眼中似乎落了下乘。但事實上，汪直的攬權行為進一步強化了後宮的實權，把權力從還有點底線的文官手中攬到了太監手中。而且，就算他本人不貪，他又是拿什麽來籠絡貪官們聚在他身邊形成勢力的呢？
汪直是大藤峽（今廣西中部）瑤族部落人士，具體生年不可考。該部落在天順、成化兩朝發生叛亂，後被徐有貞的同鄉韓雍率兵鎮壓，約在明憲宗成化三年（1467年），年幼的汪直被俘，閹割後送入萬貴妃宮中當小太監。
汪直的年齡史書失考，他在進宮後初期幹了什麽也語焉不詳，應該是年齡很小（甚至有可能在十歲之前）就當上了禦馬監太監，這充分說明他同時得到了萬貴妃和明憲宗的高度寵幸，也可見明憲宗極度寵愛萬貴妃，她座下的一個小太監就可以得到如此令人嫉妒的超擢。汪直得寵的具體原因史書失於詳載，估計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善於諂媚逢迎，被明憲宗、萬貴妃認定為了好奴才，但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還是通過一次優異的政治表現，被明憲宗看在了眼裏。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宮裏出現了一些裝神弄鬼的靈異事件，這本不足為奇，但司禮監太監韋舍竟然私自勾結一個神棍李子龍進宮來玩兒巫術，這既不合後宮規製，又存在著極大的安全隱患，事泄後韋舍等伏誅。但此事又異常詭異，各方麵說法均不合邏輯，甚至調錦衣衛來幫忙調查，還是得不到一個靠譜的結論。明憲宗覺得自己在家裏被蒙蔽，非常憋屈，後來想起汪直這個小太監精明狡猾，又對自己和萬貴妃忠心耿耿，於是讓他改換常服，隻帶一兩名校尉出宮去秘密查訪。汪直確實非常精於秘密偵查此道，而且他與都禦史王越交好，王越也動用了一些都察院的資源幫助汪直，所以很快查清了真相並給了明憲宗一個滿意的交代。明憲宗並不知道詳情，隻覺汪直忠貞幹練，從此將其引為心腹。
趁此機會，汪直提出設立西廠，由禦馬監掌管。西廠，自然就是與東廠相對應的一個概念。說到東廠，那是如雷貫耳，也可以說是臭名昭彰，堪稱明代特務政治的代名詞。
東廠，全名東緝事廠，明代內宮秘密警察機關，由於太秘密，所以早期情況史料並不清晰，首次設立的時間可能在太宗朝中期，也可能更早，前幾任廠主均無從考證，總之到憲宗朝己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廠衛體係。所謂廠衛，是東廠和錦衣衛的合稱。最初錦衣衛是國家法定的秘密警察和國家安全機構，但漸漸的，明帝覺得錦衣衛的公務員畢竟不如太監親近，於是扶植太監來取代錦衣衛的職能。最初是派出一批宦官在今北京市東安門一帶成立了一個署衙，稱東緝事廠，專門負責辦理皇帝直接交辦的秘密案件，人員不多，一般隻有數十人。剛開始東廠隻負責秘密調查一些內情，但調查的結果還是要移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繼而提交國家司法機構才能起訴審理定罪，也就是說東廠畢竟隻是錦衣衛和法司的一個補充。但後來皇帝覺得東廠力量太薄弱，於是要求錦衣衛固定派出一部分兵員去東廠當差，公公們的實力一下子就強大起來，業務急劇擴大，甚至可以栽一些“硬茬”。再後來，東廠設立了自己的“詔獄”，關押、審理甚至處決的能力一應俱全。至此，東廠具備了偵緝、破案、抓捕、關押、起訴、審理、執行的一整套司法業務，而且是獨立於國法之外的秘密司法權力，無需受公權力甚至倫理限製，所以有著法外施刑的強大黑暗權力。
按慣例，皇帝會派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東廠，尊稱為“廠公”。一般司禮監掌印太監被尊稱為“大公公”，廠公則被尊稱為“二公公”。當時大公公、二公公等司禮監高位都己被明憲宗從太子東宮帶出來的發小懷恩、覃吉、黃高等牢牢占據，汪直雖然受寵，但畢竟跟上明憲宗的時間太晚，而且他出身禦馬監，當時禦馬監和司禮監的關係己經有較深的隔閡，汪直想再進一步有點困難。於是汪直獨辟蹊徑，創造性地提出設立西廠。
汪直提出這個建議的時機把握得極好，本來明朝皇帝對權力急劇膨脹的東廠己經起了防範之心，這次韋舍、李子龍事件，東廠始終調查不出真相，結果汪直帶一兩名校尉很快就查清，於是明憲宗順勢就答應了汪直，並同意以司禮監提督東廠的格式，由禦馬監提督西廠。而且西廠新設，獲得的資源比東廠更多，據傳從錦衣衛劃撥的校尉比東廠多一倍。
西廠開張第一單一定要打響！從這一點來說汪直確實也很能幹，他首先將目光投向了最容易出貪腐問題的地方鎮守太監，而鎮守太監中最容易出問題的自然是南京守備太監，所以第一個被汪直盯上的倒黴鬼正是時任南京守備太監覃力朋。
覃力朋調集了一百艘官船，運輸應天府的貢品至北京，返程時利用返空船運送了一百船私鹽回應天府去賣，賺取利潤。這種行為沿途肯定也會受到官府的糾察，船隊經過武城縣（今山東德州武城縣）時，典史（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無品級）要求檢查貨物，覃力朋有恃無恐，竟然毆打典史，甚至射死一名縣吏。本來這在當時是覃力朋這種級別的太監能夠蓋得住的小事兒，但碰巧就被汪直知道了，立即出動西廠緹騎（錦衣衛派給東西廠的騎警）抓捕覃力朋，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一審即判處死刑。雖然後來覃力朋辛免於死，但明憲宗更加認準汪直確實精於偵緝鋤奸，愈發寵信，西廠權勢日盛。
汪直很快形成了一個以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王越、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錦衣百戶韋瑛等為核心的團隊，屢興大獄。而且西廠的業務範圍比東廠大得多，東廠其實主要還是監察官員，一般不會主動去幹涉民間。現在從王府到邊關，從河海到集市，到處都布滿西廠的特務，民間爭吵打罵、偷雞摸狗的瑣事都不放過，一時弄得來“人情大擾”。而且東廠主要也是針對六品以下的官員，尚書、侍郎或者皇親國戚一般還是不會輕易招惹，而西廠成立不久就搞了一個大新聞。
建寧衛指揮使楊曄，是宣宗朝名相“三楊”之一楊榮的曾孫，其父楊泰被仇家所告，逃到京師來，躲在姐夫董璵家。董璵認識韋瑛，去找他幫忙。韋瑛卻出賣了楊泰父子，汪直立即將楊泰父子逮入西廠詔獄，動用酷刑逼供。楊曄屈打成招，謊稱有一筆錢寄存在叔父兵部主事（相當於處長，正六品）楊士偉家裏。汪直沒有上奏，直接抄了楊士偉的家。最終，楊曄死在獄中，楊泰論斬，楊士偉貶官。調查過程中，大量郎中、參政被無故逮入詔獄協助調查，西廠這種作風開始引起了中高層官僚的警惕。而矛盾的總爆發發生在兵部尚書項忠身上，當時汪直權焰炙天，每次出行都前呼後擁，公卿都要回避。有一次被項忠遇上，他偏不避讓。汪直自恃權重，氣焰非常囂張，對其大加羞辱。
