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是弘一法師在俗時最著名的學生，後來受弘一法師影響，做了居士，弘一法師更是高興得很。弘一法師剛出家的時候，有一次豐子愷在家裏給家人講起他的事情，又拿出些弘一法師當年的照片給大家看。弘一法師在出家前所做的事情很多，可能是一個正常人幾輩子經曆過的事情，照片有登台演戲的，有著印度裝、古裝、禮服、馬褂的，還有斷食的照片，看的人無不稱奇。還有一個人斷言道：“這個人是無所不為的，將來一定會還俗。”還有人說：“他可以賺200元一個月，不做和尚多好呢。”大家對這樣一個人做了和尚，有覺得奇怪的，有不相信的。
我們會認為入世過深的人是難以絕塵的，在別人看來，做過那麽多事情的李叔同自然是個入世過深的人，筆者卻不這樣認為。李叔同在塵世的作為，不是深，而是廣。這世上最難出世的是入世深且廣的，對這類人來說，這世上總有那麽多的事情供他做，即便是失了東隅也可以收之桑榆。而入世深且窄的也是易於出家的，所專心的麵很窄，用情又深，情之所鍾連生死說不定都算不得什麽了，一旦此路不通或者是厭倦了，本著曾經滄海難為水的精神，也很難在塵世別的事情上找到依托。
而李叔同是入世淺且廣，他做了那麽多的事情，雖然都做得很好，但總給人一種處於生活表麵的感覺，隻不過是在尋求一種寄托，然而這些塵世的事情卻都寄托不得，喝過那麽多地方的酒都索然無味，走過那麽多地方的橋也不過無甚差別，最後隻有把精神寄托給宗教。庸庸碌碌如我輩者，則是入世淺且窄的，幾間房子、老妻幼子、小城晚鍾就能打發過一輩子，說不上值或不值，隻不過如筆者這般年紀，每想到此總是有些不甘心的，哪怕是不能跳出生活的圈子，也總想讓這個圈子變得不那麽逼仄，天賦之低寄托不得宗教，寄托給藝術也是好的。在日本寫信給楊白民說“獨念海之大，願隨天與行”的李叔同，當時是在努力擴展自己的生活以尋得寄托。
豐子愷提到弘一法師喜歡說一個“緣”字。1926年弘一法師途經上海在豐子愷江灣寓中小住，豐子愷每日便得以與之攀談一會兒。有一次豐子愷想請弘一法師為他的書房起個名字，弘一法師沉思了一會兒，並不直接起名字，而是拿起筆來把他喜歡的一些字都給寫下來，揉起來撒在釋迦牟尼像的供桌上，讓豐子愷拈鬮。豐子愷先挑了一個字出來，打開紙一看，是個“緣”字，把紙放回弄亂了順序抓第二個字，展開紙看，還是一個“緣”字。弘一法師也以為奇，那麽多字，偏偏兩次都挑中一個“緣”字，想來真是有緣，於是豐子愷的書房就叫“緣緣堂”了。
弘一法師在豐子愷家裏住的時候，有一次非常歡喜地拿著一本《理想中人》問是不是認識這位作者，豐子愷答這本書的作者謝頌羔是他的朋友，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弘一法師高興地說這本書很好，就想同作者見見。其實這本《理想中人》本來在書架的下層，一般是不會被人發現的，剛好前幾天豐子愷的幾個孩子在玩開火車遊戲的時候把底層的書抽出來當鐵路，後來大女兒來收拾殘局的時候就順手把書放在書架中層的外側，所以弘一法師一下子就看到了這本書。
就是在豐子愷家裏居住的這段時間，弘一法師與當年的結拜兄弟又於滬上會麵。這一年弘一法師48歲，許幻園50歲，張小樓51歲，袁希濂54歲，而當年那個“佳人個個喚先生”的蔡小香早已去世。四人聚在一起難免唏噓，許、張、袁三君依舊喜歡談論過往之事，說起猶在昨日，須臾之間，已然二十有八年矣。
弘一法師有一次來上海客居無事，聽說在城南有一個講經念佛的地方叫超塵精舍，便想去看看。這個超塵精舍，弘一法師尋訪半天而不得，後來索性放棄了，看了看地形，發現當年自己在上海住的城南草堂就在旁邊，便決定順路去看看城南草堂舊址。城南草堂一切如舊，而且有緣的是那個遍訪而不得的超塵精舍，就設在城南草堂裏麵。李叔同母親以前住的那間房子，已經供了佛像，有僧人在裏麵做課。弘一法師後來跟豐子愷說起這件事的時候高興地說：“真是奇緣啊！”聽這話的人卻感到一種莫名的鼻酸。
弘一法師後來與豐子愷再到城南草堂看的時候不厭其煩地一一指出，哪裏是他以前喜歡走的路，哪裏以前是橋，哪裏以前有棵樹，哪裏是他的私人會客室，哪裏以前住著他的母親。走到天井的時候有一位和尚走了出來招呼他們坐，弘一法師謝過他之後又補了一句說：“這房子我曾住過，20年以前。”那和尚打量了弘一法師一番之後慢慢地說：“哦，你住過的。”兩人對話一熱一冷，一對比更能看出其實弘一法師對以往仍有不忍別之情，而那和尚與諸人不過萍水相逢，不會理解弘一法師話裏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