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內在聯係
人們對戰爭的看法各不相同，認為它具有絕對的形態有之，認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於絕對形態的現實狀態有之。因為對戰爭的看法不同，對結果也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在戰爭的絕對形態中，一切都是因為必然的原因造成的，一切很快地交織在一起，不存在沒有聯係的、中性的空隙。在這種形態中，因為種種原因，比如戰爭內部含有各種各樣的相互作用；比如戰爭擁有由相繼進行的係列戰鬥構成的內在聯係；比如每次勝利都有自己的頂點，戰爭隻有一個最後的結果。
在取得最後結果之前，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交戰雙方既沒有獲得什麽東西，也沒有損失什麽東西。
我們要謹記的是，一切取決於最後的結果。由此進行推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戰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每個部分隻有跟整體聯係起來才具有價值。1812年拿破侖攻占了莫斯科及半個俄國，但是這種占領隻有在促成拿破侖所期望的媾和時，才具有價值。然而，這種占領隻不過是拿破侖戰局計劃的一部分，拿破侖計劃的另一部分是擊垮俄國的軍隊。
如果拿破侖同時實現了這兩個計劃，那麽媾和便輕而易舉了。可是，由於拿破侖隻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後來竟無法實現另一部分，於是攻占領土對他來說，不但沒有好處，反而變成有害的了。
戰爭中的各結果之間彼此聯係這種看法可以當成一個觀點，但是，與此相對立的一種看法是，戰爭是由一些各自獨立的結果組成的。這些結果是獨立的，猶如賭博中獨立的“局”一樣，前幾局的輸贏對後麵的輸贏沒有影響。所以，戰爭不過是這些結果的總和。人們可以將每個單獨的結果像籌碼一樣存起來。
從事物性質上看，第一種看法無疑是正確的，而從曆史經驗來看，第二種看法也是對的。不遇到什麽困難就會獲得微小的普通利益的現象是很多的，戰爭的要素越緩和，這種情況就越多。
不過，第二種看法在無第一種看法的補充就適用於戰爭中的任何情況是很少的。
倘若我們認可第一種看法，那麽我們就要承認：從一開始，就要將每次戰爭當成一個整體，統帥向前邁出第一步時，就一定要明確一個目標，讓一切行動都指向它。如果我們認可第二種看法，那麽就會尋求每個次要的利益本身，而將其他一切留到日後再做處置。
由於上述兩種看法都有一定的價值，所以，理論不能置之不理。但是，理論在運用它們時卻要區別對待，第一種看法是基本觀點，一切都應以它為基礎，而第二種看法不過是第一種看法在具體情況下的一種修正。
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在腓特烈大帝從西裏西亞與薩克森向奧地利發動新的攻勢時，他很清楚，這些進攻並不能取得像進攻西裏西亞和薩克森那樣獲得長期的占領。他當時之所以那樣做，並非要一次性擊垮奧地利，而是想要達到一個次要的目的——贏得時間及力量。
他追求這種次要目的不會給國家帶來存亡等大問題。不過，1806年的普魯士和1805年的奧地利，盡管確定目標較小，僅僅想將法國人趕過萊茵河，但是隻要沒有考慮從開戰到媾和這段時間內勝敗可能帶來的係列事件，那麽它們便難以順利達到目標。
雙方都有必要考慮是在無需冒險的情況下獲得更大的勝利，還是在何處及如何有可能阻擊敵人獲得勝利這樣一些重要的問題。
對此，我們隻要回顧一下曆史便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在18世紀的西裏西亞戰爭時期，戰爭僅僅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參加戰爭不過是被當成盲目的工具罷了。
一個世紀後，人民在戰爭中的作用卻是舉足輕重的。與腓特烈大帝相對峙的那些統帥，無一不是墨守成規的人物，也因為這樣，小心謹慎便成為他們主要的特征，而奧地利與普魯士的敵人[1]，可以說是戰神本身。
這些情況不是應當被重視及作不同的考慮嗎？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況，不是應當讓人們更加重視極端的不幸，並認為這種極端的不幸有可能發生甚至經常發生嗎？而這些情況造成人們確定的行動和計劃，不是應當完全不同於以占領幾個要塞與不大的地區為目標的情況嗎？