這就刺破文官的氣囊了！文官們終於認識到：東廠雖有黑暗權力，但還不至於欺人過甚，西廠這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冤殺了楊榮的後代，傳訊大量郎官，折辱當朝尚書，那再過幾天豈不是要騎到宰相頭上來了？不行，必須反擊了！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首相商輅率內閣大學士萬安、劉詡、劉吉聯合進諫，奏汪直各種不法行徑。結果明憲宗反而為閣臣統一攻擊宦官的行為震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吉、黃高到內閣嚴厲斥責閣臣：“這是你們誰主使的！”商輅正義凜然，曆數汪直的罪行，並說：“臣等同心一意，為國除害，不分先後。”劉詡也在一旁慷慨泣下，文淵閣登時充斥著一股直臣力戰奸宦的浩然正氣，懷恩這種本來就很正直的忠奴當然就被感動了。更重要的是，司禮監和禦馬監本來矛盾就很深，汪直的一係列行為更是不斷刺痛司禮監，所以懷恩等人如實回稟明憲宗。明憲宗默然，最終傳旨慰勞內閣，但依然沒有處分汪直。
第二天，項忠等公卿的奏疏又不斷報了進來，明憲宗終於明白汪直己經得罪了所有人，禍事大了，隻好下令停辦西廠，汪直等宦官回禦馬監，韋瑛調往邊關，校尉發還錦衣衛。一時“中外大悅”。然而，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明憲宗解散西廠隻是迫於輿論壓力，他對汪直本人的寵愛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汪直的反擊馬上就要到來。
汪直回到禦馬監，找機會對明憲宗訴說這次他受攻擊，是司禮監的老太監黃賜、陳祖生與楊榮家族有勾結，他們為楊曄報仇。後宮與前朝勾結也是政治大忌，明憲宗立即貶斥了黃賜、陳祖生。此事也將明憲宗依然寵信汪直的信號釋放了出去，一個禦史戴縉為人非常奸佞，九年不得升遷，於是窺測上意，大肆吹捧汪直的功績。明憲宗聽了非常稱心，詔許重開西廠，並且這一次派出錦衣千戶吳綬為鎮撫使，兵力更比百戶韋瑛的時代強了數倍不止。更可怕的是，現在東廠也知道西廠的能量了，不再硬性對抗，而是選擇了合作。不久，東廠誣告項忠有不法行徑，汪直又指示親信言官揭發項忠有違法行為，甚至牽連了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顯貴。憲宗命錦衣衛會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審，大家都知道這是汪直的意思，不敢違背，最終將項忠革職為民。繼而汪直的黨羽火力全開，猛攻當時和項忠一起上奏解散西廠的公卿，不久刑部尚書董方、兵部尚書薛遠、左都禦史李賓、兵部侍郎滕昭、程萬裏等數十名二三品大員均被罷免。最令人泄氣的是，最終，文官係統的一把手—首席輔政大學士商輅也宣布引咎辭職，徹底向汪公公認輸。
厲害呀！當年石亨將都察院全滅，也隻涉及都察院一個部門，左右都禦史兩位二品公卿。現在汪直這一下滅了六部九卿的數十位公卿，甚至連首相都扳倒了，簡直要讓石亨都刮目相看呀！
成化十五年（1479年），汪直巡視遼東邊關，一路上禦史、主事級別的官員（六、七品）全都“迎拜馬首，箠撻守令”（迎著汪直馬來的方向跪拜，垂手站立在一邊等候命令），掛侍郎、副都禦史銜（正三品）巡撫邊關的大臣則背著箭袋迎接，鋪張百裏。這其中，尤以其親信陳鉞侍奉最殷勤，連汪直左右的小太監都接到了重金賄賂，汪直覺得很有麵子，非常高興。途中，河南巡撫秦紘密奏汪直巡邊擾民，明憲宗置之不理。兵部侍郎、遼東巡撫馬文升接待汪直稍微怠慢了點，汪直便構陷其罪，將其流放至重慶衛充軍。
一名進士出身的侍郎、巡撫，而且戰功卓著，汪直一句話就將其流放充軍，這己經不僅僅是讓石亨刮目相看了。秦檜誣殺嶽飛也得策劃一套方案，編個莫須有的罪名，哪有汪公公一句話這麽爽快。至此，汪直的權勢達到頂峰，甚至堪稱集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的權力於一身的大權臣。
那他到底有沒有作出一些功績來呢？客觀地說還是有。憲宗一朝宮妃、太監、僧道奸佞四起，政治、經濟、文化表現均不佳，堪稱相當差勁的一朝，少有的亮點便是遼東、河套的戰績尚可，尤以汪直、王越力主的搜剿河套戰略頗具戰略眼光。河套地區即黃河“幾”字型區域，約在今寧夏、內蒙古西部，水草豐美，有“塞上江南”的美譽。此地本是漢地，但宋明以來地球進入小冰河期，該地糧食產量下降，漢民逐漸遷離，久之成為遊牧民族放牧的樂園，尤以瓦剌哈喇輝特部為首，己將此地當做故居。土木堡之變後，明廷的北方防禦體係大幅收縮，幾乎將河套地區拱手讓出。然而河套地處宣府、大同的正西方向，在長城中段的內側，蒙古鐵騎可“一躍而至京師”，其實非常危險。汪直、王越力主搜剿河套，取得了不俗戰績，王越甚至因軍功封威寧伯，成為明朝曆史上僅有的三位文官因軍功封爵（另兩位是靖遠伯王驥、新建伯王守仁），可見戰功卓著。而且多年之後，河套還是漸漸丟失，世宗朝著名軍事家曾銑撰寫了著名的《複套議》，力陳收複河套的重大戰略意義，朝廷又花了更大的成本，艱難地部分收複了河套。可見當時人們攻擊汪直、王越提出搜剿河套是貪功費帑並不客觀，他們其實很有戰略眼光。
不過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汪直的權勢、功績達到頂峰，很快就麵臨下坡路了。而他的對手整治他的方法和前人整治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如出一轍。
汪直身為禦馬監太監，經常要外出監軍，而他和司禮監的矛盾達到了曆朝頂峰，他人一走，皇帝身邊的太監就趁機說他壞話，這是佞幸之輩最常用的戰術。有一個叫阿醜的小太監善演話劇，有一次給明憲宗表演，演一個發酒瘋的人。配角在旁說：“禦駕來了！阿醜依然故我。配角說：“汪太監來了！阿醜慌忙回避，還說：“現在的人隻知道汪太監（而不知皇帝）。”然後阿醜又扮作汪直，操兩把大鉞雄赳赳地衝到皇帝麵前。配角問這又是什麽意思？阿醜說：“我帶兵，就靠這兩鉞。”配角問：“哪兩鉞？”阿醜答：“王越、陳鉞！明英宗啞然失笑，若有所悟。東廠廠主尚銘與汪直結仇，於是密令小太監偷聽皇帝與汪直的密語，然後泄露出去，其中包括他們談論王越的一些不法行徑。公眾知道皇帝密議大臣不法行徑，卻不公開，這讓明憲宗丟盡了臉，非常生氣，從此開始疏遠汪直。
以前這招是太監用來整文官的，現在己經引入到司禮監和禦馬監的內鬥，可見太監內鬥己經相當激烈。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大家覺得時機成熟，開始向汪直發起致命一擊。大批給事中、禦史上疏稱西廠苛擾，要求停辦，首相萬安代表內閣表示堅決支持。明憲宗聽多了西廠的壞話，有點動搖。當時汪直正在大同監軍，大同巡撫郭鏜適時上疏稱汪直與大同總兵許寧不和，不宜再在此地監軍。於是明憲宗在撤銷西廠同時，將汪直調往南京禦馬監賦閑，汪直瞬間從權力頂峰跌落成一個冷宮太監。
