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經濟複蘇中的數據爭議
——陳誌武經濟複蘇，信心真的是黃金麽？
關於經濟複蘇的問題，很多人質疑它的真實性，以房地產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國企或有國企背景的地產商在炒；您也曾表示，中國經濟複蘇的代價很大。那麽，判斷經濟是否複蘇的標準是什麽？“複蘇”二字，應該怎樣定義才科學？
陳誌武：
評判複蘇與否，更多的還是依賴官方的GDP數據。盡管大家都知道背後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於政績方麵的壓力，而不斷往數據中注水、做一些手腳。但是從一些硬指標看，“4萬億”刺激方案和7萬億天量貸款，肯定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項目中，短期內製造一些GDP。所以總體上說，確實存在經濟複蘇跡象。
我覺得，複蘇更多地要從GDP增量的角度來衡量，隻要它的增量是大於零，總體上不再變成負增長，那就說明它從低穀反彈了，這就是複蘇。當然，可能有人把複蘇定義為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那是個比較高的標準。
現在看來，短期依賴7萬億信貸刺激經濟，起碼在結構上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有一點突出的問題，就是這7萬億貸款的去向。大量的信貸主要是支撐那些大中型國有企業和大型民企集團，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種“鐵公基”的項目，這些對整個社會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業，皆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市場經濟本身也會遭受破壞，許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紅帽子”。
最致命的是，把國內有限的資源投到“鐵公基”項目之後，必然使大量中小企業能夠得到的資金更少，民(私)營經濟將進一步陷入困境。這些中小企業，給中國非農就業的貢獻超過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所以，當天量資金投到這些不創造就業機會的大項目後，就業機會的創造性將受到根本性的破壞。一旦就業機會增長下滑，就意味著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雖然就業機會增長在下滑，但是就業需求還在增長，每年有1000多萬人的新增就業隊伍。這使得就業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局麵加劇。
我們都知道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於求的時候，價格會下降。這就意味著，以後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收入上漲的壓力等於零，下降的壓力卻在增加。這就是為什麽說此次信貸的過度寬鬆以及“4萬億”的刺激方案，負麵影響非常大的原因所在。
在強大的擠出效應下，“鐵公基”對貨幣乘數效應尚產生不了太大影響。貨幣乘數效應是依賴民營經濟借到的資金，包括財政開支、政府的一些信貸投入，進而產生一些放大的效應。而如果民營經濟得不到金融支持，則能產生的放大效應會非常有限。
現在已經能夠看出來，放大效應在民營經濟領域很少。最明顯的現象是商業旅行市場，商住的酒店、旅店，在過去半年甚至到現在，生意一直很慘淡。進而反映出背後的一個現實，即真正做貿易的經濟活動減少，說明實體經濟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據我了解，像一些外資企業，金融危機以來所公布的銷售數據都存在虛假成分，因為出於政治上的壓力，提倡信心就是黃金。如果真實數據被公布出來的話，不是打擊信心嘛！因此，這個是蠻好玩的一件事。
其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華經營的外資企業，2009年上半年公布的數據，好像普遍都不如國內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這背後也讓我感覺到，一些企業增長的水分還是比較多，否則，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都在中國做業務，差別怎麽會那麽大？外資企業都是負增長，國內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都是高速的正增長。我覺得，從另外一個側麵，也反映了政府數據的問題。
信心就是黃金，前提是這個信心是真實的信心，而不是虛假的。虛假的信心等於是讓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誇大，而盲目地做一些投資和消費。這是非常可怕的。
現在公眾對這些數據其實也是懷有疑問的，長久來看，總會帶來一些泡沫和負麵影響，也會對未來產生信心上的透支。
中國經濟“希望它好，準備它壞”。
作為一位學者，您盡管在大洋彼岸，但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卻如此深刻。不知道您對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是持樂觀還是悲觀態度？
陳誌武：
長遠來看，我對中國發展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我本人對人類曆史演變的進程，以及對具體國家，包括中國的曆史非常感興趣。中國以後的發展會跟發達國家一樣，最後也會實現基於民主憲政的法治社會。
