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畢竟是死了爹，張居正還是回家看看，朝廷派尚寶卿、錦衣衛護送。張居正臨走前誡令閣臣，有大事不可做決定，急報江陵，由我來做決定。張居正甚至在江陵處理了馬自強、申時行兩位新閣員入閣的事宜，堪稱行在。明神宗和兩宮皇太後都不斷派出高級別太監一路服侍張居正，凡張居正經過，地方政府都要重修道路，地方官列班相送。
由於朝廷詔諭張居正回家掃一下墓就要趕緊回朝，朝廷離不開您張大人，所以張大人要故意擺一擺譜，說老母親受不了暑熱，想等天氣轉涼再上路。這一說不得了，內閣、部院寺卿、給事中、禦史集體上章，請朝廷催促張大人立即回朝。明神宗遣錦衣衛火速請張閣老先回朝，另遣太監護送太夫人等秋涼走水路回京。張居正這才肯上路，一路上的地方官都要長跪迎接，巡撫、巡按越過轄區迎送。張居正路過襄陽、南陽，分別是襄王、唐王的駐地。按禮製，哪怕是公侯，見藩王也應該以臣禮，張居正其實還沒有爵位，但以賓主之禮與二王相見。張居正到了京郊，明神宗和兩宮皇太後均派大太監出京迎接張大人回朝。待到秋涼，司禮太監魏朝奉太夫人回京，明神宗和兩宮皇太後以家人禮迎接。
這一次丁憂奪情，張居正可謂擺盡了譜，超規格享盡榮華富貴，是他個人集權達到頂峰的標誌，自此之後他更加隨心所欲。當然，很多人說隻有權力在他手中，才能衝破重重阻力，推行改革。那麽，張居正那這位偉大的改革家到底有何曆史功績，配不配得上享受這些待遇呢？應該說還是有一些。
張居正有好幾項重大的改革措施，號稱挽救了即將覆滅的大明王朝，續了幾年命，其改革最主要的是措施是考成法、清查土地、一條鞭法等。
所謂考成法，又稱“京察”即從京師派出考察組，全麵考察地方官員的政績。這實在算不上什麽新玩意兒，曆朝曆代都時不時這樣搞一下，隻不過官員的政績很難量化，考察到後來也不知道該怎麽繼續下去，所以每次又都虎頭蛇尾。張居正這一次也沒創出什麽新花樣，其實更多的是以考察為名，提拔自己人，貶黜不依附自己的人，倒是有點像恢複漢、晉察舉製度的意思。後來明朝陷入嚴重黨爭，“黨徒”們就是用這個製度互相鬥，元氣大傷，造成文官隊伍的嚴重撕裂。
清查土地有點類似於隋文帝的“輸籍定樣”但明朝戶籍製度遠比剛由南北朝統一而來的隋朝嚴密清晰，所以不需要“大索貌閱”隻需要重新丈量、認真清查偷稅漏稅的田產即可。在這個問題上，大獨裁者的優勢體現出來，他的親信隊伍有力地執行了這個任務。經清查，全國納稅土地共701.3976萬頃，比上一次弘治年間的清理多了近三百萬頃，成效卓著，大幅提高了田稅收入，有點像一次活血化瘀的舉措，雖談不上很偉大的理論創舉，但實實在在地増加了財稅。
張居正最著名的改革家標簽恐怕就得算著名的一條鞭法了。所謂一條鞭法，簡單地說就是以現銀折算賦稅。古代的賦稅製度很複雜，有現金、糧食、布匹、勞役等多種形式，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事物的實際價值會有波動，每一次波動都是基層官吏盤剝百姓的機會，全部折算成銀兩減少了這樣的機會，也讓納稅人能夠自由地選擇效率最高的一種納稅方式。
客觀地說這是一種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行政調整，也確實解決了一定的財稅製度弊病。但話說回來，一條鞭法實在不能算是張居正的發明，現在可以很明確地考證，此法最初提及早在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武英殿大學士桂萼和戶部尚書梁材便初步提出歸並稅種，折合銀兩的作法。最遲嘉靖十年（1531年），禦史傅漢臣便明確提出了“一條鞭法”這個名稱。嘉靖後期，朝廷在許多地區試行了這種稅法。隆慶年間，海瑞巡撫應天便帶著試行該法的任務，成效不俗。隆慶後期，高拱拜相，更是非常積極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張居正隻是繼續推行這個行之有效的辦法而己。不過此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明中後期中央財稅能力急劇弱化的危情，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說推遲了王朝的破產。明廷推行一條鞭法後中央財政收入的變化趨勢。
張居正的工作確實極富成效，也無愧為“救時宰相”的美譽，但把他捧成偉大的改革家，我始終覺得相當疑惑，因為他的創新發明改革措施實在是太少了，更多的隻是延續前人的措施，更堅決地執行下去而己。尤其是很多人把張居正和王安石相提並論，但縱覽兩人的仕途，除了死後不久王朝覆滅（靖康之難可算“北宋”覆滅）之外，兩人很少有實質性的共同點。張居正倒是跟劉瑾麾下的閹黨大美男張彩有更多共同點，區別隻在於張彩身敗名裂，張居正富貴終老。
不過張居正的種種做法積怨頗多，他在時權傾天下，無人敢言，等他死了才會爆發出來。更可怕的是，張居正在時能夠攬權，很大一個因素是明神宗年幼，他死了明神宗也長大了，回憶起童年的種種，再加上張居正的一票仇人在耳邊不斷吹風，張老師不被清算真的很難。
