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綹香煙花數朵，
正堪相伴病維摩。
——[明]王次回
和青梅竹馬的表妹分開之後，少年冬郎怎樣來捱過那樣漫長的距離和思念呢？
讀書、騎射，文武之道，機械一般的日子。科舉、臥病、拜師，另一種生活。一直走到婚姻和冠禮，由少年走到了青年。在這一年年的日子裏，他的性格和趣味都有一些變了。儒家經典和傳統史籍對他不再有那麽大吸引力了，他被一部“不正經”的書吸引了去，在裏麵一醉就是很多年，一輩子都沒有拔出來過。他以後的所有創作，都打下了這部書的深深的烙印。
而這部書，現在即便在一些資深的古典文學愛好者，乃至在一些古典文學專業的讀者的眼中，都是模糊，甚至完全陌生的。這是一部被本土文學史大大低估了的詩集：《疑雨集》，作者是晚明金壇人王次回。
[1]金壇王次回：在納蘭詞裏的無名隱士
王次回，名彥泓，以字行，出身於明代金壇王氏旺族，一連三代都是先舉進士，後任要職，晚年榮歸故裏，又有經史著作傳世，可謂立德、立言、立功三者皆備，盛名赫赫一時。
但也恰恰應了“富不過三代”這句俗話，傳到第四代上，王氏的仕宦家風就算徹底終結了，而且家境一道敗落，再沒有被收拾起來。窮困潦倒的王次回常以“富不過三代”這句話來自嘲，說人不能和命鬥，誰讓自己就是第四代呢！
其實問題出在王次回的父親身上。根據《王氏宗譜》的記載，王次回的父親王楙錕在天啟年間因為秉公執法，得罪了權貴，慘遭陷害，雖然到崇禎皇帝登基的時候得到了赦免，但一個三代簪纓的名門望族已經被毀了個徹底，元氣再也不能恢複。
王次回親身經曆了這一場切身切骨的天翻地覆，親身感受了這個社會是如何的黑白顛倒，感受了正直與善良如何像紙刀紙劍一樣禁不起明槍暗箭的任何一次打擊，終生都為此而憤憤。
況且他也一直考不中進士，做不成官，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唯一的解脫就是詩，唯一的夢鄉就是愛，就這樣似乎渾渾噩噩地度過了一生，直到崇禎十五年在家鄉病逝，時年五十歲。而僅僅兩年之後，就是每一個漢人都記憶猶新的“甲申之變”，明朝亡了。
王次回的詩，被友人編輯為《疑雨集》，後來還有人偽造了一部《疑雲集》，假托是王次回的作品，著實騙過了不少人。這樣的書，之所以有人造假，隻能說明一個問題：《疑雨集》很受人們的歡迎。
《疑雨集》先後風靡過兩次，第一次是在明末清初，第二次是在清末民初，我們現在還能在張恨水的《春明外史》裏、冰心的柔情散文裏，還有鬱達夫的書信裏、沈從文的小說裏不斷瞥見王次回的影子。《疑雨集》能在這兩個時代裏風靡一時，細想一下還是很有一些社會背景的：無論是明末清初還是清末民初，都是所謂“王綱解紐”的時期，社會秩序亂了，舊觀念的話語霸權沒有那麽牢固了，權利者們焦頭爛額於許多更要緊的問題以致於一時顧不上清理這類“傷風敗俗、蠱惑人心”的作品了。在我們的本土傳統裏，社會的穩定程度向來是與思想的自由程度成反比的，所以東周禮崩樂壞才有百家爭鳴，明末清初王綱解紐才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王次回雖然隻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一樣不能免於這個銅鑄鐵打的社會規律。
綱常鬆弛了，愛情就開始萌芽了。但鬆弛不等於消失，於是，王次回的詩就像簡·奧斯汀和瓊瑤的小說，正統派不屑一顧，有情人趨之若鶩，愛之者擊節深愛，恨之者切齒痛恨。在明末清初那個鴛鴦蝴蝶派文學還沒有來得及誕生的時代，王次回就是愛情教主，《疑雨集》就是愛情聖經。那些詞句是如此地旖旎，如此地豔麗，如此地衝破禁忌，以至於後來被日本作家永井荷風比做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而盛讚其“倦怠頹唐之美”，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幹脆直接把王次回稱為“中國的波德萊爾”。
