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留日是個很熱門的選擇，讀者尚記否前一章提到盛宣懷在上海辦南洋公學的事情？盛宣懷是個稍微有點倒黴的人，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他任郵傳部大臣，下令鐵路收歸國有，所以名聲搞得有點不好。不過這個人辦了很多實事，留學日本學生的選派方法，就是他在1898年上奏的。早在1891年其實康有為就提出了留日這件事，隻是到施行還需要幾年的時間。從1896年第一批清政府官派13名學生留日，到李叔同赴日的1905年，留日學生人數的增長可謂蔚為壯觀。

晚清留日可謂起步晚發展快，郭沫若在早稻田演講的時候提到，自1896年到當時十餘年的時間裏，留日學生據他目測大概30萬是有的。郭沫若的目測也果然隻是目測，30萬這個數字聽上去實在有點嚇人。如果保守估計的話，到1937年，留日學生5萬人還是有的。另一個數據聽上去可能更加霸氣點，中國近代留日總人數是留歐美人數的兩倍！[1]

當時留日其實是很容易的，又不用雅思托福GRE，隻要肯掏錢，隨意留。這也使留日學生魚龍混雜，很多人東渡的目的就是為了求取功名和革命反清。錢鍾書在《貓》裏冷嘲熱諷地說“一向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隻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來將就”，陳天華當年就無比痛恨這一點。留日幾乎說不上是門檻低了，簡直是沒門檻，當時大批的中國留學生聚集在宏文學院，專門補日語。你能想象六七百中國人聚集在宏文學院補日語是怎樣一種盛況嗎？他們當時最經常用的語言說不定是浙江話。

郭沫若當年在早稻田演講的時候看上去十分風光，事實上徐誌摩在日記裏也記載了1923年的一天與胡適、朱經農一起拜訪郭沫若的事。“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裏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繈褓兒，跣足，敝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頤，怡和可識。入門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顧間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麵狹長。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徐誌摩還感慨說：“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所以說文人日記出版對文壇一溜人來說還是一件挺尷尬的事情。按理說郭沫若怎麽算也能算上個海龜，如何到這般地步。其實放眼看現在的很多所謂的海龜，就是奔著個留洋經曆去的，比起郭沫若的經曆也好不到哪兒去。

相比於留歐美來說，留日派真是寒酸得可以。留歐美的學生多是因庚子賠款去的，需要經過非常嚴格的選拔考試，本身去的人要麽是家境良好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要麽是家境一般但成績非常厲害的，基礎紮實學習勤奮刻苦，學的多是理工農醫，拿了博士學位回來。相比之下留日的學生學的多是文科，政法是十分時髦的，而且很多進的還是速成班，進正兒八經的大學的本來已經是少之又少，很多又拿了一個學士學位就回來了。所以留歐美派與留日派歸國後的待遇就可以想象了，“據1945年聯大學生編《聯大八年》紀念冊統計，聯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留日的隻有3位”[2]！

這樣來說留日學生為什麽具有那麽強的革命性就不難理解了。國內革命者因路途近而逃亡日本，本身日本也處於變革之中，還有歐美派對留日派頗不以為然，留日派的反抗幾近於本能，諸多原因使留日的學生具有極強的革命性。愛學習軍事政法，愛翻譯西方書籍，愛辦刊物宣傳革命思想，不愛做理論研究技術突破把博士拿，這就是留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