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2010年恐怕在投資和消費重點是消費的啟動。消費啟動的重點是提高人們的收入和提高社會保障方麵應該有重大動作。看一下1998年到1999年收入的波線，顯示人民收入猛然上了一個台階，這對經濟增長是有非常大的貢獻的。我們要改革目前的國民收入，目前居民個人收入比例占得偏低，國家財政比例收入偏高，重點要調整這個結構。這個結構不調整，個人收入增長很難。所以2010年應該在消費問題上重視對國民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製度建立上多做一些工作才行。
比如2009年退稅提出了3億到5億，農村家電下鄉我調研一個是數量太少，再加上做法有問題。老百姓最重要的負擔是教育負擔，2010年退稅應該提高到2000億，減稅個人隻減了2200億，也太少了。我建議2010年減稅最少是5000億。2010年能不能增加個稅起征點，如果退稅、減稅、個稅起征點都做的話，消費這塊會大幅度提升。2010年應該在這方麵進行加速調整才行。投資和消費相比，投資2009年貢獻比較大，消費沒有達到預想效果，原因就是國民收入的改革，社會保障製度建立沒有達到效果。
保增長第三個對策就是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兩個政策從2009年狀況來看，我們認為2010年應該收縮貨幣政策。2009年貨幣政策過於寬鬆。2009年寬鬆的貨幣政策定義是貨幣增長速度17%左右，新增貸款5萬億到6萬億。2009年新增貸款是10萬億左右，這就不是17%左右，而是30%左右，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寬鬆的一次。
所以經濟增長必須要穩定平衡問題。我自己認為2010年寬鬆的貨幣政策要持續，但是量度必須要約束。應該是2010年CPI增長速度加上GDP增長速度，加上4到5個增長點。2010年GDP是8%左右，CPI是3%左右，加起來是11個點；2010年貨幣增長15%左右，相當於新增貸款7萬億以上。
昨天晚上我和一些企業家通電話談到這個，他說不行，跟2009年相比少了三分之一的新增貸款，就不可能保證GDP有8%的增長。所以我估計2010年寬鬆的貨幣政策量化到什麽程度，恐怕還有一個爭議的過程。我自己認為應該要尋求一個平衡點。尋找平衡點最後貨幣政策還是寬鬆的，隻不過用量控製。我自己認為新增貸款一定要控製在7萬億以下，不然可能會有問題，不能延續到2009年。
2009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我判斷2009年財政政策不是太積極。因為中央政府年底有6萬億國債餘額，這相當於借了GDP的20%。按照歐盟國的標準，一個國家借債可以借到本國GDP的60%。從這個標準來看我們2009年的財政政策顯然不夠積極。所以2010年財政政策能夠再積極一點，就可以把貨幣政策控製在7萬億以下。最近討論中有人說，你們的計算方法不對，說現在國債餘額不是6萬億，是22萬億，去年是30萬GDP，借60%是可以借18萬億，現在已經是22萬億了，所以2010年財政政策不能再積極了。後來經過研究發現歐盟標準好像不太適合中國，因為歐盟是私有製國家，還債靠稅收，而我們是公有製國家，我們有龐大的國有資產，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我們土地資源國有資產至少賣30萬億，認為還可以繼續增長財政政策力度，所以主張2010年財政政策再積極一點。這就是2009年保增長三大對策的效果，2010年要延續它，要根據2009年的情況做一個調整。
我總結一下主要有三條：
第一個調整是投資上。2010年應該重視生產性投資，關鍵是結構問題，結構背後是技術創新體製的建立。
第二個調整是消費上。2010年應該更加重視消費的啟動。2009年消費貢獻沒有達到預想效果。
第三個調整是在宏觀政策上。從2009年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有所收斂的貨幣政策。
中國經濟休整過後有晴空
——張卓元中國經濟休整過後有晴空。
在經曆了連續5年兩位數增長後，2009年GDP增速可能劇降，很多人擔心能否保持既定目標。您對經濟增速有何看法？
張卓元：
總體來看，中國未來經濟有良好的前景。首先我們有很高的儲蓄率，儲蓄可以轉化為投資，投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第二，中國有廣闊的市場，特別是潛在市場，農民、農村的消費水平和收入都還很低；第三，中國有很充沛的勞動力，他們一般有初中以上文化，技術力量增長很快。另外，我們的體製也在不斷完善中，不斷給經濟注入新活力，這也很重要。
但是，未來中國要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可能有些難度，因為還有若幹領域改革要攻堅，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分配關係改革。當前中國經濟正在下滑，GDP經過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兩位數高速增長，也該適時休整了。
我認為休整期間，主要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增長方式或發展方式轉變；一是解決幾方麵經濟失衡的問題，比如內需與外需、消費與投資、出口比例不協調的問題。
中國經濟本來就該要休整、放緩時，碰上了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從2008年開始下滑。在政府出台很多救市政策的情況下，我估計整個經濟不會出現負增長，隻是增長速度下滑。但一些具體指標會出現負增長，例如出口量、發電量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09年要“保8”，估計經過努力是能夠實現的。2010年，GDP恢複到9%左右的正常範圍，是可以做到的。