平心而論，這樣的讚美或多或少的有些感情用事了，至少從地位上說，波德萊爾畢竟是整個西方文學史上劃分古典與現代的一座裏程碑，而王次回隻在本土閃現過兩次流光，不要說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就連現在的中國文學史上，即便沒有完全忽略掉他，也隻是用半句話的篇幅一帶而過。這樣的事情永遠都在發生著，正如我們現在都知道李商隱是一個大詩人，殊不知主流觀念一直晚到清朝才作出了這樣的認同。
但永井荷風和韓南把王次回與波德萊爾並置，應該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而是因為他們的題材、手法、風格，還有各自對自己所處的時代的世道人心的那種激蕩。
波德萊爾不能為正統社會所容，王次回也是一樣。在他去世之後甚至傳出了這樣的奇聞：王次回是在一次如廁的過程中失足跌進糞坑裏淹死的。——傳聞反映的不一定是真實的事實，卻往往是真實的人心。在正人君子們的期待裏，這個齷齪的詩人就應該是這個齷齪的死法。他隻有這樣死掉，才可以證明上天的公正，即便他不死，也應該在他胸前印上那個象征恥辱的紅字，提醒世人遠遠避開這個貌似旖旎實則凶殘的洪水猛獸。
少年冬郎的小書桌裏就藏著這麽一部《疑雨集》，要小心地藏著，可不能被旁人發現。於是他常常走神，常常在因懷念而憔悴的日子裏反複吟哦著《疑雨集》裏那句“一綹香煙花數朵，正堪相伴病維摩”，想象著自己就是裝病的維摩詰，或者是心病中的王維，在一個堆滿佛經的房間裏，陷落在繚繞的香煙之中，看那氤氳的煙霧綻開成花兒朵朵，一時飛騰，一時破滅。有時候在某個少女的身上捕捉到一點熟悉的感覺，他又會想起《疑雨集》中“心期舊矣合歡新，蔗尾才嚐味已珍”的詩句，他不知道這首詩在後來被引進了《紅樓夢》的脂批，而那座人間天上的大觀園又何嚐不是什刹海旁邊明珠的府邸呢？
“飛燕風情疑遠近，驚鴻神采乍陰陽。關心正此堪研賞，似較橫陳味頗長。”詩裏旖旎萬端的典故是冬郎早就熟悉了的，第一句脫自《飛燕外傳》，第二句脫自《洛神賦》，是的，早就熟悉了。美麗的愛情就像風情萬種的飛燕，乍遠乍近，若即若離，又像驚鴻一瞥的洛水神女，似要逗留人間，卻還轉還仙界。似夢似幻，亦真亦假，尤其令人向往，尤其令人懷念，更尤其令人焦灼。美，常常需要足夠的距離，但冬郎隻想擁抱，緊緊地擁抱。
於是，《疑雨集》中那些令道學先生無比憤怒的香豔的句子，“枕上不妨頻轉側，柔腰偏解逐人彎”，也成為了少年冬郎的造夢工廠，以至於讓他在多年之後對往事的懷念中寫出“退粉收香情一種，棲傍玉釵偷共”這樣“露骨”的詞來，隻是長久以來都沒有解人罷了。
少年冬郎就這樣在王次回的世界裏找到了自己的世界，他甚至覺得王次回就是另一個自己，《疑雨集》裏的許許多多的詩篇就是出自自己的心裏、自己的手中。而我們，作為幾百年之後的讀者，會在名滿天下的納蘭詞裏發現大量的對《疑雨集》得和化用，用得是那樣地自然，簡直會使我們相信，《疑雨集》就是納蘭容若的母語。
我們看納蘭詞裏的兩首《浣溪沙》：
容易濃香近畫屏，繁枝影著半窗橫。風波狹路倍憐卿。
未接語言猶悵望，才通商略已瞢騰。隻嫌今夜月偏明。
五字詩中目乍成，盡教殘福折書生。手挼裙帶那時情。
別後心期和夢杳，年來憔悴與愁並。夕陽依舊小窗明。
對照《疑雨集》：
風波狹路驚團扇，花月空庭泣浣衣。
——《代所思別後》
未接語言當麵笑，暫同行坐夙生緣。
——《和端已韻》
今日眼波微動處，半通商略半矜持。
——《賦得別夢依依到謝家》
相對隻消香共茗，半宵殘福折書生。
——《夢遊》
矜嚴時已逗風情，五字詩中目乍成。
——《有贈》
讀納蘭詞，遭遇最多的就是王次回，是這個早已被人忘記的晚明詩人。似乎他在世界上的出現，隻是為了造就一個遠遠比他偉大的詩人。容若有著最好的家世，有著最好的老師，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如果說這樣一種近乎完美的教育還有什麽缺環的話，這個缺環也已經由王次回——這個在前朝就已經過世的人——用自己的畢生的心血給彌補上了。那就是愛，就是愛的表達。