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太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朝廷為他舉辦了盛大的葬禮，輟朝，遣四品京卿、錦衣衛堂上官、司禮太監為其扶靈歸葬。但接下來就是對他的清算了。
張居正彌留之際，舉薦了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餘有丁入閣，兩人均通過了廷推，朝廷批複潘晟為武英殿大學士，餘有丁為文淵閣大學士，準備上任。但張居正一死，就有禦史雷士幀、王國，給事中王繼光相繼彈劾潘晟，說他是張居正的座主（鄉試中舉人時的考官），張居正這是在引薦私人。這一下引爆了大家對張居正幾個兒子中進士的積怨，人情洶洶，紛紛上疏彈劾。明神宗勒令潘晟退休，潘晟還沒上任就被罷免。大家繼續釋放對張居正的積怨，張四維在這其中可能也起到了幫腔的作用，不斷地在年方弱冠的明神宗麵前提及張居正當年是如何掌控年幼的他。明神宗身為皇帝，想到自己被張居正當小學生耍了這麽多年（雖然他確實是），憤恨難平，咬牙切齒地同意了清算張居正！
有人為張老師鳴冤，說明神宗這個學生不厚道，居然長大了整老師。其實根本不冤，張居正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師？老師要教學生的不僅僅是學術，更重要的是做人。張居正從來沒把明神宗當成真正的學生來培養，隻是把他攥在手裏當權柄使用。尤其嚴重的是，張老師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學生麵前表演考試舞弊，這叫什麽老師！
大清算光有潘晟還不夠，更重要的是馮保。其實馮保在內宮敵人也不少，但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意識到，張居正一死，他也失去了最大的倚仗。朝廷罷免潘晟讓馮保很生氣，他在病中坐起：“我隻是得了小病，就當我不存在嗎？”這幫人當慣了皇帝，卻忘記了以前是靠一張大網籠罩了明神宗，現在李太後歸政，張居正去世，馮保一人又怎麽把持得住成年的明神宗呢？太監政治這方麵，大明可不能說遠邁漢唐。不久，皇太子（朱常洛，即明光宗）誕生，馮保趁機請封伯爵，這人真的是被張居正的生祠蒙住了雙眼。首相張四維表示明朝從無太監封爵的先例，但他還算給馮保麵子，給了一個名額讓他的弟弟或侄子當都督僉事。馮保不滿足，大怒道：“你是靠誰有了今天，現在卻辜負我！”馮保雖連接受挫，但他又成功地運作了老鄉梁夢龍出任吏部尚書，他覺得自己勢力仍在。
其實馮保是明穆宗留下的老太監，不是明神宗當太子時的東宮舊人，他一直壓在上麵早就讓明神宗的發小們不滿，如今張居正一死，大家都知道馮保己經失去倚仗，準備動他。明神宗發小太監張鯨、張誠不斷述說馮保當年如何嚴厲鉗製明神宗，完全不是一個好奴才，建議貶黜他。其實明神宗也早就對馮保不滿，但此時居然感到餘威尚在，擔心地說：“如果大伴上殿來和我爭論，怎麽辦？”張鯨說：“太監嘛，隻要有旨不許再入，他哪敢？”張四維也很討厭馮保這個張居正的遺留產品，指示禦史李植、江東之彈劾馮保在永寧公主（明穆宗第四女朱堯姨，李太後所出）選婚的事情上，收受富戶梁國柱一萬兩賄金，隱瞞了其子己患重病的情況，迎娶了公主。結果婚後一個月梁公子就死了，害苦了公主。明神宗收到彈章，順勢貶馮保為奉禦，南京閑住，第二年就鬱鬱而終。其弟馮佑、侄子馮邦寧均官至都督，都免官下獄，最後死在獄中。朝廷抄沒馮保的家產，抄出來金銀百餘萬，珠寶大致同等價值，此外還有大量的名家字畫、古琴等藝術品價值連城。
事實上，馮保的財產恐怕遠遠還不止這麽多。馮保被發配南京，李太後肯定要過問。明神宗敷衍道：“老奴被張居正蠱惑，沒什麽大過失，去去就召回。”不久潞王（明穆宗四皇子朱翊繆）結婚，珠寶一直備不齊，李太後很奇怪，明神宗說：“近年來無恥臣僚大量收購珠寶，送給張居正、馮保兩家，導致市價暴漲，皇室都買不起了呀！李太後說：“不是己經抄家了嗎，應該把這些珠寶抄出來才對呀！”明神宗隻好又說：“這老奴狡猾，先轉移了財產。”於是也隻好再深查馮保的財產，結果捅了馬蜂窩，查出錦衣都督劉守有及其下屬張昭、龐清、馮昕確實在抄沒過程中私吞了大量財產，均獲罪。
但此事又給了明神宗另一個思路，本來錦衣衛抄出馮保的家產己經夠多，誰知還是被隱沒了不少的結果！馮保的不少寶貝都是張居正送的，那張居正自己得有多少啊？當時財政相當緊張，明神宗漸漸動了抄張居正家的念頭。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最終促使明神宗下定了清算張居正，籍沒其家的決定。客觀地說，張居正被清算有諸多因素，但如果他像海瑞那樣兩袖清風，明神宗也犯不著對一個死人大動幹戈。張居正貪婪過甚，積財太多，勾動了明神宗的貪欲，才是最關鍵的一個因素。
明神宗詔奪張居正官、諡，遣司禮太監張誠、刑部右侍郎丘構率大批錦衣衛、給事中前往江陵抄家。荊州地方官得知情況，一反前一天對張家的諂媚討好，突然變得窮凶極惡，為防張家人逃走，居然把門封起來，等到抄家隊開門時，己經餓死十幾個了！抄家隊在江陵抄出來黃金萬兩、白銀十餘萬兩。另一個戰場是張居正在北京做官的幾個兒子身上。長子張敬修時任禮部主事，熬不住拷打，承認了有三十萬兩藏在曾省吾等張居正親信家中，之後自殺。張居正的弟弟都指揮使張居易、次子翰林編修張嗣修、三子翰林修撰張懋修狀元均被流放。
