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之有解，自漢儒始，故《戴禮》著經解之篇於時分門講授曰：《易》有某家，《詩》、《書》、三《禮》有某家，《春秋》有某家者，某宗師大儒也。傳其說者，謂之受某氏學，則終身守其說，不敢變。黨同抵異，更廢迭興，雖其持論互有得失，要其淵源皆自聖門。諸弟子流分派別，各尊所聞，無敢私並一說者，蓋其慎也。
東漢之初，頗雜讖緯，然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經學，宣闡大義，諸儒林立，仍各專一家。今譜係之列於《儒林傳》者，可考而知也。
自唐太宗命諸儒刪取諸說為《正義》，由是專家之學漸廢，而其書亦鮮有存矣。至宋二程、朱子出，始刊落群言，覃心闡發，皆聖人之微言奧旨。當時如眉山、臨川、象山、龍川、東萊、永嘉、夾漈諸公，其說雖微有不同，然無有各名一家如漢氏者。
逮宋末元初，學者尤知尊朱子，理義愈明，講貫愈熟，其終身研求於是者，各隨所得，以立言要其歸趨，無非發明先儒之精蘊，以羽衛聖經，斯固後世學者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
餘向囑友人秦對岩、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既漫渙斷闕不可卒讀，鈔本訛謬尤多，其間完善無訛者又十不得一二。間以啟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餘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校訂者。餘且喜且愕，求之先生，抄得一百四十種，自《子夏易傳》外，唐人之書僅二三種，其餘皆宋元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間存一二。請捐資，經始與同誌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誌也。遂略敘作者大意於各卷之首而複述其雕刻之意如此。
這篇序文的大意是說：解釋經典的工作從漢代就開始了，《易經》、《詩經》、《春秋》、三《禮》等各有專家研究，弟子們嚴守師傳，小心謹慎，不敢有所改變或者兼並諸說。到了東漢，雖然讖緯流行，但正統儒學仍然被認真地傳承了下來。直到唐太宗下令統一經義，為群經編撰《正義》，漢代的專家之學便漸漸廢止了，書也沒有保存下來多少。到了宋代，二程和朱熹領袖儒學，闡發聖人的微言大義，當時雖然還有蘇軾、王安石、陸九淵等人形成了另外的學派，但學派之間的差異並不很大，再不複見漢代的風氣。
及至宋末元初，學者們尤其推崇朱熹的理學，經義研究日漸精深，出現了很多精辟的見解。可惜他們的著作流傳下來的還不足十分之一二。我曾經囑托友人秦鬆齡（號對岩）、朱彝尊（號竹垞）搜購各地的藏書，不時有所發現，但其中好的版本又不足十分之一二。一次我和老師徐先生談到了這件事，徐先生便把他所有的藏書都拿給我看，說這是他老人家三十年辛苦搜羅所得，而且做過嚴格的校訂。我又是高興又是驚愕，於是懇求先生，從中抄錄了一百四十多種，自《子夏易傳》而外，唐人之書僅有二三種，其餘的都是宋元學者的著作，明代著作也略有一些。接下來便是籌備資金，與誌同道合的友人開始把這些書籍雕版出版。徐先生喜形於色，說這正是他的願望。
成德的這一篇總序，就是一篇極精簡的中國經學史概要，寫得很見功力，但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一些問題：序言題署的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夏五月，但其中提到成德囑托友人秦鬆齡和朱彝尊搜購各地的藏書，可是，本書前文剛剛講到過朱彝尊，他和成德至今應當隻有互相聞名卻不曾謀麵，這又從何解釋呢？
