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與海》和現代管理學都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在許多中國學者眼裏,它們分別在各自的領域代表著一種令人仰望的高度。

我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作家。跟那些哈洋族學者相比,我是一個很中國的另類。我承認,《老人與海》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關於這些,你們可以從本書中找到我的論述。人生好像一片蒼茫的大海,你我都是久經滄桑的老人。《老人與海》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在一片蒼茫之中隱約透露了某種神秘的暗示。我曾經多次拜讀這部小說,對小說中的那些暗示感到癡迷,並且情不自禁地翻譯了自張愛玲、餘光中以來的又一個中文版本。

但我要說明的是,那些哈洋一族的中國學者跟我不一樣。他們之所以推崇美國文化,不是因為那些暗示,而是因為他們的圍城困境。何謂圍城?按照錢鍾書的說法,乃是城裏城外兩種奇怪的心態,即:城外的人因為憧憬想進來,城裏的人因為厭倦想出去。由是也,人們總是在追求一種想象中的快樂生活。老婆似乎總是別人的好,反之亦然。家鄉的美總是要等著別人來發現,在這種美被發現之前,許多人早已看膩了,甚至懷著對遠方的向往而遠走高飛。在哈洋一族的學者們眼裏,外國的月亮也似乎總是比中國的圓。

《老人與海》所描述的是一種人生的困境。從本質上講,現代管理學的困境,其實也就是這種人生的困境。美國人有美國人的困境,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困境。盡管中國人的困境有可能數倍於美國人,但我依然想弱弱地問那些哈洋族學者一句:這種陷在困境中的現代管理學,能夠解決中國人的困境嗎?大約在10年以前1①,當同行們還在把那些從歐美引進的管理學理論奉為經典的時候,我開始冷靜下來,希望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為現代的人與企業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

在我看來,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史,其實也是一部管理學的發展史。文化對於社會組織的作用,其實就是管理的實效。頗為幽默的是,人們往往熱衷於談論文化的表現形式,卻對它的本質視而不見。

我之所以如此潛心於中國傳統文化,是因為經常有人跟我探討人生的出路問題。他們包括被人們視為社會精英的企業家、經理人、白領職員,也包括普通的公司員工,以及即將進入職業生涯的新人類——畢業班的大學生們。他們像《老人與海》裏的那位老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充滿矛盾和衝突的現實世界裏,一會兒躊躇滿誌,一會兒混亂不堪。他們麵臨著許多困擾已久的難題,例如:為什麽企業越大越脆弱?為什麽高薪請不到傑出的人才?

為什麽忠誠的員工成了一個遙遠的神話?為什麽管理技術在不斷① 即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

進步,管理難題卻依然層出不窮?在所有的難題中,最大的難題是:為什麽企業會成為老板和員工互相利用、彼此折磨的人間地獄?而我則以為,這些現代管理學無法打開的死結,卻能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輕而易舉地找到解決之道。

現在,我試圖通過解讀《老人與海》和對比中西方文化,來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學。我的論述也許很武斷,但我要說——我提供的不是一個必須接受的標準答案,而是一個有價值的參考意見,跟來自歐美的現代管理學一樣。

請不要用批判的眼光看我,否則你看到的隻是一大堆等待批判的資料,卻錯過了我給你的參考和啟示。讓我們一起來談論快樂,談論愛與創造,談論一係列生命的奧秘。我們談論的這些,其實都與真實的人性有關。企業的困境說到底是人的困境,企業的出路說到底也是人的出路。我希望通過我們的談論,為管理學提供一種返璞歸真的方向。因此,當你進入本書之後,我希望你能夠忘記你的批判——你應該透過那些直言不諱的講述,對塵封已久的中國曆史和文化有一種全新的看法以及許多恍然大悟的了解。

南北朝時期,有一個名叫張僧繇的畫家,在金陵安樂寺的牆壁上畫了四條龍。這些龍畫得惟妙惟肖,活靈活現,簡直就像真的一樣。人們往來觀看,都稱讚他畫得好。

張僧繇卻不以為然地說:“這些龍雖然栩栩如生,也不過是龍的畫像而已,有龍的形狀卻沒有龍的神韻。

一旦它們有了那種神韻,就會變成真龍飛去。”

人們問他:“它們如何才能擁有那種神韻呢?”

張僧繇說:“難道你們沒有發現這些龍都沒有眼睛嗎?如果我為它們點上眼睛,它們就會立即閃耀出那種神韻。”

人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嘲笑他吹牛。張僧繇微微一笑,舉起畫筆,為其中的兩條龍點上了眼睛。

頃刻之後,那兩條龍的眼睛裏果然閃耀出探照燈一樣的光芒,然後,它們張牙舞爪,動了起來。就在人們驚慌失措之際,它們昂起頭來,大叫了一聲。一時之間,雷電交加,狂風大作,那兩條龍破壁而出,飛入了層雲密布的天空。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國人的象征,然而,如果沒有眼睛,就會徒有龍的形狀而沒有龍的神韻,隻不過是一條似是而非的龍。當有了自己的眼睛之後,才能變成一條真龍,才能破壁而出,在那茫茫雲海之中恣意遨遊,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有眼睛的龍才是真龍,這是中國成語“畫龍點睛”的典故。

現在,請帶上你的眼睛,進入這本書。不要批判,要發現。批判者無法發現真理,批判者隻能自以為是,批判者隻能故步自封……而在你的發現之旅中,卻充滿了一連串的驚喜。

2005年仲夏初稿於北京

2012年春天修訂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