之後，朝臣們就張居正的罪行展開了激烈辯駁，繼續攻擊他的不少，但其實維護他的人也有。最終，朝廷詔奪張居正一切官、諡、贈、賜、誥、封，以罪狀示天下，還說明本來應該開棺戮屍，但姑且免之。
很多人對張居正及其家人遭到的慘痛打擊深表同情，認為張居正作出這麽偉大的貢獻，卻遭如此結局，非常令人痛心。其實除了改革，張居正還在軍事和外交上都有一定的建樹，但我想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隻在於不管你有多麽偉大的功績，都不是破壞政治規矩、貪汙腐敗的理由。更何況，張居正這個偉大的改革家相當值得商榷。張居正死後六十年，明朝就覆滅了，有人說這是因為大明病體沉屙，積重難返，張居正改革續了幾十年的命，己經很了不起了，他仍然是偉大的改革家。這種解釋好比做了一台手術後病人很快就死了，但你卻說病人本來就沒救了，醫生己經讓他多活了一會兒，這台手術依然是非常成功的，醫生妙手回春，堪與扁鵲、張仲景、李時珍比肩！這種邏輯對於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人來說相當難以接受。
平心而論，張居正在理財方麵算得上一個能吏，解了財政上的一時之急，但說為王朝續命就過了。事實上，南宋和明朝都有不少人尖銳地指出，王安石改革是“靖康之難”的罪魁禍首，明末也有不少人隱晦地指出張居正將慢性病的大明一腳踢進了重症監護室，隻是當時還沒身亡，不好意思把話說那麽明。所謂改革，就是打破舊有利益格局，釋放活力。但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其實大多是打破舊有利益格局，形成全部倒向自己的新有利益格局。這樣的改革，莫說放在晚明，就算放在漢文帝、宋仁宗的時代也能把國家給葬送了。
7.4資本主義萌芽
明神宗朝朝政腐敗，政治鬥爭激烈，有不少人將明神宗視為昏君。但事實上，在中小學曆史教材——確切地說是政治教材上，這48年（1573?1620年）卻有一個非常時髦的說法——資本主義萌芽。
明代是地理大發現的時代，由於航海技術的突飛猛進，全世界都加強了交流貿易。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克裏斯托弗?哥倫布（Crist6balCol6n）發現美洲新大陸，歐洲也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後來人們發現美洲有著玉米、甘薯、馬鈴薯、花生等高產農作物，還有著似乎比舊大陸加起來還多的貴金屬礦藏。同時，另一個大銀礦——日本也基本結束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戰國時代，開始發展經濟。美洲和日本兩個大銀礦同時發動，全球貴金屬供應量暴漲，史稱“價格革命”。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張居正厲行一條鞭法使國庫收入以銀兩計數倍増，其實更多地是體現了一種白銀通貨膨脹，而非經濟増長。
中國是當時世界上航海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又有著最龐大的人口、最先進的科技、最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最具購買力的市場、最廣闊的腹地，更有著貿易賺錢這個深刻融入中華民族血脈的種族天賦，無疑將成為這個全球化時代的絕對核心，全球三分之一的白銀都通過國際貿易湧入中國。強大的全球化貿易必然對一個國家舊有的社會體係造成嚴重衝擊，腐朽得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如何應對這樣的全新局麵？
雖然經濟大發展，但遺憾的是，明朝的理財能力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算相當差勁的，從頭到尾都處於嚴重的財政匱乏中。盡管“嘉隆萬大改革”尤其是張居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増加了國庫收入的賬麵值，但比起當時的全球經濟大發展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蓬勃的經濟發展並沒有轉化成財政收入，或許這是一種藏富於民的大戰略，但富不能一直藏下去，需要用的時候要取得出來，明朝的提用能力卻過於弱了些。
神宗朝其實非常需要用錢。首先是著名的“萬曆三大征”。
第一征是鎮壓寧夏哮拜叛亂。萬曆二十年（1592年）二月，退休的遊擊將軍、寧夏副總兵哮拜率韃靼部叛亂，號稱要恢複唐宋西夏帝國的基業，勾結河套諸部入侵陝西，連下數城。朝廷以右副都禦史葉夢熊為陝西三邊總督，並調都督僉事、神機營右副總兵李如鬆提督遼東精兵參戰。九月，明軍攻破寧夏城（今寧夏吳忠），哮拜出降。此戰明軍共耗資二百餘萬兩。