打造金融安全網與社會安全網
——魏加寧危機還會持續多久？
眼下這場危機的傳導之快、影響範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從美國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再到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它究竟還會持續多久？
魏加寧：
目前，國內外對這次經濟危機的持續時間有三種看法：一是V字形，即一兩年之內見底反彈，短期內可以很快複蘇；二是U字形，即三到五年的時間，有個調整期；三是L形，即調整時間很長，可能十年或更漫長……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當年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曾經一再提醒要注意泡沫經濟的危險性，是因為泡沫經濟隻有破滅之後才能知道有多危險。
泡沫是相似的，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日本不盡一致，可能中國的情況比日本更複雜。
日本經濟泡沫是怎麽形成和破滅的呢？80年代中後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後，為抵禦因出口受阻而帶來的經濟衰退，日本實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由於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大量資金都流到了資產市場，導致日本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包括高爾夫會員證、文物收藏品的價格，幾年間兩三倍地往上漲。到了1989年一般商品價格開始漲上來以後，中央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一提高利率，股市泡沫也破了，房地產市場泡沫也破了，所以整個泡沫經濟破滅了。後來，日本中央銀行前任行長幾次來中國都講這個事情，說根據日本的教訓，中央銀行不但要關注一般商品價格，也要關注資產價格。
我們現在還應當關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後的情況。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後是十多年的經濟停滯，後來還爆發了較為嚴重的金融危機。我們還應注意到，金融危機之後日本政府都幹了些什麽呢？就是加快金融體製改革。日本政府主要幹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因為在泡沫經濟形成時期，當時日本的中央銀行不僅受政府的控製，而且還受大藏省的領導的控製，沒有獨立性；第二件事是把金融監管從大藏省獨立出來，幾經周折逐漸過渡到現在的金融廳；第三件事是推動金融機構重組，發展金融控股集團。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雖然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後，經濟停滯了十幾年，還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它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我認為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它的金融安全網雖然不夠健全，但是它還是有金融安全網的。金融安全網一般包括三樣東西，一個是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功能，再有一個是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慎監管職能，還有一個是存款保險製度。日本在出現金融危機以後，一方麵加快金融改革，另一方麵調整了存款保險製度，結果很快就把金融市場穩定住了。如果沒有這些，其金融危機肯定要更深刻得多。
再有一個，日本有很強大的社會保障功能，就是說它的社會安全網非常健全。所以，日本經濟停滯那麽長時間，很多人下崗失業，包括金融危機的出現，但是社會沒有出現大的動亂，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的社會安全網比較健全。我認為，中國要抓緊時間，把這幾個網建立起來，而不是光搞項目投資。否則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問題，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大多人恐怕還是認為建立安全網不能解決眼前之需，立項更能穩住現狀，以保短時不出大問題。搞項目多少資金都舍得，但建立安全網這種看不見的工程就不舍得投錢了，因為它不體現政績。其實還是舍得不舍得的問題。現在，回頭看看朱鎔基總理當年在社保方麵所做的改革是高瞻遠矚的，隻是後續政策沒有繼續推進。
在政策方麵，我們還要有一個反思。理論上講，宏觀經濟過熱，要緊縮貨幣政策來抑製過熱，冷的時候應當用擴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經濟。但現在發現一個悖論，熱的時候一緊縮貨幣，首先受到打擊的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冷的時候一上項目，往往受益的首先是國有企業、大型企業。長期這樣下去，經濟實體會分化，大的國企越來越好，民營中小企業越來越困難。