叢書冠名“通誌堂”，用的是成德的名義，足以使成德步入知名學者之林了。但這件事畢竟有些可疑的地方，以至於在當事人相繼故去之後，乾隆皇帝大顯了一番考據功夫，他在一次上諭中詳細說道：“朕看到成德為《通誌堂經解》所作的總序，落款在康熙十二年，但推算時間，成德那時候不過是個孩子，如何能夠就有如此磅礴的經學修為呢？朕早就聽說過一則傳聞，說這部書是徐乾學代成德刊刻的，於是朕就安排軍機大臣詳查成德的出身本末，這才知道成德是在康熙十一年中的舉人，十二年中的進士，年僅十六歲，而徐乾學恰是康熙十一年順天鄉試的副考官，成德就是由他取中的。朕知道，明珠在康熙年間擅權多年，氣焰熏天，很會招攬名流，和徐乾學這樣的人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所以他的兒子成德還沒到二十歲就取得了功名。為了顯示成德的功名完全來自本身的實力，就刊刻了洋洋大觀的《通誌堂經解》，告訴世人他有多高的學問。但是，古人都說皓首窮經，就算是一代通儒，如果不是義理精熟、畢生講授貫通的內容，尚且不能隨心闡揚以明先賢之精蘊，以成德那小小的年紀，卻能廣收博采，集經學之大成，天下哪有這般道理！”（《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乾隆皇帝是很欣賞《通誌堂經解》的，但越是欣賞，就越是覺得這樣一部書隻能出自飽學鴻儒之手，不可能是由一個少年人編訂出來的。後來《通誌堂經解》刊行補刻本，乾隆帝親自撰寫了序言，批評徐乾學攀附權貴，成德欺世盜名，說兩人的品行都不足取，隻是考慮到不該以人廢言，這才把這部書補刊齊全，訂正訛謬，再次出版刊行。
被乾隆帝批評為品行不端、欺世盜名，這對當事人來說確實是一件大事，盡管乾隆帝也犯了一個錯誤，軍機大臣並沒有盡職盡責，成德在康熙十二年並沒有考中進士，而是因病未曾參加殿試，這一年成德也不是十六歲，而是十九歲，距離舉行冠禮的成年（二十歲）就隻有一步之遙了。
乾隆帝有這樣的上諭，當時有這樣的傳聞，空穴來風，事出有因。明珠是一代鐵腕權臣，權臣必然弄權，要在朝廷立足也必然需要結黨；徐乾學是一代儒臣，學術宗師，但早年即被舅父顧炎武不喜，覺得他的功名利祿之心太重，不是一個淳良的苗子。但是，成德呢？
[4]徐乾學勒索案
這年秋天，徐乾學被降職了，放還家鄉，和他同樣遭遇的還有一位蔡啟僔，兩人都是康熙十一年順天鄉試的主考官，自然也都和成德有著座主與門生的這層師生關係。
科舉考試，即便在最公平的時代，也不完全憑借才學，因為政策上有個要求，要在各個地區取得平衡。也就是說，即便最差的江南考生也考得要比最好的塞北考生更好，但根據名額的分配比例，塞北考生一定要中舉幾個才行。蔡啟僔和徐乾學就觸犯了這個規矩，被人彈劾，一起回鄉去了。
為二位老師送別，成德感覺到一種不可遏止的情緒，接連發之於詩詞，《秋日送徐健庵座主歸江南》組詩和《即日又賦》都是寫給徐乾學的，寫給蔡啟僔的是一首詞，很快便比他的詩流傳得更廣。成德後來回憶起這段事情，覺得就是從那時候起，自己認可了詞比詩更適合自己的氣質。他也許成不了一個好的詩人，卻是一個天生的詞人。
那首寫給蔡啟僔的詞是這樣的：
問人生、頭白京國，算來何事消得。不如罨畫清溪上，蓑笠扁舟一隻。人不識，且笑煮、鱸魚趁著蓴絲碧。無端酸鼻，向歧路，征輪驛騎，斷雁西風急。
英雄輩，事業東西南北。臨風因泣。酬知有願頻揮手，零雨淒其此日。休太息，須信道、諸公兗兗皆虛擲。年來蹤跡。有多少雄心，幾翻惡夢，淚點霜華織。
——《摸魚兒·送座主德清蔡先生》
送別之詞，毫無小兒女臨歧之態，倒有幾分像是辛棄疾的長調。當初名噪一時的秋水軒唱和早已把稼軒風吹遍大江南北，自然也沒有漏掉近在咫尺的京華，而十九歲的成德也正是廣納博收的年紀。