第二征是壬辰朝鮮戰役。萬曆二十年（日本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1592年）十月，太閣（大致相當於日本各藩鎮聯盟的秘書長）豐臣秀吉率領一統日本的戰國精英，自信滿滿地向朝鮮發起了進攻。日本和朝鮮都是大明的藩屬國，大明有義務維持秩序，以兵部左侍郎宋應昌為總督，都督李如鬆、都督僉事陳璘分率陸、海軍赴朝鮮戡亂，國內宣傳成鎮壓“倭寇”的總決戰，史稱“壬辰倭亂”。經過約八年大戰，五萬明軍大勝二十萬日軍，並摧毀了日本海軍，切斷日軍歸路，豐臣秀吉被氣死，家臣德川家康趁機篡權，半島重歸和平。此戰明軍共耗資七百八十萬兩。
第三征是鎮壓播州土司叛亂。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四川、湖北、貴州之間的山區）宣慰使楊應龍叛亂，殺貴州都指揮使楊國柱、指揮李廷棟，攻占綦江（今重慶市綦江區），進逼重慶。朝廷以兵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督湖廣、四川、貴州軍務兼巡撫四川，調大軍進剿，曆時兩年剿滅。此戰明軍共耗資二百餘萬兩。
萬曆三大征軍事上精彩絕倫，政治上有力地維護了祖國的統一，但經濟上也耗資巨大，略計共耗一千二百萬兩，不但大開國庫，還動用了不少明神宗內帑。偏偏這時又發生了火災，乾清宮，坤寧宮，皇極、中極、建極三大殿連接失火，重建又需耗資百萬，戶部奏稱實在拿不出來錢了。可怕的是，從現在開始紫禁城的很多重要建築都會反複發生火災，原因無它，某些人想通過災後重建的大型工程從中撈錢而己。
另一方麵，明代藩王世爵體係似乎也到了一個臨界位置。明朝較之宋朝有一個很大的曆史倒退——恢複了世襲爵位製。宋朝的爵位都是終身製，即本人身死爵位即自然消失，不由子孫世襲。明朝雖然封爵比宋朝嚴格得多，但卻多為世襲罔替，一個爵位子孫可以一直世襲下去。而且一個勳臣除世子一係，還有一些旁係世蔭錦衣衛職。最初人數很少時不覺得負擔很重，但子又有子、子又有孫，這雖然不是一個幾何級數増長體係，但持續不斷的算術級數増長也很可怕。僅就皇帝一係而言，皇帝隻有一個兒子繼承皇位，其餘均封王，但新皇帝又很多兒子封王，兩百餘年累積下來就很可怕了。光是這些藩王、世爵、錦衣官的基本俸祿朝廷就己經負擔不起，還有大量賞賜和附屬費用。從神宗朝起開始大量拖欠世祿，到最後明朝滅亡也沒能補發。
麵對如此龐大的財政缺口，明神宗必須想辦法補充財用。他一定會對社會經濟超級繁榮，國家財政卻總收不上來錢而感到困惑，不知道他當時到底得到了什麽反饋信息，從後來的舉動看，他應該是判斷症結在於文官不可信，夥同商人避稅。其實這有點像太祖朝的郭恒案，但明神宗的解決辦法不是殺盡涉貪的官員，而是繞開這些官爺，自己去收。明神宗產生了一個重要發明——礦稅太監。
明朝本有在各地派駐鎮守太監的慣例，但鎮守太監主要側重於軍國大事，對財政經濟幹涉不多，更不可能直接深入到市場經濟主體中去。明末市場經濟高度發展，市場主體的資金量己經遠遠超過了政府財政總盤，所以明神宗判斷這是一個監管上的空白，於是派出太監直接管理工礦。這種行為當然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對。
早在萬曆十二年（1584年），房山縣一個礦老板史錦奏稱在當地勘測出有礦，奏請開礦。本來這種情況應該由朝廷按製度簽發許可證，以後由地方政府按稅率抽稅即可，但這次明神宗宣布不需朝廷簽發，由他本人直接派出太監去管理就行了。這樣的礦直接繳稅給太監，帶回來給皇帝，政府那頭就不繳稅了。朝廷當然不會同意，首相申時行堅決製止了這樣的行為。之後明神宗悄悄派太監在外勘測，在京師附近勘測出來許多礦砂，明神宗都準備派太監去開采，但都被申時行等文官製止。文官們製止明神宗開礦的理由當然很充分，皇帝怎麽能直接幹涉市場經濟運行呢？但其實他們隻是在力保文官的既得利益罷了，皇帝直接派太監去開礦，他們就插不進去手了。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宮、坤寧宮火災，次年三大殿火災，又正值“萬曆三大征”戶部實在拿不出來錢重建，皇帝終於找到個理由派出了第一位礦監。這個口子一開可就收不住了，直接從皇帝這裏拿開礦許可的手續比由縣一州一府一布政司一戶部一通政司一內閣層層申報可要快捷得多，許多人發現了礦藏都來直接向明神宗申報，明神宗立即派太監與其同往開礦。最初派出的礦監隻針對某一個礦，後來明神宗將礦監冠以地名，比如“奉赦開采山東”這名礦監就有權在全山東範圍開礦。這時山東的采礦業就表現為皇帝和政府競爭的局麵，誰先發現一個礦，誰就占這個礦。由於皇帝這邊手續極其簡單，大多礦主願意走這邊，臃腫低效的政府節節敗退。嗯，這真的是體製問題，很多文官不禁陷入了沉思。
那皇帝和政府形成這種競爭態勢，對老百姓意味著什麽呢？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不用講什麽卡特爾需求曲線、古諾雙寡頭模型，您就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後，油價是漲了還是跌了就明白了。為什麽吃虧的總是老百姓？這一定是體製問題，文官們不禁又陷入了沉思。
明神宗利用礦監在搶礦方麵大獲全勝，很快又將視線投向其它行業，兩淮的鹽監、廣東的珠監、蘇州織造太監等很快也發展起來。明神宗見直接派太監就能幫他收上來這麽多稅，那之前那些稅都到哪兒去了呢？他又派出了稅監，專門監督稅務。很多時候，礦監也兼稅監，合稱“礦稅太監”，礦稅太監成為神宗朝標誌性的弊政，太監們雖然向皇帝進奉了一些利潤，但他們都不是白幹活的，貪墨的部分比上繳部分多得多。《明史》稱礦稅太監們“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上繳的部分不到十分之一，造成“天下蕭然，生靈塗炭”這其中最貪殘的莫過於陳增、陳奉、高淮、梁永等幾個太監。