這種悖論的產生，還是由於調控方式有問題。我們緊縮貨幣的時候是靠貸款規模控製，而不是靠利率，因此首先控製住了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話，看起來是一刀切，但是有效益的項目，不管大小企業都可以貸款。
關於出口退稅和人民幣升值有兩個問題要看到。一個是此次美國及全球經濟下滑，是需求沒有了，而非價格的問題。不像亞洲金融危機，當時需求還在，美國經濟正強盛，別國在貶值，我們不貶就出現價格競爭的問題。再一個是中國長期的發展方式要轉變，繼續靠出口補貼、人民幣匯率低估，等於把福利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所以現在又回頭撿起出口政策和匯率政策，用過去的辦法來應對危機，這可能是有問題的。有專家講，與其補貼給出口企業，為什麽不補貼給農民呢？農民有了收入就可以擴大內需啊。我們總是提要轉變發展方式，但真正到應急的時候，就把它扔到一邊了。
我認為，金融海嘯來的時候，當務之急不是“出海抄底”（收購），也不是內部“挖坑蓄水”（擴大內需），這都來不及了。重要的是“築防波堤”，築金融安全網、建立社會安全網，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是首要問題。
當前中國處於對外貿易和地產消費的低迷期，嚐試以巨額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式刺激內需，或可保一時的GDP。然而，假如美國經濟未來兩三年遲遲走不出衰退陰影，那中國經濟的支撐點會在哪裏？
魏加寧：
現在國庫還算殷實，一旦大規模的資金投入，沒能產生良好的效應，到時錢也花完了，那會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不能不提的是壟斷部門的改革問題，尤其是鐵路的改革問題。“4萬億”很大程度上將投入鐵路，問題是鐵路體製最落後，政企合一，它帶動不了民間資本。所以要依靠改革，帶動民間資本，政府就可以投入很少的錢解決很大的問題。
美國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真正走出危機
——斯蒂格利茨美國提出“Buy America”，這違背了WTO協定。
斯蒂格利茨教授，我們關注到，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之下，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普遍抬頭。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斯蒂格利茨：
貿易保護主義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2008年11月在華盛頓的20國峰會上，大家一致認為不能推行保護主義，但幾個月之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7個國家采取了保護主義。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美國提出“Buy America”（買美國貨），這違背了WTO協定。同時另一個觀點就是WTO協定，它很少考慮到窮國。它更多的是從發達國家的立場出發，而不是發展中國家。這一點其實比保護主義還要糟糕。
各個國家不推行保護主義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保護主義不要發生，否則這會使經濟複蘇變得困難。因為在經濟學中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每個國家都在推出自己的經濟刺激計劃，計劃中都是要最大化本國的利益，就勢必要推行保護主義。那這樣在刺激計劃中帶給本國的利益就會被別國的保護主義政策所抵消。如果每個國家都隻追求自身的利益，那最終的結果便是每個國家都變得更糟。但是不幸的是消除貿易保護主義非常困難。
我們都知道，關稅是一種重要的保護主義手段，與此同時補貼也是一種保護主義。在此次各國應對危機的經濟刺激方案中，補貼的影響要比所有人想象得還要大。現在銀行體係、汽車行業等很多行業都存在補貼的現象，而這對經濟的複蘇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在這次危機後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問題，保護主義這些措施完全抵消了經濟刺激方案所帶來的好處。
世界經濟的走向如何？
世界經濟的發展，以您的觀察，究竟會走向何方？
斯蒂格利茨：
有一些問題非常重要，那就是全球的貧窮問題、環境問題和全球變暖問題。這些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改善經濟的無效率：如何能將資源配置到最需要它們的地方，如何保證我們消費的購買力能夠轉化成社會真正需要的產品。我們應該做的是在下一個十年，減緩全球變暖。在這一方麵有足夠的需求。
我們將會有足夠的激勵和機會去將這些需求轉化為市場。就這個問題，我對聯合國有三個關鍵的建議：首先，需要一個新的全球信貸機構，而且它的監管應該比現有的機構更好；其次要建立一個全球經濟協調委員會；最後要有一個新的全球儲備體係。這是一個很早就被凱恩斯提出來的問題，而目前的係統運行並不良好，所以現在到了需要對其進行改革的時候。
作為金融危機的肇發地和重災區，美國的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但我認為美國仍將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仍將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以後可能無法施加危機之前它所能產生的影響，原因我認為在於美國的金融行業。美國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真正走出危機。那麽今後美國、中國、印度等國家就會共同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
