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朝雖有大禮議、花式腐敗，但似乎鎮住了太監貪腐這個症狀。然而徐階身後，高拱、張居正紛紛找太監結盟，徐有貞、曹吉祥的模式重現朝堂，而且這一次還不是壟斷市場，而是兩組對壘。
張居正，這位名垂青史的大改革家，也有和太監勾結，極盡奢靡享樂的一麵。他更是唐宋八百年來都罕見的大權臣，享盡了超規格富貴，禮法、規製在他麵前更若無物。但張居正死後卻難逃殘暴的政治清算，他暴露出來的貪腐問題也令人目堂目結舌。他的身後更是一片全麵腐朽的末世景象，直讓人懷疑他的改革到底有什麽成效。曆史，給了他一個很難麵對的評價——“明非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世人對張居正的崇拜，恐怕更多的是一種不健康的權力崇拜。
礦稅太監碰上大航海時代，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難道真的是新芽隻在腐朽的土地中萌發？但一個撕裂的社會，如何帶領龐大的帝國走過這道曆史關口？
7.1文官召喚太監
有一個取笑太監的段子，說有個人去給太監講笑話，說：“從前有個太監。然後就不說話了，太監等了半天忍不住問：“太監下麵呢？”那人答道：“太監下麵沒有了。”這個“下麵”是一個很齷蹉的雙關語，專門用來取笑“下麵”沒有了的太監，後來我們把做事半途而廢也稱作“太監”。明世宗一朝，政治晦暗，鬥爭劇烈，唯一勉強值得一提的是太監沒有作亂。武宗朝劉瑾閹黨之禍酷烈，還好下麵沒有了。然而這種壓製也隻能是暫時的，太監製度沒有改變，太監無限接近最高皇權的現實情況沒有改變，所以太監亂政的製度根源毫發未損，隻是因為武宗朝閹黨之禍太烈，明世宗為之少殺，刻意避免了宦官參政而己。這種人為的一時壓製必不能長久，病症一旦複發，則更難抵禦。因為複發就說明免疫係統己經失效，這就是一些本來惡性程度不高的病，比如乳腺癌，如果實施切除後不複發則無恙，一旦複發就會致命的道理。貪腐這個帝國的慢性病，更彰其理。
當然，閹黨的重新崛起，也少不了一個長期的恢複過程，這幾乎耗費了穆宗、神宗兩朝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時光，但貪腐這個慢性病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事實上，這一次複發，契機在於一些文官的爭權奪利，他們發現拉攏太監是爭勝廟堂的不二法門，其實這也可以說是徐有貞和曹吉祥的老套路。隻不過徐有貞和曹吉祥的組合在當時沒有競爭對手，這一次高拱和陳洪、張居正和馮保，兩對組合展開了激烈廝殺。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大明王朝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此時內閣由徐階領銜，其後還有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五位閣臣。這其中，李春芳、郭樸是著名的“青詞宰相”，明世宗駕崩後便尋思退路，並不戀棧。明穆宗登基兩個月，郭樸便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退休。李春芳則在隆慶二年徐階退休後被硬推為首相，但年年上表請辭，終於在隆慶五年（1571年）以三殿更名後首位中極殿大學士（實質上就是以前的華蓋殿大學士）頭銜退休，揣著大家的黑材料回家寫《西遊記》去了。高拱、陳以勤、張居正都是明穆宗當裕王時的講師，很有雄心，所以競爭態勢激烈。高拱拉攏了排名最後的張居正，排擠陳以勤，迫使其在隆慶四年（1570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退休。隆慶五年李春芳主動請辭後，雄心勃勃的高拱終於攀上了權力的巔峰，成為大明帝國的首席輔政大學士，拉開了波瀾壯闊的“隆萬大改革”序幕。隆慶六年（1572年），高拱正名為少師兼太子太師、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高拱很年輕就表現出極高才華，嚴嵩、徐階相繼執政，都知道此人將來必能當國，都向明世宗力薦。高拱自身心氣也很高，以國士自居。在他眼裏，嚴嵩自不必說，徐階這個“甘草閣老”估計也不是很看得起，至於李春芳這種“青詞宰相”，你還是趕緊回家去編禦馬監孫悟空的故事，這邊的司禮監、禦馬監就都交給我了。從學術思想上來說，徐階、李春芳以及隆慶三年（1569年）入閣的趙貞吉都是著名的“心學”門人，與程朱理學、陸九淵、王陽明一脈相承，而高拱、張居正則以商鞅、申不害、韓非子的法家傳人自居，銳意革新，所以他們也很自然地分為兩個陣營，暗中角力。高拱甫一入閣就迫不及待地向徐階發起猛攻，反對他的一切做法，甚至唆使禦史齊康彈劾徐階。不料徐階救過不少被嚴嵩迫害的禦史言官，這其中還包括齊天大聖海瑞，剛入閣的高拱豈是對手，反被徐階一方猛攻，隻入閣幾個月就被迫主動請辭，兩年後才被召回。不過這種仕途起落似乎並沒有磨平高拱的棱角，他依然非常強硬地以戰鬥姿態對待身邊的同僚，直到位居首相。