盡管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在準備戰爭時早已察覺政治環境將要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它們並沒有采取與之相對應的行動和計劃。當然，它們也做不到這點，因為它們身處當時的局勢，是不可能看清楚這些的。
我們之所以對當時的情況較為了解，是因為我們根據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戰局以及以後的戰局得出的判斷。事實上，也因為這些戰局，我們才能提出絕對戰爭的概念。
所以，理論要求：在每一次戰爭中，首先要做的是依據政治因素和政治關係產生的概然性來認識戰爭的特點和戰爭的主要輪廓。如果戰爭的特點越接近於絕對戰爭，戰爭的輪廓，包括交戰國的群眾越廣泛與將他們卷入漩渦越深，那麽戰爭的各次事件之間就越有聯係，交戰雙方就越有必要在邁出第一步之前就先考慮好最後的一步。
關於戰爭目標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寡
我們要給予敵人多少壓力，取決於雙方政治訴求的大小。如果雙方都已大體上了解對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麽雙方所使用武力的程度基本是相同的。不過，遺憾的是，雙方政治訴求的大小並不容易看出來，也許雙方使用武力的程度不一樣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各國的地位與情況不同。第三個原因可能是各國政府的意誌力、特點和能力鮮有相同之時。
由於上述三點，我們無法準確地估計我方究竟會遭遇什麽樣的抵抗，如此一來，我方也無法準確地確定應該使用何種手段和能夠提出什麽樣的目標。
由於考慮到在戰爭中所使用的力量不夠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非但可能一無所獲，還會遭到嚴重的損失。所以，雙方都在這方麵下功夫，試圖超過對方，如此一來，相互作用就產生了。
這種相互作用也許會讓人們在使用力量方麵趨向極端（如果這個極端是可以確定的話）。如此一來，雙方便不再考慮政治訴求的大小，手段也將與目標斷了聯係。
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通常會因為受己方內在關係的牽製而無法實現。於是，進行戰爭的人采取折中的辦法，在采取行動時往往會或多或少地參照這樣的原則，即隻使用為達到政治目的所需的力量和確定為達到政治目的所需的目標。
想要遵循這樣的原則，他隻能放棄任何取得成果的絕對必然性，而將那些遙遠的可能性拋諸腦後。
在這裏，智力活動離開了嚴格的科學領域，變成了藝術，即變成一種可以迅速地判斷從大量事物和關係中找出最為重要和有決定意義的東西的能力。很顯然，這種判斷多少是對各種因素及關係進行比較，它比進行嚴格的推斷更能快速地找出關係最密切與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要想判斷進行戰爭究竟要使用多少手段，就必須考慮雙方的政治目的，就必須考察雙方的力量和各種關係，必須研究雙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能力，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政治結合關係和戰爭可能對它們發生的影響。
考慮上述這些由諸多因素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的事物並不輕鬆，僅憑呆板的研究是絕對無法從中找出正確的東西，而隻有那些天才的真正眼力才可以迅速地做到這點。
從這個意義上講，拿破侖說得很對：這是一道就連牛頓那樣的人也會被嚇退的代數難題。
如果說，因為上述這些事物極為複雜，而又沒有正確可靠的準則，我們便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那麽我們隻能說，這些複雜的情況會增加解決這一問題的光榮。