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是，美國有可能重複這樣的故事：從一個泡沫走向另一個泡沫。
有人問，美國人現在應該增加消費還是增加儲蓄？我覺得這個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在討論的兩難問題。遇到現在的經濟問題的時候，大家會說收入會下降，從長遠來講我們是肯定需要更多的儲蓄，零儲蓄率絕對不行。但是，問題是現在儲蓄率在上升，這是美國所麵臨的最大的經濟問題。
在我講到美國應該如何恰當地應對經濟政策的時候，我提到我們不應該鼓勵消費，而是應該鼓勵投資。比如說，如果你要減稅的話，我們應該提供投資信貸，使大家能夠更多地投資。給居民減稅並不是非常有效的，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從長遠來說，正確的方向是更多地儲蓄和更多地投資。
關於美國所做出的應對政策，大家認為迄今為止美國做出的反應還是很不夠的，那會使危機持續時間更長。大家應該從美國的失敗當中吸取教訓，這不僅僅是在金融領域，而且在公司的法人治理中有更深層的問題，這些銀行發展得塊頭過大，以至於它們不可能不失敗。我們還需要貨幣政策的框架，有很大問題的貨幣政策框架也造成了這次的危機。大家已經多次討論過全球化，它有好處也有壞處，這也就意味著在麵對全球化的時候，我們要非常小心。我們需要認識到有一些全球性的協議是由一些覺得市場萬能的這些人所製定的，因此，這些協議也是有問題的。
我們多次提到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也需要全球來應對。我們需要國際組織來行動，有G20，但是全球有192個國家，也就是說172個都不是G20的成員，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受到了影響。聯合國有一個專家委員會在研究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我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一個就是錢的分配辦法要改變，現在的機製效率太慢了。如果這樣改革的話，等到下次危機到來之前都不能夠完成這些改革。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分配製度，需要一個全球協調機製，也需要一個新的全球儲備體係。在這期間我們可以發揮區域倡議的作用，比如說清邁議程。在實現全球經濟複蘇的過程中，中國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自己的經濟保持增長。另外，就是它可以為全球均衡地恢複做出貢獻，中國可以幫助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這和中國自己的價值觀是一致的。
我希望中國在它自己所屬的這個區域以及在全球建立恰當的機製，使得更多的資金能夠轉向新興市場方麵發揮其作用；並通過G20和聯合國來進行必要的改革，以恢複人們的信心。5金融創新：別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金融陰謀論在中國為何流行
——陳誌武金融陰謀論在中國為何流行？
據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邏輯》，主要是根據當前中國熱點問題，基於金融學邏輯，對轉型期中國社會經濟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機拐點乍現的背景下出版的。
陳誌武：
是的。有本《貨幣戰爭》給公眾產生了諸多誤導，不少朋友都一直考慮如何理性回擊。因為它本身就是“歪門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說一樣不能太當真。其實，作者對現代金融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對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場對於社會的貢獻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覺得，他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是不得要領的。
針對於此，《金融的邏輯》更多從正統、正道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麽回事、怎麽才能經營得好；而不是那種從上往下看，講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財團的曆史，內容充斥著剝削和陰謀的論調……那樣導向不好，不能給後人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會對領導層的決策產生誤導。
幾個月前，大家一談起美國的金融，還都想到的是“危機”，實際上危機在3月份已經探底。兩個月前，實體經濟已經明顯複蘇，估計美國經濟三季度會有2%的增長，這使得人們對美國金融負麵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回歸理性的認識。在這種背景下，《金融的邏輯》出版，也能夠讓公眾從更理性更具有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金融。其實我本人也沒有想到，出版的時候會遇到這個轉折點。
