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木曾川的水壩附近有座優美的廟宇，叫作貞照寺，明治時代出現的那位極有尊嚴的女性川上貞奴就埋骨於此。當貞奴遇見川上音二郎並決定嫁給他的時候，貞奴還是總理伊藤博文的侍妾，她喜歡騎馬、遊泳、打桌球，伊藤博文很是寵愛她。嫁給川上音二郎後的日子並不怎麽如意，離開日本去了美國，無依無靠，在街頭演戲，在公園煮飯，直到流浪到芝加哥，有人請他們到正式的歌劇院，他們才一下走紅，最受歡迎的當然還是貞奴。他們後來回到日本，在東京公演《奧賽羅》，西洋劇這才第一次在日本上演。
李叔同留學日本的時候，正值日本話劇興盛發展的時候。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戲劇界為了反抗歌舞劇伎，興起了新戲運動，以愛國為目標的浪人戲大為流行。李叔同本就蠢蠢欲動，恰好有天看了川上音二郎夫婦演的浪人戲後便決定行動。他拜訪了川上音二郎、東京俳優學校校長藤澤淺二郎以及日本戲劇革命家市川左團次，向他們學習話劇，得到了很大的幫助。
李叔同是很有戲劇經驗的。還在天津的時候，他捧楊翠喜，結交京劇名角，難保沒跑過龍套。除此之外，李叔同還演過京劇《施公案》和《白水灘》，當時在上海，他與歌伎、名伶多有唱和。剛離開南洋公學的時候，他與黃炎培等人為滬學會創作了具有移風易俗宣傳功效的新戲《文野婚姻》。這出戲寫完後，李叔同還寫詩紀念，有句子為“自由花開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誓度眾生成佛果，為現歌台說法身”，詩寫得很口水，他希望通過戲劇現身說法，倡導一種新的觀念。當時在日本，話劇之所以流行，也是看重它教化的功效。
李叔同得到了日本這幾位戲劇名家的幫助，又有留日諸友人的熱情，1906年底，便創立了春柳社。李叔同在《春柳社演藝部專章》裏說，近代被稱為文明的歐美和日本，前者優伶博洽多聞，後者連學者都參與演藝，早稻田大學文藝協會還有演劇部。至於我國，理論上的戲劇改良喊了那麽多年，卻沒見多少成效。我們這些人不揣冒昧，創立了演藝部，理論和技能都要重視。章程的第一條就說明，希望演藝部“為轉移風俗之一助”。
清末的時候，王孫貴族裏麵雖然出了許多知名票友，但優伶的社會地位依舊不高，李叔同介紹歐美與日本的優伶情況，是從內外兩層提高其社會地位。至於演藝的功用，是將它拉回戲劇最初所期待的作用，也就是教而化之。
1907年初，安徽發生水災，留日學生舉辦賑災遊藝會，春柳社的《茶花女》便放在遊藝會的最後壓大軸。值得一提的是，春柳社並未用小仲馬的《茶花女》劇本，而是用了林紓通過別人口述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就是被嚴複說“斷盡支那**子腸”的那個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