高拱自隆慶五年（1571年）五月位居首相，次年六月被罷免，執掌內閣隻有一年餘，但堪稱成效卓著。首先是充分利用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來降的機會，力排眾議接受了他的投降，並與俺答汗充分溝通，化幹戈為玉帛，接受了俺答等許多韃靼部落的朝貢，扭轉了自武宗朝以來數十年來的北方邊境惡劣形勢。當時朝臣大多擔心接受叛逃的把漢那吉會激怒韃靼，反對受降，正是高拱力排眾議，正確處理了這場外交危機，反而大大改良了局勢。之後蒙古再也沒有大舉入侵中原，高拱可謂居功至偉。其次則是力推著名的“一條鞭法”將各種形式的納稅方式如糧食、布匹、勞役全部折算成銀兩征收，簡化了稅製，擠壓了稅吏的尋租空間，很大程度上強化了財力，明朝的國庫收入水平正是在高拱執政後的十餘年間從兩百餘萬兩數量級倍増至四百餘萬兩數量級。此外，高拱還有不少改革措施，被後世認為是“隆萬大改革（隆慶、萬曆）”的最初發起者。
不過高拱最大的問題還是為人過於高傲，當了首相更是頤指氣使，很多同僚都不堪忍受，甚至發生過一次與武英殿大學士殷士儋在文淵閣鬥毆的情況！但有一個人很有心計，這個人就是張居正。張居正極為恭謹地服從高拱，可謂言聽計從，麵對高拱的頤指氣使也盡量表現得很謙卑，所以高拱見次相如此恭敬，便一直以為大家都很服自己，更加放鬆警惕。高拱還主動幹涉內廷事務，隆慶初年司禮監掌印太監出缺，本來馮保身兼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東廠、兼管禦馬監等多個要職，理應頂上。但高拱覺得此人狡黯，反對明穆宗任命其為大公公，而推薦了與自己相好的禦用監太監陳洪。後來陳洪罷免，馮保以為這下總該輪到自己了，結果高拱又推薦了尚膳監太監孟衝。尚膳監太監的地位在內廷排不進前五，孟衝這是大幅超車。馮保知道是高拱運作的，恨得咬牙切齒。張居正覺得這樣一來馮保可以為我所用，於是找到馮保，結為緊密同盟，暗中策劃如何鬥倒高拱，好讓張居正當上首相，馮保當上大公公。
明穆宗身體很差，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年僅35歲的明穆宗大駕將行，在病榻前托孤於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駕崩。年僅9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繼位，史稱明神宗，年號萬曆。明穆宗的托孤遺詔本來是以三位大學士為顧命大臣，並未提及太監，但一些太監卻修改了遺詔，把馮保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並把他也加入顧命大臣之列。遺詔一經頒布，高拱見遺詔與先帝臨崩時托付給自己的內容不符，大為光火，怒斥太監弄權亂政，並立即向剛剛即位的明神宗上疏，要求懲處弄權的太監，順便奏請奪除司禮監的一些權力，還給內閣。高拱知道弄權的太監主要是馮保，召集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工科都給事中程文聯名上疏攻擊馮保，然後自己代皇帝擬旨驅逐馮保。此事需要通過內閣，所以高拱事先和張居正進行了商議。張居正不露聲色，假裝答應，私下卻告訴了馮保。向太監告密，這不是焦芳幹的事兒嗎？馮保大驚，連忙求張居正相救。張居正不慌不忙，教馮保去找明神宗生母李氏。
馮保找到李氏，才發現原來張居正早就安排好了，李氏也早就和張居正結盟。李氏當時也處於一個微妙期，她不是明穆宗皇後，隻是皇貴妃，按禮法不應該成為皇太後，最多尊為本生母帝太後。然而明憲宗生母周貴妃違背禮法與錢太後並尊為皇太後，己經開了先例，“大禮議”更是把最高層撕裂得支離破碎，現在隻要有皇帝、大學士、司禮監掌印太監齊心協力，不難把她捧為皇太後。明神宗是她親兒子，年齡才九歲，當然不在話下，大學士張居正己經明確結盟，現在三缺一，就差您馮太監啦！於是李貴妃、張居正、馮保形成了新一代的強力三人團。事實上還有武將戚繼光也算是這個聯盟的外圍，但明末武將的地位比石亨的時代更低，戚繼光的能量比當時的石亨差得遠，就不算在核心團隊中了。三人團的動作首先是馮保從明神宗小朋友處取旨，尊明穆宗皇後陳氏為仁聖皇太後，明穆宗皇貴妃李氏為慈聖皇太後，分住慈慶宮、慈寧宮。張居正又提出，皇帝年幼，需要親媽照顧，於是讓李太後移居乾清宮，與皇帝同住，實際上就是把持住了皇帝。再加上負責皇帝和外界溝通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和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三人團實際上己經把持了大明帝國的最高層政治，他們現在唯一的眼中釘就是高拱了。
