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的梁漱溟，除了思考人生問題外，還因中國問題的強烈刺激，使他對政治理論、革命與改良等當時中國知識界最關心的話題發生濃厚興趣。
那時，梁漱溟較一般同學更方便地獲得梁啟超在日本編輯的《新民叢報》、《新小說》，以及立憲派稍後出版的《國風報》、革命派的《民報》等。
這些刊物，特別是梁啟超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梁漱溟的注意力，對其思想的形成與轉變產生了莫大影響，使梁漱溟在閱讀中獲知許多近代思想和理念，相信梁啟超等人為中國所開出的君主立憲處方，確實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症結，是整治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梁漱溟真誠相信梁啟超的偉大與特異處，佩服梁啟超的思想敏銳與行動果敢。他認為，梁啟超所鼓吹的國會製度、責任內閣、選舉製度、預算製度、國庫製度、審計製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都是中國應該實行的優良製度，中國如果按照梁啟超的規劃進行改革，就必然能夠像西方國家一樣，建設成一個近代國家。
梁啟超的政治設計方案深深感染著梁漱溟，如同中國傳統士大夫期待成為“王者師”一樣，梁漱溟覺得這些方案才是現代知識人應該做的事情，才是創造曆史、改寫曆史。當是時，立憲運動原本是清政府主導的一場政治改革，然而不知何故，尚未被開釋歸國的梁啟超一派卻莫名其妙地成為這場運動的領導者。這一事實使梁漱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此後在政治上的許多作為，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模仿梁啟超的痕跡。至於思想脈絡、知識傳承，更是梁漱溟後來並不隱諱的。
不過，近代中國的政治變動實在太快，在這如此快捷的政治變動中，聰敏如梁啟超自然不能始終如一信守自己的政治信念，總是在追隨世界潮流，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這實在是政治偶像之大忌。因此當梁啟超已放棄舊觀點轉向新觀點時，梁漱溟們依然在堅守著舊觀念，久而久之，梁啟超的這些“粉絲”如何能夠始終如一擁戴偶像，成為鐵杆？
梁漱溟對梁啟超的崇拜、信仰與追隨並沒有持續太久，他就轉而走到梁啟超的對立麵，追隨孫中山鬧革命。梁漱溟的這個轉變固然有政治上的背景與原因，有清政府官僚體製病入膏育，整體性腐敗日甚一日。另外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遇到了能說會道的革命黨人甄元熙。
甄元熙，字亮甫，廣東台山人。作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甄元熙具有較為強烈的革命思想。在梁漱溟十六七歲時，甄元熙帶著發展革命力量的使命從南方考入順天中學堂，並編入梁漱溟所在的班裏。甄元熙較梁漱溟年長二三歲，他們彼此都對時局格外關心，且在大的方向上比較一致，都傾向於中國社會改造、政治變革，隻是在如何變革、如何改造上有所不同，因此他們很快成為好朋友。
梁漱溟從甄元熙那裏讀到由東京出版的《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書，書中收集了以梁啟超為首的立憲黨人和以胡漢民、汪精衛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兩派論戰文字。梁漱溟認真研讀了這些文字，仔細分析了兩派理論上的是非得失，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但由於他原來自覺傾心於梁啟超的君主立憲主張，因而不可能在一夜間由立憲黨人的追隨者而遽然變成一個革命黨人。他隻熱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於排滿。在政治改造上，梁漱溟又以為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為最理想的政治形態，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具有什麽等差不同。基於此種政治理念，梁漱溟轉而指責民主國，以為不論是法國式的內閣製，抑或美國式的總統製，皆不如英國的君主立憲製顯得完善、完美。在政治改造運動上，梁漱溟認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方法，而其中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莫如學習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政治暗殺一方麵可以很有效，另一方麵對社會層麵的破壞性也不是很大，不會引起怎樣的國際幹涉。
甄元熙是絕對的共和主義者，他當然不能讚同梁漱溟的這些主張；而梁漱溟自幼年時代開始就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的人，凡事都經過縝密思考，如果不能說服他，就很難使他改變主意。於是他們二人為了相互說服，就仿照梁啟超、汪精衛們在東京論戰的樣子，秘密為長文進行辯論，並設法各以文章示人，請人批評。經過辯論，梁漱溟常常為甄元熙的革命**所感動，加上後來的事實教育了他，使他對君主立憲的主張徹底失望而轉向革命。
當時的情況是，戊戌維新失敗之後，清政府在革命黨人武裝起義以及群眾自發反抗鬥爭的震撼下，不得不作出立憲姿態，於是國內一度蟄伏的立憲黨人逐漸解除顧忌，重新議論起開國會、立憲法等問題，使立憲運動形成一股潮流。1905年7月，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奏，請定十二年後實行憲政，並奏請簡派親貴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不久，清廷批準了袁世凱等人的這一建議，指派親貴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清政府的舉措無疑激勵了立憲黨人政治熱情，在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種立憲團體紛紛成立，大規模的請願運動接二連三。
