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是被囚起來了，康有為在哪兒？
戊戌政變前一日，9月20日，康有為就早早地離開了北京往天津塘沽去也，這是個伸縮自如的地方。第二天政變發生，眼見計劃無望，遠在塘沽的康有為從從容容地登上了去香港的郵輪，連康廣仁都扔下了。
京畿之地一向在風口浪尖，康有為自己是走了，清廷開始捕捉康梁同黨，由於李叔同幾個月以來對變法超乎尋常的狂熱顯得太過高調，他也被京津之士傳為康梁同黨。
19歲的人，做很多事情尚不懂深思熟慮，也就說了兩句熱血沸騰的話，刻了一塊可有可無的印，很可能他自己都說不清維新到底是什麽、要把這個國家維成什麽樣子，就被算進了維新黨人，遭此禍患。我們太喜歡用主義跟派別給人戴帽子了，哪怕是今天也有不少人為彰顯後來成為弘一法師的李叔同的膽識把李叔同算到維新人士裏麵去，用的是跟清政府一樣的邏輯。
當時有很多人自稱支持維新，但真正能跟康梁扯上關係的沒幾個，大都是看熱鬧的。作為一介草民，李叔同甚至不知道清廷內部在這三個月內發生了什麽事。李叔同當年19歲，放到現在也就是上大學的年紀，充其量就是個關心國事敢於並有條件改變自身的熱血青年，主義黨派之說太不靠譜。
但是這場災難真的大到讓李叔同不得不避禍上海的地步嗎？我們總以為戊戌變法死了不少人，其實如果查看戊戌政變所查處的黨人名單的話，就會發現除了戊戌六君子是被不加審訊就殺害之外，抓住的大多數黨人都未受血光之災。
挑頭的康梁二人是抄拿全家，被殺的戊戌六君子，並未遭到抄家之災。其他大部分人嚴重的就是革職流放，要麽就是革職永不敘用或者下獄，這些人要麽當時保舉康梁等人，要麽有實打實的宣傳維新的行為。就連康有為的鄰居（上海譯書局工人）這種不幸被牽連的人被捕後審訊一番後，看看沒多大問題也就放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戊戌變法在慈禧那裏不是政治主張的問題，在她心中已經上升為奪權行為了，她一直耿耿於懷的是光緒竟要派人抓自己。抓康有為的名目是“謀圍頤和園，劫刺皇太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抓獲的維新黨人受到上述的懲辦不得不說實在是太輕了。
舉幾個戊戌政變中懲辦算是很嚴重的例子。首先就是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被殺。至於別的，李端棻，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及各級學校，密薦康有為、譚嗣同，“革職遣戍新疆”[5]。陳寶箴（湖南巡撫）、陳三立（陳寅恪、陳衡恪之父）父子二人，一個在湖南推行新政，一個“招引奸邪”[6]，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懲辦。後來當選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的熊希齡，當時是翰林院庶吉士，幫助陳寶箴實行新政，被革職永不敘用並圈禁在家。這些都是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改變了一省一地民風的政治人物，也並未受到株連並未判死。
那麽隻刻了一塊印章，半點驚天動地的事也沒做的李叔同跑什麽跑啊？就算他帶著妻母逃走，桐達李家這麽大個招牌放到那裏是能逃得走的嗎？就算逃，是該逃到上海嗎？別忘了康有為當時逃跑的時候可是從李叔同的老家天津登船逃跑的，從天津選海路逃到中國香港、日本等地是多麽方便的一件事。李叔同帶老母少妻遷往上海這件事，現在看來，真是逃難不像逃難、出遊不像出遊的。
放到當時的情形下，我們多少該有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心態為李叔同著想，畢竟下令抓維新黨人的時候沒人知道會怎麽懲辦這些人，企圖奪權這種事情聽起來也挺嚇人的。但筆者用自己的心理揣度李叔同當時的想法時，覺得他在得知自己被算到維新黨人裏麵的時候，也許會有一絲快感在內。一是會有期待的政治參與感在內，盡管這種參與感並未表現為直接參與，而不幸地表現為被追捕；二是當受迫害幻想症一旦在某種意義上得以實現，雖接連而來的是自己一再擔心的迫害，但也會有懷疑被證實了的成就感在內。
20歲左右關心政治的青年，都或多或少地有受迫害幻想症，反對當局反對得越厲害，心裏就絕對不會沒有想過自己受迫害的時候。李叔同在逃往上海的路途中想得最多的一定不是自己真冤枉，而是——這個如同一頭不堪重負行將衰亡的老牛一樣的國家啊，他的詩把這個想法暴露得一覽無餘。而自己被當作維新黨人追捕並不得不逃走這個事實也印證了他認為的現狀的糟爛。再加上上海是新文化繁榮昌盛、西方文明早早衝擊之地，人才興盛物品雲集，這對一個19歲、渴望走更遠的道路、見識更多有趣的人、了解更多知識的少年來說是多大一個**啊。於是，清廷拿著搜索維新黨人的長矛隨便往天上一比劃，李叔同就立刻反應強烈地帶著老母少妻逃往上海去也。
[1] 李東陽［明］：《重建三官廟碑記》。
[2] 《清史稿·食貨誌四·鹽法》。
[3] 民國文林：《細說民國大文人3：那些文學大師們》，現代出版社，2011年1月。
[4] 張鳴：《重說中國近代史》，中國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
[5]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出版，1954年12月。
[6]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出版，195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