高拱作為首相，一開始完全被蒙在鼓裏，而以他直言直語的性格，太後和太監肯定是不喜歡的，張居正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明穆宗駕崩時，高拱痛哭流涕中說過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很多人都聽到了。張居正巧妙地將其改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讓馮保告訴太後。果然兩宮太後聽了都大吃一驚，忙問左右是不是真的，左右紛紛回答好像是聽到高閣老這樣說了。兩宮太後震驚得無以複加，連太子本人都被嚇得麵無人色，以為自己這個皇帝當不成了。馮保趁機又拿出張居正精心炮製的高拱罪名，包括擅權用事、廣結門生、貪汙受賄等等，這些罪名放在平時不足以扳倒一位首相，但現在兩宮太後就哭著喊著一定要弄死這個壞老頭！第二天，太後召群臣入內，高拱其實也準備好了驅逐馮保的一整套方案，連驅逐馮保的禦詔都己經代皇帝擬好，就等進宮來讓明神宗宣詔了，所以非常急迫地趕進宮。結果高拱一進來還沒開口，李太後就一個當頭棒喝，說你高拱罪大惡極！陳太後其實想先問清楚情況，但李太後也早己和張居正排練妥當，一直帶著節奏走，痛斥高拱，旁人根本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最後，李太後正式宣詔，免除高拱一切職務。高拱從頭到尾連辯解的話都沒說上一句，伏倒在地不能起。張居正還來裝好人，把高拱扶起來，一直攙出門，用騾車送出宣武門——他不親自攙出去不放心啊，萬一高拱辯解幾句沒準兒就前功盡棄了呢！攙出去之後張居正又和高儀一起奏請留下高拱（那當時你怎麽不說話？），李太後當然不許。張居正又請用官車送高拱回家，這回李太後許了，可能是送他走快點的意思。
高拱被逐後，張居正理所當然當上了首相，他的目的己經達到了，但馮保猶不解恨。馮保又策劃了一個王大臣刺殺明神宗的無頭公案，想徹底搞死高拱。
萬曆元年（1573）正月一天清晨，明神宗禦駕出乾清門，路中突然出現一名身穿禦馬監宦官服飾的神秘男子！當時霧很大，此人都己經到了駕前，禦前禁衛才發現，慌忙拿下。結果一搜身，此人身上果然藏有刀刃，險些形成了刺君！禁衛對其進行審訊，此人供稱名叫王大臣，是原隸左都督戚繼光麾下的逃兵，從大同邊關逃至京師。請注意，他不是一位姓王的大臣，而是姓王名大臣。您說這是個真名字嗎？顯然就是到最後連真實姓名都沒審出來。至於他為何穿著宦官服飾，如何走到乾清門卻無人發現，身藏刀刃奔向皇帝意欲何為，背後是否有人指使，禁衛係統審了半天也沒個頭緒，於是明神宗下詔改由東廠負責審理。當時馮保還沒有免去提督東廠的兼差，所以就是他來審，在詔獄中日夜拷打王大臣，最後逼他形成了這樣一封供狀：高拱因為被逐，怨恨明神宗，所以找了王大臣來行刺，那套宦官服飾就是高拱提供的，至於一路上的禁衛都被高拱安排撤掉了，王大臣才能毫無阻滯地走到明神宗麵前。
東廠隻是內部審訊，根據司法程序，還需把審訊結果提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繼而提交給法司才能問罪。結果王大臣的供狀提交給錦衣衛就卡殼了，錦衣都督朱希孝指出王大臣的供狀完全說不通，尤其是高拱清空禁衛之說實在不符合邏輯。莫說高拱己經被逐，就算是在職的首相，也管不了內宮禁衛，乾清門附近出事兒，你們太監恐怕責任更大！朱希孝傳喚馮保和王大臣當麵對質，馮保堅稱是高拱勾結陳洪、孟衝等太監清空了禁衛，給王大臣製造了接近禦駕的條件。這時王大臣也終於明白過來，自己己經被置於死地，當場翻供，對馮保大呼：“你不是許諾我富貴嗎？怎麽又把我抓起來治罪？我一個人渣，到哪兒去認識什麽高閣老？”這等於是反而把馮保供出來了。此事一傳出來，滿朝皆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博（代表行政係統），太子少保、左都禦史葛守禮（代表監察係統）出麵質詢此事。張居正也迫於輿論壓力，告誡馮保適當收斂。最後王大臣被匆匆移送法司，以行刺皇帝罪名判處死刑結案，不等秋後處斬，立即執行，沒有牽連任何人。