以危險和責任感為例，對普通人來說，它們不僅無法對人們的精神的自由和活動起到增強作用，反而會起到削弱作用。但是對有些人來說，它們卻能夠激發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判斷更加迅速，更為準確。毫無疑問，這些人便是世上少有的偉大人物。
所以，首先，我們要承認，隻有對各種關係的總的觀察（包括了解當時的具體的特點），才能判斷即將到來的戰爭，以及戰爭可以追求的目標與必要的手段。其次，這種判斷和在軍事活動中的任何判斷一樣，不太可能是客觀的，它由君主、政治家、統帥的智力特點和感情特點（不論這些特點是否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決定。
在我們觀察巨大時代背景和環境所形成的各個國家的總情況時，問題就具備一般性質了，就比較適合作為抽象研究的對象。在這裏，我們要大致回顧一下曆史。
不管是半開化的韃靼人、古代共和國、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和商業城市的居民，還是18世紀的國王以及19世紀的君主和人民，他們都有各自的戰爭方式，他們所使用的手段不盡相同，追求的目標也不盡相同。
韃靼部族經常需找尋新住地，他們往往攜帶全族出征，所以，他們人數的眾多是其他軍隊難以比擬的。他們的軍事目標是迫使敵人屈服或者趕走敵人。如果他們的文明程度較高，他們利用這種手段將很快地擊垮所有敵人。
古代共和國的領土都很小，軍事力量非常弱小，原因在於它們將廣大的人民群眾排除在外。這些國家數量眾多且相互毗鄰，這就造成了它們在自然形成的均勢中經常出現問題，以至於它們不敢輕易發動大規模戰爭。所以，這個時代的戰爭往往限於劫掠平原和占領少數城市，其目的是通過這種手段可以在這些地方保持一定的勢力。
其中，羅馬共和國是個例外，不過這是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事情了。為了掠奪物資，為了和鄰國建立同盟關係，它曾長期用小部隊與鄰國進行規模較小的戰爭。 它逐漸強大起來的主要原因並非通過真正的征服，而是通過結盟。在結盟中，鄰近的各民族慢慢地與它融為一體。
隻有羅馬在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到整個意大利後，它才開始征服運動：迦太基滅亡，西班牙與高盧被征服了，希臘屈服了，羅馬的統治範圍擴展到亞洲和埃及。
在這段時間裏，羅馬並沒有耗費太多的力量便維持了一支龐大的軍隊，這是因為它占有豐裕的財富。如此一來，羅馬共和國便和其他共和國不一樣，與它自己的過去不一樣了，它已是首屈一指的強國了。
同樣地，亞曆山大所進行的一些戰爭也是非同尋常的，他利用手中那支人數少、但組織完備的軍隊，征服了亞洲的一些國家。他所向披靡，**，兵鋒直抵北印度。一般的共和國是無法做到這點的。隻有國王禦駕親征，親自指揮部隊，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龐大的帝國。
在中世紀，各個諸侯國用封建的軍隊進行戰爭。不過，一切軍事行動都是短暫的。但凡無法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的事情，隻能被當成無法實現的事情。
封建的軍隊是由封建從屬關係聯係在一起的每個部分組成的（聯係在一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半是法定的義務，一半是自願的同盟）。所以，整體是一個真正的邦聯式的集合體。
這個時期，裝備和戰術是以自己的力量自衛、以個人戰鬥為基礎的，所以它並不適用於龐大的軍隊。
總而言之，在歐洲曆史上，還有哪個時期像這個時期這樣，國家結構極為不牢靠，各個成員如此地不受約束。如此一來，這個時期的戰爭往往進行得異常迅速，軍隊很少在戰場上停留，而戰爭的目的也幾乎是懲罰敵人，而不是擊垮敵人，他們往往在掠奪敵人的牲畜、燒毀敵人的城堡後便各自回家了。
大的商業城市與小的共和國往往使用雇傭兵進行戰爭。由於費用極高，所以，這樣的軍隊人數往往受到嚴重的限製。從其戰鬥力上看，價值更小，更別提高度發揮作戰力量了。作戰時，他們往往隻是裝模作樣罷了。
一句話，仇恨感與敵愾心不再推動交戰國直接參加行動，而是變成了交易用的商品。如此一來，戰爭中的大部分危險不存在了，而戰爭的性質也徹底發生了改變，人們依據戰爭的性質而為戰爭規定的一切，對這種戰爭完全不適用。
當封建的領地製度成為對整塊領土統治的形式時，國家結構比以往更加緊密了，而人身義務則變成物質義務，而這其中的大部分又為金錢支付所代替，領取軍餉的軍隊替代了封建的軍隊。