汪直前往南京的路上風光不再，一路的官員不再像以往那樣一路逢迎，而是根本連見都不見。汪直非常失落，有一日夜宿曲陽（今河北保定曲陽縣），巧遇知定州裴泰，於是裴泰請他吃了點東西。貼了一路冷屁股的汪直非常高興，這下終於遇到真心朋友了！當年汪直有一次路過定州，裴泰侍奉得非常殷勤，汪直還專門記下了他的名字，以待日後超擢，看來這人是真記情。汪直說：“你也不用太麻煩，明天備好車馬送我啟程就行。”裴泰喏喏唯是，答應下來。第二天一大早，裴泰揚長而去。汪直望著裴大人的背影，終於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潸然淚下。不久，他的黨羽王越、戴縉、吳綬、韋瑛等紛紛遭到貶斥。不過汪直本人並未受到更多懲處，隻是退出了曆史舞台，多年後不為人知地死於南京。
汪直受寵十餘年，尤以提督西廠的五年最為炙手可熱。他在憲宗朝這個貪腐橫行並以太監為主力的時代，竟然沒有特別出格的貪腐行徑，似乎真的不貪錢，隻攬權。然而客觀地說，汪直這人還是相當驕奢**逸的一個人，這從他對排場的要求可見一斑。他沒有著名的貪腐行為，這一方麵可能是因為他還年輕，在功業上的追求暫時蓋過了對金錢的追求；另一方麵則是他最終得了善終，沒有徹查他的問題而己。汪直一度權焰炙天，他身邊圍繞這樣一個龐大的勢力團夥，還有大量外圍的貪官努力想擠進他的核心團隊，汪直不靠利益又是靠什麽來拉攏他們呢？所以他本人貪不貪並不是最重要的，重點是他打造的這個團隊，貪欲之重，更甚前輩。
汪直被視為司禮監和禦馬監權力鬥爭的一個標誌性人物，而兩監鬥爭的一個題眼便是爭奪鎮守太監的肥缺。明代第一位鎮守太監正是著名的內官監太監鄭和（也有考據認為是稍晚的王景弘或王貴通），在宣宗朝初期出任南京守備太監。但後來內官監權勢衰頹，司禮監崛起，逐漸將這個肥缺攬入懷中。大致便是在汪直擅權期間，禦馬監急起直追，與司禮監分庭抗禮，很多鎮守太監都由禦馬監派出。甚至在不短的時間內，除南京守備太監外，十三地鎮守太監悉數落入禦馬監盤中。汪直為他禦馬監的小弟們爭取到這麽多鎮守太監的肥缺，首要目的是換取他們的忠心，但他們出鎮就不貪嗎？所以說汪直打造的這個貪腐體係，其實根本不亞於梁芳等人。
4.4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
可能有人忍不住要問，憲宗朝宮鬥如此劇烈，真正掌握政權的朝廷命官們呢？
答案非常令人泄氣——他們全部做了縮頭烏龜。
是的，一群沒文化的宮女、太監操持權柄，鬥得不亦樂乎，而飽讀孔孟詩書，身負先賢聖訓的這個群體，卻全部做了縮頭烏龜。這不得不說是一個令天下蒼生寒心的局麵。
憲宗朝的文官也不是完全沒有抗爭，每次宮女、宦官亂政之時，總還是有那麽幾位大人正義凜然地站出來，不過他們很快就會被鬥倒。所以文官們最初還鬥一鬥，漸漸就老實了。客觀地說，這一朝文官們的表現比一些真正的犬儒時代還是要好得多，但就宋明六百年的政治傳統相對而言，憲宗朝就算是最差的一朝了。這個時代被貼上了一個“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標簽，來形容本應作為國家棟梁的宰相、尚書，卻都如紙糊泥塑一般，眼睜睜看著宮女、太監們禍害天下，卻沒有半點屁用。
這九位大人分別是：內閣大學士萬安、劉詡、劉吉，吏部尚書尹旻、戶部尚書殷謙、禮部尚書周洪謨、兵部尚書張鵬、刑部尚書張鎣、工部尚書劉昭。
萬安作為這個團體的帶頭人，早在登仕之初便確定了結交內宮的策略。萬安早在明英宗正統十三年（1448年）便中進士，有一位同事叫李泰，是宦官李永昌的侄子。李泰比萬安小幾個月，但萬安以兄長事之，李泰非常高興，每次推官都力推萬安，並且通過李永昌的關係結交上了萬貴妃。因為同姓，萬安又自稱是萬貴妃的侄子，這讓沒有親人的萬貴妃也感到有幾分心暖。從此，萬安對宮中的動向掌握得一清二楚。明憲宗成化五年（1469年），萬安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開啟了他十八年宰相生涯。
當時首相是彭時，次相是商輅，都還算是名臣，萬安入閣後一言不發，他們說什麽就是什麽。成化七年（1471年），天生異象，彗星犯太微，這種時候朝廷一般會趁機指出是天庭對人間的時政不滿，君臣有什麽過失，也是一個大家提意見的機會，是古代的一種輿論製度。當時不少人說過失就是君臣間隔，都被宮女、太監弄權，文官被晾在一邊了。明憲宗召內閣評議，萬安表示他不想去，彭時、商輅力求，他才勉強跟著一起去。結果去了萬安又不說話，有個司禮監宦官看不下去，提醒他說兩句。萬安說：“第一次見皇上，不是很熟，別讓我多嘴，他日再說。”結果他再也沒跟皇上熟過，每次來都說這句。後來總算有一次萬安主動說話了！當時彭時、商輅正與皇帝議事，都己經忘了他也在旁邊。彭時說到有禦史奏請削減京官俸祿，但這事兒不太好啦，皇上就別減了。明憲宗剛點了點頭，萬安突然跳出來，頓首高呼一聲“萬歲！”這是大臣覲見皇帝後告退的禮儀，相當於普通人拱手說一聲“告辭”。彭時、商輅相視一眼，也隻好叩頭高呼萬歲，三人一起告退。其實當時事情還沒談完，萬閣老這聲“萬歲”不知是因為保住了薪水高興得跳出來喊了一聲“萬歲”，還是真的告退，無論如何，這是一種相當不禮貌的行為。但萬安發現這招很好使，於是經常在內閣問對時，先一言不發，想中斷議事時就跳出喊一聲“萬歲”，大家也隻好跟他一起告退，後來人們便笑稱他為“萬歲閣老”。久之明憲宗覺得簡直沒什麽意思，也就不再召內閣問對，皇帝和文官之間的隔閡更深。其他人都知道是萬安造成的這種局麵，但也拿他沒辦法。
其實萬安還有一個很不雅的外號——“洗屌相公”，這是據說萬安曾向明憲宗進獻**以邀寵。此事本是他和明憲宗之間的隱私，不過不小心讓太子知道了。後來太子繼位當了皇帝，故意把此事公開說出來，一時引為笑談。萬安好歹是個讀書人，一張老臉掛不住，最終灰溜溜地辭職退休。
萬安一共當了18年內閣大學士，其中10年為首相。除了幾個笑話，基本沒幹過正事兒，說起來隻有成化十八年（1482年）罷西廠一事，萬安還算出了點力。不過這可能是萬安和司禮監關係很鐵，所以幫忙參與了一下司禮監和禦馬監的內鬥，他也正是在這一年正名為華蓋殿大學士（嚴格意義上的首相），之前己經以謹身殿大學士（嚴格意義上的次相）代理首相四年了。所以這些人幹事情，很難說沒有目的。
紙糊三閣老的第二位劉詡，其實他被列入這個名單有點冤枉，因為他還算是個不錯的文官，隻是時局弄人，很無奈地被劃入了這個小醜行列。
劉詡和萬安同為正統十三年戊辰科進士，而且同考取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又都通過了散館考試，授予翰林編修（正七品）。但兩人性格差異很大，萬安陰鷙，而劉詡疏闊。劉詡作為翰林侍讀學士時，擔當經筵講師，“反覆開導，詞氣侃侃，聞者為悚。”大學士劉定之盛讚劉詡為講官第一。成化十一年（1475年），首相彭時去世，劉詡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排在他前麵的是商輅和萬安，後麵則是劉吉。