此案確實疑點重重，最終的判決有殺人滅口的嫌疑，成了曆史上的一粧懸案。王大臣能夠得到一套正規的禦馬監官服，從紫禁城外走到乾清門無人阻攔，最終準確地捕捉到明神宗禦駕，這不可能沒有經過精心策劃。馮保借此案追殺高拱應該沒什麽疑問，王大臣隻是他的一枚棋子，但高拱恐怕也不能說毫無幹係，不然以他的作風豈能不趁機反殺馮保？大諷刺家李春芳當然不會放過這麽好的素材，他的名著本以古代平話故事為原型，但最精彩的一段恰恰是其原創，這一段他寫太上老君故意從八卦爐中放出一個禦馬監小太監去衝擊玉皇大帝，從兜率宮打到淩霄殿，一路上沒有任何人阻攔，王靈官率雷部眾神將其圍定，但就是不拿下。最後玉帝宣如來佛祖來解決，禦馬監小太監當眾叫嚷，差點把佛祖的妙計說破，佛祖匆匆將其壓倒在五行山下，結案。
張居正在曆史上享有盛譽，但他奪權的過程並不光彩，完全是和後宮勾結戕害同僚，從而實現自己的上位。他勾結太監馮保、李太後，和之前某些人勾結曹吉祥、萬貴妃並沒有本質區別，甚至有一些傳聞稱他和李太後之間還有奸情。本來世宗朝宦官後宮人員基本退出政治舞台，張居正為了獲得他們的支持，向馮保、李太後輸送了很多利益，使他們又重新站到了一線。
7.2權傾八百年
張居正，被許多後人譽為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常與古代改革家比肩，後人尤愛將其與宋代名相王安石相提並論。他們確實在生前都成就了一世偉業，更留下了許多政治改革方麵的理論為後世所推崇。然而，他們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尷尬難以麵對——王安石死後四十年就是靖康之難，張居正死後六十年也是清軍入關。當然，判定一個改革家的是非功過有很多因素，但無論如何，一場重大改革後短短數十年，整個王朝就覆滅了，我們很難把這場改革稱作成功。更要命的是，無論改革成敗，王安石個人都以道德楷模著稱，甚至堪稱有道德上的潔癖，這一點他終宄是受人尊重的。張居正在這方麵則恰恰相反，他的私德堪稱敗壞無度，而且是個絕對的大貪官，他的崇拜者隻能以“瑕不掩瑜”之類的說辭來為他洗地。
張居正和王安石有諸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是神宗朝首相，都遇到兩宮太後，都因主持了一場重大改革而名垂青史。但除卻這些表麵巧合，他們倆的實質差距還是挺大的。從職務上來說，他們都是首相，但具體環境卻大不相同。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趙頊）的青睞，由地方官召為宰執，初為參知政事（副相），第二年升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次相），第三年才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張居正卻是三朝元老，世宗朝進士，穆宗朝宰相，神宗剛剛登基，他己為首相，而且還是穆宗、神宗兩朝帝師。王安石雖深得宋神宗信任，但宋神宗畢竟是二十多歲的成年人，而且頗有主見，明神宗卻是個十歲的娃娃，一切都聽張先生教誨。更重要的是，王安石雖位居首相，但身邊不乏富弼、韓琦、歐陽修、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名臣，新進的蘇軾等名士也並不讚同王安石的政見，後來形成嚴重的“新舊黨爭”。反觀張居正，徐階鬥倒嚴嵩，高拱擠走徐階，他再驅逐高拱，幾場大戰下來，大明官場元老盡去，絕無人能製約如日中天的張居正。
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同受穆宗顧命，但高拱被逐，巧的是就在同一個月，高儀也病卒，內閣竟隻剩下張居正一人。雖然不久禮部尚書呂調陽拜文淵閣大學士，但他顯然也是受張居正舉薦，由李太後同意，馮保加蓋禦印宣旨入閣的，非常服從張居正，不會添麻煩。萬曆三年（1575年），吏部左侍郎張四維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萬曆六年（1578年）二月，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退休。三月，外廷廷推了兩位大學士入閣。一位是原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自強，入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十月就病卒。另一位是原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我們很容易看出張居正時代內閣成員組成的特征。