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半戰事，一半故事
三年的解放戰爭，發生了很多場戰爭，也發生了很多個故事。故事中，有激烈的，有感人的，也有令人心酸的。可是，它們都真實地發生過，在大西北的角角落落裏，經過歲月的沉澱、打磨，變成一顆顆璀璨的明珠，在軍隊的曆史上閃閃發光。
紀律嚴明的西北野戰軍
西北野戰軍在冬季戰役期間，曾經進入過蒲城地區。在這裏，發生了一件令當地群眾稱讚的事情。
1948年11月26日夜裏，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的帶領下，來到蒲城北麵的林皋鎮。因為一直在行軍打仗，部隊決定暫時在林皋鎮休息一下，等休整好了再出發。當部隊抵達鎮上的時候，老百姓們早已經休息了。為了不打擾到百姓，大家決定在房簷下、街頭、樹底下露宿一晚。不湊巧的是，夜裏下起了大雨，時值寒冬，氣溫驟降，大家的衣服很快就淋濕了，凍得瑟瑟發抖。即便這樣，誰也沒有去敲老鄉的門。
第二天清晨，老百姓們開門一看，鎮上突然多了許多兵，頓時嚇得又把門關緊了。這不怪他們，鎮上經常會有國民黨的部隊前來騷擾，不是搶東西，就是亂抓人。因此，人們一見到當兵的，第一反應就是趕緊躲起來。
不過，過了一段時間後，鎮上的人們發現，這夥當兵的並不像之前來的那幾撥。他們身上的衣服濕透了，也沒有找老鄉們借衣服，更沒有滿大街的鬧事。他們明白了，這些當兵的應該就是早有耳聞的解放軍。老鄉們徹底明白後，趕緊打開家門，熱情地把解放軍戰士迎進自己的家裏，燒熱水，騰房子，忙得不亦樂乎。
林皋鎮比其他地區的條件要好一些，富裕一點的人家，家裏多是前後兩進院。平常百姓的家裏，院子也很寬敞。即便是窮苦人家，家裏的住房也沒有那麽緊張。所以，西北野戰軍戰士們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了各個老鄉的家裏住了下來。
不過，西北野戰軍的戰士們很快就發現了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老百姓總是把部隊住的房子和他們自己住的房子明顯地劃了一個分界線：有前後院的，就讓部隊住在前院，自己住在後院裏，後院成了“禁區”，不讓部隊的人隨便進去；沒有後院的，房東家年輕的媳婦和大姑娘住在堂房裏，讓出耳房來給部隊住。
平日裏，部隊和老鄉之間幾乎沒有什麽交集。簡單地說，老鄉們隻是客氣地把房子借給野戰軍的戰士們住，並沒有想和大家打成一片。基本上，部隊吃飯都是自己做。偶爾有老鄉幫著做飯的，也隻是在後院把飯做好，然後讓屋裏的男人送到前院。如果，家裏的男人恰好不在，就由家裏的大姑娘或媳婦悄悄地把飯送到二門外，通知部隊的司務長過來取，等部隊吃完飯，再從二門把東西取回去。
戰士們一開始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隻當大家還未熟識，保持距離是暫時的。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這種狀況依舊存在著。於是，有人開始找各種理由冒冒失失地接近後院。可結果，每次都碰釘子。這讓西北野戰軍更加困惑不已了。
後來，部隊才知道，這個鎮子不知道從哪個朝代起，就養成了這樣一種風俗習慣：年輕的媳婦和大姑娘是不出來見生人的。加之，最近國民黨部隊總是在這一帶尋釁滋事，就更不敢讓年輕媳婦和大姑娘隨便出門了，以免遭到當兵的侮辱。所以，這個“規矩”也越發嚴格了。
雖說明白了鎮上老鄉這樣做的理由，可這個風俗習慣確實給部隊帶來許多不便。吃飯是這樣，吃水也是這樣。房東老鄉先把扁擔和水桶放在二門上，要擔水的戰士們在那裏把扁擔和水桶取走。用完了，再把它放回二門。這樣可苦了部隊的司務長們，麻煩自然也多一些。
一次，有位司務長實在是受不了了，就把情況反映到了彭德懷那裏。他對彭總發起了牢騷，說：“這裏的老鄉真奇怪，總是不準我們進後院。他們把我們部隊看成什麽啦，又不會對他們怎樣。現在啊，挑一擔水都很費事。”
彭德懷對這些事情早已有所耳聞，耐心地勸道：“年輕人，放平心態。你既然知道老鄉們的顧慮，就要多為他們考慮嘛。再說了，人家把那麽多的房子讓出來給咱們住，沒讓咱們在山裏過夜，已經很好了是不是？為什麽一定要去後院呢？再者，各地有各地的風俗習慣，我們要尊重人家。老鄉們不讓進，若是硬要進的話，不就違反了軍隊紀律，影響了軍民良好的關係了嗎？”
司務長聽了彭德懷的話，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覺得很有道理，也就放平心態了。很快，彭德懷對司務長的教導在戰士們中間傳來了。大家也自覺地遵守起老鄉們的習慣，再也不隨意找機會去後院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戰士們與老鄉之間越來越熟悉了，當初的戒備消除了，大家相處得也越來越像一家人了。
許光達營救毛澤東
內戰爆發後，晉綏野戰軍組建成第三縱隊，在許光達帶領下，活動於晉中、晉北地區。西北野戰軍成立後，第三縱隊歸西渡黃河，統歸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指揮，參加保衛陝甘寧邊區和黨中央、毛主席的戰鬥。這是個既讓人感到艱巨又感到光榮的任務。
不久，黨中央機關和毛澤東就遇到了麻煩。他們在轉戰陝北的時候，在葭縣陷入了困境。敵人正從南北兩麵包抄過來，意欲將黨中央機關和毛澤東消滅。那時，北麵的敵人是鍾鬆率領的第36師，已經進至鎮川堡；南麵的敵人是劉戡率領的第29軍軍部5個整編旅正由綏德開來。南北兩地相距不過百裏，將毛澤東緊緊地鉗製在葭縣、米脂、榆林三縣交界的狹小地區。這個地區背後是沙漠，西側是榆林河、無定河，東麵是黃河，已經沒有可以轉移的可能。而毛澤東身邊隻有100多人的警衛團，無法與兩麵的敵人相抗衡。一時間，危險指數急劇上升。
8月16日晚，周恩來親自給彭德懷發電報，告之中央機關不過黃河，仍繼續留在陝北，但處境困難，希望彭總派一名得力的將領，火速帶兵前來，保衛中央機關向安全地帶轉移。彭德懷收到報告後，立即派許光達率領第三縱隊掩護中央機關安全轉移。
許光達接到任務後，一想到黨中央和毛澤東處在危險當中，就十萬火急地帶著部隊冒著大雨上路了。行軍途中，許光達邊走邊把各旅的負責幹部召集到指揮部，交代保衛黨中央、毛主席的任務。了解了詳情之後，大家心情都十分焦急，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危擔憂無比。
8月17日，許光達率領部隊到達指定的地域烏龍鋪。他即給各旅分配任務，並向各位旅長交代道：“哪怕是敵人的炮彈落在身上，也不許後退一步！”
第二天，瓢潑大雨嘩嘩下個不停，但沒有澆滅大家為保衛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決心。上午10點左右，第三縱隊在烏龍鋪以北和劉戡的29軍先頭部隊接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發，戰鬥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劉戡仍帶領敵軍主力冒雨進犯，已經到了葭縣店頭鎮一帶。這時，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處境更加危險了。