劉詡其實比較符合傳統士大夫的形象，入閣前後都多次直言進諫，得勢的貪官梁芳、僧繼曉、李孜省甚至王越都遭到過他的猛攻，還曾痛斥萬安枉為宰相，負國無恥！但在一個全麵腐化的背景下，他這種人反而容易陷入四麵楚歌。這種人往往也很缺乏鬥爭經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廠初建時，商輅便率當時的內閣聯合進諫，請罷西廠，劉詡義無反顧地參加了。而且商輅在向皇帝慷慨陳詞時，另兩位閣臣萬安、劉吉默不作聲，劉詡卻在一旁慷慨泣下，可見還是很有血氣的一個人。不過那一次明憲宗勉強同意罷西廠後一個月又重開，大家都遭到汪太監的報複，甚至商輅被排擠辭職，這猶如漫天冰霜澆在一腔熱血之上，對劉詡打擊極大，從此也不再直言進諫了。默默混了五年後，萬安突然敏銳地察覺到汪直己失寵，於是邀劉詡一同奏請裁撤西廠。劉詡受過一次打擊，哪裏還肯再幹這種傻事，堅決不同意。萬安隻好獨名上奏，明憲宗接到奏章還很驚訝劉詡不是那麽正直嗎，這次怎麽不出頭了？萬安眼珠一轉，幹脆說劉詡和汪直其實有勾結，明憲宗對劉詡的印象一落千丈。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劉詡之子劉糍召妓狎飲（注意，當時嫖妓是合法的，隻是不太雅），萬安指示一個戲子趙賓作了一個三級片《劉公子曲》，非常汙穢，另一頭又指示教坊院（主管音樂的部門）奏稱出了這麽個大毒草。明憲宗大怒，手書一封切責劉詡，遣太監送給萬安、劉吉兩位閣臣先過目。萬安、劉吉一見此信，假裝大驚，還拚命為劉詡求情。一回頭他們就去告訴劉詡：“你完蛋了，皇上己經決心罷免你了，不信你看這封信。你不如明天一早就主動請辭，免得被開除多丟臉。”其實明朝任免閣臣有一套很嚴格的程序，絕非皇帝說開就能開，明憲宗也隻是向另兩位閣臣表達一下對劉詡的氣憤，還遠遠沒到要罷免他的地步。但萬安、劉吉拚命請求皇帝不要罷免劉詡，其實恰是在引導他動罷免這個念頭。而且劉詡也確實經曆了很多波折，己成驚弓之鳥，被萬安、劉吉一嚇，第二天真的請辭而去。
所以說，稍微清正點的人一旦入了這種大貪腐的背景環境，總是踩不準節奏，容易被貪官奸臣玩弄於股掌，被嚇怕了更是心灰意冷，無所作為。不過劉詡好好的一個讀書人，最終在曆史上留下一個“紙糊閣老”的惡名，著實有幾分冤。
非常巧的是，紙糊三閣老的第三位劉吉，也是正統十三年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編修，三個人其實都是同學，劉吉還和劉詡在成化十一年同年入閣。不過劉吉一開始就明確了緊跟萬安、傾乳劉詡的策略，陰險卑鄙的手段信手拈來。而且劉吉有一大特點——臉皮厚。明代非常流行彈劾，像劉吉這種人每天都能收到雪片似的彈章，但他毫不在意。你罵你的，我升我的官。於是人贈外號“劉棉花”，意思是彈棉花，這人像棉花一樣，就是拿給你們彈的，越彈我還越順了。
須知宋明的政治鬥爭很文明，文官之間的鬥爭一般不見血，就是互相彈劾，揭露對方的過失。宋明文官一律由科舉進，都是飽讀詩書的儒士，視名節重於性命，更遑論官位了，如果攻擊到了痛處，很容易請辭而去，所以這種鬥爭方式就成了常規。但像劉棉花這樣的庶吉士居然臉皮厚得突破了常規，也實屬罕見。從另一個角度看，劉棉花受了這麽多彈劾，賴著不滾也就算了，居然還能連續高升，可見整個大環境都己敗壞。
但令人意外的是，隨著改朝換代，劉吉居然發生了良性轉折。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憲宗駕崩，太子朱祐樘繼位，史稱明孝宗，改明年為弘治元年。明孝宗和漢文帝（劉恒）、宋仁宗（趙禎）一道被譽為中華帝國三大聖君，他一掃憲宗朝的黑暗弊政，大肆清理前朝佞幸，任用賢能，朝政為之一清，史稱“弘治中興”。明孝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公布“洗屌相公”的醜事，讓首輔萬安灰溜溜滾蛋。繼而萬安的黨羽彭華、尹直均被罷免，內閣隻剩下劉吉一人。不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健遞補入閣，位列劉吉之後。徐溥、劉健都是著名賢臣，“弘治中興”的締造者。劉吉何其敏銳，他立即知道風向變了，居然在一夜之間變了一個人。
劉吉知道徐溥、劉健正直，隻要他們直言進諫，劉吉都去跟著署個名。如果反響不錯，劉吉便大肆吹墟是他的建言，由此不斷積累美名。弘治二年（1489年）春旱，明孝宗讓儒臣撰寫詞章祈雨，劉吉居然義正辭嚴：“這不是李孜省這些妖人的老把戲嗎？他們觀察到月宿在畢，即將下雨時就奏請祈禱，應驗了就邀寵。這個幸門一開，妖人們爭相建言祈禱，邀寵召禍，就是這麽來的！陛下讓我寫這祝文，我不敢奉詔！”明孝宗見他這麽正直，於是作罷。後來，劉吉不但自己拒收禮品，一旦知道皇帝收了什麽禮物，都要上疏請皇帝不要收，弄得明孝宗退了很多次禮。甚至國外的貢品劉吉也說不能收，吐魯番（今屬新疆）進貢了一隻獅子，孝宗非常喜歡，令內閣頒赦嘉獎使者，並讓宦官送去。劉吉又義正辭嚴：“他是朝貢國，送就送嘛，不需要這麽優寵！”硬是不頒這道赦令，明孝宗也隻好作罷。見皇帝服軟，劉吉還來勁了，寫了一篇宏論，論述養一隻獅子要花多少多少錢，這是奢靡，要解決也很簡單，把它餓死不就行了！劉吉還不斷勸諫明孝宗減少宴請和遊樂，還說：“如果有大臣援引憲宗朝典故想開宴樂，陛下要立即援引太祖太宗的典故斥退！”這既表明了他清正勤儉的品質，又和奢靡腐敗的憲宗朝劃清了界限。
其實劉棉花不是不怕彈，而是他富有應對彈劾的技巧。有些揭露他本質的彈劾他就堅決鎮壓，不惜屢興大獄，而對於那些不痛不癢的彈劾，他就大展棉花本色，讓你彈個夠。對於氣量狹小的人（比如明憲宗）他就阿諛諂媚，而對於氣量宏大的人（比如明孝宗）他就義正辭嚴。這樣既沒被揭露本質，又體現了寬宏豁達、清正剛直的真儒風采。憑著這些技巧，劉吉很快重塑了他一代錚臣的形象，以謹身殿大學士代理首相四年後，於弘治四年（1491年）晉升為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不過加銜、本官、差遣都到了極致後，劉吉似乎有點鬆勁，何況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大家還是漸漸想起了他當年的種種惡行。第二年，明孝宗將劉吉勸退。
至此，“紙糊三閣老”終於全部退場，其實這三人很有代表性，《明史》稱“安貪狡，吉陰刻，詡稍優。”萬安是真正的奸臣，一開始就明確了緊跟萬貴妃和諸閹的路線。劉詡本來是還不錯的清官，但戰鬥意誌不強，遭受打擊後有點自暴自棄，成了隨大流的混子，這也是大環境埋沒人才的無奈。最有意思的是劉吉這個狡猾的牆頭草，貪官奸臣得勢時，他賣力地整人，一旦發現風頭變了，搖身一變又成了一代能臣。其實他們也代表了當時官場上大多數人的狀態，極端的忠臣和貪官畢竟都是少數，大部分人所表現出來的品性是可以隨著環境而改變的。