首先是人少，閣員按理應有七員，但張居正時代一般隻有兩三員。無非是陪襯一下張居正，免得他獨相，要那麽多人幹啥？其次則是年齡要麽特別老，要麽特別年輕。老的入閣不到一年就要退休甚至病死，年輕的如申時行，入閣前都還隻是右侍郎，即便入閣，本官都隻能用左侍郎，這在明朝中後期內閣製度成熟後是非常罕見的。所以，張居正穩穩地掌控了內閣，再加上李太後和馮保在內宮的助力，大明王朝在萬曆前十年（1573?1582年）形成了一套不同以往的行政機製。現在要決策一件事情，張居正先在內閣草擬詔旨，交給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馮保交給李太後，李太後同意後馮保加蓋禦印，發還給內閣，張居正在內閣製成正式的禦詔發出執行。
那皇帝呢？完全消失了？那也不至於，但明神宗還處在小學生年齡段，那一個小學生如何決策重大事項？無非就是聽三個人的：媽媽、老師、保姆，那不就是李太後、張居正、馮保三人嗎？而且這三個人教育小學生都以嚴厲著稱。
單親媽媽李太後是典型的望子成龍（其實己經坐上龍椅了），明神宗16歲結婚後李太後便移回慈寧宮居住，但隻要上朝或讀書的日子，李太後五更（約淩晨4:48）就會來到乾清宮叫醒明神宗，親自看著他洗漱，然後領著他乘車去上朝或者讀書。明神宗工作學習時李太後一直在皇極殿或者翰林院門口守候，下班或放學一出來立即領上原車載回乾清宮，全天無縫鏈接，小學生絕對找不到機會溜出去泡網吧。這其實和隋文帝文獻皇後（獨孤伽羅）管教隋文帝（楊堅）有點類似，但單親媽媽管小學生可就比妻子管丈夫嚴厲多了。最可怕的是每天明神宗去讀了書，李太後都會要求他複述，一旦複述得不清楚就要罰跪。明神宗結婚後，李太後還是留了不少親信太監在他身邊，一旦做錯什麽事立即報告，李太後輕則召明神宗到慈寧宮罰跪，重則還要傳諭張居正，讓他上疏切責，然後讓明神宗擬罪己詔，不但在外廷宣讀謝罪，還要在內宮一邊罰跪一邊念罪己詔，經常被弄得痛哭流涕。這可能勾起某些讀者朋友不太愉快的童年回憶，就不深入講了。
張居正也堪稱一代嚴師，明穆宗為裕王時，張居正就是翰林編修兼太子右中允，負責裕王府的教學，深受明穆宗敬重，現在以中極殿大學士親自兼明神宗教師，又受家長重托，更以嚴厲著稱。有時候明神宗頑皮，李太後和馮保都無法管教，便嚇唬他：“你再不聽話就告訴張先生！明神宗立即嚇得閉嘴立正。從教育成果來說，張居正也無愧為一代名師，明神宗的文化素養非常高，從他傳世的一些作品來看，文才極高，尤其書法上乘，在明帝中僅次於明宣宗。但明宣宗是天賦異稟，明神宗才是普通人的極限，完全是勤學苦練的結果，這更顯示出所受教育的優質嚴格。馮保則扮演了另一個角色，一麵與明神宗玩耍嬉戲，一麵也比較嚴格。明神宗有時在後宮和小太監頑皮打鬧，一聽到馮保的腳步聲就緊張地說：“大伴來矣！並立即恢複正襟危坐的姿態。其實馮保對待年幼的明神宗，一個動作一個眼神，都是和李太後、張居正謹慎研究過的。這三個人交織了一張嚴密的大網，將明神宗牢牢網住，也將中華帝國的最高皇權牢牢網住。
文武百官雖然知道三人團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也沒辦法，隻好把三人團當做皇帝來侍奉。事實上，真正的明朝皇帝還沒有三人團這麽大的權力。明朝的權力製衡設計得極為複雜，沒有人能做到真正的獨裁專製，若論誰相對獨裁程度更大一些，縱覽明朝曆史，恐怕就得數張居正了。張居正一人獨攬大權的程度，更在太祖太宗之上。因為就算是太祖太宗，來自外廷的製約總是存在的，由於明朝皇帝不能隨意任免閣臣，所以宰相並不是那麽貼心，皇帝批紅和內閣票擬的權力經常表現為對立。大量的禦史言官則都是初入仕途的進士，更是經常毫不留情地頂撞甚至封還皇帝禦詔，體現出行政權力和輿論監督的強力製衡。現在李太後和馮保把持內宮，完全代表皇帝，但他們不精於政事，在行政上完全托付於張居正，張居正又完全把持內閣，所以在明朝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皇權和相權的高度統一。張居正還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輿論和監督，他三朝曆仕翰林院、國子監、文淵閣，門生故吏遍布學術輿論重地，稍有對他不滿的聲音，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大的反對聲中。