黃昏時分，許光達率部到達距離毛澤東率領的中央機關僅隔一條溝。他召集各旅的旅長開會，指著對岸溝壑上正在轉移的中央機關，一句話都沒有說。大家知道，目前，中央機關隻有100名的警衛人員，戰鬥力非常弱，如果與敵人遇上，肯定是凶多吉少。許光達灼熱的目光在大家身上掃視了一番，大家心領神會。
8月19日，許光達率第三縱隊趕到了烏龍鋪和沙家店之間的當川寺。此時，第三縱前邊有劉戡主力壓過來，後邊是葭蘆河，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看來隻有背水一戰了。這本是兵家之大忌，卻顯示了許光達及第三縱隊廣大指戰員誓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決心。
許光達帶領三縱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曾一度進攻到劉戡的軍部，俘虜了其不少警衛連的戰士。戰鬥進行到下午，配合第三縱隊作戰的西北野戰軍將鍾鬆帶領的36師擊潰。與此同時，敵123旅也被解決掉了。孤立無援的劉戡見情況不妙，趕緊掉頭跑了。
至此，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危機解除，順利地轉移了。
浴血屯子鎮
西北野戰軍在成功打下寶雞之後，一時之間產生了輕敵的思想，連彭德懷及野戰軍司令部的同誌也被這種情緒所感染，決定揮師北上，直下隴東，集中力量殲滅“三馬”一部。
所謂“三馬”，是西北戰場上的馬鴻逵、馬步芳、馬鴻賓三股敵人。他們與胡宗南之間有矛盾，也有勾結。西北野戰軍打下的寶雞，是胡宗南屬下裴昌會兵團的地盤。當時，他們估錯了馬家軍的實力，以為和胡宗南一部相差不遠，所以才有輕敵麻痹之意。
事實上，馬家軍與胡宗南的部隊並不相同。馬家軍是用宗教思想及封建思想灌輸、培養起來的軍隊，認為把守地盤就是保衛家鄉，因而作戰十分賣力。加之，馬家軍多是騎兵，機動性能好，戰鬥力是國民黨軍隊中較強的一支。所以，在胡宗南軍隊尚未大部被殲，胡、馬尚能互相支援的情況下，與胡、馬聯軍硬碰硬的作戰，無疑帶有極大的風險。這就鑄成了彭德懷在作戰指揮上一生的悔恨。
1948年5月初，彭德懷指揮集結在西府地區的野戰軍主力，鋪天蓋地地衝進隴東地區。一時間，解放軍尚占主動，馬家軍被分割成許多小塊，導致隴東地區成了真空地帶，令馬家軍震撼無比。於是，馬家軍的總指揮、馬步芳的長子馬繼援立即重整旗鼓，利用騎兵優勢，迅速展開了對解放軍的反擊。
此時，胡宗南也電令整編36師向荔鎮前進。他企圖北上與馬家軍會合，企圖夾擊西北野戰軍主力於寶雞以北的狹小地帶。鑒於這一情況，野戰軍總部命令第六縱教導旅北上進軍屯子鎮，以屯子鎮為據點，把馬匪吸引住，掩護野戰軍主力渡過涇河，向東北方向轉移，以便於主力部隊集中兵力殲滅馬匪。因此，堅守屯子鎮，在整個戰役中就顯得十分重要。
可誰也沒有料想到，包括彭德懷在內，屯子鎮內即將發生一場血戰。
就在教導旅進入屯子鎮的同時，馬匪的騎兵也趕到了。敵人把六縱攔腰切斷，把屯子鎮周圍的村莊占領了，對屯子鎮形成了包圍之勢。結果，六縱羅元發司令員、徐立清政委、張賢約副司令員隨教導旅旅部及一團、二團進了屯子鎮；縱隊部、新四旅和教導旅三團被隔在了鎮子外頭。
第六縱隊立即重新部署，讓張賢約副司令員離開屯子鎮，直接指揮鎮子外頭的新四旅等部；其餘幾位縱隊領導和教導旅的領導，仍留在屯子鎮，與總部取得聯係，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完成總部交給的吸引敵人的任務。
由於教導旅在屯子鎮吸引住了敵人，野戰軍主力順利地渡過涇河，向東北轉移了。就是因為這樣，在屯子鎮的第六縱隊成了敵軍的攻擊重點。
當天晚上，彭德懷發來電報，告之第六縱隊要在屯子鎮牢牢地吸引住敵人，等待野戰軍主力對敵人實行反包圍。然後，教導旅從屯子鎮裏向外打，內外夾擊，把敵人殲滅在屯子鎮外圍。
接到電報後，羅元發、徐立清和教導旅幾位主要領導一致表示，雖然身陷重圍，四麵受敵，但堅決以大局為重，率領部隊浴血奮戰，全力以赴實現彭總的決心，為野戰軍主力創造有利戰機。
第二天天一亮，羅元發便組織部隊出擊了，幸運地奪回了一些陣地和幾個村子。敵人摸不清鎮內有多少野戰軍的兵力，當第六縱勇猛出擊時，紛紛退卻而去。等六縱撤回鎮內堅守陣地後，敵人又回頭向前推進。就這樣，第六縱隊與敵人來來回回苦戰了一天，始終未讓敵人進入鎮內。不過，鎮內的野戰軍卻疲憊不已，本來就不夠用的兵力，這下隻剩了幾百號人，隻有一個營的兵力了。
不幸的是，鎮子裏的老鄉早在戰鬥前就跑光了。部隊在鎮內找不到食物，找不到水源，擠在鎮內又困又餓，困難重重。
有些戰士的幹糧袋裏還剩下一點白麵，倒出來想做點餅子充饑，卻四處找不到和麵的水。無可奈何之下，隻好在老百姓的罐子裏，倒一點醋和麵，做出來的餅子又酸又苦，真是吃也難，不吃也難。最後，饑渴難忍的戰士，隻好殺掉戰傷的騾馬，靠吃馬肉充饑，喝馬血解渴。
更加不幸的是，敵人在這一天裏，兵力在不斷加強，胡宗南手底下的裴昌會兵團及李振部由南向北，馬繼援指揮馬家軍4個騎兵旅、3個步兵旅由西向東南，步步緊逼，企圖殲滅西北野戰軍於涇川、西峰鎮、屯子鎮之三角地區，屯子鎮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了。
傍晚時分，彭德懷再次發來電報，告訴第六縱隊要繼續堅持，野戰軍主力已經在反包圍了。接到電報後，羅元發趕緊召集教導旅的幾位領導開會，商量著下一步的作戰方案。目前，野戰軍主力正在外圍與敵人激戰，而鎮子內的兵力嚴重不足，該如何打好明天的仗呢？
最後，教導旅旅長陳海涵立即寫信給在鎮子外麵的三團團長，說明屯子鎮的情況，命他火速把三團帶進屯子鎮裏來。很快，三團便趁夜色進入了鎮子內。
三團7個連隊帶著彈藥進入屯子鎮以後，鎮子內的實力有所改觀，但還是不足以抵擋敵人的猛烈炮火。第二天的戰役打得非常殘酷。敵人對屯子鎮四麵進攻，炮彈一發發傾瀉到鎮子裏麵，不少戰士犧牲了，很多人輕傷不下火線，甚至重傷也不下火線，一直堅持到傍晚，敵人始終未能攻占鎮內的陣地。
就在屯子鎮快要守不住的時候，第六縱隊收到了彭德懷的讓他們想辦法突圍的指令。原來，彭德懷低估了敵人的實力，就在西北野戰軍主力還未對屯子鎮外圍的敵人實行包圍之勢時，胡宗南又集中了更多的兵力，對野戰軍主力又形成了包圍。
隨後，羅元發司令員、徐立清政委立即召集縱隊和旅部的領導以及作戰、偵察科長開會研究。於是，鎮內的第六縱隊分三批撤出：第一批由關盛誌政委帶領輕傷員和機關後勤人員先撤出；第二批由羅元發司令員、徐立清政委帶領主力部隊撤出；第三批由陳海涵旅長和一團羅少偉團長、二團王季龍團長帶領警戒部隊在出擊敵人之後撤出。