蔡啟僔回到了老家浙江德清，在成德的生涯裏，他就是這樣的一個過場人物，以後也不會再出現在我們的敘述裏了；徐乾學也回到了老家昆山，一個獲罪被貶的官在家鄉還能掀起多大的風浪呢？但獲罪被貶從來不能瓦解一位官場精英的能量，徐乾學這一番回到昆山，不但掀起了一番風雨，甚至還逼死了一位身負朝廷品級的同僚。徐乾學的品行向來便飽受譏議，這件事便是種種譏議的一大由來。
在緊鄰昆山的地方，正八品官太倉州學正張希哲迎來了仕途之人最期盼的一天：升遷。他被升為了山西平陽府稷山縣的知縣，從八品變為七品了。但是，本該欣喜若狂的張希哲卻憂慮起來，因為他正臥病在床，沒法如期赴任，要想延期，就需要向本省督撫直至朝廷吏部打報告等待認可，中間要有一大套複雜的官場規程，如果延了期，就會受到極嚴厲的處分。
張希哲惴惴不安，苦熬多年才等來一個升遷的機會，稍有差池就會前功盡棄，再想翻身就不曉得何年何月了。怎麽能迅速地把那些官場規程打通，這真是一件很傷腦筋的事。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這好像不是什麽大事，但當時為什麽升遷或調任在期限上會這麽敏感，是為了防止一些人挑肥揀瘦，打通關節上瞞下騙不去貧瘠地區赴任，而張希哲這種情況，隻要一不小心就會觸到這個黴頭。
另一方麵，康熙帝為了籌備平“三藩”之亂的軍費，開了捐官的口子，政府官職向社會公開銷售，很快就造成了官多職少的局麵，補缺越來越難。張希哲也在擔心這個問題，生怕自己稍一耽擱，這個七品知縣的缺就會被旁人補去。就在這個時候，“貴人”來了。
徐乾學伸出了援手，說自己能幫張希哲擺平一切。這事乍看上去頗有幾分蹊蹺：張希哲好歹是個七品知縣，一縣之長，而這時候的徐乾學無官無職，如何能擺平一件連知縣大人都無法擺平的事情呢？
在官場混，可以靠能力，可以靠資曆，可以靠溜須拍馬的功夫，可以靠欺上瞞下的本事，但還有一個東西是重要到每位大人都離不開的，那就是人脈。隻要人脈過硬，就算是犯了罪、丟了官，一樣可以東山再起，也一樣可以呼風喚雨。柳永曾經自詡“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那隻是詩人的自我安慰而已，真正的“白衣卿相”應該是這些人才對。
此時的徐乾學就是這樣的一位白衣卿相，他告訴張希哲，自己的兩個弟弟還都在朝廷做官，位高權重，自己這些年在官場打拚，也積累下來了極廣的人脈，要辦好這件事實在輕而易舉，花一點錢就可以辦到。
張希哲此時已經向頂頭上司打了報告，但這報告還要遞交京城，在吏部的繁文縟節中苦熬手續，遲遲沒批下來。沒批下來，到底是因為什麽？是因為手續繁瑣，耽誤了時間，還是因為被吏部的官員們看出了什麽不妥，要抓自己的什麽痛腳？張希哲越想越是憂心，病急亂投醫，也就隻好依靠徐乾學了。
打點關節自然需要用錢，大量的錢，張希哲原本隻是一名八品學正，在教育還不曾產業化的當時屬於清水衙門裏的小官，拿不出那麽多錢來，徐乾學正好把高利貸的業務一並做了下來。
私人之間的借貸本來也是人之常情，法律禁止的隻是高利貸而已。利息多高才算高利貸呢？法律上有個標準：超過三分利的就是高利貸。
所謂三分利，就是每借銀一兩，每月要計利息三分，累積到三十三個月的時候，利錢便和本錢相當了，這是法律規定的極限，三十三個月以後無論多久，都不許再累計利息了，隻按一本一利來算。而徐乾學借給張希哲的錢，是“加五取利”，比三分利高出將近一半，不僅如此，還有其他種種說辭，把張希哲的債務窟窿越捅越大。
等張希哲好容易就任了稷山縣知縣，徐乾學派出家奴，到稷山縣衙堵門討債，又勾結山西當地的官員向張希哲施壓。可憐張希哲，一任七品縣太爺，竟被逼得祖業賣盡，孑身南歸，抱恨而終。後來張希哲的兒子張恂如憤恨難消，拿起了法律武器狀告徐乾學，訴狀中稱呼徐乾學為“光棍權宦”，希望以“光棍設騙”的罪名懲治之。這些名號安在傳是樓主人的頭上，真是太大的反差。再想想徐乾學為藏書每每甘斥重金，而這些重金又是從何而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