不過話說回來，關於金融的陰謀論，在中國為什麽能夠這樣流行，是因為中國社會總體上還存在著比較相信迷信的風氣。那種陰謀論，與其說是科學的理論視角，還不如說是一種迷信。像《貨幣戰爭》所宣稱的，一小撮金融巨頭掌握了眾多的金融資源，具備了巨大的金融實力之後，可以產生巨大的控製能力，由此剝削了社會，控製了政治，引發了戰爭。這些聽起來貌似很過癮，但是，沒有講清楚的是，這些人背後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就像我們當年教科書的邏輯：西方的跨國集團總是在掠奪、剝削，如此定調之後，卻沒有給中國社會以及學界一個機會反問——為什麽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會經營得很好？
因為，跨國公司麵臨的政治、文化、製度環境，包括人種環境，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經營因素。這些公司到了國外之後，是怎樣克服方方麵麵挑戰的？包括他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禮儀安全，他們有些什麽技巧和方法去開拓市場？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以前，沒有從另外的角度來問這些問題，所以沒有給知識界學習的機會，以至於中國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時候，回過頭來看一看，原來的教科書和教育裏麵，沒有可以給中國的公司提供什麽幫助的。沒有讓海爾這些公司走出去的時候，吸取西方跨國公司的經驗，減少交學費和少走彎路的機會。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奪、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宣傳教育所致。
歸根結底，是沒有給人們問為什麽的機會，也就是英文講的“why”和“how”。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就沒辦法去學習，更無法挖掘背後的知識和道理。
《貨幣戰爭》一書中，“揭秘”了美聯儲為“私有的中央銀行”。以金融的邏輯來講，這個問題該怎麽看？
陳誌武：
這是作者搜集的原始資料裏麵，很大的一個誤導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強調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貨幣的發行權必須掌握在政府和公權力的手裏。
根據這個假定，他看待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不是以曆史演變為背景，而是以現在的政治格局作為一個價值尺碼看問題，這是非常誤導人的地方。實際上，在人類曆史上，貨幣發行權掌握在政府手裏，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
舉個例子，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存在好幾種貨幣，30年代更是種類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發行自己的貨幣。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國初期，山東省各個縣都有自己的貨幣，而且銀錢和銅錢彼此不同。有美國學者研究，當時貨幣之間的差價懸殊甚大，煙台等沿海地區的3000錢才換一兩銀子，內陸的縣可能是1500或2000錢換一兩銀子，差距懸殊卻同樣可以維係下來。同時，內陸的銅錢和鐵錢相對受歡迎，而沿海的銀錢更貴，原因是跨地區的貿易，往往以銀子做貨幣兌換；而內陸的縣更多的是農貿市場交易，更受歡迎的是碎錢。
中國古代的當鋪、錢莊、票號等民間金融市場一直比較興盛，甚至很繁榮。尤其是到20世紀中期，各個省都有自己的紙幣和金屬幣，銀錢和銅錢的成色不同，比價差別也很大。因此，曆史上除了官錢之外，私錢曆來就有。
西方國家也存在同樣的狀況。這其實和民主憲政有關係，當公權力受到社會製約太強的時候，有私錢做銀行，做貨幣發行，可以使中央集權受到老百姓的製約，不會把金融的財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裏、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公害。如果單獨存在官錢，朝廷轉移民脂民膏的能力達到極致，後果就難以想象。
所以，“陰謀論者”抨擊美聯儲是私人銀行的股東做起來的背景，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人類所有的金融發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對於私人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人們不必看得那麽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盡管貨幣發行權掌握在匯豐、渣打、中國銀行的手裏，並不是由政府公權力控製，但它的金融秩序、社會秩序照樣運轉良好。所以，私有銀行控製貨幣發行並不意味著其會濫用，因為有市場的力量來製約貨幣發行權。
我覺得，人類幾千年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寧可把貨幣發行權留給市場、留給民間的金融機構，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權力手中。至少因為市場的壓力，避免了許多混亂和風險。
正因如此，山西的票號，多數時候還是經營得頗為興旺的。因為它們要想使自己的錢莊世世代代經營下去，就必須懂得信譽和聲譽的重要性；濫發票號，最後會導致自己的錢莊崩潰。
事實上，《貨幣戰爭》的邏輯有許多隱形的假設，最後一概沒有解析清楚。整本書自始至終貫穿著一個基本的假設：民間私人銀行或私人股東掌握貨幣發行權，是絕對不允許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邏輯。