退粉收香：納蘭詞中的隱語
青陵蝶夢。倒掛憐麽鳳。退粉收香情一種。棲傍玉釵偷共。
愔愔鏡閣飛蛾。誰傳錦字秋河。蓮子依然隱霧，菱花暗惜橫波。
這是容若的一首《清平樂》，向來都被誤注，關鍵就在“退粉收香情一種”這句上，“收香”常被注釋為收香鳥，是一種小鳥的名字。“退粉”是一個動賓結構，那麽按照文言體例，“收香”就不可能是鳥名，而也得是相應的一個動賓結構。考據過程有些繁瑣，這裏隻說結論：“退粉”是蝴蝶交尾之後的動作，“收香”則是麝**之後的動作，這兩個意象的結合，暗示出來的就是床笫之歡，這是一種含蓄得近乎隱秘的表達手法。至於詞中這位女子的真實身份，我們恐怕永遠也不得而知了。那又如何呢？
[2]北京國子監：石鼓秘語
儒家文化素來有政府辦學的傳統，據說這是從“周公製禮”就定下來的規矩。曆朝曆代，隻要奉行儒家文化，就要力行政府辦學，無一例外。
國家的最高學府，漢代稱太學，唐代稱國子監，校長稱祭酒，教師稱博士或助教。現在的北京，在安定門內大街路東有一條古老的街道，兩端立有四座彩繪牌樓，街口用六種文字鐫刻著同一句話：“官員人等，至此下馬”。這裏，就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學府：國子監。
清政府“師漢之長技以製漢”，對國子監作了一番耐人尋味的改造。這時在乾隆四十八年，按照儒家典籍的記載，開始在國子監的中心建造一個特殊形製的講壇——辟雍。這並不是一個建築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在儒家的政治理想裏，周代聖王的辟雍講學正是太平盛世的一大標誌。所以後世的帝王為了證明自家統治的合法性，總是很熱衷於搞些這樣的工程。漢武帝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對這個僅僅存在於典籍與傳說中的建築眾說紛紜，爭得不亦樂乎，讓漢武帝徹底領教了學者們的固執。
乾隆皇帝比漢武帝的優勢在於：又經曆了如此多的朝代，學者們不斷積累起來的研究已經讓辟雍的形製有些輪廓可循了，實際操作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強了。工程的最高負責人就是被民間呼為“劉羅鍋”的劉墉，時任工部尚書（建設部部長），他還有一位居功甚偉的合作者，此人提供的建築方案不但為工程節省了大量的成本，而且建築效果比原來的設計更好。這個人就是時任戶部尚書（財政部部長）的和珅，他和劉墉不但沒有上演出民間流傳的“君臣鬥”的故事，反而通力合作了一回。
辟雍完成之後，國子監就更加風光了。國子監本來緊鄰孔廟，正是“左學右廟”的傳統格局，皇帝先到孔廟祭祀，再進國子監，登上辟雍講學，辟雍階下跪滿了國子監的太學生和各級官員，有數千人之多，果然是“太平盛世”的宏大場麵。此後每一任皇帝都會履行這個“義務”，這至少在形式上符合漢文化的政治傳統：政治領袖、宗教領袖和最高學術權威這三者必須集中在同一個人的身上，皇帝同時也是大祭司和人民導師，或者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光輝思想”要以政令的形式強迫所有人“認真學習”。
在康熙年間，沒有辟雍的國子監顯得樸素多了，這裏的學生們也不用把大量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皇帝“臨雍講學”之前的備戰工作中去。他們可以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讀書上邊，畢竟學校不僅僅是統治者的臉麵，更是一些真正渴望知識的人得以求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