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能隻講“唱功”而忽視“做功”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經濟發展舉世矚目，綜合國力、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殷實富足，與之相適應，黨的執政理念也發生著深層次轉變，更加注重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生態保護、社會和諧。與此同時，人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也發生深刻變化，思想多元化、觀念多樣化。
黨的十八提出，要奮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到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並對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進行了新的戰略部署，可以概括為全麵改革、創新驅動、結構調整、城鄉一體、擴大開放。當前，我國改革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打攻堅戰，涉險灘、闖急流的關鍵時期，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矛盾更多、困難更大，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就需要各級幹部有一種敢於擔當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敢於突破，勇於創新，不斷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取得決定性的成果。
這些都對領導幹部貫徹執行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領導幹部要全麵認識目前新形勢下的新任務新挑戰，努力提升自身執行能力，確保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曾有人將地方執行不力總結為“十大頑症”：一是對抗執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是逃避執行，推諉扯皮，推卸責任；三是歪曲執行，上有政
策，下有對策；四是附加執行，加塞搭車，地方保護；五是盲目執行，不辨方向，不切實際；六是機械執行，照抄照搬，唯上唯書；七是選擇執行，斷章取義，為己所用；八是被動執行，不推不動，消極怠工；九是越位執行，擅權爭利，胡亂插手；十是虛假執行，形式主義，大轟大嗡。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利益主體結構、利益需求結構和利益實現途徑都更加複雜。一些領導幹部在執行層麵呈現出趨利化、媚上化、機械化三大特點。
第一，趨利化，即有利的亢進執行，無利的疲軟執行。“趨利執行”是不稱職的執行的一種表現。表現為：缺乏大局觀念，“走偏門”，圍繞利益“自我取舍”，有利可圖的就執行，無利可圖的就不執行，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以小團體利益為出發點，凡事把單位和部門利益放在第一位，有利益的搶著幹，沒利益的不推就躲，無視整體發展大局。以個人利益為取舍，用心營私，於己有益的“搶灘登陸”，於己無益的高高掛起。
第二，媚上化，即法規不如批示，批示不如暗示。“法規不如文件，文件不如批示，批示不如暗示”，在地方執行層麵，執行力的強弱，往往並不取決於政策的重要性或法律的權威，而取決於頂頭上司的態度。在一些地方，國家的大政方針可以束之高閣，法律法規可以置若罔聞，但貫徹領導的指示卻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往往能在執行各種決策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換言之，一些地方政府執行力呈現出強烈的媚上化。一些並不複雜的事件總是要“驚動國務院”“驚動中紀委”，才能
執行到位，於是，現實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悖論：人人批判人治，但當遇上隻有領導關注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人人又渴望人治能夠迅速見效，對威權政治寄予厚望，才有了信訪渠道被看作比國家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更為有效的“權力救濟”。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官員把心思全花在琢磨領導意圖上，解讀領導的表情，揣測領導的心思。
第三，機械化，即簡單克隆、照本宣科、不越雷池。機械化的執行模式是曆史慣性、路徑依賴及行政官僚惰性的產物，在當前法律法規、政策、決策執行中依然普遍沿用，導致執行力虛化，效果模糊。執行中唯規定是從，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半步，不結合實際，機械執行，不顧實情，僵化死板，缺乏追求卓越、爭創一流的精神。甘當“複印機”“傳聲筒”“二傳手”，充當上級的影子，上級布置跟布置，上級開會跟開會，沒有自己的東西，一味“複製”，簡單“克隆”，生搬硬套。因循守舊，不與時俱進，凡事按慣例執行，以老套套行事，用老辦法工作，習慣念老經、走老路，工作思路不寬、辦法不多，缺乏闖勁，創新意識不強，工作沒有特色。
領導講話、層層動員、深入領會、分步貫徹、典型示範、全麵推進、總結表彰……這種從革命戰爭年代、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執行方式我們不會陌生，執行過程千篇一律地流於口頭上，講“唱功”而忽視“做功”，執行結果雲淡風輕。一些基層政府對某些政策的執行力度基本上就是一種政治表態，而執行效果在哪裏？就在總結大會或匯報材料中洋洋灑灑的官樣文章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