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本是胡樸安在弘一法師圓寂後寫的一句詩，用到這裏也好。弘一法師出家，眾人不舍，他說：“當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這句話大概藏在心裏很久了，怕是自己在尚未思慮清楚徘徊猶豫出家之意未決的時候，也拿這樣的話來回答自己。
李叔同與楊白民交好，在浙江一師教書的時候楊白民也常到杭州來看他，況且李叔同的妻子當時住在上海，假期回上海也多與楊白民見麵。當知道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後，楊白民先生流了一夜的淚。當時楊白民44歲，這世上幾件悲涼的事情，中年落淚是要算一件的。
李叔同住在上海的日本妻子，李叔同的幾個朋友中，平日裏也就與楊白民較熟悉。聽到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她來到楊白民處懇請他與自己一起去見李叔同一麵。楊白民帶著李叔同的日本妻子來到虎跑寺，日本妻子跪在房門口再三哀求也不得見，最後弘一法師隻讓人代為轉達一句話：“當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日本的和尚是可以娶妻子的，當李叔同的日本妻子知道他想要出家的時候曾勸過他回日本當和尚，被他否決，他日本妻子也不再提及，希望再有時機進行勸說，而今絕無回旋的餘地了。她繞屋哀啼良久，弘一法師自始至終未見一麵。據說這位日本妻子後來回到了日本，皈依了天理教。
豐子愷後來在廈門佛學會演講，講到與弘一法師的關係，說到弘一法師出家，有一個三層樓的比喻。“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占大多數。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裏頭。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他們把全力貢獻於學問的研究，把全心寄托於文藝的創作和欣賞。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很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這就是宗教徒。世間就不過這三種人。我雖用三層樓為比喻，但並非必須從第一層到第二層，然後再到第三層。有很多人，從第一層直上第三層，並不需要在第二層勾留。還有許多人連第一層也不住，一口氣跑上三層樓。不過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地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之強！他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樓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麵的天才，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於二層樓，於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淨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經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須喝高粱酒才能過癮。文藝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師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過癮，必須喝高粱。我酒量很小，隻能喝花雕，難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頗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對於弘一法師的由藝術升華到宗教，一向認為當然，毫不足怪的。”[5]
不知道豐子愷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有沒有讀過克爾凱郭爾，周寧先生在《人間草木》中就是用克爾凱郭爾的審美境界、倫理境界、宗教境界這三種生存境界來闡釋李叔同與蘇曼殊的不同之處的。讀者有興趣的可以找來一睹為快。但總的來說，克爾凱郭爾三種境界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豐子愷的這個說法一眼望去就是個階梯形的東西，比較簡單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