在這二者之間存在著雇傭兵這種過渡形式。在一個時期內，它是較為強大國家的工具。不過，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很短，逐漸被領軍餉的士兵取代，於是各國軍隊便成了依靠國庫供養的常備軍了。
軍隊在逐步向常備軍方向發展的過程中，便出現了上述3種類型的軍隊並存的現象。比如亨利四世時代，封建軍隊、雇傭兵與常備軍同時存在。雇傭兵存在的時間則較長，甚至到了18世紀還有雇傭兵的身影。
歐洲各國在不同時期，其國家的其他情況也經常各不相同。當時歐洲的主要政治局勢是，諸侯並立。其中有些國家是內部極為不穩定的共和國，有些則是權力不穩定的小君主國。
對於這樣的國家，我們不能將其視為一個真正的統一體，而隻能把它們當作一些力量的鬆懈的結合體。所以，我們不能把這些國家當成依據簡單的邏輯法則就可以行動的組織。
我們一定要以此觀點為出發點來研究中世紀的對外政策和戰爭。
當人們回顧曆史，提及德意誌皇帝在500年間接連不斷地對意大利發動遠征，但他本人卻從未完全占領過意大利，甚至從未有過這樣的想法時，人們很容易就認為，這種做法是一種反複出現的錯誤，是有時代根源的錯誤觀點的表現。
不過，更為合理的說法是，我們應當將這種情況當成上百種重大的原因造成的。盡管我們能夠大致地深入了解這些原因，但是我們所理解的無法和當事者所體驗的情況相提並論。
但凡從這種混亂狀態中產生的大國需要時間進行鞏固和發展，其主要力量和努力都隻能放在這個方麵。所以，大國極少發動對外戰爭，就算發動了對外戰爭，戰爭也會烙上參戰國不夠穩定的特征。
英國對法國的戰爭就是這樣。當時，法國還算不上是真正的君主國，我們隻能將它當成公國及伯爵領地的結合體，而英國則接近於一個統一體，但也是在國內動**不安的情況下使用封建軍隊進行戰爭。
路易十一時代，法國的統一進程有了較大的發展；查理八世時代，法國則變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強國；路易十四時代，法國政府和常備軍則得到極大的發展。
西班牙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在聯合王斐迪南時代，西班牙開始統一進程，通過偶然的聯姻，它在查理五世時期便迅速地成為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誌和意大利組成的強大的西班牙王國。
通過金錢，它彌補了它在統一及內部鞏固方麵的不足，它的常備軍迅速成為能夠跟法國常備軍相抗衡的強大軍隊。不過，查理五世退位後，西班牙王國一分為二——西班牙和奧地利。
這時，由於得到了波希米亞和匈牙利，奧地利的實力大增，成為不可忽視的強國，它甚至迫使德意誌邦聯屈服，跟從自己。
18世紀的常備軍在17世紀末已經發展到了頂點。這種軍隊主要靠征募和金錢建立。這個時候，各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統一，各國政府都將本國人民的人身服役改為金錢納稅。如此一來，政府的全部能力就集中表現在金錢上。
隨著文化的迅速普及，行政管理的日益健全，國家力量跟以往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國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法國已經可以派出數十萬大軍出征，而其他強國也能做到這一點。
各國的其他情況也不同於以往了。歐洲分裂成二三十個君主國與幾個共和國。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假設，如果其中兩個國家進行一場巨大的戰爭，那麽跟以往不同，它們不會必然牽扯到為數十倍的其他國家。雖然政治關係依舊會有這樣那樣的結合，可是它們是能夠觀察到並且隨時會被概然性加以確定的。
現在各國都是內部關係非常簡單的君主國，以前那些等級的影響已慢慢消失，政府成了完全的統一體，它對外代表國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適用的工具和獨立的意誌，那麽戰爭就具備與之概念相符合的形態。
在此時期又出現了3個偉大的帝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們試圖利用數量少但組織完備的軍隊讓自己從小國變身為強國，並擊敗所有敵人。如果說，他們也挺進亞洲，與亞洲的國家進行戰爭，那麽從其作用上看，他們跟亞曆山大則更加相似。不管如何，從他們在戰爭中敢作敢為這點上看，他們當拿破侖的先輩是當之無愧的。