回首過去30年的革新，不管是在經濟、法製還是其他方麵的體製改革，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改革的趨勢應該得到肯定。
所以，從增量的角度來看，我還是很樂觀的。盡管短期之內，就像我們剛才說到的，人們從類似金融危機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但從長遠而言並不是那麽悲觀。值得一提的是，也許是人類本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態度，進而不得不需要一些危機，促使社會進行一些製度上大刀闊斧的變革。這就是為什麽說，危機盡管會給社會和一些個人帶來一些傷害，但無奈的是，沒有危機社會就沒有自我修正的壓力。
極具悖論的是，一方麵，所有的學者和決策層都希望社會能夠避免經濟危機和其他危機；但是另一方麵，如果把社會上的所有危機都完全根除了，那對人類社會未必是件好事。
客觀地看，要把危機完全克服掉也是不可能的，沒有危機人類會變得越來越自信，進而張狂，也就成為了危機的伏筆。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括我自己也有著如您所說的比較矛盾的心理：一方麵，我也在想辦法幫助不同的國家盡量減少危機的概率；另一方麵，我也知道，危機有時候不是一件壞事，它有它正麵的影響。
我唯一要補充的是：這次金融危機出現以後，本來很多人抱著良好的願望，以為中國會本著經濟長久增長的考慮，利用此次金融危機的時機，推進一些根本性的改革舉措，特別是民有化改革。但現在看來，經濟開始複蘇了，壓力越來越小，改革的聲音停滯，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從長遠來說，除非進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則，想靠民間消費的增長來拉動內需、帶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這種願望會很難實現。
金融危機提升中國地位
——斯蒂格利茨全球經濟複蘇中國角色重。
在全球經濟複蘇過程中，中國將會擔當怎樣的角色，發揮多大作用？
斯蒂格利茨：
我認為中國在全球經濟的複蘇當中會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首先，中國通過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會保持其經濟繼續增長，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貢獻；其次，通過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中國也會對全球經濟全麵而綜合的複蘇做出貢獻。而通過參與G20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活動，中國將會促成它們的改革，這些改革將會是重塑信心和打造一個更穩定的全球經濟所必需的。
現在麵臨的這次國際經濟衰退將是非常深度的，而且是長期的。現在非常明確的一點就是此次金融危機將是20世紀大衰退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以前銀行都是做銀行的業務，但是現在銀行從事了很多諸如賭博類的業務，所以這也導致了銀行業出現了很多問題。在6個月以前，有很多人希望美國以及在歐洲發生的經濟危機不會影響到新興市場，包括中國。當時有人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就是中國可以獨善其身，但是對於這個觀點我是不同意的，事實上也是這樣的，現在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經濟危機的影響。這也是全球化帶來的結果，全球化既帶來好處，但是也帶來很多壞處。比如說美國政策帶來的負麵代價也產生了全球的影響，美國出口了有毒的貸款，到現在美國也出口了它的經濟衰退。
其中，有一件值得讓人覺得諷刺的事情，就是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受害最嚴重的。而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中，參與國際經濟事務最多的國家像中國所麵臨的全球挑戰也最嚴重，即使是那些在以前的經濟政策比較好的，包括銀行業以及監管措施都比較好的這些國家，他們也受到了影響。此次金融危機將對很多國家產生嚴重的影響，它影響到經濟的各個方麵，包括出口、投資、需求等等。它跟1997年、1998年的危機還不同，在十幾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中，當時全球經濟回暖地非常快，因為很多國家就通過出口迅速得到經濟的回升，各國的經濟相對還是獲得了非常好的發展。而從去年開始的這次危機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雖然前十年美國的經濟發展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強勁，但是，現在美國的出口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麵臨著一係列的危機，包括就業率的降低。
有專家指出，美國以及中國在接下來幾年由於農村人口又從城市向農村進行反流動，也將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人失業。這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所以應對措施也必須是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一個國家的政策也將影響到其他國家，這就是為什麽現在很多國家出台的這種刺激政策還都不夠的原因。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往往是過度注重於國內效應，而缺乏對國際效應的重視，這也就是為什麽我認為全球經濟回暖不會特別快的原因。
