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還有一位十分神奇的朋友也常與之談佛，叫彭遜之，浙江紹興人，之前與馬一浮一起研究《易經》，兩人當時很合得來。不過後來彭遜之研究《易經》走火入魔，以為“生死可出，佛道可成”。馬一浮給他寫信說：“雖然如此，朋友之舊決不因是而改，公雖盡力訶斥，浮亦決不謗公。願泯然平懷，勿存憤怒，此於公之道無損也。”從信中至少可以知道，因為二人觀念不同，是有所爭執的，甚至彭遜之為此“訶斥”馬一浮。“訶斥”是個客氣的說法，馬一浮後麵說“浮決不謗公”，“謗”字用得較重，可以猜測其實當時彭遜之對馬一浮大概是有“謗”的。
1917年冬天，浙江一師放寒假，李叔同沒有回上海，而是依舊住在虎跑寺。剛好當時彭遜之欲尋一處住所，馬一浮曾聽李叔同說過虎跑寺甚好，便推薦彭遜之住在那裏。於是這年冬天，李叔同與彭遜之都是在虎跑寺的。彭遜之的狀態很難用語句形容，從馬一浮與他的書信中也可稍見端倪，此人性格不會平和，甚至激烈真率。說其激烈是因其興之所至則一意為之，說其真率是因其篤信執念必要用各種方式表現。李叔同開始覺得彭遜之是位“即修即悟”的人。正月初八，彭遜之一時心起出了家，李叔同看在眼裏，此情此景深受感動，覺得自己學佛的信念已經很堅定了，比之於彭遜之尚不如也。李叔同真是太會作自我批評了，馬一浮可不這樣認為。
馬一浮太了解彭遜之了，對他這種做法不屑一顧，李叔同出家後，馬一浮曾評價彭李二人：“弘一法師天才不及安仁（即彭遜之），而持律守一，一事不苟。由今觀之，成就乃有過之。”事實就是這樣，李叔同的天賦和才華比起彭遜之、馬一浮這種人來說確實是不及，李叔同的才華比起蘇曼殊來講也是不如的，但這個人對人對事是十分認真赤誠的，所以會有很大的成就。彭遜之不是篤信佛教，他是推算出當時將有禍患，隻有出家才能免除，馬一浮一時沒攔住。彭遜之一時衝動出了家，留下一妻二子，並不理會。馬一浮時常接濟，直到其子就業。彭遜之後來又經過命理推算，自沉錢塘江，好在被人及時救出。彭遜之壓根就不是出家之人，後來又還俗了。
筆者私自將出家原因分門別類一下，可能會更易遠瞻李叔同的境界。有人是屬於“刺激逃避型出家”，親朋離散、名喪利失或是命不久矣，頓時受了不小刺激，覺得塵世無可留戀之處。很多人是這個類型的，特別是電視劇裏，要麽削發為尼要麽剃度為僧，再一副苦楚的樣子。他們心裏有恨有怨或許還有悔，慈悲則少。陳曉旭的出家我則不願將其歸入此類，生命盡頭已抬首可見，生老病死、愛離別、怨憎會都不算什麽的時候，不如留點時間給自己。有一類是“蹭飯型出家”，古時鬧饑荒，寺廟雖也不寬裕，但多少有保命糊口之生機，不如去寺廟裏出家當了和尚化點緣，朱元璋早年就為蹭飯當過一段和尚。到了現在，我等即將畢業的青年動輒見到各大寺院招聘，8小時工作製，下班以後不幹預私生活，起薪都在4000元以上，上門做法事按小時發放出差補貼，每月還視香油效績，更重要的是還不納稅（據說此類招聘多有不實之處）。因此而出家的，也屬於蹭飯型，古今一也。除此之外，像惜春、魯智深一樣避仇的，或是跟妙玉一樣避歹命的，是“躲避型出家”，而南北朝中晚唐的時候僧人地位高享有很多特權，不少人可歸為“榮光型出家”，這兩者都是少數情況。
這些出家都不見得虔誠，有所求，像是交換。我們常說的是“大徹大悟”，破迷妄、開真智，捅破最後一層窗戶紙或許隻是一瞬間的事情，但此境界的到達，絕非一日之功。不可說之事，機緣未到等，均因未到這層紙旁邊。與這些讓我感覺像是交換的出家有些不大相同的一類，可以命名為“教徒型出家”，要與上述種種分開說，因為這類比他們虔誠得多。這類出家人在俗時家庭中可能有人就是虔誠的信徒，從小就生活在佛教的環境下，跟著信佛的長輩吃齋念佛，並且以此為樂，長大一點被長輩送到寺廟裏出家。
有位亦師亦友的基督徒曾為我講過信徒與教徒的區別，他認為有些從小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的人，他們信主可能更多的是環境影響，首先影響他們的是教，而非信，所以叫他們教徒比較合適。而他稱作信徒的人，則是在認識了這個世界之後才開始接觸基督，在經曆了一個艱難的跋涉之後信了主，這種人往往信仰會非常堅定。這個信徒與教徒的區分完全可以拿到佛教裏來，但是二者並非分裂的，我們也經常看到一些宗教家庭出身的人後來成為很好的信徒。
有人追及李叔同出家緣由，常問他此前有沒有受到什麽刺激，像是信仰會因某個重大事件而一瞬間歸位，真智也會因某種力量而即時即刻到來。李叔同沒有受過什麽大的刺激，或許別人的心路因某些刺激的影響是陡升陡降的，但他的是一個平緩的上坡，徐徐而行，有躊躇不前但無循環往複。如果非要找一些原因，他傾慕僧人風度、閱讀佛經談佛理、見彭遜之出家被感動，甚至小時候玩的放焰口的遊戲都是這個斜坡上的一磚一石。不會有大的波折與一時的衝動，我甚至認為隻有這樣平緩的生命軌跡才是最篤定最真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