立憲黨人的積極活動，本意在於催促清政府革新圖強，穩定政局，消彌革命。然而大清王朝確實到了需要改朝換代的王朝末期，慈禧太後之後的清廷當權者深恐大權旁落，無法自保，不僅不願履行諾言，推動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反而在原來已有承諾基礎上步步倒退。因此立憲黨人請願愈勤，活動愈力，清廷的疑慮反而愈增，愈益加緊中央集權，愈益加強滿洲貴族的權力，無視兩百年民族融合特別是漢人士大夫、開明官僚對大清王朝的貢獻。這就不僅深深傷害了立憲黨人，而且使大清王朝的統治基礎迅速解體，許多立憲黨人和開明士大夫、官僚階層對清廷倒行逆施深感失望，當他們預感到真誠熱愛大清王朝的愛心不僅得不到回報反而將受到清廷迫害時，他們的惟一選擇是逐步放棄對立憲政治的追求，轉而投身於革命，用原先竭力反對的暴力手段完成新舊王朝更迭，重建政治統治秩序與係統。梁漱溟也在這一大潮中選擇了轉變。
在梁漱溟由立憲黨人轉變到革命黨人的過程中，起過促進作用的當然不止甄元熙一人。像張耀曾、章太炎、章士釗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對梁漱溟思想變化發生過影響，促成這種轉變加速度。
張耀曾，字蓉溪，又字鎔西、庸希。他的父親張士鑣是梁漱溟外祖父張士銓的親弟弟，他的母親陸秀珊是桂林陸仁愷之女，而陸仁愷為梁寶書的長女婿，所以陸秀珊也就是梁濟的表姐。更重要的是，張士鑣還是梁濟、張春漪夫婦的婚姻介紹人。基於這種複雜姻親關係加上勤於走動，他們兩家關係很好。1902—1903年，張士鑣、陸秀珊夫婦不幸相繼去世後，張家的三個孩子搬到梁家居住，由梁濟夫婦就近照料。
張耀曾生於1885年，較梁漱溟大八歲，當梁漱溟十四五歲時，最敬佩的少數人中就有張耀曾。張曾留學日本數年，思想進步，人格亦高，後參加辛亥革命。張耀曾在民國初年政治中，不惟在同盟會及稍後的國民黨中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為異黨所愛重。所有這些，不能不引發梁漱溟思想的變化。
至於章太炎，作為近代中國最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所發揮的影響既是在康有為、梁啟超之後，亦是將主要矛頭對著康梁，尤其在辛亥革命前那段時間，章太炎一度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聯手，鼓吹革命，反對保皇，同時也對西方近代政治體製中的代議製之類表達不滿，凡此都對梁漱溟思想的形成與轉變影響甚巨。
說到章士釗，我們會立即想到他的思想見解，尤其是他的文化保守主義主張與梁漱溟後來的文化主張相當一致。然而，如果說章士釗對梁漱溟的直接影響，恐怕更多的並不在於文化方麵，而是章士釗的名士派頭、獨立性格及其早期政治主張，像章士釗當年討論的憲政製度問題、國會究竟是應該采用一院製還是二院製問題等，在在都影響著少年梁漱溟的思考，成為梁漱溟思想演變、轉型、成熟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資源。
梁漱溟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前夕由立憲政治的擁護者轉而成為共和革命的積極參加者，除了諸位師友與思想家的深刻影響外，另一個重要原因無疑在於梁漱溟具有接受新思想的內在素質或者說潛質。換句話說，由於他長時期生活在一種開明家庭，他的父榮梁濟以及梁濟那些開明朋友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培植了梁漱溟接受新思想，追蹤新潮流的心理準備。
當此時，汪精衛、李石曾、魏宸組、趙鐵橋等人正在北方組織成立京津同盟會。京津同盟會全稱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保支部。它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組織機構，但限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加入組織的形式與手續並不嚴格，會員之間雖是單線聯係，但其組織係統並不那麽嚴密。他們開始隻是從事小組織活動，正式組織約於1911年冬在天津成立，由汪精衛任支部長，下設參謀、軍事、財政、交通四部，分別由白逾桓、彭家珍、胡鄂公等人負責。
京津同盟會在北京東單二條設有一個聯絡點，由甄元熙負責，表麵上看這是一座沿街而門麵很小的雜貨店，裏麵的房子則常用來供會員們聚會和碰頭。梁漱溟經常來這裏多半是為了聽消息，議國事，傳遞革命書刊，有時也替甄元熙守店麵，為後麵的聚會站崗放哨。他們的任務主要是配合南方革命軍的行動，謀殺清廷顯貴。他們的工作看起來好像很凶，玩手槍炸彈的把戲；同時亦兒戲得很，由於他們都是一群年輕人，並不知其中的輕重關係，拿手槍和拿小刀玩耍一樣。好在辛亥年間的南北僵持在袁世凱、黎元洪、孫中山等一大批政治家的操作下很快化解，不僅使中國避免了法國大革命式的慘劇，避免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生靈塗炭，而且及早結束了南北紛爭，革命黨人失去了鬥爭目標，也就隻好解甲歸田，從事建設，梁漱溟短暫的革命家生涯至此結束。
辛亥革命以後，南北議和，南方革命黨人在清廷和平退位後，承諾前言，將政權和平移交給了具有“新思想和舊手腕”的袁世凱，中華民國定都北京，京津同盟會很快也就不再舞刀弄槍，而追隨同盟會領導人，將全副精力投身於政治活動，整天所忙乎的不外乎是議會選舉、擴大政黨等。梁漱溟因京津同盟會之便，到《民國報》擔任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