當第一、二批人員撤出屯子鎮之後，陳海涵再檢查鎮子時，發現除了一些騾馬和一些重武器無法帶走外，還有一部分重傷員難以轉移出去。因為部隊要從深溝裏轉移，那道溝的下切深度有200米，傾斜麵差不多有幾十度，天黑路險，實在難以行走。
情況已經十分緊迫，胡、馬匪軍正向屯子鎮步步逼近。這讓陳海涵心裏十分矛盾，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把重傷員帶走吧，顯然不行；不帶走吧，感情上又過不去。就在這時，重傷員們好像看透了旅長的心思，紛紛表示：為了掩護野戰軍主力安全轉移，一定以大局為重，決不讓自己拖累部隊的整個行動。他們苦苦要求旅長給他們留下幾顆手榴彈，準備和敵人同歸於盡。他們不但沒有顧及個人的安危，反而替其他同誌分憂，掙紮著催促戰友們趕快轉移。
陳海涵看著這些重情重義的傷員，心中愧疚又自豪地流下了眼淚。後來，陳海涵還是組織人想方設法把一部分重傷員背了出來，但還是有一百多人留在了鎮子裏。
當最後一批人員撤出屯子鎮時，已是深夜三點鍾了。部隊突圍出來不久，馬家軍的騎兵部隊就包圍了屯子鎮。鎮內的重傷員在抗擊無效後，被衝進鎮子裏的敵人團團圍住了。為了不當俘虜，重傷員們一個個抱成團，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撲了空的馬家軍惱羞成怒，對那些未死的重傷員，一個不留地全部殘害了。
突圍出去的六縱戰士們，聽到身後傳來的手榴彈爆炸聲，自動地脫下帽子，朝著屯子鎮的方向默默哀悼。戰士們的心中燃燒著仇恨的怒火，盼著有一天讓馬家軍償還這筆血債。
後來，彭德懷對這次的行動作了深刻的檢討。他說：“撤出寶雞後，本來應該見好就收，迅速回到陝北根據地內休整。但由於輕敵思想作怪，又準備和馬家軍再戰一場，殲滅馬家軍一部，結果遭到胡馬聯合夾擊。我隻看到了胡馬矛盾的一麵，但沒有看到他們在反共方麵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麵，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屯子鎮拖敵戰術失敗了，但願那些為大局著想，勇於自我犧牲的野戰軍戰士們能夠安息！
“一碗泉”的七缸水
1949年8月，第63軍188師和兄弟部隊一起完成了解放蘭州的任務後，作為向寧夏進軍的左路大軍，稍事休整，即揮師北上，沿黃河向寧夏敵軍殺奔而去。一路進擊，所向披靡，沿途散匪遊勇紛紛投降。
9月15日，188師主力部隊西渡黃河，進占景泰。這時，黃河以東守敵在187師的強大攻勢下，倉皇向中衛逃竄；中衛守敵81軍亦開始動搖。為追殲逃敵，分進夾擊中衛，迫敵起義投誠，或將其就地殲滅，63軍鄭維山軍長命令188師按原定路線，加速向中衛前進。
張挺師長分析了當時的敵我態勢及上級的作戰意圖後，決定乘敵人前線已經潰亂，後方軍心動搖之機，派一支快速分隊，以神速的動作，奇襲的手段，突然出現在中衛城下，給敵人以出其不意地打擊。以563團為左路，隱蔽地穿越人煙稀少，水源奇缺的騰格裏沙漠，從西麵迂回中衛，截斷敵人西竄逃跑的後路；以564團1營為右路，由該團副團長兼參謀長曹步墀帶領，乘木船和羊皮筏子，沿黃河順流而下，直搗中衛；師主力晝夜兼程，沿黃河西岸快速地跟進。
188師分兩路前進，部隊麵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
艱苦考驗。為保證部隊勝利穿過大沙漠，新成立的景泰縣臨時人民政府也忙碌起來，發動家家戶戶蒸饃饃，打“鍋盔”，準備幹糧；還發動農民采摘山梨，拔蘿卜，以備飲水不足之需。同時，部隊各級領導要求戰士，除裝足水之外，盡可能地多背些山梨、蘿卜等能解渴之物，因為水是勝利穿越沙漠的保證！
午飯過後，563團就根據師裏的命令出發了。
出了景泰城不過20裏，眼前就是一道道蜿蜒起伏的沙山。巍峨的長城被浩瀚的沙漠吞沒得早已不見了蹤跡，古戰場和商旅通行的驛站也都被掩埋在這沙丘之下。在當地向導的帶領下，563團的戰士們在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沙海裏，手腳並用地爬過一座座灼熱的沙丘，艱難地行走在大漠裏。
沙漠的天好似黑得特別早。在餘輝中，連綿起伏的沙丘猶如一條條遊走的巨龍，令人毛骨悚然。夜裏，沙漠裏靜得可怕，除了腳下沙沙的走路聲，一點動靜都沒有，連天上的月亮也顯得特別的淒冷。
行走了大半天的653團，一個個戰士又餓又渴。沙漠裏的夜晚，溫度驟降，身著單衣的戰士們凍得瑟瑟發抖。團部決定在一個隻有半座土房的古村落遺址旁吃飯、宿營。團指揮所就設在半截土房前麵，戰士們就在沙丘之陽露營了。大家解下行裝，拿出幹糧，啃著蘿卜、山梨開飯了。
一夜過後，東方的晨曦又灑落在沙丘頂上。
如果說夜裏的寒冷讓人受不了，那麽白天的毒日就更讓人受不了了。隨著太陽的上升，沙漠會越來越熱。大家的身上已被汗水浸濕，臉上的汗水流進嘴裏，又鹹又澀。大家很快就渴得不行了。可是，臨行前，大家帶的水已經不多了，如果再找不到水源補給，恐怕就不能如期趕到目的地了。
這時，一位參謀打開地圖，問了問向導，對團長和政委說：“前麵就是‘一碗泉’！”
大家一聽這個名字，眼前立刻浮現出一片綠洲，高興得喊起來：“一碗泉！我們快到一碗泉了！”這個聲音在隊伍中傳遞著，大家又打起精神，加緊往前趕去。
過了一會兒，大家向前方望去，隻見一間破廟矗立在沙漠裏，四周的紅牆已被沙丘吞沒了。
部隊來到破廟前，從裏麵出來兩個和尚，一老一少。老和尚身穿袈裟，老態龍鍾；小和尚年輕力壯，身穿青衣，像是師徒二人團長走上前去，雙手合十施禮，說：“我軍路過寶刹，多有打擾了。”
“阿彌陀佛！”老和尚回過禮，把653團引進廟裏。
之前提到的“一碗泉”，顧名思義就是隻有一碗水的泉水。就在這所破廟裏，僅有一個彈坑的大小。水從坑底的沙礫中滲出來，每當滲到一碗的量時，和尚就用碗把它舀起來，放到大缸之內。現在，廟內的12口大缸，已有8缸盛滿了清水。
這8缸水，對於廟裏的和尚來說，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意之本。他們除了滿足日常的用水外，還用水和來往客商交換他們的吃穿用度。當然，這8缸水對於行軍疲憊的653團來說，也十分珍貴。要完成解放寧夏這個重任，水是必需品，否則的話連沙漠也走不出去。
部隊立刻拿出100塊現大洋買8缸水，可老和尚拒而不收，隻是靜靜地念佛。部隊考慮到廟裏也需要水維持，所以提出了既要給錢，也要給糧，還要留一缸水給廟裏。這樣，老和尚才答應了。
7缸水，聽起來不少，可對嚴重缺水的652團來說，實在是少得可憐。為了保證每個指戰員都能喝到水，政委親自掌勺分水，令每個戰士都能解渴。
隨後，653團離開破廟，又經過一夜行軍，到達大漠東端的“長流水”。長流水，聽起來是多麽動聽的名字啊!然而，在大漠的侵襲下，早已徒有虛名，加上敵人的糟蹋，隻留下了一座高築的碉堡。
又過了一夜，天邊出現朝霞的時候，前方田野裏稻浪翻滾，溝渠中鯉魚亂跳。這樣的情景讓戰士們忘卻了疲勞和辛苦，盡情地享受著迷人的風景。653團終於走出了沙漠。
9月17日，653團準時抵達中衛以西，與兄弟部隊完成了對中衛的包圍和斷後之勢。隨後，653團接到師部命令，繼續向前推進，逼近中衛西門，給81軍心理上以更大壓力，促其投降。最後，敵81軍無路可走，隻好宣布起義，接受和平改編。
