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在日本的學校是東京美術學校，它在1949年與東京音樂學校合並成東京藝術大學，這是一所一開始就以培養藝術家為任務的大學。

郭玉潔在采訪許倬雲的時候說，擔心在現在的體製下會不會教育不出好的人才。許倬雲答複，真正好的人才，從來不是在教育體製裏麵教出來的，都是自己學出來的。天養得住，人養不住。許倬雲講的是在慘絕人寰的環境下人才會不會被扼殺完，東京藝術大學的宗旨是在不扼殺人才的底線上努力培養藝術家。二者不在一個語境裏。

當時進入東京美術學校有兩種途徑，一種是3月考取預科生，之後再通過考核成為本科生。另一種是在9月直接通過考試成為本科生，稱之為撰科。撰科考本要比預科考本難得多，李叔同考取的便是西洋畫科的撰科。1906年考取撰科成為本科生的有5位，其中除了李叔同，還有曾延年（即曾孝穀）。曾延年1873年出生，大李叔同7歲，考取撰科的時候他已經33歲了。他是四川人，在來日本之前，在北京居住過一段時間，後來才考取了公費留學來到日本。

當時留日學生學習的專業主要在政法、軍事上，學習美術這種“無用之用”的實在寥寥無幾。高劍父、李叔同、曾孝穀是最早的一批赴日學習美術的中國學生。

李叔同等中國學生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洋畫的事情也讓當時的日本人很驚奇。《國民新聞》的記者特地去李叔同住處采訪了他。這篇名為《清國人誌於洋畫》的報道刊登於1906年10月4日《國民新聞》，非常神奇，妙處甚多。

最近因為聽說有一位叫李哀的清國人考入美術學校，而且專學洋畫，所以冒著秋雨，走上穀中小道，訪問了下穀上三崎北町三十一番地。……經過一聲招呼之後，從裏屋出來一個女人，看來像是女傭似的一個矮小的半老婦人。“李先生在家嗎？”聽到記者一問，從鄰室飄然慢步出來一位身材有五尺六寸的魁梧大漢，後來知道這位就是李哀先生。他是個圓肩膀兒青年，在久留米的紺金的和服外衣上，係上一條黑縐紗的腰帶，頭上留著漂亮的三七分的發型，用泰然的聲音說：“裏邊請！”把我引了進去，是他的書齋。……那麽，我這個來客是誰，幹什麽來的？在他看來好像不大自在的樣子，看了我的名片後才莞然地點頭說：“是槐南詩人的新聞社嗎？”“是的，槐南先生的詩也常刊登，您認識他嗎？”“是的，槐南、石埭、鳴鶴、種竹諸詩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喜歡詩，一定投稿，請賜批評。”“樂器怎麽樣？”“正在拉小提琴，以外大概都搞一下，其中最喜歡的是油畫。”“您的雙親都在嗎？”“都在。”“太太呢？”“沒有，是一個人，26歲還是獨身。”“什麽時候進了美術學校？”“9月29日。”“日語的講課聽得懂嗎？”“聽不懂，下午的功課我不聽。我聽英語的講課，英語我比較可以對付。”

喝完一杯“澀茶”，他一麵說明貼滿在壁上的黑田（清輝）畫伯的**畫、美人畫、山水畫，中村及其他的畫等，一麵引我進入裏麵的六疊房間，得意地介紹了那在幾上作畫的蘋果的寫生。“真是瀟灑的筆致啊！”我讚賞說。那位女傭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剛剛一氣畫成的。”李君謙然地說：“是！”露出一排白齒。“今後一定拜訪貴社，《國民新聞》是很好的報紙。”[1]

這篇報道裏麵有兩處明顯失實，一是李叔同的雙親都已過世，二是李叔同當時不但有位結發妻子連兒子都有了。這兩處應該非《國民新聞》報道之誤。李叔同在1906年10月17日[2]致許幻園的信件裏說：“前《國民新聞》（大隈伯主持）將弟之肖影並畫稿登出，茲奉呈一紙，請哂納，匆匆上。”[3]信中絲毫未提到報道失實的地方，李叔同是極認真之人，父母與妻兒這麽大的事，如果日本記者真報道錯了，沒有不指出之理，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叔同故意說錯的。

李叔同喪母未久，剛到日本，整個人都未從哀痛中回過神來，而家事他大抵是不願告訴別人的，他自己也希望父母都還健在。至於妻子，李叔同從未提及過她，母親去世後就一直把妻子扔在天津老家中，至死不再過問，有跟沒有差不多，他自己是希望沒有這個妻子的。哪怕是他兩個兒子，他都很少過問，他跟兒子的親密程度尚不及與侄子李聖章的親密。

這是李叔同性格中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卻與他願違的事件上，他所說的或是雖然沒說但是希望如此的，都是與事實相悖的。也就是他寧願違背事實，用遮蔽、謊言或是刻意附會這種方式來使事情像自己希望的那樣發展。這種事情發生得並不孤立，弘一法師晚年寫《香奩集辨偽》（後文將會講到）的時候，雖然早已出家多年，成為一代大師，還是會很明顯地展現出這個特點，他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就會竭力掩飾。用“掩飾”這樣的詞語或許太重了，無論是現在還是幾十年後，每當麵對這些不能承受的事實時，他總是像一個一不小心做錯了事不住愧疚的孩子，像是一個刻意用平靜來掩飾內心局促的孩子。

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李叔同的性格——他是一個內向、敏感且薄弱的人，至少早年是這樣的。前兩個詞語且放在那裏不說，最後“薄弱”這個詞大概是很傷喜歡李叔同的讀者的感情的，可事實無一不指向他性格的這個特點。

再舉個例子來講，春柳社當年演《天生相憐》的時候沒受到太多的好評（此事本章“春柳社”一節會講到），據歐陽予倩講他對話劇的興趣淡下去也多少有這方麵的影響。晚年的弘一法師自然是轉變了一些，不敬地說，他在“《香奩集》辨偽”一事上還是能顯現出這個特點，但已經由“薄弱”變得“柔韌”了。在李叔同這一生，當他麵對比較有爭議性的事件時，他不會聽之任之，也不會像魯迅那樣提筆反擊不惜與眾人為敵，他會以一種持之以恒行勝於言的方式去解釋或改正，像水一樣。但也正是他性格上這方麵的特點，使他更容易走向宗教層麵。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李叔同在俗時的交友圈，幼年在天津性情未定，可以訴說平生的知音自然也沒有；到了滬上有許幻園等另外天涯四友，是能寫出“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這種話的好友；到了從日本回國在杭州一師任教之時有夏丏尊這樣的好友，幾乎與他的大半生都相交為伴，知李叔同者必知夏丏尊。偏偏在日本留學期間挑不出個知交，和曾孝穀者的親密程度也遠遠比不上許幻園與夏丏尊，甚至回國之後二人便很少交往了。

此時的李叔同心理十分敏感也不足為奇了，自他母親去世後，再加上來到日本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就自我防禦似的把生活收縮，變得十分簡單清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