軍隊是靠國庫維持的，而君主差不多將國庫當成自己的小金庫，至少屬於政府而非人民的東西。跟其他的關係，除了貿易往來，絕大多數隻涉及國庫或者政府的利益而與人民的利益無關。這種看法極為普遍。
所以，政府往往以巨大財產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並致力於增加財富，可是，其國民對此並不感冒。韃靼人出征時，全體人民參加戰爭。在古代共和國和中世紀，多數人民參加戰爭，但是在18世紀，人們並未直接參加戰爭，而是其素質的優劣對戰爭產生間接的作用。
這樣一來，在政府脫離民眾並將自己當成國家之際，戰爭便變成了單純由政府依靠國庫內的金錢和本國的、鄰國的無業遊民所從事的事業。於是，各國政府所能運用的手段受到了限製，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都有了限度，這種限度是雙方都可以估算出來的。
也因為有了這樣的限度，戰爭中最危險的因素便消失殆盡。也就是說，趨向極端的趨勢和與此有關聯的係列難以估計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人們大致可以知道敵國擁有多少財富、信用貸款，大體知道敵國的軍隊數量，而在戰爭開始時，這些東西無法大量增加。大體知道敵國擁有多麽強大的實力，才能保證自己不至於遭遇徹底的毀滅，同時也能讓自己意識到己方力量的有限，然後選擇恰當的目標：既不至於遭遇毀滅性的打擊，自己也不去追求極端的目標。
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的必然性便失去了效用，人們不會尋求極端，隻有勇氣和榮譽心還可能促使人們追求極端，不過它們會在國家關係中遭到力量強大的阻力。
所以，君主、統帥都隻能謹慎地對待戰爭工具。如果軍隊被擊垮，那麽他們便無法組建新的軍隊，而且除了這支部隊之外，他們將一無所有。這就要求他們三思而後行。
隻有在時機對己方非常有利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這種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的手段，而統帥的高超藝術便表現在善於創造這樣一種極為有利的時機。在這樣的時機尚未出現時，人們似乎無事可做，統帥沒有理由采取行動，一切力量似乎都是靜止的，就連進攻方最初的動機也被謹慎與躊躇湮沒。
這樣一來，戰爭實際上變成真正的紙牌遊戲，洗牌的是時間和偶然性。從戰爭意義的角度上看， 戰爭不過是一種比較強硬的外交，一種比較有力的謀求談判的方式，而會戰與圍攻是較為重要的外交文書。 就算是非常富有榮譽感的人，他的目標也隻是謀取適當的利益，充當締結和約的資本。
我們在前麵說過，戰爭具備這種有限的、規模較小的形態的原因在於它所依靠的基礎窄小。像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與腓特烈大帝這樣卓越的統帥和國王，統率著驍勇善戰的部隊卻不得不滿足於取得普通的戰果，都是由於歐洲存在著政治均勢所造成的。
以往的歐洲存在著諸多小國，它們之間彼此相互聯係，距離近，接觸多，並存在著親戚關係和個人友誼，這一切都是可以阻止個別國家迅速強大起來的因素。
現在，國家變大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變遠了，這一點便轉由各國外交事務的更大發展來實現了。政治利害關係、引力和斥力已經形成了一個極為微妙的體係，以至於如果沒有所有國家的政府參與，歐洲戰場將一片寂靜。
所以，新時代的偉大統帥和國王，除了手持一把利劍外，還得拿起一支好筆。但就算是這樣，他在征服別國方麵依舊難有大的進展。
在17世紀，盡管路易十四企圖破壞歐洲的均勢局麵，並無需擔心對他的普遍的敵對情緒，但是他采取戰爭的方式依舊是傳統的方式。這是因為，雖然他的軍隊是歐洲最強大、最富有的軍隊，但從其性質上說，它跟其他王國的軍隊沒有區別。
在韃靼人時代、共和國時代，甚至於在中世紀，對敵國進行掠奪和破壞這種戰爭方式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不過，在現在，它已經與時代精神脫節。人們完全有理由將它當成是無益的和野蠻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極易遭到報複，而且它所打擊的是敵國的民眾，而非帝國政府。所以，它並不起作用，它隻會造成民族的文化水平永遠處於落後狀態。