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賀龍
1949年5月23日，毛澤東在部署各野戰軍向全國進軍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一野於年底以前可能占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年初準備兵分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
7月16日，毛澤東在指揮解放軍向華南進軍的電報中又指出：“劉鄧共50萬人，除陳賡現率的四個軍外，其主力決於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十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同誌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這封電報明確地將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給了劉、鄧、賀三人。
10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14日，賀龍參加了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軍委會議，討論和決定進軍西南的若幹問題。
對於賀龍帶領哪支部隊入川，中央給予極大的權利，可以由賀龍自己選擇。畢竟，帶哪支部隊入川，關係著是否能盡快結束西南戰場的戰事。於賀龍個人而言，他當然是希望可以帶領那些自己熟悉的部隊走。不過，那些部隊目前是第一野戰軍的主力，正在彭德懷的指揮下為解放大西北而戰鬥。況且，自1947年3月以來，這些部隊一直在西北戰場作戰，對西北地區情況比較了解，彭德懷也對他們已比較熟悉了。這時候若要強行抽調哪支部隊，是不明智的。
那麽，到底該帶哪支部隊呢？賀龍這時想到了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帶的第18兵團，處在入川比較方便的位置，而且18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周士第與自己共事多年，也是相當熟悉的老戰友。
於是，賀龍向毛澤東提出了帶領第18兵團入川的要求。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同意了他的意見，決定由賀龍率18兵團、7軍和19軍共14個師擔負解放川北、陝南的任務。
對於賀龍的這個決定，一些人不是很理解。他們問賀龍為什麽不帶自己操練出來的部隊入川。賀龍說，為什麽我一定要帶自己的部隊出來呢？部隊是黨的，並不是我賀龍個人的。所以，帶哪支部隊入川，我都可以完成任務。不然的話，我賀龍就沒有共產黨員的樣子了。
賀龍一直都認為：軍隊要聽黨指揮，共產黨員不能爭個人的兵權。他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做的，並且一直以來都對自己很嚴格。
類似於這樣的事情，之前發生了不止一次兩次了。
早在1946年11月上旬，賀龍剛剛把晉綏的全部野戰部隊編成三個縱隊，中央軍委即來命令，調其一縱隊西渡黃河，保衛陝甘寧邊區。賀龍二話沒說，親自到一縱隊駐地，動員部隊愉快地服從命令，執行保衛邊區的光榮任務。後來，賀龍還讓人捎話給一縱隊司令員賀炳炎、政委廖漢生說：“你們的任務是很光榮，毛主席在陝北，要保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安全。要多打勝仗，多消滅敵人，聽彭老總的指揮。”
1947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又下令調晉綏二縱赴陝北。賀龍仍不折不扣地執行命令，送王震的二縱部隊過了黃河。
此後，賀龍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了大局，將自己的部隊劃歸到彭德懷的麾下，毫無怨言，並鼎力相助。
陝北大戰在即的時候，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由誰來統率這個地區的部隊。若是按一般的慣例，陝北部隊隸屬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應由聯防軍司令員賀龍指揮。但當時，賀龍受命兼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正在晉綏前線指揮作戰。當中央軍委決定組成西北野戰兵團並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時，黨性很強的賀龍，堅決擁護這一決定。他認為：“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我帶的軍隊，別人也能帶。”
西北野戰兵團主動撤出延安後，晉綏解放區成了西北戰場的後方。此時，賀龍統率的部隊僅有一個野戰縱隊、一個騎兵旅以及十餘個地方團隊，既要保衛和鞏固晉綏解放區，又要為陝北戰場輸送人員、物資，保證中央和陝甘寧邊區在晉西北機關的工作與安全，還要配合友鄰解放區作戰，保障中共中央與各解放區的交通通暢。壓在賀龍身上的擔子一點也不輕，但他依舊無怨無悔，愉快地接受了任務。
後來，當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兵團在延安伺機殲敵，急需補充大量彈藥時，賀龍下令部隊急送炮彈2000發到陝北，之後又讓後勤部門送去了三批武器彈藥。可以說，他的這種行為都是雪中送炭啊。
就在大家都在為賀龍的無私行為感到敬佩時，他又開始琢磨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西北戰場的仗將越打越大，西北野戰部隊對武器彈藥的需要量也是相當大。賀龍覺得晉綏作為陝甘寧的後方，理應作出自己的貢獻。但是，晉綏地區的軍事工業，規模不大，條件也差，尤其缺乏技術人員和各種儀器、機械。要有效地支援陝北戰爭，必須發展軍事工業，擴大軍火生產。這時，他想到陝甘寧邊區也有軍工企業，那是抗日戰爭時期搞起來的，其中有不少人才。如果把這兩個地區的軍事工業合起來，既能使陝甘寧邊區那點家業不致在戰火中被破壞，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擴大生產，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想到這，賀龍興奮不已，趕緊找聯防軍軍工局長李強征求意見。