陳增是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的首位礦監，奉赦開采山東，礦稅太監這個製度很可能就是出於陳增的策劃。陳增深諳為官之道，先做人，後做事。他一到山東，不是急於下礦視察業務，而是整頓官場，先彈劾了好幾個不聽話的知縣，引起山東官場震怒。巡撫尹應元彈劾陳增，結果反而被罰俸。莫說你們這些巡撫、知縣，萬曆二十四至三十五年（1596?1607年）這十餘年間，大學士彈劾礦稅太監的奏疏多達百封，明神宗一律冷處理。而礦稅太監一旦有彈章入，早上送入，下午就會批複，而且往往是重責。人們終於明白，太監的盛世回來了，而且更勝以往。
明神宗又赦命陳增兼山東稅監，但之前己經派了天津稅監馬堂兼管臨清（今山東西北部，靠近天津，當時非常發達）。馬堂在臨清每年抽取稅銀約二十五萬兩，但隻上繳八萬兩，七年累計貪墨一百二十萬兩。陳增不服，與馬堂激鬥。最終明神宗做和事佬，讓兩位公公各讓一步，馬堂把臨清讓給陳增，但陳增把東昌（今山東聊城）讓給馬堂。陳增更加張狂，籠絡了很多同黨，大肆搜刮。到後來陳增的黨羽經常誣陷富戶私藏違禁物品，直接破家而入，盡掠其財。禦史和地方官紛紛彈劾陳增，明神宗一律不信。後來鳳陽巡撫李三才以妙計除了此害。他先籠絡陳增的黨羽中書舍人程守訓家裏一個受了酷刑的家奴，讓他去向陳增告密，說程守訓家裏有贓款四十萬兩，還有違禁的龍鳳僭逆之衣。陳增大驚，來向李三才請教該怎麽辦。李三才說：“你趕緊報告給皇上啊！皇上讚了你的勤奮，就算是司禮監掌印太監的位置也可得呀！”陳增果然心動，向皇帝告發了程守訓。結果程守訓獲罪，供出了自己多年來的貪腐行徑，無非就是貪墨稅款。明神宗知道稅監及其黨羽有貪墨稅款情況，心中非常難受，對陳增也不再那麽信任。而陳增的手下見老大居然這樣對待小弟，非常寒心，為其搜刮也不如以往盡力，收不夠往年的額度。明神宗一見今年陳增進奉的稅額減少，心想果然是此賊貪墨了稅款，頓時大怒，下令逮捕調查陳增。陳增這才明白上了李三才的當，悔之晚矣。
陳奉本是禦馬監奉禦，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出任荊州（今湖北荊州）稅監，兼附近幾個大礦的礦監。陳奉覺得自己兼領數使，非常驕橫，一路隨意捶打官吏，剽掠商旅，商民恨之入骨。陳奉剛到荊州，就有數千民眾丟石頭把他打跑。陳奉奏稱是襄陽知府李商畊等地方官煽動民變，明神宗重處李商畊等。當地有個奸人漆有光，誣陷商業競爭對手徐鼎等掘得了唐代大貪官李林甫妻子的墓，得黃金巨萬。陳奉向明神宗上奏，得旨將徐鼎的家財盡皆搜刮，還毒打徐鼎，強迫他將境內的陵墓全部發掘，掘地三尺找金銀。
第二年，武昌（今湖北武漢）爆發了著名的“武昌民變”，萬餘民眾包圍了陳奉官邸，甚至縱火焚毀了包庇他的巡撫衙門。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等大批官員紛紛上疏彈劾陳奉和湖廣巡撫支可大貪贓不法，怒激民變，明神宗不聽。他可能還沒意識到，這場民變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幾乎同時，天津的商民也驅逐了天津稅監馬堂，打死其黨羽37人。不久，廣東稅監李鳳與珠池監（監管南中國海人工養殖珍珠的產業）李敬發生爭執，他們的鬥爭方式包括但不僅限於傳統的互相彈劾，還開發出散布謠言挑起對方民憤的新技術。給事中宋一韓彈劾李鳳貪墨了五千萬兩，還有等值的珠寶。這顯然是誇大其詞，但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廣東商民無不憤慨，激起民變，最後明神宗也隻好撤罷廣東珠池監。真正的**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七世紀的第一個年頭，宦官孫隆出任蘇杭織造太監兼管稅務。蘇杭地區當時己經普及了機械織造，出現了許多機戶，並且很快發展為集團化生產，即由一個大戶（資本家）設立織造廠，購買大量織機，雇傭織工，承接外包的紡織業務，收取機器使用費，這種生產方式就被很多人視為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孫隆規定，每張織機要收稅銀三錢。這個額度無限接近織機老板收取的機器使用收入，但邊際收入不等於淨利潤，人家還有很高的固定成本，這樣一收稅生意還怎麽做下去？大量的織造廠隻好停工。織造廠一停工，大量的織機工人就失業了。兩千多名失業織工走上街頭，把全城的稅監和有關部門全部焚燒，打死不少稅吏，孫隆連忙逃往杭州才保得小命。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萬曆江南民變”，亦稱“萬曆江南抗稅運動”，有些人將其視作資本主義革命甚至工人運動的前驅，與英國憲章運動、法國裏昂絲織工人運動和德國西西裏亞紡織工人起義相提並論。
