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日本非常熱鬧。
1905年，因為留日學生的增加，日本的留學教育多有捉襟見肘之處，學校與留學生摩擦不斷，日本政府決定整頓留學教育。1905年11月2日，文部省正式頒布《關於準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這份規程引人爭議的地方有：清人入學時的申請書中要提交清政府駐日公使館的介紹信；日方學校應為清國留學生提供宿舍或者有學校監督的公寓，禁止在外住宿；如果學生因為“性行不良”而被退學，別的學校都不能接收，等等。
“性行不良”這四個字的用法非常棒，這種詞語屬於進可攻退可守的類型。當局可用這個詞來限製在日留學生鬧革命，也可以說是有多麽苦心孤詣隻為督促留學生學業、健全留學生人格。如果可以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他們的話，甚至可以覺得另外的條目都是為“性行不良”這一條打掩護。至少當時留學生是這樣想的。
此前，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所以，話說回來，關於那份規程，問題不在於事情究竟是怎麽樣的，而在於無論怎麽樣，大部分的留日學生都願意相信日本政府別有用心。這種相信的根源也不是教育問題，一個積貧積弱久了的國家的人民，會對別人的所有舉動都惶恐不安。
留日學生認為這份規程專與留學生為難、欺辱我國權、侵犯自由權，總之是絕我入學之途，設計非常險毒。留學生會館、同鄉會等相繼掀起抗議活動。這些都還好，不過後來這件事發展得越來越難以控製，參與的人員心態也越來越奇怪。之後，開始先是小範圍罷課，後來成立聯合會，無所不用其極地促成了17所學校8000名學生參與的罷課。
參與罷課的學生動機千奇百怪。有拿這個當練手為日後回國鬧革命作準備的，有借此發泄一下長久的積鬱的，有好動好奇不參加白不參加的，還有淳樸的愛國情操被人鼓動的。事已至此，這事兒算是不能輕易罷休了。
在日本政府的強硬態度下，罷課未能達到預期目的。這個時候，留日學生內部也出現分歧。一部分以汪兆銘與胡漢民為代表，希望忍辱負重完成學業，在人屋簷下，不能不低頭，這不是你賭氣的時候。另一部分以宋教仁與秋瑾為代表，主張全體罷課回國去，君子不受嗟來之食，如此侮辱我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兩派吵得不可開交，把留日學生總會的幹事們夾在中間十分為難，不管怎麽做肯定有人罵，吃力不討好，索性紛紛辭職不幹了，讓兩派接著吵。與此同時，日本媒體也在看熱鬧，笑稱這群學生為“烏合之眾”，茶餘飯後的話題就是這群學生，這事兒可真難收場了。不過這裏麵有明白人，陳天華一開始就對罷課退學頗不讚成，怕要鬧得內部不團結分裂了，反而自取其辱。陳天華預見得極是，怕什麽來什麽。
我們一向不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勇士，正如我們一向不缺渾水摸魚的政客和人雲亦雲的民眾。12月8日，那個寫過《警世鍾》、《猛回頭》，以“國不安，吾不娶”為由終身未婚的陳天華寫下一封《絕命書》之後跳海自殺。這一年陳天華剛滿30歲。
說說陳天華對取締規則事件的態度，他在《絕命書》中言：“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留學者日多，風氣漸開也。使由是而日進不已，人皆以愛國為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可轉危為安。”可知他是不讚同退課的，後來之所以又告誡留學同人退課時應該“全體一致，務期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是因為盡管自己再不讚同，既然已經發生退課這事兒了，又有日本報紙在看笑話，那就不要貽人口實，要退就一塊兒退。但是他清楚地看到留學生裏有求功名利祿而留學的，也有德行不良被日本報紙拉出來曝光的，很是痛心疾首。又攤上了取締規則這件事，對外人來說，是個笑話，對同胞而言，不能夠團結一致各懷心思，於是陳天華決定自殺。陳天華的死，是抱著警醒同胞的願望：“若如此能促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學以養實力，則國家興隆亦未可知，中國不滅亦未可知。”[3]
問題是陳天華之死給留日學生造成的影響真是讓人欲哭無淚。留日學生們認為陳天華此行為是勉勵同人、不甘受其辱，如若不能取消規程，真是無以祭陳天華在天之靈。總之一句話，你們要是還留下，且不說對不起父母培育、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族了，連死去的陳天華你們都對不住，所以大家都要走，不走就是賣國賊，不走就給我死！
“湖南、湖北等省留學生陸續宣誓畫押，決心退學回國，同時還采取過激的強製手段，督促全體一致。秋瑾在浙江同鄉會上，抽出短刃，擲案示眾，並指名若幹意見不同者，當場宣告死刑。一些留學生組織敢死隊，聲言‘如不回國，眾必殺之’。各隊員皆藏刀於外套中，梭巡各校附近，遇有拒絕回國之表示，或仍追逐逸樂之行動者，輒加幹涉，毫不寬貸，甚至出現毆打、刺擊等衝突。受此影響，自願、盲從或被脅迫回國的留學生，自12月13日起陸續啟程，累計兩千餘人。”[4]
這一幕在現在來看是非常眼熟的，當年抵製日貨的時候學生們分隊挨戶勸說商家罷市，“凡學生所到之處，商店即相率閉門”，這還算正常。到了蘇州罷市發生，“如有心存觀望之商店，不受學生勸告，即眾口詈之為冷血動物，非使其自悟閉門不止”之時，已經變成一場華麗的道德暴力了。這還不算什麽，到了銷毀日貨搞得很多小商小販破產的時候，就不得不問一下，以犧牲個人財產權的暴力方式照顧到的民族行為在日後是否還為民主留有一絲的餘地？不過這都沒秋瑾把短刀拍在桌子上那一刻顯得霸氣外露。
這是1905年底的日本留學生界的事情。也是這一年，4個月前，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李叔同恰巧也是在8月東渡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