李強聽了賀龍的想法很高興，認為賀龍的想法很有道理，極力支持。於是，賀龍致電習仲勳，提議將河西的軍工廠全部遷到河東，集中兩區軍工力量發展軍火生產，以支援西北地區長期作戰。習仲勳將此事轉告給了彭德懷。彭德懷覺得賀龍的想法很有戰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習聯名致電賀龍，表示完全同意，並請賀龍全權負責。
不久，聯防軍軍工局副局長李頡伯奉命率延安軍工人員攜帶設備來河東。賀龍任命蔣崇璟晉綏軍區工業部部長，李頡伯為第一副部長，具體負責擴大軍工生產。此後，晉綏軍事工業得到了相當發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廠，1所工業學校，3500多名職工，年產山炮彈4000餘發，兩種型號的迫擊炮彈7.5萬發，手榴彈100萬餘枚，各種炸藥20多萬斤，子彈15萬發，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戰爭。
1947年7月，小河會議召開，中央軍委決定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陝甘寧和晉綏兩區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這樣，中央就把全麵支持西北解放戰爭的擔子交給了賀龍。
對於一輩子帶兵打仗的賀老總來說，他也希望統率野戰部隊馳騁疆場，然而從戰爭全局出發，他個人從不計較什麽，隻是默默地接受任務，並盡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西北野戰軍冬季整訓運動
1947年末，解放戰爭勝利的天平開始傾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北戰場上，西北野戰軍經過三個多月的內線反攻作戰，殲滅了國民黨軍3萬多人，陝甘寧邊區大部分失地已收回，還開辟了黃龍山新解放區。
隨著一些勝利的取得，西北野戰軍的各個部隊有了更多的作戰經驗，而且實力也大大地增強了，首先就表現在兵員的擴增上。整個野戰軍由1947年3月的2個縱隊又2個旅2.6萬人發展到5個縱隊7.5萬餘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所轄地方部隊由1.6萬人發展到3.4萬餘人。當然，部隊人數的增加，第一個補給原因就是大量的俘虜兵。
俘虜兵雖然壯大了隊伍，也使隊伍的性質變得更加複雜了。加之作戰頻繁，物質生活極其艱苦，教育時間短，使部隊的思想極不穩定。這種情況帶來了許多急需解決的新問題：不少解放戰士階級界限模糊，不知道為誰打仗，存在著“吃誰家糧就當誰家兵”的雇傭思想；在部隊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少數人害怕艱苦，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人在戰鬥中貪生怕死。這些問題不僅在俘虜兵中存在，而且在從根據地參軍的少數子弟兵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此外，有的幹部驕傲自滿，鬥誌不強，厭倦戰爭，不能堅決完成戰鬥任務。這些問題在第二次進攻榆林戰役中暴露得較為突出，嚴重地影響了部隊戰鬥力的發揮。
為了解決軍隊中的這些問題，不讓事態惡劣地發展下去，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提出了以訴苦為主要內容的整軍運動。
為此，彭德懷根據西北地區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訴苦、三查為主要內容的冬季整訓。這一報告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準。
為了搞好這次冬季整訓，1947年11月29日，彭德懷召開了由第一、第三、第六縱隊各旅長、政治委員以上幹部參加的會議，安排了整訓計劃。彭德懷說，部隊很需要整頓一下。無論是從部隊本身，還是從全國解放戰爭發展形勢來看，都是需要的。要促進部隊內部團結，加強俘虜兵的改造教育，提高各級幹部作戰指揮、管理教育能力，宣傳貫徹黨中央關於進入蔣管區的各項政策，為迎接戰略反攻轉入外線作戰，消滅蔣匪軍，解放大西北，打下良好基礎。
整訓運動從訴苦開始。所謂訴苦，就是訴舊社會的苦，訴國民黨的苦，訴地主欺壓窮人的苦。人民子弟兵大多數是貧苦農民出身，他們都親身遭受過地主、富農、國民黨政府及反動軍隊的殘酷壓迫剝削，人人身上都有一本血淚賬。在訴苦會上，有的痛訴被國民黨政府逼得賣兒賣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有的痛訴祖祖輩輩給地主當牛做馬，到頭來房無一間，地無一塊，過著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痛苦生活；有的控訴被抓丁到國民黨軍隊後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罵、常被捆綁的痛苦遭遇。指戰員們人人倒苦水，個個控訴舊社會，經常出現一人訴苦全場痛哭的情景。
通過訴苦，提高了戰士們的覺悟。彭德懷對部隊進行的訴苦教育非常重視，他曾說：“如何調動軍隊的積極性，提高部隊的戰鬥力，我看，訴苦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轉眼間就到了1947年底，在訴苦提高認識的基礎上，西北野戰軍的整軍進入到了三查階段。所謂三查，就是查階級、查思想、查鬥誌。
首先是查階級。這是因為當時部隊處在大發展時期，確實存在一些不純的成分。一是混進來部分堅持反動立場的敵偽軍官，這些人為數不多，但往往破壞性很大：二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弟，為了逃避土改運動而跑到部隊中來；三是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如隱瞞國民黨員、三青團員身份，以及個別敵特分子或變節分子。通過查階級，清除了部隊中一些品性不良、屢教不改的流氓分子，純潔了黨的組織和軍隊。
三查的重點是查思想、查鬥誌。幹部戰士稱之為“過秤”或“照鏡子”。“過秤”就是看看自己夠不夠共產黨員標準、幹部條件；“照鏡子”就是找出自己的缺點、錯誤。
西北野戰軍各部隊明確規定，連隊幹部同戰士一起檢查。連隊幹部主要查戰鬥意誌和帶兵作風，機關幹部主要查工作態度和思想立場，供給幹部主要查經濟手續等。
在“三查”的過程中，彭德懷特別強調指出，查階級、查思想、查鬥誌的三查運動是有聯係的。查階級、查思想，查的目的是為提高階級覺悟，堅定鬥誌，提高戰鬥力。
在訴苦、三查的最後階段，西北野戰軍各部隊普遍召開了團結大會。強調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部隊中的團結空氣更加濃厚了。軍民之間、官兵之間、軍政之間的團結，子弟兵與解放戰士之間的團結更加緊密了。