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麵。
在金融危機全麵爆發之後，國內有些人開始有所膨脹了，普遍認為中國比西方將更快走出危機、更快實現複蘇。遺憾的是，正因為這種經濟模式下的增長來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國人易於虛妄，不去研究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陳誌武：
因而，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的道路，更需要的是製度機製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礎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我最近接觸一些中高層人士，發現有的人已經開始飄飄然了。對他們講法製和科學，無疑是對牛彈琴。許多人開始對美國經濟危機幸災樂禍，但他們忽略了美國製度的修複能力。美國之所以成長為世界超級大國，絕不是偶然，背後的製度依賴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樣的。
前段時間，我在做電視訪談時曾說，不要以為奧巴馬在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從長遠來看，所有發達國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競爭的結果。美國雖然在上世紀30年代實行羅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到了80年代裏根做總統時就逐漸放鬆了管製，克林頓在90年代總體上沒有強化太多的管製，所以成就了美國真正最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自主創業輝煌期。
英國當年也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才推動了18世紀、19世紀的繁榮，但今天的現狀卻很遺憾，原因是什麽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英國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當於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業。原來，英國在“一戰”和“二戰”之後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製政策，比如，英國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稅，這比現在中國的還要高得多。這些政策使得“二戰”後英國的資本市場停滯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漸被美國所超越。
因此，從各國的發展經曆來看，政府管製得越多，越會損害一個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新經濟的推進。
在美國，1999年克林頓政府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關法律中有關限製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跨行業經營的條款，從而使美國金融業從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曆史，邁向了混業經營的時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作為羅斯福總統上任後實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兩個方麵的積極作用：一是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與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災難的根源——資本市場的混亂，恢複了公眾對國家和金融體係的信心；二是法案隻花費了較小的成本，受到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共同歡迎。
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並開始想方設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並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業滲透。與此同時，美國金融界開展了由商業銀行發起、證券業與保險業隨後加入，遊說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活動，要求取消跨業經營限製，修改直至廢除該法案，最終獲得了成功。
但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麵。所以，在1933年製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後，美國國會又先後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係列法案，從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業經營製度的基本框架。這一係列舉措，使得之後十年，美國的金融創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