至於“泥塑六尚書”就不——詳細介紹了。一則公卿畢竟沒有宰相重要，內閣有“洗屌相公”“棉花閣老”賣力表演，他們又能怎樣呢？二則其實他們好像也算不得大奸大惡，像劉詡那種隨大流的混子居多。不過六尚書中唯有一位值得一提，便是兵部尚書張鵬。這個張鵬並非別人，正是前文所說，明英宗天順元年配合楊瑄召十三道掌道禦史聯名彈劾石亨、曹吉祥時的那位掌道禦史張鵬。
張鵬任兵部尚書的時間其實也不長，從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至二十一年（1485年）閏四月退休，前後三年而己，便被很不幸地掃進了“泥塑六尚書”這個笑柄組合。張鵬是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科進士，初為禦史，頗為正直，第一封上疏便是勸誡皇帝不要收禮，並說：“用利益事奉君主，應該是臣子的大忌。每逢節慶，臣子們進奉那麽多財物，若非貪汙受賄，哪來這麽多餘財？而且天下都是皇上的，要這些錢幹什麽呢？建議把這些都停掉，以塞奔走諂媚之途。”景泰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張鵬一時聲名鵲起。
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年），楊瑄召集禦史聯名彈劾石亨、曹吉祥，張鵬時任都察院掌道禦史，頓時熱血沸騰，召集了全部十三道掌道禦史聯名出劾。結果禦史們一敗塗地，被石亨全滅。楊瑄、張鵬遭罪最慘，最初被判死刑，後改流放遼東充軍。直到明憲宗登基，眾臣紛紛舉薦英雄複官，並很快越級提拔為福建按察使，張鵬才鹹魚翻身。監察禦史是正七品，按察使是正三品，這麽多年苦還是沒白受。不過很顯然，經曆了這麽大的挫折，張鵬的心理素質變化很大。《明史》稱張鵬“初為禦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揚曆中外，惟事安靜。閣臣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
好一個“惟事安靜”，就是因為這四個字，曾經的熱血青年張鵬也被劃入了“泥塑六尚書”的行列。表麵上看當兵部尚書後張鵬也還建言不少，有一次汪直鎮守大同時懷疑蒙古將大舉入侵，向京師請發援兵，張鵬力諫不可，敢於正麵駁斥汪直的意見。但事實上他的建言僅限於軍事專業領域，在諫言得失方麵便噤若寒蟬了，禦史本色磨滅殆盡。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張鵬又遇到了比當年更大的陣仗——首相商輅召內閣九卿六科十三道聯合彈劾明憲宗濫授傳奉官，身為兵部尚書，張鵬隻好跟隨。不過這一次他韜光養晦，隻以九卿之一湊了個角色，並沒有像上次那樣跳到最前。但是既然身居高位，就應該肩負重責，身為一介儒生，孔孟先師的聖賢教誨不知張鵬還記得幾分？明憲宗見反對意見這麽強烈，也隻好同意清理傳奉官，讓吏部清理傳奉文職，兵部清理傳奉武職，分別清出五百餘名和八百餘名。然而在最終確定清退名單時，張鵬卻畏縮了，他知道這些都是某些當權太監的爪牙，不敢得罪。最終，朝廷清退了五百餘名傳奉文職，八百餘名傳奉武職卻全都留任。
內閣九卿六科十三道聯名出劾，如此氣勢恢弘的大戰役，推進到最後一步居然搞成了爛尾工程？官員們的氣憤可想而知，這次大家都將恨意積往了臨陣退縮的張鵬。不久又有一位奸民章瑾通過進獻珍寶，讓太監說服明憲宗授其為錦衣衛鎮撫使（從四品武職），讓兵部擬詔。本來這不合規製，內閣駁回了兵部的這道奏疏。但張鵬知道章瑾己經獲得了明憲宗許可，於是不顧各方阻力大力舉薦。這下張鵬徹底引爆眾怒，大家確定他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力敵石亨、曹吉祥的剛直禦史了，彈章如暴雨般砸向他的頭上，張鵬狼狽辭官回家。
說實話，張鵬的人生有那麽幾分悲涼，但他這種人生態度的轉變其實也容易理解。一來張鵬被石亨那一次整怕了，憲宗朝又不斷出現宦官佞幸打擊朝臣的情況，更是令他心悸不己;二來也不得不說恐怕是對朝廷的心冷，周太後、明憲宗你們既然能公然漠視禮法，又憑什麽要求儒臣始終保持一顆向聖之心呢？張鵬可以說是喪失了理想信念，從胸懷天下的正氣大俠墮落為卑猥犬儒的典型。張鵬這種經曆又豈非大多數人的共同寫照？出淤泥而不染其實也是有條件的，淤泥太強大時，誰還想守身如玉地破出淤泥，那就隻能被淤泥淹沒。在那個泥沙俱下的時代，能活下來的，隻能是和光同塵的剩餘物。而像張鵬這樣曾經剛直的人，受到打擊後心態發生逆轉，其前後的對比更加令人不忍直視。
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這惡名當然也不是冤枉他們，但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人品問題，更多是那個時代的悲哀。或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生在一個好時代，哪怕就晚生二十年，生在“弘治中興”之中，就能成為萬千直臣中的一員，以直臣能吏之名留於青史。比如泥塑六尚書中的禮部尚書周洪謨，其實是明中葉一位傑出的學術大家，他在彌留之際還在病榻之上寫就了著名的《安中國定四夷十事》，可見是心憂廟堂的，但他在憲宗朝卻斷無施展的空間，隻能與另外八位互相作陪，無奈地看著各自的名字被記入紙糊泥塑這個可笑的行列。
4.5動搖國本的唐伯虎作弊案
孝宗一朝堪稱眾正盈朝，連劉棉花都轉型做了清官，不愧為三大聖君之一締造的偉大中興，但仍然出了一個震驚天下的大案。此案之重，不在金額巨大，也不在案犯身份，而在於此案直接攻擊了隋唐以來中華帝國上千年的政治根基，這便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會試舞弊案。
此案其中一位案主非常有名——唐寅，字伯虎，明代最著名的畫家、詩人。即便沒有牽涉進這場大案，唐寅在詩文和書畫方麵的成就己經足以名垂青史。唐寅因詩文與祝允明（祝枝山）、文徵明、徐禎卿並稱“吳中四大才子”——所謂“吳中”即後世所稱江南，又在繪畫上與沈周、文徵明、仇英並稱為“吳門四家”，又稱“明四家”，在這方麵是徐有貞的徒孫。詩、書、畫中唐寅的畫作成就最高，大量著作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2013年6月3日，一幅唐寅的32x124cm橫軸畫卷《鬆崖別業圖》以2400萬元起拍，經過120輪競價，終以7130萬元成交，可從一個側麵說明唐寅在人類藝術史上的不朽地位。同時唐寅的詩文也以超然隱逸著稱，他的這種風格很容易被戲曲小說作家盯上，後來被打造成了一代風流才子的典範。但事實上唐寅30歲被牽涉進這個世紀大案後，眾叛親離，之後以賣文鬻畫苟且偷生，晚年又被牽涉進寧王（朱宸濠）叛亂，極痛一生，與民間流行的文藝形象相去甚遠。
唐寅作弊案在當時便有很多疑點，到底是不是冤案至今頗有爭議。