之後，礦稅太監和地方官之間的博弈日趨白熱化，民間抗稅運動也愈演愈烈。礦稅太監和文官相互彈劾，相互煽動民憤，民變此起彼伏。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宦官楊榮謊稱雲南阿瓦、猛密等部落願意歸順，其地礦產豐富，可年増收數十萬兩，並請纓雲南礦稅太監，明神宗詔許。但楊榮開張不利，第一年隻收到幾萬兩，於是誣陷是被雲南知府熊鐸貪墨了。明神宗不辨真偽，將熊鐸下獄。楊榮愈發驕橫，強令麗江土知府木増獻出地盤讓他開采，並不斷誣陷不聽他話的知府、知州。楊榮很快激起了民變，有百姓闖入稅監，打死稅吏。楊榮絲毫不懼，反而大肆搜捕，杖斃數千官民，將一些疑似參與了民變的官員戴枷示眾。楊榮終於激起了更大的民變，指揮賀世勳、韓光大等率冤民萬人焚楊榮官邸，並把楊榮投入火中，殺其黨羽二百餘人。楊榮是非常寵幸的太監，明神宗難過得數日不食。本來明神宗想逮捕賀世勳，徹查此案，但文淵閣大學士沈鯉、司禮監掌印兼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向他分析了形勢，不能再激民變。明神宗隻好作罷，並以四川礦稅太監丘乘雲兼管雲南，減輕了對雲南的搜刮力度。
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前，才省悟礦稅太監之害，下罪己詔承認錯誤，並赦命撤回所有的礦稅太監，但這項製度二十餘年來為社會帶來了酷烈戕害，尤其是造成了極大的全社會撕裂效應，早己無法彌合。
其實礦、鹽、織造這些事兒，古己有之，不能算什麽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漢、唐、宋都有大量關於如何管理工礦業的經典論述，什麽封建社會、農耕文明，都不是明朝君臣搞砸這事兒的借口。明朝這個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其實未見得比宋朝情況複雜。宋朝憑借高超的公共管理水平，將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發揮到極致，才能以半壁河山力扛蒙古帝國薈萃了大半個地球資源的鋪毯式轟炸半個世紀，譜寫了人類文明史上一曲最豪邁的泣血長歌。而反觀明朝，在極其寬鬆的環境下，坐擁絕對的世界經濟中心地位，手握大航海時代的絕佳升級換代良機，卻硬是無可救藥地實現了自我財政崩潰。這真的不能歸咎於任何借口，隻能說腐敗己深入腠理，這個王朝的公共管理水平尤其是財稅體係己經爛得令人發指！
7.5實亡於萬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我們不能妄下論斷，但到此卻也不得不提。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身後還有三位明帝、二十四年國祚，但《明史神宗本紀》卻以一句‘‘明之亡，實亡於萬曆”來作總評。後世也有不少人讚同，稱‘‘明非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崇禎”係明朝末帝朱由檢年號）。
時至神宗，大明王朝己經走過252年，較之212年西漢、196年東漢、320年宋朝、289年唐朝（平均254年），其實己經非常接近中國古代王朝的期望壽命，似乎確己氣數將盡。但神宗朝漫長的48年也確實暴露出不少問題，不能等閑視之。
神宗朝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太監政治的回歸，這種病症消失又複發的情形總是令李時珍都無比揪心。開啟這個問題的人正是張居正，他為了和高拱爭權，借助了李太後和馮保的力量，力推後宮人員再度走上前台。張居正是明朝甚至唐宋以來集權度最高的大獨裁者，有些人認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這種集權優勢才能厲行改革。但事實上，正如一個人隻有在抵抗力強時才能下猛藥，虛弱時隻能先調理再狠治。一個國家或許在盛世階段可以有一個相對集權的偉人帶領大家勇攀高峰，但在這個虛弱的晚明，任何集權都隻能轉化成腐敗的權力尋租，張居正不是聖人，也不能例外——事實上他不但不是聖人，還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貪官。
張居正有一些在當時看來頗具成效的改革措施，快速増加了明朝的財政收入，但這些措施似乎更像是吃興奮劑，絕非長效機製。且不說考成法、清丈土地這些做法既無創新也無可持續性，就說姑且算在他名下最著名的“一條鞭法”，此法倒是一下子搞來了白花花的銀子，但弊病叢生，注定不可能長久。注意，這不是張居正人亡政息，而是這個做法本身就沒有可持續性。
