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多少同學之中，有一個人總是可以被人一眼就注意到。其實他總是悶悶的，一點也不張揚，但他就是那麽醒目。而且，如果你稍稍多一些觀察，就會發現他的舉動有些怪異。他是一個偏內向的學生，一連很多天總是對著國子監裏的十隻石鼓發呆，樣子是那麽地虔敬，似乎麵前並不是散放的幾塊石頭，而是皇宮大殿、佛像神龕之類的什麽。
這是十隻雕刻成鼓狀的花崗岩，“鼓麵”上還刻著文字，隻是有些湮滅不清了。隻看得出那字體古樸遒勁，但沒有認得出其中的哪怕一個字。這是三代法物中碩果僅存的物件，靜靜地藏在國子監裏，能夠這樣地接近它們、撫摩它們，是何等的幸事！
是的，對於儒家知識分子來說，所謂“三代”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理想世界，那時候有成湯、文王這樣的聖王，又有伊尹、周公這樣的輔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儒家所有的理想都是要恢複這三代之治。而如今，三代唯一的一件遺存法物竟然就出現在自己的麵前，他為此激動得無法自抑。
今天的我們可以在《通誌堂集》裏深深體會到公子當時的心情，這是一篇叫作《石鼓記》的文字：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未多見。身在輦轂，時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議之紛紛也。《元和誌》雲：“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裏，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於岐陽之事，而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為也。自正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真、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其古妙無異議者，迨夫岣嶁之字，嶽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為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豊西。今蒐岐遺鼓既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跡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為後周文帝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故爾。
按古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蘇、李、虞、褚、歐陽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知真偽。然向傳師早有跋雲：數內第十鼓不類，訪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複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王複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嚐考虞伯生嚐有記雲：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府宅，迨集言於時宰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和誌》之說而並以幸其俱存無偽焉。嚐歎三代文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於山岩、屋壁、壟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當寶惜而稽考之，況石鼓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異之玩者哉。謹記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石鼓文》，《通誌堂集》卷十三）