唐寅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徐經，其實是著名地理學家徐霞客的高祖。二人同為應天府舉人，於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結伴進京參加會試。明代的科舉體係己經非常成熟，普通人先參加縣試，合格者成為童生，便有資格參加州府一級的院試，合格者成為生員（俗稱秀才）。生員有資格參加布政司的鄉試，合格者成為貢生（俗稱舉人），北直隸和南直隸的鄉試稱順天府鄉試和應天府鄉試。舉人們可直接在地方政府做官，也可以參加每三年一次朝廷在北京舉辦的會試，從約4500名舉人中考出約300名貢士或稱中式進士。中式進士再進行一場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確定一個排名，即為進士。殿試是等額錄取，隻是排位賽而非淘汰賽，所以中式進士其實己經鎖定進士資格。鄉試第一名俗稱解元，會試第一名俗稱會元，殿試第一名俗稱狀元，連續三場都考第一便是所謂“連中三元”。明朝276年88屆科舉中共有兩位奇才取得如此成就，其中一位便是憲宗朝前期首相商輅。一般來說，這一連串的考試中以會試最為重要，畢竟會試過關，便鎖定了一個進士名額。
當時30歲的唐寅和27歲的徐經都非常涓狂，尤其是唐寅，他作為應屆應天府解元，而應天府是科考大省，明代24814名進士中，有4146名來自應天府，比例高達16.7°%，高居第一。88名狀元中有23名出自應天，同樣高居第一。所以應天府的解元考取進士似乎不算很難。事實上明代88名應天府解元中就有62名考取進士，70.5%的比例僅略遜於浙江的70.8%。像唐寅這種人在應天府解元中都被視為不世出的奇才，進京趕考前就己經小有名氣。到了北京，唐寅和徐經更加高調。徐經家很有錢，進京趕考居然帶了一大幫仆人和娼妓，並且四處拜訪權貴，揮金如土，“馳騁於都市中，都人矚目。
若隻是高調遊玩也就罷了，唐寅和徐經在京師找人輔導也異常高調。科舉這麽重要的考試，到處上輔導班本是人之常情，最搶手的輔導老師當然是有經驗的出題考官。禮部右侍郎程敏政是南直隸徽州（今安徽黃山）人士，與徐經家是世交，曾多次出任考官，徐經帶唐寅去拜會他。他也早聞唐寅大名，非常欣賞，悉心指導了一番，還為唐寅的詩集題字。不久朝廷公布考官，程敏政正是本屆會試主考。唐寅、徐經更加得意，到處說我們對主考官非常了解，他出題必不出什麽什麽範圍。
程敏政本人也是個大才子，19歲中順天府鄉試第一名，23歲中殿試第一甲第二名（俗稱榜眼），主持修撰了《憲宗實錄》《資治通鑒綱目》《明會典》等大部頭。程敏政出題時也忍不住賣弄一下才情，出了一道嚴重超綱的題。此題基於元初思想家劉因的一篇《退齋記》，此文實為影射抨擊另一位思想家許衡與其相左的哲學觀點，題目要求分析影射的實質和背景，再就他們分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元初，其實是南宋中後期。明朝奉宋為正統，元朝尚屬外國，而且元朝的思想文化確實也不算發達，所以明人極少有研習元朝思想的。程敏政出這麽一道題，相當於高考出一道題讓你分析菲律賓某位議員的某次國情谘文實際上是在暗諷另一位議員提高米沙鄢群島煤炭產量的政策導致Visayas煙草品質下降的事實，然後再就如何平衡煤炭產量和煙草品質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程敏政出了這道題後非常得意，到處說今年這道題絕對沒人答得上來。
結果在閱卷場，程敏政卻閱到了兩份考卷，不但知道這位菲律賓議員是在暗諷誰，米沙鄢群島在哪兒，還深入淺出地分析了煤炭開采和煙草品質之間的必然聯係，觀點新穎獨到，辭章大氣優雅，完全是狀元風采。程敏政興奮地跳起來說：“這兩份試卷太精彩了，我看隻有唐寅、徐經兩位天才小霸王方有如此才華！”閱卷場的考官無不麵麵相覷。而程敏政出題這麽刁鑽，讓很多考生垂頭喪氣，唯獨唐寅、徐經二人依然興高采烈，公開宣稱此次必中進士，唐寅甚至宣稱能中狀元，同科考生無不驚駭。
這確實太可疑了，閱卷尚未結束，戶科給事中華昶便急不可耐地彈劾了程敏政，懷疑他賣了題給唐寅、徐經。明孝宗震怒，下令緊急中止程敏政的閱卷資格，嚴查此事。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親率專案組複查程敏政所閱試卷，同時法司將程敏政、唐寅、徐經逮入大理寺獄隔離審訊。程敏政堅持不承認賣了題，說自己出題自然是平時所想所論，這次隻是被研究自己的高手“打題”打中了而己。徐經則非常害怕，因為他確實給程敏政送過錢，但未必是針對這次會試，隻是富貴人家的尋常禮儀。後來徐經熬不住拷打，供認用一塊黃金買通了程敏政的書童竊取了這次的會試題。唐寅的問題則最麻煩，他承認在考前確實用一枚金幣買了程敏政一篇文章，不過這是拿來送給去年主持應天府鄉試的主考官吏部右侍郎梁儲。這本是文人之間的一種小遊戲，用以表示送人的文章不是不值錢，但在此刻就有點說不清楚了。所以，初審的結果是三人都算是承認了受賄賣題的事實。
然而尷尬出現了，李東陽率人複查了程敏政所閱全部試卷，唐寅、徐經並不在其中。也就是說，程敏政在考場上大肆張揚的那兩份試卷其實並不是唐寅、徐經的。
徐經得知立即翻供，稱之前供狀係屈打成招，程敏政也要求和華昶當廷辯論。華昶還真的就帶了一大幫給事中兄弟來助拳，刑部尚書白昂、左都禦史閔圭召集六科都給事中集體出席，監察禦史王恩、王鼎亦在列。結果華昶等人連連語塞，顯然是急於彈劾，根本連事情都沒搞清楚。這時東廠也跳出來湊熱鬧，說這些禦史、言官都是華昶的近僚，當然幫著他說話，甚至當著皇上的麵說謊，是為欺君重罪。此時又有傳聞稱賣題之說純係子虛烏有，是有人謀取程敏政的官職，指使華昶構陷敏政。明孝宗大怒，將華昶等一幹禦史、言官也下獄調查，最後辯論最急的工科都給事中林廷玉等被判貶官處理，其餘大多被流放，白昂、閔圭也表示認罪，罰俸二月。
但除了石亨，誰能把禦史、言官掃淨？給事中尚衡、監察禦史王綏不依不撓地提出上訴，要求釋放華昶，重處程敏政。於是審訊又持續了兩個多月，李東陽的專案組共清理出十三份可疑試卷，疑似事先得了題，但又並非都是程敏政所閱。程敏政更加不服，要求召集同科考官全部當麵對質。本來都禦史閔圭都己經同意，但此時徐經熬不住拷打，己經供認行賄買題事實。於是明孝宗下達了裁決，判處程敏政不避嫌疑，有辱斯文，勒令提前退休；華昶奏事不實，杖責後貶為南京太仆寺主簿；唐寅、徐經行賄買題，破壞科考，削除舉人功名，終生禁考，罰款後再罰做小吏贖罪。
程敏政出獄四天後就毒火攻心，疽發身亡。徐經順從地前往浙江周王府充作小吏，希望有朝一日新帝登基，能夠赦免前罪，再次參加科舉，但至死未能如願。唐寅則恥於為吏，從此開始了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雲遊四海，賣文鬻畫為生，後來生了重病，無奈回蘇州老家就醫，病中他的妻子、親弟弟都跟他分家。所以有些文藝作品寫唐伯虎有八個老婆，而且他一個都不喜歡，簡直就是搞反了關係。更不幸的是，唐寅遇上了寧王朱宸濠叛亂。寧王早己有不臣之心，廣納賢才，想將唐寅招至帳下。唐寅不從，便遭寧王打擊報複。後來寧王被鎮壓，唐寅卻有寧王逆黨的嫌疑，又遭朝廷反複調查，最終在四麵楚歌中痛苦地死去，享年54歲。後世關於唐伯虎的戲曲文藝作品均將其塑造成風流才子，內心的苦楚隻有他自己知道。