張居正的個性其實和高拱一樣，都是持才倨傲的類型，區別在於高拱不加掩飾，張居正可能是汲取了他的教訓，顯得更有城府。但徐階、李春芳都以折節禮士著稱，他們在閣時對待下級非常謙遜，唯獨新進排名最後的大學士張居正以宰相自居，對待九卿非常高傲。但張居正也絕不像高拱那樣直言不諱，而是“倨見九卿，無以延納，間出一語則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意思是每次議事時對待公卿大臣都非常高傲，別人發言時不搭腔，突然出一句就切中要害，於是別人非常忌憚，害怕他超過了其他宰相。有意思的是，《宋史》中也有一句如此評價一個人：“同列論事上前，未嚐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遺憾的是，
此句並非出自他的改革家朋友王安石的傳記，而是《宋史奸臣秦檜傳》。民間有一句俗語“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形容湖北人精明凶悍，這話最初其實是專指張居正這一個湖北人的，後來演變成對所有湖北人的戲稱。其實我一直覺得湖北人挺實誠的，就因為出了張居正這麽一個人物，居然把一個省的印象都改變了，可見這個人物得精明到什麽程度！張居正本來就大權在握，這種陰惻深沉的風格更是讓人不寒而栗。禦史言官一向是明朝官場上最勇敢的熱血青年，石亨、曹吉祥、劉瑾、嚴嵩都未曾讓這個群體怕過，貪官奸臣們的惡行反而經常激起他們捍衛正義的一腔熱血。然而這一次，似乎連他們都怕了，首相大人那種深不見底的徹骨奇寒，猶如凝聚態下的開爾文黑洞，任你幾腔熱血都能吸進來統統冰封。明朝官場兩百餘年，第一次出現了禦史言官集體噤若寒蟬的局麵。
種種因素締造了張居正這個明朝曆史上罕見的大獨裁者，打破了大多權力製衡機製，中華帝國自唐宋以來八百年，第一次出現如此高度集權的巨頭。那麽一個大獨裁者煞費苦心地攬權，會不會隻是為了實現崇高理想，全心全意忠君為民，而絲毫不存半點私心，清正廉明，杜絕貪腐呢？其實曆史上也不乏這種情況，比如諸葛亮、王安石、嶽飛（在一定的範圍內有絕對權力），所以也有人把張居正放在他們同列。諸葛亮、王安石、嶽飛泉下有知，恐怕會氣得活過來——張居正的貪腐程度隻怕比嚴嵩亦不遑多讓。
張居正入閣不久，就收到一筆重賄，剛剛退休的徐階一口氣給他送了三萬兩銀子，目的很明確——徐家準備在鬆江大肆開撈，當然要先打點一下朝中重臣，好罩著點。徐階和高拱關係不好，所以就找了張居正，結果此事被高拱察覺，聲稱要調查。張居正指天發誓，言辭激烈，於是高拱就算了。此事也堪稱奇特，有貪腐的線索，指天發誓就能算了。其實從後來徐家的有恃無恐來看，朝中確實是打點到位了的。張居正自己也需要向別人送禮，主要是李太後和馮保。馮保是個太監，最愛金珠美玉，張居正在他身上下了血本，先後送給他黃金三萬兩、白銀二十萬兩、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但馮保還不是普通的太監，而是太監中的藝術家，頗有才情，張居正經常為其搜羅名貴的琴、筆、扇，當然還少不了名家字畫。嚴嵩曾得到一幅假的《清明上河圖》，馮保卻得到了真品，現存《清明上河圖》上還有馮保的題跋。張居正送給馮保的賄賂中，藝術品這一個板塊的價值就更難估量了。
張居正生活非常奢侈，對人居環境要求極高，他在北京稍微收斂，沒有逾製建房，但他的家鄉荊州府江陵縣（今湖北省荊州市）是遼王駐地（本在遼東廣寧，靖難之役後被太宗遷入內地），張居正看上了他的王府，居然用計構陷第八世遼王朱憲【火節】，以至被廢藩，張居正趁機占了遼王府！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這座王府不久又歸了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潤，但張居正此舉表露了他想在江陵有一座巨宅的心願。很快就有人響應，地方官請張居正私人出錢，在江陵營造一座比遼王府更富麗堂皇的府第，資金不足的部分由地方政府補足。張居正說怎麽好意思讓你們花那麽多錢，而且這座大宅耗資十萬兩，江陵的財政根本無法負擔嘛，我多出點吧，於是派錦衣衛去幫工，算他出的資。所謂幫工主要就是指幫當地政府把賦稅收上來，好投入到工程中，張閣老的老家一時“鄉郡之膏盡矣”。見江陵縣如此賣力，省領導怎甘落後，湖北布政使、巡撫、巡按禦史紛紛規劃給張居正建宅。張居正說房子太多我住哪兒？不如折現吧。不是開玩笑，真的是折現，領導們沒有修，把建房成本折成現銀送給了張居正。另外，有了大宅還得有大田，不讓怎麽叫封建地主階級呢？張居正為相十年，兼並了良田八百萬畝，是嚴嵩的幾百倍，而且這還隻是他本人名下的，他幾個兒子的還沒算。
既然有人給張居正修大宅，張居正也不忘給他的馮保好兄弟修一個，而且他修的還是一種很特殊的房子——生祠——給活菩薩修的祠堂。其實後世說張居正是改革家，我一直比較疑惑，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諸如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免行法等均為他首創，但張居正的所謂改革措施諸如考成法、一條鞭法、清查土地等，都不是他的原創，很多是隋唐甚至先秦便有的古法，他真正創新發明的就是給太監建生祠，堪稱治承劉瑾，政啟魏忠賢。