所以，從戰爭的手段和其目標上看，戰爭都越來越局限於軍隊本身。軍隊及其要塞和陣地變成了國中國，而戰爭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對此，整個歐洲手舞足蹈，並認為這是智力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
雖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但是對各國人民來說，這種變化卻發揮著良好的作用。不過，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變化讓戰爭更加成為政府的事情，而與民眾則越來越疏遠。
在這個時期，進攻方的戰爭計劃往往局限於攻占敵國的某個地區，防禦方的戰爭計劃則通常是阻止進攻方達到這樣的目的。具體到戰爭中，各個戰局計劃基本上是圍繞攻占敵人的某個要塞，或者是阻止敵人攻占某個要塞展開。至於會戰，隻有雙方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認為會戰無法避免，他們才會尋求會戰。
如果說會戰並非不可避免，隻不過是因為統帥求勝心切而作出會戰的決定，那麽他將背負“魯莽的統帥”的罵名。一般情況下，一次戰局隻有一次圍攻，最多兩次圍攻，而冬營則是必然的休戰時期。
在冬營期間，一方的不利狀態絕不會成為另一方的有利條件，因為雙方幾乎沒有接觸的時候。因此，冬營也被當成一次戰局與另一次戰局之間明顯的界限。
倘若雙方力量勢均力敵，或者進攻方力量較弱，那麽會戰和圍攻幾乎不會發生，一次戰局的全部活動將局限於保持某幾個陣地與倉庫，或者步步為營地蠶食敵人的某些地區。
如果戰爭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那麽人們便會認為，這一切都是正常的狀態。
由於從18世紀開始的對軍事藝術的研究隻停留在戰爭的個別問題的層麵上，不太重視戰爭的開始和結局，便出現了這樣那樣關於偉大和完美統帥的說法。以道恩為例，雖然他的主要戰績是讓腓特烈大帝完全達到了目的，而使瑪麗亞·特利莎的願望落空，但是他也似乎應當成為偉大的統帥。
事實上，在當時隻偶爾出現較為精辟、客觀的說法，即如果擁有優勢兵力就必須爭取某種積極的成果，否則，不管玩弄何種技巧都不能打勝仗。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的情況就是如此。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用它們的外交式的軍事藝術進行戰爭。不過，沒多久，這種軍事藝術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在當時，人們將希望寄托在為數不多的軍隊上，可是1793年的戰爭出現了新情況，即戰爭成為人民的事情，變成以國民自居的3000萬人的事情。
對此，我們並不準備研究產生這種偉大現象的詳細情況，而隻想談談具有決定意義的結論。
由於人民群眾的參與，戰爭便不再取決於政府和軍隊，而是取決於全體人民以及其固有的力量。這個時候，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夠做出的努力不再受到限製，用來戰爭的力量也不再遭遇阻力。所以，對敵人來說，危險是最大的。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所展現出來的威力尚未讓人們充分感覺到，且尚未被人們完全認識到；如果說革命將領沒有不顧一切地向最後的目標挺進，沒有摧毀歐洲的專製王朝；如果說德意誌的軍隊可能阻擋這股洪流，那麽，所有這些情況也都是法國人進行鬥爭的藝術不完善所引起的。
這種不完善首先表現在普通的士兵身上，隨後表現在將軍們身上，最後則表現在政府身上。
不過，這一切在拿破侖時代得到改善。當時，拿破侖統率這支以人民群眾為基礎的軍隊南征北戰，踏遍歐洲，粉碎一切抵抗。他在所有舊式軍隊麵前絲毫沒有產生過猶豫。