其實弘治十二年己末科群英薈萃，堪稱黃金一代。最終會元被廣東考生倫文敘奪得，緊接著他又在殿試奪魁，連中兩元，成為著名的“廣府狀元”頗受嶺南文化推崇，有大量關於他的戲曲文藝作品傳世。會試第二名更是一位超級巨人——浙江考生王守仁，號陽明先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王陽明——宋明理學的一代宗師，堪與孔孟程朱比肩的曆史級巨人。王守仁也是年少成名，22歲第一次參加會試，不中。主考官是時任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李東陽，他對王守仁說：“你這次雖不中，但下次必中狀元！不如現在就寫一篇《狀元賦》？”王守仁提筆揮就，在場的考官無不驚訝他的才華。結果第二次參加會試，王守仁依然落榜。直到第三次28歲時，王守仁才考中會試第二名，並在殿試中考取第二甲第六名。殿試按成績分三個級別，第一甲取前三名，即俗稱的狀元、榜眼、探花，亦稱“三鼎甲”直接入翰林院供職；第二甲取第四名起的百餘人，一般授正七品京官；其餘為第三甲，一般授正七品知縣，之後可升任州、府、都布按三司等地方長官。事實上，二三甲進士實習半年後還要參加一個館選考試，選出十餘名優秀者稱庶吉士，在翰林院再攻讀三年，期滿參加散館考試，合格者亦可留翰林院工作。明代163名內閣宰相中有87名為庶吉士出身，堪稱政壇中堅。弘治十二年乙未科本來群英薈萃，但就是因為出了唐伯虎一案，被中斷了一屆庶吉士考選，否則這一屆進士中出的人才或許更多，這也是犯罪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負能量。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成熟的科舉考試競爭何其激烈，連王陽明也不敢說自己穩拿狀元，甚至會試都是三次才過關。我真的很難理解，唐伯虎到底是哪來的自信認為自己能穩贏王陽明這個量級的對手？難道他手中有真題？
當然，關於這個案子，至今眾說紛紜，多數人傾向於認為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唐寅一點都不冤，甚至處分得太輕太輕，隻因當時的人都還沒有認識到這個案子的深刻影響。
科舉製度是隋唐以來中華帝國最根本的政治傳統，也是維係龐大中華帝國穩定傳承的製度基礎。唐宋以來，世族門閥逐漸消亡，中國社會成為一個扁平化的公民社會，但龐大的中華帝國必須擁有一套高效的管理體係，需要大量飽學之士來填充龐大的官僚隊伍，科舉就是一個選拔官僚的造血機製。這個機製還對抑製門閥的形成非常有利，因為有了嚴格的科舉，誰也不能任意提拔“自己人”搶占關鍵位置，構築私權體係，所以皇帝非常樂於用科舉來防範門閥世族，確保皇位不受威脅。這樣一個根本製度如果遭到破壞，可以說是對中華帝國的政治根基甚至社會形態進行直接攻擊。
抑製門閥的同時意味著這項製度暗藏著一個功能——保持社會階層的充分流動性，哥倫比亞大學的何炳棣（Ping-tiHo）教授曾做過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他收集了明清12226份進士的家庭背景資料，將其中祖上三代均無任何功名或公職的歸為A類進士；祖上三代有一人獲得過功名或公職的歸為B類進士；有兩個以上的歸為C類進士。其中A類進士無疑是社會的最底層，其比例可以表征社會底層流向上層的暢通性。除明初因進士的父、祖輩尚未恢複科舉而顯得特別高以外，大部分年份保持在47.5%這個平均值附近，方差很小，顯示社會流動性能保持在一個合理水平上。但明中後期該指標開始出現明顯異常。
直到明神宗萬曆八年（1580年），A類進士的比例都始終穩定在均值附近，但之後卻陡降至29.5%和26.5%這樣的畸低數值，再不久明朝就滅亡了，我想這其中正蘊含著明朝滅亡的必然機理——最基本的政治基礎甚至社會形態都被某些當權者肆無忌憚地舞弊對待，這個王朝的骨骼己經徹底腐朽，再也不能支撐。而比較明代整體47.5%和清代整體19.1%的懸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萬馬齊喑，走向全麵僵化保守的大場麵了。這一場滅亡，豈止是亡國，更是亡天下。唐伯虎的這種曆史罪責，遠非什麽石亨、曹吉祥之流的貪官所能比擬。
從唐伯虎一案始，之後很多擅權用事的貪官都不約而同地要做一件事——想方設法繞開選官製度，安插“自己人”進入關鍵位置，正是在他們的不斷攻擊下，明朝才逐漸喪失了中華帝國最基本的一個政治根基，走向滅亡。所以說，本節所述的慢性病，較之其餘章節，根本不在一個量級，比慢性脫發和慢性腎炎之間的差距還要巨大。這才是唐伯虎詩中所說：“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當然，還有人要為唐伯虎強行辯護，堅稱他是冤枉的，以上指責均不成立。對此我想我們也很有必要辨清這麽重要的問題，這其中有兩個問題尤為重要。
第一，麵對這樣的曆史級大案，我們一定要理性對待。其實當時和後世都對唐寅、徐經作出了大量回護，才使此案顯得撲朔迷離。
首先是李東陽的調查報告刻意隱瞞了一些關鍵信息，對時人形成了一定誤導。李東陽首先說唐寅、徐經的卷子其實並不是程敏政所閱，這在當時就激起了程敏政、徐經的翻供，甚至造成了輿論轉向。因為當時很多人己經認定程敏政在閱卷場上公開吹墟的那兩份卷子確實
是唐寅、徐經的，然而事實一揭開卻不是，人們頓時覺得之前的指責是冤枉的。
這裏李東陽運用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轉折性思維誤導，讓所有人產生了一種冤枉了程敏政他們的感覺。但事實上，程敏政有沒有閱唐寅、徐經的卷重要嗎？其實不重要啊！他隻需要提前把題目告訴他倆就行，別人閱卷一樣是高分啊！如果這兩份卷子確實是唐寅、徐經的，那可能當時便可坐實他們早己串通，但就算不是也不能反過來說他們就沒任何問題呀！李東陽最需要調查清楚的不是那兩份試卷是否唐寅、徐經，不是程敏政到底有沒有在閱卷上做手腳，而是唐寅、徐經到底有沒有答出那道曠世難題，這才是此案的根源——有沒有漏題。然而非常令人失望的是，李東陽的報告中沒有提及檢查唐寅、徐經的試卷結果宄竟如何。唐寅、徐經那次會試卷麵成績到底如何，那道題他們到底答出來沒有？李東陽沒有告訴全天下，而是拿一個並不重要的轉折把這個真正最重要的問題給抹了過去。
事實上，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問題，李東陽報告有十三份答卷都疑似買了題目，但並非均為程敏政所閱，這也是當時程敏政翻供的一個重要依據。但這恰恰很可怕，這十三份答卷是誰所閱根本不重要，隻要答出了那道題就有漏題的重大嫌疑。且先不說史料拒絕明確這十三份試卷是否包含唐寅、徐經這麽重要的信息，單就說十三這個巨大的數字也足以觸目驚心，這次漏題的規模該得有多大呀？