首先，當時己經腐朽的財稅體係在使用一條鞭法的時候就拓展了不少尋租空間，更多的稅收征管權集中於地方政府，對於薪俸微薄的州縣官員無疑會產生巨大的**，這不得不被懷疑為張居正以此收買大量地方官員，構築自己的集權體係。地方官從中漁利的手段最著名的莫過於“火耗”。所謂火耗，是指政府收稅全部改為白銀後，農戶交來的銀兩是很零碎的，政府要把他們熔煉成錠，但在熔煉的過程中會損耗一些銀兩，這部分錢要納稅人補齊。朝廷規定了火耗的額度，地方官就想方設法地在當地加大火耗，以便將差額私吞。這樣一來，實際火耗額度很快就飆升至了百分之二三十！極大地増加了農民的負擔。張居正放縱火耗，調動了地方官員積極性，所以新法得以實施，他死後朝廷收緊了火耗額度，地方官積極性下降，所以新法逐漸廢弛。其實就這麽簡單，不是什麽大改革家人亡政息。到了清朝，火耗舊病複發，泛濫一發不可收拾，額度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幾百！到清中期，甚至采取了火耗歸公的做法，將火耗製度化，要求官員不能截留，全部上繳國庫，國庫再以“養廉銀”的方式返還給官員。當然，我知道你也不會相信“養廉銀”真的能養廉，這實際上是政府為貪官背書，讓他們合法撈取更多火耗。一條鞭法的衍生品火耗，可以說是一個遺害後世數百年的玩意兒。
其次，一條鞭法堪稱是明朝政府向市場經濟投降的標誌。明朝的財稅管理體製非常拙劣，尤其是和它之前的宋朝比起來，簡直慘不忍睹。宋朝以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著稱，明朝其實也發行過紙幣——寶鈔，甚至在戶部下設了一個專管紙幣工作的部門——提舉寶鈔司。但明朝的紙幣發行完全失敗，民間至始至終沒有承認過這套官方發行的貨幣。一個連貨幣體係都不能激活的國家，其財政能力之弱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明朝還遇到了大航海時代，海量白銀湧入，高峰期每年僅國際貿易流入境內的白銀就有上億兩，如果考慮乘數效應，其撬動國內市場的白銀流通量更是可以把區區數百萬兩的國庫收入砸得找不著北——話說張居正號稱把國庫收入從兩百萬提高到四百萬——從經濟總量的0.3%提高到0.6%，您覺得真的很有意思嗎？
這更昭示著明代另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產業主體己經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條鞭法收起來不少銀子卻主要來自農戶，對商戶影響不大。也就是說真正享受了經濟増長的人並未増加納稅，農民卻幫商人承擔了新増的稅額。又由於爆發式的商業繁榮帶來急劇的通貨膨脹，農民使用白銀購買商品，還要承受政府和商人的雙重剝削，非常窘迫。當然，農民也有辦法。明朝規定取得科舉功名的士紳名下田產不納田稅，這本意是鼓勵讀書，是個好政策。但隨著社會對農戶的壓榨加重，自耕農會把自己的田產掛靠在士紳名下避稅，這也是晚明土地兼並數值畸高的一個原因。這造成國家稅源進一步流失，正是明神宗無奈大開礦稅太監的源動力。有人做過粗略統計，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十年間，各地稅監向內帑進奉569萬兩，同時太監貪墨約1500萬兩。但這五百多萬兩白銀卻實實在在地支撐了萬曆三大征，支撐了大明王朝繼續走下去。有時候，曆史就是這樣的黑色幽默。
可能有人己經忍不住要問，既然工商業大發展，為何不向他們征稅，而是死咬著可憐的農民伯伯不放？宋朝可以做到工商稅占國庫收入的70%，農稅退居次席，明朝為何做不到？這也是明朝中後期真正最嚴重的問題：國家對工商業掌控力度太弱，收不起來稅，隻能從農民那裏反複搜刮。那到底為什麽收不起來稅呢？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我好像說反了？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也蘊藏在晚明的政治腐敗中，官員隊伍太腐敗，容易接受商人的賄賂，為他們謀求利益。一旦政府要向商人加征賦稅，商人們總能找到官員為之運作減免。那西方國家為何可以平穩通過這個曆史階段的呢？原因不複雜——他們的國家太小了——君主可以直接麵向一線稅源，偷稅漏稅無法運作君主本人。而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官員的尋租收益率太高，商人向官員行賄一百兩，可以豁免一千兩的稅，這種行為很快就能風靡。其實這些才是改革家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張居正所做的似乎正好相反，他的製度都是更有利於官員減免商稅——同時搜刮更多農稅來彌補。站在明神宗的角度，他的感觀就是明明社會經濟大發展，但他就是收不到稅，所以才會大興礦稅太監，企圖繞開官吏到一線去直接收稅。對此，商人們也極力拉攏地方官僚，反抗這種來自最高權力層的收取，“鄉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開始盛行，浙黨、齊黨、楚黨粉墨登場。客觀地說，礦稅太監與地方官員的激烈鬥爭中，太監們自然很壞，地方官和他們激鬥有很多出於維護正義，但肯定也不是全部。有很多地方官也隻是代表當地豪商大賈和代表皇帝的太監爭奪利益罷了，頻繁的民變很多也是出於地方官的煽動。他們為了一方商賈的私利，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對抗，這堪稱是整個統治階層和全民的對立撕裂，對於一個超級大國而言相當危險。