我們學的都是凱恩斯的經濟學，有些人一直反對凱恩斯經濟學。現在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刺激措施必須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因為國內的經濟刺激措施同國際經濟刺激措施之間是有非常重要的區別的。刺激措施中總會有一些錢不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進行投資的，有些投資也會對鄰國產生影響，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說對一個國家進行的刺激往往會對鄰國或者全球產生影響。現在過多的國家，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國內的供應和需求上，而對國際供應、需求照顧不多。在進行這些刺激措施的時候，必須有長遠的眼光著眼於長遠的需求，要需求平衡，要尋求負債表上的平衡，要在確保追求負債表平衡上的努力不要得到削弱。因為我們通常過多關注於負債，而不是關注與整個負債表平衡的狀況。
刺激措施也必須關注長遠需求，而不是建造一個過去被事實證明已經失敗了的金融或者經濟體係，這是在製定經濟刺激措施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的。
另外，必須有一些後續的經濟措施，同時必須要對微觀經濟非常敏感，在失去工作的地方創造就業。倘若有一個好的判斷刺激措施的標準，美國的刺激措施就不是特別好，太少、太晚了，而且其中大多以減稅的形式出現，它對經濟的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當前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將是一個機遇，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設定的願景就是要建立和諧社會，但前提是必須要減少中國對出口的依賴，在這方麵中國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另外要建立環境友好型、可持續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複蘇的關鍵是什麽？
斯蒂格利茨：
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是很好地使用了凱恩斯經濟學的一個國家，我當時就說如果能夠好好地學經濟學的話，那他們可能就會得到8%以上的經濟增長。中國當時對凱恩斯經濟學進行了很好的研究，這一點為接下來十年經濟的快速增長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是有方方麵麵的，包含的很多因素都非常好。但是，還是要注意幾個問題。首先就是它的因素是好的，但是它的比例好不好？作為一個學者，我總是希望能夠把更多的錢投入到教育中去。教育對一個創新型的經濟體來說將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對醫療的投入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基礎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認為在這方麵應該有更多的投入。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工業的調整。有些工業的調整可能會有損於競爭，並且導致供需方麵進一步不平衡。一些專家也認為應該更多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在很多國家包括中國，中小企業都是就業很重要的提供者。應該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這也需要對整個金融體係進行很大的調整。
還有，就是要大力提高消費。現在經濟麵臨問題，但是還是要在這樣非常困難的時期來促進消費。有一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對於政府的這些措施非常有信心，盡管外部麵臨的形勢是非常嚴峻的。我們也應該記住，哪怕增長率稍微低於預定的目標，我們還是能夠獲得一些切切實實的發展。因為經濟環境可能會進一步地惡化，真正的問題是能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勢頭。另外，還應該把短期的刺激計劃同長遠的需求結合起來。
再有，那就是如何提高中國的需求。對於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美國人的儲蓄率幾乎是零。美國曾經有過經濟危機，一些經濟危機使得美國儲蓄率稍微提高了2%～5%，甚至更高，但是它並沒有改變美國人的消費方式。我希望能夠有一種更好的方式。所以，這裏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儲蓄率為什麽這麽高？這個問題很多人談的都是居民儲蓄，但是，中國居民的儲蓄隻是略微有些高。而如果能夠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係的話，還是可以降低居民儲蓄的。而且，完善社會保障體係將帶來直接以及間接地促進消費的效應。
另外，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不好，特別是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很不好。很多小企業必須要存錢以擴大自己的業務。如果它們的融資環境更好一些的話，那居民的儲蓄率就會降低一些。對中國來說非常有意思的是，並不隻是居民的儲蓄，因為居民的儲蓄隻是稍高而並不是特別高；而反常的是企業部門收入過高，它們的利潤過高，而且企業的儲蓄率過高，從而導致工資水平過低。那麽，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資？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增加中小企業的數量，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並且通過幫助工人建立更積極的工會來改善工人的狀況，使得他們能夠有更多的發言權。