其次是戲曲野史的著力美化，讓後人在感情上傾向於唐伯虎，而不願承認他幹過天大的壞事——恰如明英宗最初在感情上不願意承認石亨、曹吉祥是壞人一樣——我現在說唐伯虎不冤枉，隻怕是做著和楊瑄、張鵬一樣的事，我相信剛才分析了這麽多，很多看官還是會氣呼呼地堅決認定唐伯虎是被冤枉的。但恰如前文所說，一旦涉及貪腐，必須理性對待，不能帶有對藝術家的感性偏護。更需要提請注意的是，若論藝術史上的地位，其實唐伯虎比起北宋奸相蔡京還相去甚遠。唐伯虎的畫作拍賣價最高紀錄7130萬元，這隻能當蔡京書法作品的零頭，但我相信不會有人就此忘記蔡京在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了吧？這絕非質疑唐伯虎在文藝史上的地位，隻是想提醒一句，隻要涉貪犯罪，連戰神藍玉、駙馬歐陽倫、大科學家徐有貞都會被血淋淋地扔出來，就不要再強行回護一個唐伯虎了吧。
第二，此案也深刻提醒了我們，反腐倡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一定要避嫌。慢性病往往就是在瓜田李下的曖昧之間，深入骨髓，積重難返。前文所說的“洗屌相公”萬安在科舉上也被《明史》記了個黑賬，說他執掌政府二十年，每遇考試，必想辦法安插自己的門生為考官，然後很多子孫甥婿等能考中。那萬安到底有沒有舞弊行為呢？其實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有，但青史一筆，寥寥數句，後人心中自然就有了一筆賬，後明末A類進士的比例陡降，恐怕正是與萬安這類行為大規模失控脫不了幹係。
貪腐的形式有很多種，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愚蠢行為太罕見了，貪官們會想盡辦法隱藏行跡，如果他們稍一隱藏我們就寬宥，那這個世界就永遠抓不到貪官了。反腐倡廉和民事刑法不同，不能以法律的標準要求反貪者提供確鑿的證據，恰恰相反，是應該要求所有的官員自覺避嫌。一旦有誰作出瓜田李下的行為，本身就應該視為違紀（而不是違法）。所謂避嫌不是指有了貪腐行為就隱藏起來，那叫陰險，而是指可能發生危害公平正義的時候就應該主動回避，尤其是像親友參加考試、工程投標這類情形。像程敏政年年做考官，手握如此大權就不應該去收唐寅、徐經的禮金，又給他們做輔導。而唐寅和徐經，既然是來趕考，就不應該向可能出任考官的人送錢。
當然，嚴格的避嫌也可能傷害官員自身的利益。但是“當官不掙錢，掙錢不當官”，既然來當官，被賦予了公共權力，就表示願意犧牲一部分個人利益，這是我們這個社會天然的契約。唐伯虎作弊案之後很多年，神宗朝首相沈一貫的兒子沈泰鴻才華橫溢，奪魁呼聲很高，但沈一貫為了避嫌，嚴禁兒子參加考試，甚至動用了在報考手續上作梗的方法，導致父子反目。這就是避嫌，這就是“宰相兒子不考官，考生老子不為相。”既然願意來承擔公權力，就要有這種犧牲私利的決心和覺悟。還有些人避談私利，假裝從公利角度出發，號稱處處避嫌會給日常工作帶來一些不便，甚至降低工作效率，趁機高喊這是一些老頑固，不開通，一點點小問題都不放任，甚至說是“人為造堵”。但很顯然，貪官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中暗插一些貪腐行為，隻怕對效率的損害更大得多吧？效率，絕對不是放鬆紀律，瓜田李下的借口。
4.6沉默的轉折
憲宗朝是明朝官場風氣的一個重要轉折期，雖然沒有靖難之變、土木堡之變這樣的天崩地裂，但對比其前後，慢性病魔的成長依然令人觸目驚心，明憲宗甚至明英宗被很多人視為昏君，不無道理。其後的明孝宗被譽為一代聖君，對其父、祖遺留下的問題進行了認真而卓有成效的清理。然而客觀地說，明孝宗己經足夠偉大，但畢竟是不是明太祖，他的治療更多的是流於表麵，並未深入病灶。
史書記載，弘治初年的宦官多守潔，奉詔出鎮的如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劉清，都是廉潔愛民。兵部上奏他們的事跡，明孝宗敕令表彰。連憲宗朝最腐敗的群體——鎮守太監都以廉潔著稱，孝宗朝確實令人刮目相看。其實這樣看來，憲宗朝的貪腐相對也不嚴重，也不是沒有類似廉名的官員，甚至連汪直都有太監不貪財的名聲，但事實上這恰是因為憲宗朝對貪腐放縱，少有人受到重處，大多善終，所以貪腐事跡不顯而己。
有些貪官則是發現明孝宗很廉潔，於是有所收斂，行為也更隱蔽。比如孝宗曾寵信一個太監李廣，四處強搶民田，販賣私鹽，更可怕的是李廣居然拾起了連明憲宗都拋棄的傳奉官製度，而且是利用宦官代皇帝批紅的權力背著皇帝頒發詔書私授了很多傳奉官！這顯然是在總體比較清廉的背景下，開了一個幸進之口，追捧他的人如過江之鯽，蜂擁而入，自然少不了重金賄賂。李廣得意忘形，修了一座大宅，引玉泉山（皇家園林）水環繞莊園。很多禦史反複彈劾李廣，明孝宗卻一直不信。後來，李廣是因為一些封建迷信的原因失寵，懼而自殺。明孝宗派人去抄家，抄到了李廣收受賄賂的賬本，有很多文武大臣送給李廣黃米、白米千百石不等。明孝宗很驚訝：“李廣要吃多少飯，收這麽多米幹什麽？”左右告訴他，所謂黃米、白米其實是黑話，指黃金、白銀。明孝宗方才省悟李廣貪婪至此。
可見，明孝宗雖無愧為一代聖君，也很忌諱貪腐，但敏感性並不高，戰鬥力比明太祖差遠了。更重要的是，時至明代中葉，整個社會對貪腐都己經相當麻木，早己沒有明初那種嫉惡如仇的氛圍，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就是很好的寫照。萬安自顧清閑，張鵬明哲保身，劉吉更是首鼠兩端。很多人雖然自己不參與重大腐敗，但麵對貪腐，再也沒有於謙、楊瑄那種敢於戰鬥的精神風貌了。
慢性病要的就是這種和風細雨，“弘治中興”？三大聖君？沒關係，隻要不是明太祖那種鐵腕冰霜，慢性病魔正好可以稍事休息，消化一下憲宗朝的營養，準備下一輪的野蠻生長。
這種正義的鬆弛、腐敗的複甦也並不僅僅體現在貪廉的鬥爭中，更蔓延向了整個社會風氣。明代中葉，龐大的中華帝國散發出一股無法遮掩的老邁懶惰氣息。很多人思索中華民族宄竟是在何時開始落後於西方這個大問題，有一部分答案便將時間節點指向了大明成化年間——這個紙糊泥塑的沉默年代。同是這個年代，宗教改革正在歐洲大陸上如火如荼地展開，哥倫布（1451?1506）、麥哲倫（1480?1521）正帶著歐洲人睜眼看世界，豐鐃的美洲大陸正在向西方文明展開神秘的麵紗。而中國社會卻在“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帶領下噤若寒蟬，沉默以待。
當然，這麽宏大的問題，不可能有這麽簡單的答案。坦誠地講，就連我本人也並不認可這就是答案。但至少，有那麽多人把這當作答案，我想也必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