今天的讀者往往隻是從納蘭詞裏讀到公子感性的一麵，殊不知他還有如此理性的一麵。這篇文章細細辨析著圍繞著這十隻石鼓的真偽與斷代的種種爭議，梳理著它們的曆史，一路追蹤著這十隻石鼓如何被鐫刻出來，如何散落在民間，如何在唐代初年重現人世，如何被褚遂良、歐陽詢這樣的書法名家和韓愈、韋莊這樣的知名文士歎賞它們古雅的文字，又如何在“靖康之難”中被金兵擄去，如何被移置在北京的國子監裏……自己與這三代古物的偶然相遇，竟需要多少的緣分、多少的巧合呢！
整篇《石鼓記》，充滿了考據與辯難，但是，所有理性與邏輯的終點卻絕不是理性與邏輯的本身，而是愛，是對漢文化由傾慕而致於會心的愛。
這是康熙十年，納蘭成德十七歲。
多年之後，徐乾學以沉痛的心情為自己早夭的學生納蘭成德撰寫墓誌銘，回憶起國子監的這一段歲月，他說那年成德十七歲，當時的國子監祭酒（校長）正是自己的三弟元文。自己那時候還不認識成德，隻是常聽三弟說起他來，那神色與語氣裏滿是愛惜與器重。三弟認真地說過：這個孩子絕對不是凡人。
徐乾學還講起成德的居家生活，說他在家的時候，總是“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如果有客人來訪，他總是避而不見，隻是“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顯赫的家世和傲人的才學完全可以使他飛揚跋扈起來，至少他也有著太值得自傲的本錢，可是，他卻像一個隱逸的書生一樣，過著一種自閉的生活，寂寞並享受著。就像在一座大大的客廳裏，所有的人都在交際，都在客套，都在你認識我、我認識你，隻有一個孩子不為所動，在角落裏一言不發地擺弄著自己的玩具。
但沒人膽敢小看這個孩子，他在十七歲進入國子監之後，第二年就通過了順天府鄉試。徐乾學恰好就是這次鄉試的主考，他在京兆府堂上接受一幹舉子拜謁的時候，獨獨注意著那個早在三弟那裏聞名已久的納蘭成德。在徐乾學的回憶中，那一天的成德“舉止閑雅”，正是翩翩濁世佳公子的風神氣度。
三天之後，成德過府拜謁，與徐乾學談論起了“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學問之深、見地之高，就連老師和宿儒也多有不及。徐乾學的心裏怕已經暗暗萌生了這樣的念頭：如果能收得一個這樣的弟子，該有多好！
[3]昆山三徐：在青澀的涯岸迷路尋路
徐乾學在給容若撰寫墓誌銘的時候已經垂垂老矣，他回顧自己畢生的桃李滿天下，說在這所有人中，若論天資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強敏，再沒有超過容若的。墓誌銘裏，徐乾學懷念容若的天資，說他“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即不忘”。巧合的是，在徐乾學家鄉所修的縣誌上，幾乎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描述徐乾學本人：“乾學幼穎悟絕人，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名師難求，天資過人的學生更難求，但在康熙年間的北京，一個天才的老師，一個天才的學生，就這樣風雲際會了。
江蘇昆山，人傑地靈，在這裏的玉峰山南麓曾經矗立著一所著名的藏書樓：傳是樓。樓主徐乾學是當地名流，那時候可以在徐氏宗祠裏看到這樣一副對聯：“教子有遺經，詩書易春秋禮記；傳家無別業，解會狀榜眼探花。”上聯是說徐家以儒家經典教育子弟，讀書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下聯更進一層，是說徐家的傳家法寶就是讀書，正是因為讀書，徐家才有了一門的解元、會元、狀元、榜眼、探花。
這個對聯一點沒有誇張。當時的徐家兄弟號稱“一門三鼎甲”，先是三弟徐元文在順治年間高中了狀元，隨後大哥徐乾學、二哥徐秉義均在康熙年間考中探花，三兄弟由讀書而科舉，由科舉而同朝為官，位至極品，徐氏一門由此而名滿天下，遂為昆山望族。
三兄弟仕途顯達，於是連已故的父親也得到了政府的追封，是為光宗耀祖。徐乾學為之撰文，說清朝定鼎之後，父親便絕意於仕宦，隻是全力督教子弟，這才有了三兄弟日後的成就。
這段話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頗有幾分蹊蹺，原因是，在儒家的觀念裏，所謂“忠臣不事二主”並不意味著前朝的所有臣民都不得在新朝為官——這個限製僅僅針對那些在前朝做過官或僅僅取了功名的人，徐家三兄弟自然不在此列，否則就會被打入“貳臣”的行列了。