除了貪錢，張居正還非常好色。其實張居正的英俊程度尚在張彩之上，有傳聞稱他就是靠驚人的修身俊顏才得到李太後的青睞。其實萬曆元年李太後也才27歲，正值風露年華，兩人情投意合也可以理解。還有一些傳聞稱戚繼光之所以深得張居正支持，就是因為善於向張居正進獻美女和**。
其實說到這裏，我們己經看出來了，張居正最像的前人恐怕不是王安石，而是張彩。
怎麽看張居正和張彩之間的共同點也要比王安石多得多呀！甚至王安石和張彩之間的共同點都不比張居正少，因為這兩位都沒混到太師，張居正是明朝唯——位混到太師的文官。
《明史》稱明朝有四位文官官至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但這四位中的前三位居然是李善長、徐達、常遇春，這三位顯然是勳臣，不是文官，張居正就是有明三百年唯——位官至正一品三公的文官，其餘162位內閣大學士一律從一品少師到頭。連朱壽也隻能當威武大將軍過過幹癮，張居正這是正兒八經把太師太傅給幹了呀！這嚴格地說也是一種破壞政治規矩的做法，己經暗藏了張居正覆滅的引子，而他又作出了一項明朝諱莫如深的破壞規矩行為——科舉舞弊，這不但為張居正本人的覆滅埋下禍根，也將大明王朝推向了快速滅亡之道。
7.3名垂青史巨權貪
嚴格的科舉製度是明朝最最敏感的一項政治規矩，比誰當皇帝還重要，不管你是誰，隻要觸碰了這個問題，必將遭到文官階層最不要命的反撲。而且張居正的思路和前麵那些沒文化的太監還不一樣，太監們是苦於自己的爪牙沒文化，想方設法繞過科舉這堵高牆，張居正卻是覺得自己的兒子很有文化，加把力能衝破這堵牆！
張居正共有六子：張敬修、張嗣修、張懋修、張簡修、張允修、張靜修。按製度，張居正家可有一子授錦衣衛，一子授尚寶司，這兩個名額給了張簡修、張允修，其餘則安排參加科舉走仕途。
明神宗萬曆五年（1577年）丁醜科殿試，23歲的張居正二公子張嗣修高中榜眼，天下議論紛紛。其實張居正確實做了手腳，當時主考官是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張四維，他己經將張嗣修的卷子判為第二甲第一名，也就是總第四名，這也是當年焦芳之子焦黃中的名次，張四維認為他盡力了。但張居正還不滿足，買通馮保，在判卷結束，內閣呈往皇帝禦批的路上，將第一、二名挪到了三、四名，張嗣修躍升至第一甲第二名。
此事當時知情人很少，但己經引起不小的議論，沒想到張居正更加有恃無恐。而且首相這樣做，其餘人怎能不跟進？三年後張敬修、張懋修參加庚辰科會試，次相張四維之子張泰征也是同科考生。張四維向明神宗請示，為了避嫌，自己就不擔任這一科的考官了。誰知17歲的明神宗反問：“那首輔張先生避嫌了嗎？”張四維回答沒有。明神宗笑道：“人家兩個兒子參考都沒避嫌，你提出避嫌，不是反而讓人家難堪嗎？”張四維猛省差點得罪張居正，驚出一身冷汗。最後朝廷議定，由內閣排名第三的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擔任主考官，張居正、張四維助理。考官名單一經公布，很多考生覺得不公正，甚至以退考抗議。張居正拈須微笑，毫不在意。
果然一發榜，三位公子都通過了會式，進入殿試。殿試最終評卷，大家本來擬定了一個名次，但張居正認為大家先前擬定的第二名卷才應該定為第一，但又說不出很過硬的理由，大家很懷疑這份卷子是他兒子的。皇帝禦批後一揭開糊名，果然是張居正的三公子張懋修！其實張懋修這人是很有真才實學的，考中榜眼未必是靠爹，但可能張居正覺得張嗣修己經有一個榜眼了，這次非要爭一個狀元回家。此外，張四維之子張泰征中第二甲第四名，張居正大公子張敬修中第二甲第十三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位張公子高中，此科還有一大特色，榜眼蕭良有的弟弟肖良譽中第二甲第五十六名，探花王庭撰的弟弟王庭諭中第三甲第一百三十五名。三鼎甲都有兄弟同科高中，您說這是巧合呢還是巧合呢？
事實上，在此之前己有呂調陽之子呂興周高中進士，密集的宰相之子高中引起士子們的普遍情緒，智力正常的人都不會相信這其中沒有貓膩。但張居正一手遮天，整個文士階層竟然都不敢反抗，隻能暗中諷喻。很多人將張懋修戲稱為“關節狀元”甚至更難聽的“野鳥為鸞”。有人作了一首詩：
狀元榜眼俱姓張，未必文星照楚邦。
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