不過，拿破侖的利劍驚醒了歐洲各國。在西班牙，戰爭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奧地利，政府首先做的事情是費盡心思搞動員，組織了預備隊和後備軍，結果奧地利人接近了預定的目標，他們所做的事情遠比此前政府所認為可能做到的事情還要多；1812年，俄國也做了動員，它憑借幅員遼闊的條件讓準備較遲的戰爭行動也產生效果，並且獲得輝煌的戰績；在德意誌普魯士，政府將戰爭變成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幾乎減半且沒有金錢與貸款的情況下，使得兵力達到了1806年時的兩倍；德意誌其餘各邦也先後這樣做。如此一來，假如我們將參加戰爭的和損失了的人員都考慮在內，那麽德意誌和俄國在1813年及1814年兩次戰局中對法國作戰中使用了100萬人左右的兵力。
在這種情況下，作戰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盡管這種威力還沒法跟法軍的水平相提並論。但是，總的來說，戰局已經不再是傳統式的戰局，而是按照新的作戰方式進行。8個月後，法國不得不第一次低頭，而拿破侖則被捆縛著倒在地上。
自從拿破侖出現以後， 戰爭就發生了變化，它先是在作戰的一方，後在另一方，變成了全體人民的事情。於是，戰爭便非常接近於它真正的性質，接近其絕對完善的形態。
在戰爭中使用的手段已然沒有明顯的限製，因為這種限製早已被政府及其臣民的幹勁和熱情湮沒。由於手段的增多，作戰所獲得的成果的範圍可能擴大，再加上群眾強烈的感情，作戰威力便異乎尋常地提高。如此一來，擊垮敵人便成為軍事行動的目標。隻有敵人被打垮時，人們才認為可以鳴金收兵，並根據政治目的進行談判。
於是，戰爭各要素從墨守成規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進而爆發出全部自然的力量。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各國人民紛紛參與了戰爭這一重大的國家事務，而人民群眾參加戰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麵：首先，法國革命在歐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次，法國人的軍事行動威脅到各國人民的安全。
上述情況是否會永遠存在？未來歐洲的一切戰爭是否都是全民戰爭，因此隻是因為各國民眾的重大利益才會發動戰爭？或者，政府是否將會逐漸脫離人民？
上述這些問題難以斷定，我們在此不敢輕易下結論。不過，我們敢這樣說，上述那些限製隻在人們對某種可能性還未意識到的時候才出現。一旦這些限製被打破，那麽它們便難以恢複，至少在重大的利益關係發生時，雙方的敵對情緒要以今天的方式來解決。
我們對曆史的考察就到這裏。我們要說明的是，進行這種考察的目的並非想急急忙忙地為每個時代的戰爭規定一些作戰原則，而是想指出，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戰爭，每個時代的戰爭都有其特有的限製條件和範圍。 所以，這個世界到處有人拿著哲學原理來研究戰爭力量，可是每個時代依舊存留著它自己的戰爭理論。
由此可見，在判斷每個時代所發生的事件時，一定要顧及每個時代的特點。隻有我們不將主要精力放在瑣碎的細節上，而是花時間和精力於大事件，深入了解每個時代的特點和人，才有可能對當時的統帥作出正確的了解與評價。
不過，因為國家和軍隊的特殊條件所限製的那些作戰方法，依舊帶有某種比較具有普遍性的東西，甚至是某種完全具有普遍性的東西，這些是理論首先要研究的對象。
戰爭已獲得了絕對的形態，它含有的普遍適用的與必要的東西是最多的。不過，戰爭一旦突破限製就很難被緊緊地束縛住，未來的戰爭或許不會都具備這種規模巨大的特性。
所以，如果理論單純地研究絕對戰爭，那麽它便會將戰爭性質由外來影響而引發變化的情況排斥在外，或者將這些情況當成錯誤而大加撻伐。這不是理論的目的。 因為理論研究的是現實情況中的戰爭學說，而非想象中的戰爭學說。 所以，理論在考察、區別與整理各種事物時，一定要衡量引發戰爭的情況的多樣性。所以，理論在明確戰爭的大致輪廓時，就要將時代及當時情況的要求納入考察範圍。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進行戰爭的人所提出的目標和占有的手段，往往取決於他所處的具體情況。同時，戰爭會具有時代及一般情況的特性。最後，它們還要服從於從戰爭的性質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結論。
注解：[1] 指拿破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