中國傳統的發展模式促進了中國經濟很好地發展，但是我們必須考慮未來將會是什麽樣子？未來中國的高利潤率使得中國的投資非常高，但是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供應的增長與需求的增長是失衡的，出口也進一步地失衡。現在要處理這個問題是比較難的，因為如果現在就解決這些問題，可能會帶來一係列的問題，包括通貨緊縮以及相應宏觀經濟的危險。
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都是相互聯係的，特別是關於市場扭曲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自然資源定價太低，如果把定價調高的話就可以贏得更多公共投資的資金；第二個因素，就是壟斷性、利潤很大的行業，在一個競爭性的世界中，這個現象是不合理的。我說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轉型，要發展以市場為主的經濟，應該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更和諧、更可持續。
我認為中國會以自己的方式度過這次危機。
斯蒂格利茨，您是否認為中國並不能在經濟危機中獨善其身？
斯蒂格利茨：
在這樣嚴重的經濟衰退形勢下，中國很難免會受其影響，但中國可能會經受住危機中最嚴重的衝擊。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很龐大，也在采取一些很有力的措施。我想這些都可能會減輕危機的負麵影響，但並不能完全避免。在東南亞經濟危機中，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但中國推出了經濟刺激計劃，這使減緩趨勢得到有效控製。我想目前也是同樣的情況，隻是這一次的經濟衰退要嚴重得多，因此中國的經濟減緩要顯著得多。
我認為中國會以自己的方式度過這次危機。中國將采取措施，減輕出口困境帶來的負麵影響。但中國的兩千萬農民工失業了，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創造出兩千萬個就業機會。因此我覺得，認為中國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完全解決經濟危機是不現實的。
中國目前最大的挑戰，首先，是保持經濟的活力，為失業人口提供社會保障。但真正的挑戰是將用於複蘇經濟的財政開支用來推動經濟的重新調整，比如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所提出的，爭取創造社會環境更加穩定的經濟、創造型的經濟，減少對外貿出口的依賴，改變經濟的架構。我認為這是未來最具挑戰性的任務。
有些人認為經濟危機的第二波影響到來了，認為最嚴重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我認為事態有可能往更壞的方向發展。美國的經濟衰退在持續，刺激計劃並不足以幫美國走出危機，因此經濟的下滑趨勢有可能持續。這就意味著對中國的進口需求會很有限，但我對中國的一些出口商品保持樂觀態度。一些商品隻是暫時性地存貨堆積，等存貨數量減少後，人們就會重新開始消費，也許消費能力不會很高，但快速地經濟下滑會被遏製，之後就會恢複一些增長，實現複蘇。
伯南克稱美聯儲將收購美國長期國債，您是否認為這對中國外匯儲備會造成不利影響？
斯蒂格利茨：
美聯儲擴充了其資產負債表，為經濟注入流動性，目前還沒有通貨膨脹的直接風險，因為需求非常低迷，所以風險在通貨緊縮上。但將來某個時候，經濟複蘇之後，這麽多的流動資金會使通脹壓力迅速增加。美聯儲希望大家相信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妥善解決問題，他們將非常謹慎地將那些資產和流動資金取出來，經濟就會穩步運行。雖然他們以前的表現並不讓人滿意，而且他們購買的資產要比他們以前通常購買的短期國債流動性小，因此想扭轉趨勢的難度可能會更大，所以，將會出現潛在的通脹和匯率的風險。如果人們非常擔心以上這些風險，政府可能會發行更多的通貨膨脹指數化債券。擔心這一問題的人可以通過購買指數化債券規避風險。
經濟走向：痛並快樂著
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滯脹
——劉偉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已成為共識。
2009年中國經濟已陷入低穀，在此情況下，民營經濟也出現了很大問題。我們如何研判中國經濟的下一步走向？
劉偉：
2009年是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之年，中國政府針對這次危機也采取了一係列宏觀經濟措施。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第二季度數據顯示經濟增長率是79%，這樣就止住了15個月來中國經濟持續下跌的趨勢。回顧2008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06%，相比2007年的13%跌幅達2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跌破了7%，這是非常少見的！接下來到2009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是61%，更低。由此，中國經濟15個月是直線下降。而2009年的第二季度拉升到了79%，從數據看止住了下跌的趨勢。這與中央一攬子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全球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付此次危機的舉措，有直接的關係。