可惜的是，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就死了，不然六郎還真的有望在萬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搞個探花，一門三兄弟包攬三鼎甲，豈不美哉？
張居正自己並不覺得有什麽問題，也許嘲諷他的話傳不到他耳朵裏去。有人送了他一副對聯：“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其實我看這是在諷刺他，但他己經看不出來了，欣然將此聯掛於高堂。
不過張居正死後，此風終於被刹住。張四維之子張甲征、申時行之子申用懋參加了萬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會試，均中式，天下嘩然。殿試前，監察禦史魏允貞上疏痛陳張居正竊取權柄，大開科場舞弊之風，建議以後幹脆直接規定宰相之子不能參加會試算了。張四維、申時行力辯，並以辭職為威脅力保兒子的殿試資格。最終，明神宗判魏允貞言辭過當，貶為許州（今河南許昌）判官，為其辯護的戶部員外郎李三才貶為東昌（今山東聊城）推官。最後殿試放榜，張甲征、申用懋分別高中第二甲第十一名、第二甲第二十一名。更多的禦史言官紛紛上疏切諫，明神宗總算有所省悟，褒獎了這些人，並讓魏允貞、李三才逐漸升回京官。此後，明朝再也沒有出現當朝宰相之子高中進士的情況。十餘年後，沈一貫入閣，其子沈泰鴻才高八鬥，是公認的狀元熱門人選，大有當年楊廷和之子楊慎之勢。但沈一貫為了避嫌，勸他不要參加會試，沈泰鴻堅決不幹。後來沈一貫想了個辦法，利用宰相可以蔭一子為尚寶丞的製度，直接將沈泰鴻錄為尚寶丞，這樣他就不能再參加會試了，但從此父子反目，終身不再相見，說來都是張居正的遺害。
有人說改革家嘛，就是這樣，敢於打破舊規。但我想打破舊規不是打破舊的公正吧？這個價值觀一定不能亂。張居正恰恰是這樣一個人，大權在握，所以為所欲為。舊的規矩他可以不遵守，他還要立一些新規矩——他自己同樣不會遵守。莫說對一般人，對待皇帝尚且如此。張居正從小嚴厲管教明神宗，成年後亦不改。張居正要求明神宗省吃儉用，停止了很多工程，裁汰了很多外戚恩官。有一次元宵節，明神宗在宮中張燈結彩，演奏音樂，張居正看見了，痛斥他鋪張浪費，不似人君！停止了宮中一切節慶喜樂。其實張居正這種嚴厲管教本身未必是壞事，放在諸葛亮、範仲淹、楊廷和身上都合適，但張居正自身卻異常奢靡腐化，這讓年少的明神宗看在眼裏，會留下什麽心結？
對待同僚，張居正裁汰公車，使公卿群吏都沒有車馬，他自己卻乘坐三十二抬大轎。本來明朝有很嚴格的“丁憂”製度，即官員的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三年，孝滿再官複原職。當初楊廷和也是內閣首相，逢父喪立即回家守孝三年，然後回來繼續當首相。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父親過世，但他貪權戀棧，舍不得丟掉宰相寶座回去守孝，於是指示戶部侍郎李幼孜提倡“奪情”。這本是軍中的一項製度，指將士出征時遇到父母去世，但確實不能離開戰場，所以可在軍中守孝。張居正很有改革精神地把這個辦法移到了內閣，但顯然別人都很難認可。一大堆翰林官站出來表示不可，張居正不聽，讓明神宗出中旨令吏部辦理“奪情”的手續。吏部尚書張瀚本來是張居正突擊提拔的，應該是他的人，但就連張瀚都表示所謂“奪情”實難服人。張瀚又不敢麵折張居正，於是推說這種事應該禮部管，將中旨封還。張居正又派人多次勸說，張瀚仍不為所動。張居正又讓明神宗發中旨切責張瀚無人臣禮，這下把很多人都嚇到了，紛紛上章奏請留張居正“奪情”，張瀚還是不動，隻是撫胸歎息：“三綱淪矣！”張居正大怒，指使給事中王道成、禦史謝思啟以其它事由彈劾張瀚，勒令其提前退休。更多官員被激怒，紛紛起來反抗，張居正拿出廷杖的武器，把他們打了板子過後再貶謫。
這時有彗星從東南起，長亙天，輿情更加洶湧，指張居正己經觸怒上天，甚至有人在街上貼大字報。明神宗詔諭群臣，再有毀謗張居正的情況，殺無赦！這才漸漸壓製住了輿情。最終，朝廷詔許翰林編修張嗣修、司禮太監魏朝代張居正回鄉奔喪，並派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至於張居正，自請停俸一年，身穿素服在內閣辦公，在經筵講課，不影響工作。但是第二年，明神宗大婚，張居正守孝未滿就從此改穿吉服，給事中李淶稱這樣不合禮法，張居正大怒，將其貶出京師。現在的張居正己經到了一點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去甚至基本倫常都無法約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