1948年1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聽取了西北野戰軍關於訴苦、三查的匯報。他們一邊聽一邊不時地插話，詢問詳細情況。當聽到占連隊80%的俘虜兵階級覺悟大大提高時，毛澤東高興地說：“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後來，毛澤東把這種方法稱為“新式整軍運動”，並說，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的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於天下！
女土匪曾是紅軍
甘肅全境解放後，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的二軍、六軍等部隊奉命向新疆開進，第二兵團的三軍等部隊奉命駐守河西，負責剿匪、保衛和建設河西走廊。
當時，河西地區一共有土匪32股3700多人，大多是國民黨和馬步芳的殘部，另外還有一些慣匪、地主惡霸等。他們大多分布在深山、戈壁及水草茂盛的草原。
為了盡快肅清這些土匪，第一野戰軍第三軍的廣大指戰員，始終堅持“軍事清剿政治爭取二者同時並重與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按照“由內向外，出小股到大股，由人煙稠密地區到人煙稀少地區，由匪特活動嚴重地區至活動稀少地區”的部署，曆時兩年多的時間，至1951年10月，經過大小48次戰鬥，先後肅清了民樂的葉長壽，武威地區的冶子明、馬彥彪，安西、敦煌地區的畢祿善等大大小小股匪，
為河西人民戰後恢複家園加工農業生產，鋪平了通路。
在肅清匪患的這兩年中，第一野戰軍接觸到了不少關於匪患的故事。其中，有一個女紅軍淪落為土匪的故事最令人動容。
這個女紅軍的名字叫吳珍子，是“大陸光複軍團西北回民支隊”的婦女主任。
當第3軍11師33團奉命提審吳珍子時，她的舉動令在場的人大吃一驚，她的故事更是令每個人潸然淚下。以下是提審問話過程：
“你叫什麽名字？”
“吳珍子。”
“哪裏人？”
“四川江津人。”
“什麽地方？”第33團的政委以為聽錯了，又問了一遍。
“長官，我是四川江津縣人。”吳珍子恭敬地回答。
“你怎麽會是四川人呢？”政委雖然聽清楚了，但還是不相信。他不認為，在這個偏僻的河西地區，會有“天府之國”四川的人在這裏。況且，她還是個女的，為何千裏迢迢跑到這裏當土匪？
大概是看出了政委的疑惑，吳珍子認真地回答道：“報告首長，我真是生在四川長在四川的人。”
“那你怎麽會派到這個地方當土匪？老實交代啊，爭取寬大處理。”
誰知，吳珍子聽了這話，撲通一聲跪下，哭喪著臉，說：“首長，我有罪，請你們槍斃我吧！”
吳珍子的行為把大家都弄懵了，太反常了。大多被抓的土匪不是吵著喊著無罪，就是老老實實地交代實情，還沒有一上來就要求槍斃的。
看著哭得撕心裂肺的吳珍子，政委覺得背後肯定有為人所不知的故事，就問：“吳珍子，你說說看，你到底怎麽有罪了，不然我們怎麽處理你呢？”
吳珍子的情緒穩定了之後，開口說道：“我原是紅軍西路軍婦女團的一名排長。”這句話一出，令所有人都驚呆了，就連政委都驚得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他們誰也沒有料到，吳珍子會是一位女紅軍，還是一個曾浴血奮戰過的西路軍女戰士。
接下來，吳珍子講述了她的經曆：
1937年，紅西路軍的婦女團在河西戰敗後，吳珍子和她們排6班的副班長廖桂芬、4班戰士周媛，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在風雪彌漫的祁連山躲藏了好幾天。後來，她們實在是又餓又冷，受不了了，就到山下的老百姓家找吃的東西。不料，被馬家軍抓獲，從此，落入了虎口，無法逃脫。
吳珍子被抓後，被送到了馬家軍馬步康的軍營裏。馬步康連頭都沒抬，就讓手下人把吳珍子拖出去殺了。結果，馬步康的參謀長韓得慶見吳珍子長得還不錯，就求馬步康把吳珍子留下，要過去當自己的小老婆。
可是，吳珍子是個四川“辣妹子”，死也不從，還以死威脅。不過，一個饑腸轆轆的女人，哪裏是一個軍棍的對手？就在韓得慶快要得手的時候，吳珍子一個響亮的耳光朝他臉上抽下去。韓得慶被抽懵了，等反應過來後，就命令底下人把吳珍子毒打了一陣，然後把她關進了暗牢，狠狠地餓了她幾天。
後來，在韓得慶家一位做飯的大嫂，很同情吳珍子，冒著被發現的危險，偷偷地給吳珍子送飯，還幫助她逃走了。吳珍子逃出後，為了躲避馬家軍的追殺，她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東躲西藏，像個乞丐一樣，以乞討度日。她沒有錢治身上的傷，傷痛越來越嚴重，發炎、化膿，粘在衣服上，稍微一扯動，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那一段時間，吳珍子如野人一般，到處流浪，受盡了傷痛的折磨和人間的冷遇。
一天，她無意中從一個路人的嘴裏聽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了，當年的紅軍已改稱八路軍，還在蘭州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吳珍子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微弱的光芒，嚐盡人間辛苦，徒步走了一個多月，終於到達蘭州，找到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想著這下可找到組織了，可有希望了。
然而，迎接她的不是同誌們的關懷，而是冷冷的拒絕。
當吳珍子把自己的經曆告訴給辦事處的人時，辦事處的人根據規定，對這個離開組織多年的紅軍女戰士沒有予以收留，隻是給了她兩塊銀元，打發她回家鄉去或自謀生路。吳珍子絕望了，她沒有想到：當年憑借一腔熱血參加革命，用生命與敵人搏鬥，沒想到戰敗後卻沒有人接收。她傷心地哭了起來，流著淚離開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
痛哭過後，吳珍子開始考慮接下來何去何從。回家去吧，路途遙遠，路費也不夠，再說即便回家了，怎麽跟家裏人交代，當初可是帶著紅花光榮參軍的呀；留在蘭州，這裏哪有落腳的地方。最後，吳珍子覺得自己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委屈地活著。她決定重回河西地區，找到那些同樣流落河西的紅軍老戰士，然後聯合起來，去找黨和毛主席。
一個柔弱的女子，穿戈壁，走沙漠，重返河西地區。可是，吳珍子在河西地區找了近四個月，一個兄弟姐妹都沒有找到，反而被馬家軍抓了好幾次。
吳珍子被抓後，又找機會逃走。這樣反反複複中，她絕望了，麻痹了，迷失了自己，放棄了。後來，她再次被馬家軍抓著。沒想到這支部隊大發善心，沒有折磨她，而是讓她到馬家軍的衛生連當衛生員。