那麽，科舉這道防火牆難道就沒有遏製這種結黨營私？非常遺憾，科舉製度在此時也開了大口子，張居正、張四維三位公子同科進士的故事您還記得吧？不如再翻回唐伯虎那一節，看看那張比股災還要慘烈的圖您就什麽都明白了。當然，要造成A類進士比例如此嚴重的下跌，光靠作弊還不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來自於張居正另一重大舉措——廢除基層學校。
宋明以來，中華帝國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共教育體係，“科舉必由學校”，地方政府建立大量公立學校，供有資質的學生攻讀，以參加上一級考試。比如一個人隻要通過很簡單的考試就能入讀縣學，成為童生。縣學根據成績提供獎學金，供童生繼續考秀才。考中秀才就可以入讀州學、府學，既為當地政府提供谘詢，相當於地方上的翰林院，又可以公費繼續攻讀考舉人。這個體係下，稍有資質的人就可以得到優質的公共教育，無須花大錢入讀私立學校。所以貧富差距不能阻止中國人考取功名，宋明兩朝長期保持50%左右的A類進士比例，保障社會階層的充分流動，完全建立在這個完善的公共教育體係之上。張居正卻大量裁汰府、州、縣學的學生數，鼓勵私教。一些私立學校用高薪吸引教師，當然學費也很高，專供富戶子弟讀書，府、州、縣學的生源和教學質量同時下降，這就是窮人考中的比例越來越低的原因所在。即便是最崇拜張居正的人，也承認這是張居正的一大“失誤”。
這也深刻地提示了我們，完善的公共教育，是中國人必須堅守的底線。在中國這個社會，無論你是誰，哪怕是張居正這樣的大獨裁者，也請絕對不要觸碰中國人的這條底線。
當然，從心理學角度講，張居正這個大獨裁者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權力崇拜似乎是人類的動物本能，權力製衡是違背人類天性的做法，人們都喜歡“醉臥美人膝，醒掌天下權”的絕對快感，不喜歡被約束，這種天性可以從宋神宗反複改刑的例子中窺見一斑。宋神宗也是一位英武不群的帝王，有一次他因宋軍在陝西與西夏作戰失利，要斬一位轉運使（政府負責向軍隊提供後勤物資的文官，正五品），政事堂僉議通過。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向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確詢問，是否己落實此事。蔡確卻說他回去想了一下又覺得不妥，大宋立朝以來極少殺士人，這次不必破戒。宋神宗見自己的意見昨天明明通過了，今天就變卦，很不高興，但蔡確反複勸誡，最終宋神宗勉強改為刺配充軍，蔡確也同意。誰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惇又表示不同意，宋神宗忙問你又是為何不同意？章惇答道：“士可殺，不可辱。刺配對讀書人是莫大的侮辱，不如殺了他算了。”宋神宗見兩位宰相明明昨天才談妥，今天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由得惱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卻悠然答道：“要做快意事，就別來做皇帝。”宋神宗也隻好默然。可見，皇帝也要受到許多權力製約，並非隨心所欲，相當令人不快。唯有張居正，權傾八百年，八荒六合任我行，總算讓很多人快意了一把，這其實才是很多人崇拜張居正的心理學原因。
絕對集權導致絕對腐敗，張居正的問題加快了明朝覆滅的腳步。事實上，這個腐朽的時代也並非一無是處，甚至有很多值得銘刻的經典。大航海時代，是光榮與夢想的時代，我們的祖先同樣在這個時代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成果。李時珍、方以智、徐光啟、李之藻、朱載堉、徐霞客、宋應星、王征……無數科學巨匠閃耀星空，他們的研究成果傳遞到西方，為一個世紀後牛頓、萊布尼茨引燃現代科學理論大爆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徐渭、董其昌、湯顯祖等文藝大師也將這璀璨星空裝飾得流光溢彩。李贄、顧憲成、金聖歎紛紛提出令人歎為觀止的道德新說，莫說王陽明，連孔孟程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萬曆，就是這樣一個五彩紛呈的大時代，甚至有人將其稱作“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但也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礦稅太監橫行，朝中黨爭不息，全社會出現巨大撕裂。這一次的撕裂不是朝中官員隊伍，而是整個統治階層和全民的嚴重撕裂。麵對這個宏大的複雜曆史局麵，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如火的大明，馬上就要一點點地熄滅，最終被關外陡然灌進的寒氣徹底冰封。這正猶如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無比優秀的生命，卻被病魔一點點地帶走。無奈亦無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