可以做一個近期和中期的判斷，近期就是2009年，中期就是未來兩到三年。
其中2009年可能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最困難的一年。從數據看是這樣：經濟增長是“保8”，但2008年是9%；失業率2009年是力爭控製在45%，但是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2%。另外從2009年的財政看，包括中央和地方，1月到8月份大部分的財政收入是負的、放慢的；從企業的利潤來看，2009年國資委剛剛公布的國有企業利潤普遍出現下降；民營企業則不隻是利潤下降的問題，它的現金流都有問題，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生存都有問題。
總之，我們應該從微觀的企業情況、政府的各級財政、社會的宏觀登記失業率和經濟增長速度等幾個方麵來綜合研判中國經濟的下一步走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當前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信貸激增，從而讓經濟學界產生了對通脹風險的擔憂。我認為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即通貨膨脹水平來看，2009年很可能處在“通縮”的警戒線之下。
因為上半年的物價，不管是PPI還是CPI，工業品和消費品出廠價格，相比去年都是負增長的。2009年我們實現“溫和的通貨膨脹”目標問題不大，就是通貨膨脹率在5%以下。但是我們2009年有可能掉到通縮警戒線之下（2%），考慮到統計誤差，如果物價上漲水平在2%以下，就認定為通縮。所以，2009年有可能是通縮警戒線的臨界狀態。
通縮比通脹更可怕，更難治理。
其實，2008年已被證明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困難、最複雜的一年。最開始是溫總理在“兩會”期間提出的這個論斷，當時人們還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經濟情況這麽好，2008年有困難能難到哪兒去？
經過2008年一年時間，印證了溫總理在“兩會”期間提出的論斷是正確的，也證明了當時人們的看法實屬誤判。各種矛盾，包括國際的、國內的、宏觀的、微觀的矛盾，各種失衡，包括結構的、總量的失衡伴隨在一起，導致我們宏觀經濟政策變化的速度之快，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所沒有的。
因為2008年初，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反通脹。當時我們提出的是“雙防”：一防經濟從局部過熱到全麵過熱，二防物價從局部上漲到全麵上漲，核心是防通脹、防過熱，控製總需求。是年7月份，中央調整了這項政策，原因是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巨大影響，致使沿海的出口企業、加工企業停產，導致大量農民工提前返鄉。這個時候，中央提出“一保一控”即保增長、控製物價水平，這樣就把物價從年初的首要的調控目標，降為次要目標。但是，到了年底情況更進一步惡化，中央又調整了宏觀政策，叫“一保（保增長）、一擴（擴內需）、一調（調結構）”。
保增長和擴內需是短期的任務，調結構是長期的工作。短期就是擴張性的宏觀政策，而2008年初是緊縮性的調控政策，經過7月份到年末變成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一年之內出現了方向性的逆轉，這在改革開放30年的曆史上是沒有的。所以，2008年矛盾的複雜性、宏觀政策變化的速度之快、抉擇的難度之大、一係列的經濟指標和上年相比跌幅之大、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力度之大、月度經濟直線下降的速度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現在來看，2009年比2008年更糟糕，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已成為共識。盡管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出現了成效，經濟增長止跌的勢頭在第二季度開始有所回暖，但是這種回升總的來說還改變不了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的事實。這是我近期的一個判斷。
現階段中國經濟，反衰退還是反滯脹？
未來的兩三年應該屬於危機的哪個階段？會不會出現更大的困難？
劉偉：
2010年包括2011年，屬於後危機時代中期，也就是“十一五”規劃完成期間，我覺得不至於更加困難，但恐怕還是比較困難。
2009年短期來看是反失業和反衰退，剛才講短期內可能有困難，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脅就是失業和衰退問題。政府救市使大量資金注入國有企業，而中小企業岌岌可危。但是，據了解中小企業承擔了就業的3/4，國有企業近幾年非但不能提高就業率，反而在減少。中小企業作為中國就業的生力軍，它們要是出現了問題，就業保障失衡在所難免。
短期內的主要威脅不會是通貨膨脹。