起初，吳珍子還是想逃走，可是迫於生計，她最終留了下來，打算找機會尋找流落在河西的兄弟姐妹，並趁機逃走。就這樣，她在馬家軍裏一待就是13年，還被提拔為衛生連的連長。
後來，馬步芳在逃離河西時，將吳珍子所在的部隊改編成“回民支隊”，分散隱蔽在河西地區，妄圖采取遊擊戰術，與解放軍作鬥爭。吳珍子竟然被破格提升為“回民支隊”的婦女委員。直到，她被當成土匪被抓，她顛沛流離的生活曆程才算結束。
不能說吳珍子當土匪是可惡的，隻能說這是在大環境下，一個弱女子，為了能生存下去而做出的選擇。
國民黨二十二軍起義始末
第一野戰軍在第一次“鉗馬打胡”戰役結束後，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進行了休整，為再次與胡、馬決戰做好充分的準備。就在這段期間，駐守在榆林的國民黨軍第22軍放下武器，兵變起義，和平解放了榆林。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國民黨第22軍起義的始末。
第22軍並不是國民黨的嫡係部隊，駐守在榆林長達32年之久，相當於“雪藏”。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第22軍從頭到尾就不是一個堅定的“黨國擁護者”。抗日戰爭時期，心懷天下的第22軍，擁護共產黨提出的抗戰路線，堅決與共產黨合作，並與八路軍駐陝甘寧邊區的部隊維持著良好的關係。毛澤東、朱德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見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的總司令鄧寶珊將軍，私交甚好。而王震、高崗等也曾到榆林做統戰工作，與其軍官有書函往來，加上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在該地區的積極工作，所以第22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進步力量。
解放戰爭初期，第22軍受蔣介石、胡宗南的調令，參與到內戰當中。1947年8月上旬和11月上旬，22軍兩次與第一野戰軍在榆林激戰，遭到嚴重打擊，實力大減。1948年夏，該軍8師被抽出，奉命調到包頭予以防守。馬鴻逵也因形勢所迫，將寧夏協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縱隊的兩個團，調回寧夏保護其老巢了。因此，至1948年底，駐守在榆林的國民黨部隊僅剩下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及總部特務營，22軍部及軍直特務營、通信營、輜重營以及86師徐之佳部，總兵力不過4000人。
兵力的銳減，令第22軍軍長左協中沉鬱不安，深為自己和部隊的前途憂慮。正當部隊議論較多、悲觀情緒很重的時候，左協中收到了習仲勳、趙壽山等人的來信，說明大勢所趨，誠懇勸告榆林守軍起義。
中共方麵的來信，給正在迷茫當中的第22軍帶來了一絲希望。他們反思著這幾年的狀況，醞釀著要不要投靠共產黨的事情。左協中急忙聯合晉陝綏邊總部參謀長俞方皋、22軍參謀長張之因等人商量起義之事。不過，這件事情是背著86師的師長徐之佳的。
他們為什麽會背著徐之佳呢？主要是因為徐之佳是蔣介石的嫡係，也是軍統特務在榆林的負責人。所以，這種事情是不可能讓他知道的，不然被他抓到把柄的話，就沒有辦法繼續起義了。
左協中、俞方皋、張之因等人在商量時，都認為現在是起義的最佳時機，切不可錯過了這個關鍵點。不過，行事謹慎的左協中認為，在起義之前最好還是先和鄧寶珊將軍匯報一下，看看他的意見如何。隨後，張之因被派為代表，以匯報防務為名，打算把共產黨的信件交給鄧將軍。可是，由於榆林機場飛機隻歸西安指揮，隻得請徐之佳進行交涉。機場承允飛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沒能成行。
這件事情就此作罷了，第22軍靜等新的時機出現。
1949年1月，傅作義、鄧寶珊在北平起義。消息傳到榆林，除少數人驚詫外，多數人認為上級起義了，下級哪有不起義之理。幾天後，鄧寶珊給左協中發來電報說：22軍起義一事已與黨中央談過，要加強保衛，聽候安排。接到電報後，左協中、俞方皋、張之因心裏平靜了許多，隻有徐之佳表示反對。但在開會時，左、俞都沒有表態，所以其他人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結果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當然，在22軍軍部對待起義的態度不一。徐之佳出於反動立場，堅決反對起義。而左協中堅持不離開榆林，俞方皋則想把部隊拉到包頭，再轉往甘肅。一時之間，不願意起義者占了多數。但是，客觀形勢的發展，卻在催促榆林守軍迅速做出決定，他們不能再遲遲不表態了。
此時，徐之佳要求把22軍調到關中地區，左協中則說要請示鄧寶珊將軍。很明顯，左協中隻是為了搪塞徐之佳，也是為了迎合俞方皋的想法，更是為了拖延時日。因為他根本就不想離開榆林。結果，南京國民黨中央方麵和蘭州西北長官公署都電令第22軍開赴寧夏。馬鴻逵還特意來電表示熱烈歡迎，並說到時一切均願大力幫助。這個命令既符合徐的願望，也符合俞原來的打算。可是，左協中就是不答應，誓死也要留在榆林。
徐之佳一計不成，又來一計。他鼓動左協中說，部隊到了寧夏之後，可以直歸國民黨中央，部隊的擴編也不成問題了。這一點著實很吸引左協中，因為這樣就可以讓部隊變成正統的嫡係部隊。就在這緊要關頭，參謀長張之因向左協中提醒道，部隊開往寧夏，沒有交通工具，如何順利趟過沙漠？官兵、眷屬沿途的糧餉如何解決？如果部隊開到寧夏，是否還能掌握部隊的領導權？蔣介石任人唯親，到時候你這個軍長的頭銜還能不能保住？
徐之因的這一席話，令左協中恍然大悟。他們倆決定齊頭並進，婉轉地解決南京方麵的命令和反對者的意見。
對於蘭州方麵的催促，左協中發電報告之開拔當中的實際困難，並要求南京國民黨中央方麵撥運輸汽車100輛，駱駝300頭，以便先運走彈藥和眷屬；要求在沿途設臨時補給站；並以紙幣買不到東西，請求全軍薪餉改發硬幣等。南京國民黨中央複電說，為了解決實際困難問題，改令第22軍先開到綏西三聖宮待命，並告已電寧夏馬鴻逵主席沿途協助，到達後一切所需即予解決。
從此，南京國民黨中央方麵三令五申地催促，馬鴻逵敦促得更緊，往來電令反複多次。後來，南京國民黨中央以榆林機場降落不安全，無法送餉為辭，嚴電催促開拔。無奈之下，第22軍隻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彈藥分作兩次運到寧夏的石嘴山，作出要開拔的樣子，以取得信任。
局勢對第22軍越來越不利了。徐之佳想提前脫離部隊，逃到南京去。他對左協中說，要到南京親自去要交通工具。左協中聽後，堅決不肯，並說到任何時候都不會出賣朋友。這番話聽起來是那樣的兄弟情深，實際上他們各有各的打算。左協中哪裏是怕徐之佳到南京以身犯險，而是怕徐一走了之後，和南京國民黨中央的關係也就惡化了。後來，左協中聽了張之因的勸告，還是放徐之佳走了。