他們的父親堅守著這個傳統，他們的舅舅也是這樣。在當地的舊俗中，外甥上學讀書，舅舅或送書包文具，或擺下酒席宴請親朋鄰裏，對外甥的學業頗有幾分義務。而徐氏三兄弟的舅舅不但是當時名滿天下的大儒，更是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顯赫人物，即“明末三大家”之一的昆山顧炎武。史料記載，不但顧炎武本人對外甥們的學業多有助力，且時有一流學者登門造訪，所以徐氏三兄弟的成長環境像極了我們所熟悉的《傅雷家書》裏的那個樣子，不但父母師長嚴格教育，那“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社交圈更是讓所有望子成龍的父母們豔羨不已的。
顧炎武比較喜歡老三徐元文，對老大徐乾學卻有些刻意地疏遠，是覺得他的功名利祿之心太重，不是一個淳良的苗子。
也許徐乾學確實是一個心術不正的人，但至少是一個心術不正的愛書人。本來在徐氏宗祠的那副對聯裏，功利色彩就很鮮明：讀書不是為了單純的求知，而是為了科舉當官。簡而言之：知識改變命運。但對於徐乾學來講，書也許一開始僅僅是一種手段，而在科舉當官這個目的達成之後，手段卻變成了新的目的。他的官越做越高，財力越來越大，人脈也越來越廣，所有這些都成為他搜羅天下圖書珍本的本錢，傳是樓在樓主不遺餘力的收藏之下成為了名滿天下的藏書樓。
說起藏書樓，人們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寧波天一閣。天一閣戒律森嚴，不單對外人概不開放，對自家人也設置了重重限製，還有錢牧齋一生也醉心藏書，概不外借，結果絳雲樓火災，片紙無存。而傳是樓完全取開放的態度，和其他幾家聲氣相通的藏書樓互相抄借，以利古書的保存和傳播。
至於樓為何名為“傳是”，根據汪琬的記載，徐乾學有一次帶著子孫登上傳是樓作了一番訓話，說我們徐家先世以清白起家，該以什麽來傳給子孫後代呢？金銀、田地、房產，都不是久能存續的。——說到這裏，徐乾學一指樓上的藏書：“所傳者，唯是矣。”
清代另一位學者邵長蘅寫過一篇《傳是樓記》，提出過另一種解釋：在韓愈的《原道》裏，有一段話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這些聖人之間傳遞的這個“是”，是代指道統，這應該就是“傳是樓”得名的出處。
這兩個解釋都很令人感歎，但徐乾學的這個“是”畢竟沒能傳得下去。子孫不肖，陸續把藏書樓的藏書變賣了出去，加上管理不善，發生了多次火災。徐家一位叫做徐衡的後人留下過一個傷感的記載：傳是樓的藏書最後隻剩下二十多種，還有兩冊書目。
這裏之所以介紹這座傳是樓，是因為它和我們傳記的主人大有關係。傳是樓的確毀了，但藏書並沒有毀，因為徐乾學動用傳是樓的珍藏協助納蘭容若編出了一部大型儒學叢書《通誌堂經解》。古代的主流社會能夠認可容若，不是因為他的詞（那隻是“豔科小道”，並非正途），而是因為這套書。如今我們搞思想史研究，這套書仍然是必備的。
然而另一方麵，也正是關於這套書的一些記載與傳聞，使容若與徐乾學的品行遭到了人們的質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澄清，對於熱愛公子的人來說，心裏邊總會橫亙一點陰影。這裏邊的故事，就留到後文再展開了。
[4]秋水軒唱和：玉人和月摘梅花
這一年裏，時任左都禦史的明珠和國子監祭酒徐元文一同獲得了一個兼職的新銜：經筵講官，也就是作了康熙皇帝的儒學老師。徐元文擔任這個職位是實至名歸，明珠卻有點充數的嫌疑——隻是講官行列裏需要一個有分量的旗人大臣，而明珠在旗人裏倒也算得上一代儒臣了。康熙皇帝和成德同齡，兩位老師一個是成德的父親，一個是成德的校長，無形中把成德與皇帝的關係也拉得近了。
同年，明珠又從左都禦史調為兵部尚書，相當於從中央紀委負責人調任中央軍委負責人。表麵上看，左都禦史和兵部尚書都是從一品，屬於平級調動，實則大有深意：南方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此時已經激化到一觸即發的程度了，康熙皇帝有意備戰，這時候把明珠調為兵部尚書自然是要在即將發生的戰事當中倚仗於他了，這將是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子，是全天下注意力的焦點。
久混官場的人，嗅覺格外靈敏，早在正式的調令沒有發布之前，明珠的身邊就湧現了大批的巴結者。這一來，十七歲納蘭成德也頓時身價百倍、炙手可熱。所有的官宦人家都想把女兒嫁給成德，更要命的是，拋開家族利益不談，單是這些單純的女孩子本身，也早都把成德視作了最理想的情郎、最渴望托付的歸宿。全京城的貴公子裏，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成德這樣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