畢竟，這次救市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政策，在2009年還顯示不出明顯的通脹表現。雖然下去很多貨幣，但由於貨幣本身有時間的滯後性，一般情況是長則兩年，短則半年。在西方，一般是6到8個月，我們國家大概是7到24個月，所以2009年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使得貸款大概已經超過8萬億元。總之，我們實施的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因為財政赤字就已經9000多億元了啊，已經接近了警戒線了嘛，通常財政赤字3%，相比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1萬億。
這樣下去，就會形成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實質上是“兩個車輪”在賽跑，同一個舉措形成“兩個車輪”。這一輪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方麵會拉動需求擴張、經濟增長；另外一方麵，它也會推動各種成本的提高、帶動通貨膨脹。需求擴張的同時，它既有拉動增長的功效，也有推動通脹的作用。
在一段時間裏，特別是在形成通貨膨脹之前，中國經過經濟增長的拉動，讓失業問題能夠得到短期緩解，使反衰退、抗危機取得一定的成果；等過了一兩年，當通脹成為首要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騰出手來集中治理通脹。所以，現在為了緩解失業率，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未來的通脹壓力。
關於中期，未來兩三年主要任務是反滯脹，因為有可能經濟停滯，發展速度沒有上來、失業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麵又通貨膨脹。
短期政策實施之後，顯示不了通脹，更多地顯示拉動增長，但到中期就會表現為需求拉動物價，經過一兩年的經濟周期，帶動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動物價。如果這一輪的宏觀調控舉措，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拉動，那失業率在短期內就不能有效地緩解和降低。過了這個時期之後，通脹就會表現出來，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一個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局麵。
也便是，未來兩年可能出現經濟滯脹，即20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的經濟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麵。這樣就使得宏觀總量政策很難抉擇，因為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要求的宏觀調控的方向是相反的。
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滯脹。意思是任務要先明確，近期就是反衰退，為此即使加重通脹也值得——凱恩斯主義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滯脹，那隻是一個和近期銜接的事情。銜接不外乎兩條：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盡快地顯示出擴張效應，假使對經濟增長和反失業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那就麻煩了；二是如果取得預期效果，失業率很低，經濟增長上去了，過兩年有通貨膨脹就不再恐懼，屆時寧願犧牲失業率換取通貨膨脹的降低也可以。
在經濟學上，本來宏觀調控就有兩個目標：一個反通脹，一個反失業，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現這兩個目標同時有問題，那麽宏觀總量政策就沒法選擇了。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就出現過這種問題。
當失業問題和通脹問題同時出現，關鍵是能不能置換得動的問題。凱恩斯主義當時即是如此，在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有個選擇和替換：如果一個時段內，威脅最大的、首要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失業率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就要先解決通脹。為此所有的目標都要服從這個目標，寧願降低需求、減少通脹，寧願讓市場疲軟、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要換取通貨膨脹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點。
假如在另外一個時段，中國宏觀經濟的目標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失業率，是經濟停滯蕭條，那麽所有的問題都要為解決失業讓步。到了這種情況，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價是物價要上升，即意味這個時候政策重點的選擇是要降低失業率，而不惜提高通貨膨脹率。
為解決當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犧牲次要矛盾，這就是凱恩斯的政策主張。但也有人認為，為什麽到70年代出現問題了呢？特別是當時中東戰爭、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上漲了4倍），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在全球範圍內提高，此時就出現了滯脹。這種局麵實際上意味著，凱恩斯那一套已經失靈了。
中國經濟基本麵依舊是好的
——魏傑中國經濟走向“謹慎樂觀”。