於是，那些支持起義的人認為，徐之佳走了，也就掃清了起義的障礙了。其實不然，左協中依舊搖擺不定。畢竟，他家在榆林起家，到他時已是第三代榆林王，讓他放棄自己的老巢，歸共產黨管製還是沒那麽容易。
就在左協中猶豫不決的時候，延安方麵派來了兩位代表——羅明、田子亭。他們此行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來探探左協中的口風，畢竟在起義這件事情上，他從未給過一個痛快話。延安代表在榆林逗留了幾日，沒有得到任何明確的回複，就準備起身返回延安了。臨走前，他們向左協中表示，第22軍究竟起義不起義，請速作決定，起義則派代表隨同去延安，否則他們就動身了。最後，左協中被迫派了張之因跟隨延安代表到延安。
對於這段經曆，張之因後來回憶說：
我去延安，決定倉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將赴延的一切當麵告訴總部俞方皋參謀長，隻在電話上和他作了詳細的交談。他說，22軍既然在榆林起義，我決定帶總部人員和特務營於後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發，開赴包頭，請轉告羅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軍，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轉告了羅明，由於解放軍的照顧，他得以順利開到包頭。但在總部開包頭的影響下，所有第22軍駐城外各處、紮薩旗、東勝縣之騎兵團、炮兵營、保安團、工兵營、駱駝隊等部隊都拉去了包頭，新編成了一個22軍，俞方皋當了軍長。（注：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隊與原在包頭的第22軍第228師，又編成一個新22軍，於1949年9月9日隨董其武將軍在綏遠起義。）
我和羅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裏汽車拋了錨，等到換來汽車時，天已大明。行至歸德堡南，適遇胡景鐸持習仲勳給左協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協中商談起義問題。我想，回去就會中左協中拖延起義之計。因為動身前，我已聽說鄧寶珊由北平派張雲衢前來榆林傳達指示，張快到包頭了。張為人難測，未必能把鄧的真實意圖傳達給左，若左一旦變化，不僅胡景鐸沒辦法，我也無能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軍參謀長，又是他派出的談判代表，隻要談判達成協議，消息傳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國民黨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勢成騎虎，屆時他不起義也得起義。這種情況，胡景鐸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實對他說了，他也未必肯聽，他以為水到就會渠成。因此，我考慮再三，不同他回榆林。此後的事實發展，已證明了這一點。
5月2日晚上八點，張之因隨羅明、田子亭抵達陝甘寧邊區所在地魚河峁，專員朱俠夫、軍分區司令員吳岱峰接待了他們。5月4日，張之因一行到達延安，住在交際處，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次日，習仲勳接見了他。
5月6日，雙方代表開始會談。中共方麵本著開誠布公的態度，請張之因等人盡量地提要求。這樣誠懇的態度反而令張之因不好意思了。5月10日，會談有了初步的結論，不過在改編隊伍後的人員任命上還沒有達成一致。
就在這時，張之因接到了左協中的一封電報，大意是：鄧總司令命令第22軍開赴包頭，停止會談，即日返榆。這個消息令張之因猶如當頭棒喝，他當然知道，這又是那個“牆頭草”左協中幹的“好事”。
張之因受到了打擊，不願意回榆林。習仲勳反而來勸他回去，給予他親切的問候和關懷，令他感動不已。就在張之因左右為難的時候，左協中又發來電報，表示可以繼續會談。這樣的結果，令張之因哭笑不得。他當即向習仲勳提出，請延安方麵派人隨同他一塊到榆林談判，以免夜長夢多。習仲勳同意了，派出了曹力如等人。
5月20日，張之因和曹力如等人從延安出發，前往榆林。5月22日，他們進入榆林城，在軍部見到了左協中。幾人相談甚歡，冰釋前嫌。
5月29日上午10點，雙方舉行了正式會談。延安方麵代表是曹力如、朱俠夫、羅明和工作人員張漢武、田子亭，第22軍方麵是左協中、張之因、高淩雲、魚渤然、張博學五人。由於會前雙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誌在會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協中為第22軍軍長，張之因為副軍長，高淩雲為86師師長，張博學為榆林軍管會副主任。大家一致同意，並決定1949年6月1日發文，宣布正式起義。
6月1日上午10點，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開進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義官兵的熱烈歡迎。
6月14日，起義部隊第22軍軍長左協中、參謀長張之因、第86師參謀長張博學及各團團長聯名通電，表示：與國民黨反動派完全斷絕關係，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各項主張，服從中共中央、毛澤東、朱總司令及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之領導，依照民主原則，在指定地點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脫離黑暗，走向光明，永遠為人民服務。
7月11日，毛澤東、朱德複電左協中，對他們率部起義表示慰勉。西北軍區派張達誌等前往榆林，與起義部隊組成整編委員會，張達誌為主任，高淩雲為副主任，依照協議將第86軍直屬隊及第86師三個團共4695人，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獨立第二師，由原國民黨軍第86師257團團長高淩雲任師長，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師長黃羅斌兼政治委員，原警備第二旅六團副團長李新國任參謀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