可否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做一個預期展望？
魏傑：
我認為，中國最基本的東西沒有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還是會繼續推動經濟發展。基於中國的經濟生活水平現狀，普通老百姓的致富欲望還很強，推動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動力還在，我們稱之為“兩化一動力”：致富欲望，加上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來說，致富欲望在工業化、城市化的支持下就能實現，從而帶動中國經濟發展。對於中國的企業家來說，要注意能力提升和修養提升，社會一方麵要加以愛護，另一方麵要在此基礎上推動其提高。這樣才會引領經濟不斷向高端發展。
在當前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對於未來，主流學者有兩種態度：一種是非常悲觀，認為中國還會出大問題，甚至預測明年隻增長3%；另一種則對危機麻木不仁，不太重視問題，過度強調希望。我的觀點可以說介於二者中間，應該是“謹慎樂觀”。我估計，2009年會是艱難的一年，也可能會出現大的改革契機，比如維權事件的增多勢必引起高層問責。所以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年。樂觀地看，2009年以後，中國經濟會有一個新生。
2010年的重要任務是什麽？
中國2010年是不是繼續保增長，如果保增長要不要延續2009年的基本政策？如果延續2009年的政策要不要根據2010年的情況做一個調整？
魏傑：
現在看來，已逐漸形成共識，中國2010年保增長仍然是重要的任務，而且要繼續延續2009年的政策方法，要根據2010年做一些基本的調整。我想按照這個共識對2010年的情況做一個討論。
2010年我們的首要任務肯定是繼續保增長。除了近期發生的“迪拜事件”，2010年還會有很多國際事件爆發，對中國的影響還會很大。應該是中國2010年一定還繼續把保持增長速度維持在8%左右作為首要任務。既然這樣的話，那2009年對策主要是三個。2009年情況怎麽樣，2010年怎麽調整？這是我重點討論的問題。
2009年保增長三個主要的對策：
第一個是啟動投資。投資由三部分構成，一個就是民生投資。有四大類：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基礎設施。第二個是生產性投資，是對各個產業的投資。比如對製造業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等等。生產性投資主體是企業。第三類投資是資產投資。主要包括資本市場投資和房地產市場。2009年啟動三種投資，現在看民生投資和資產投資啟動效果比較明顯。2009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投資這個因素來講民生投資和資產投資的效果比較明顯。民生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比較大。資產投資11月份開始，房地產資本市場已經遠遠好於2008年。所以從投資上現在看來，三類投資中民生投資和資產投資的效果比較明顯。但是生產性投資遠遠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和應有的貢獻。
為什麽呢？主要是結構問題。就是結構不合理阻礙了企業投資，現在很多企業進入到生產力過剩階段，當然不能再投資了。要從過剩進入短缺這是一個過程，現在結構調整沒有獲得太多的效果，所以企業沒法投資，當然生產投資起不來。因此我估計2010年投資上重要突破點是生產性投資，生產性投資主要問題是結構問題。
為什麽結構調整不了？比如說國務院一再強調結構調整，企業也想結構調整，但是就是非常緩慢。
魏傑：
主要原因是技術準入。也就是沒有核心技術，所以沒法增加投資。現在很多企業想投資，就是投不了，原於沒有核心技術。
我去東莞、溫州調研，許多資本有錢但是沒法投資的原因就是沒有核心技術。缺乏核心技術的原因使中國的技術創新一直沒走向正軌。中國整個技術創新體製並沒有形成，因此技術投資沒法進行，我們沒法進入短缺領域結構就難以調整。比如說美國之所以技術創新非常強大的原因就是它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技術創新體製。美國是一個實業經濟的大國，核心就是技術。中國恰恰缺乏這個非常重要的體製，美國講實業經濟是技術創新的孵化器，就是把知識孵化成技術。而我們很多政府到處辦開發區。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實業經濟國家，現在出口是美元、一個是規則、一個是技術，而中國恰恰缺乏這個。所以重點是技術創新體製的構造問題，而技術創新構造體係問題又是改革的問題，所以有人強調2010年要加速改革。
所以我想，關於啟動投資問題，2009年三大投資的啟動應該是民生投資和資產投資效果比較好，主要是生產性投資起不來，沒有起來的主要原因是結構不合理，結構不合理關鍵是技術創新體製沒起來。這就是2009年保增長的第一條關於啟動投資的分析。
2009年保增長的第二個對策就是啟動消費。這方麵做得非常不好，2007年出口對增長貢獻是10萬億元人民幣，2009年統計少了一半。年初定了啟動消費兩條，一個是增加收入，一個是社會保障製度，這兩條做得非常不好。現在中低收入增長微乎其微，再加上最近關於稅收、增收的調整，將有些福利納入個人所得稅的範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從2009年某種意義上講不僅沒有增長，而且有些單位還微微下調。社會保障製度也沒有達到應有的狀況。雖然2009年的消費比2008年有增長，但是就我們來看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2009年出口減少5萬億GDP，竟然差不多4萬億是靠投資，消費僅僅占了1萬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