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需要再進一步，考察希臘文明的另一個特點。――一個古代的希臘人不但是希臘人，並且是個古人；他不僅和英國人或西班牙人不同，因為他屬於另一種族，具有另外一些才能，另外一些傾向；並且他和現代的英國人，西班牙人，希臘人不同，因為他生在曆史上前麵的一個時期，具有另外一些觀念，另外一些感情。他在我們之前，我們跟在他的後麵。他的文明沒有建築在我們的文明之上，而是我們的文明建築在他的和別的幾種文明之上。他住在底層，我們住在三樓或四樓。由此產生無數重要的後果，一個人住在地麵上，所有的門戶直接開向田野，另外一個人在一所現代的高樓上關在一些狹小的籠子裏：差別之大莫過於這樣兩種生活了。這個對比可以用兩句話說明：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精神境界是簡單的，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精神境界是複雜的。因此他們的藝術比我們的樸素；他們對於人的心靈與肉體所抱的觀念，給他們的作品提供材料；但我們的文明已經不允許這一類的作品產生了。
一
隻要對他們生活的外表看上一眼，就能發覺他們的生活多麽簡單。文明逐漸向北方移動的時候，不能不滿足人各式各種的需要，在南方最初的基地上可沒有這些問題。――在高盧，日耳曼，英吉利，北美洲或是潮濕或是寒冷的氣候之下，人吃得更多，需要更堅固更嚴密的屋子，更暖更厚的衣服．更多的火和更多的光線，更多的掩蔽，給養，工具，工業。他必然要會製造。欲望又隨著滿足而增長，四分之三的精力都用來求生活的安樂。但得到的方便同時成為一種束縛，增加人的麻煩，使人做了安樂的俘虜。你們想一想，今日一個普通男子的衣著包括多少東西！女人的衣著，即使是中等階級的，更不知有多少！兩三口櫃子還裝不下。那不勒斯或雅典的婦女現在也仿效我們的時裝了。一個希臘的愛國誌士穿的古怪服裝和我們的一樣累贅。我們北方的文明，回流到落後的南方民族中去的時候，帶去一套不必要的複雜而奇怪的裝束；現在隻有在偏僻的區域和十分窮苦的階層中，才能遇見衣服減少到適合於當地氣候的人：那不勒斯的所謂“窮光蛋”隻穿一件長至膝蓋的單褂，阿卡提亞〔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中部〕的女人隻穿一件襯衣。
古希臘的男人隻需要一件沒有袖子的背心，婦女隻要一件沒有袖子的長到腳背的單衫，從肩膀到腰部是雙層的：這是服裝的主要部分：此外身上再裹一大塊方形的布，女人出門戴一塊麵紗，穿一雙便鞋；蘇格拉底隻有赴宴會才穿鞋子：平時大家都赤著腳光著頭出去。所有這些衣服一舉手就可脫掉，絕對不裹緊在身上，但是能刻劃出大概的輪廓；在衣服飄動的時候或者接縫中間，隨時會暴露肉體。在練身場上，在跑道上，在好些莊嚴的舞蹈中，他們幹脆脫掉衣服。普利納說：“全身赤露是希臘人特有的習慣。”衣著對於他們隻是一件鬆鬆散散的附屬品，不拘束身體，可以隨心所欲在一刹那之間扔掉。――人的第二重包裹，房屋，也同樣簡單。你們把聖·日耳曼或楓丹白露的屋子，跟龐貝依或赫叩雷尼阿姆的屋子做個比較罷；這是兩個美麗的內地城鎮，當時在羅馬郊外的地位與用途，正如今日聖·日耳曼和楓丹白露之於巴黎。你們計算一下，現在一所過得去的住屋包括些什麽：先是用軟砂石蓋的二層或三層的大建築，裏頭有玻璃窗，有糊壁紙，有花綢，有百葉窗，有二重或三重窗簾，有壁爐架，有地毯，有床，有椅子，有各種家具，有無數的小古董，無數的實用品與奢侈品。再想象一下牆壁單薄的龐貝依的屋子：中央一個小天井，有個滴滴答答的噴泉，天井四周十來個小房間，畫著一些精致的畫，擺著一些小小的銅像；這是一個輕巧的棲身之處。給人晚上歇宿，白天睡中覺，一邊歇涼一邊欣賞優美的線條，和諧的色彩；按照當地的氣候，再沒有別的需要。在希臘的盛世，室內配備還要簡單得多。小竊挖得進去的牆壁隻刷白粉，在伯裏克理斯的時代〔五世紀〕，壁上還沒有圖畫；室內不過是一張床，幾條毯子，一隻箱子，幾個漂亮的有圖畫的水瓶，一盞簡陋的燈，牆上掛幾件兵器；小小的屋子還不一定有樓，但對於一個雅典的貴族已經足夠。他老在外邊過活，在露天，在廊下，在廣場上，在練身場上；而給他過公共生活的公共建築也和私宅一樣樸素。那決不是高樓大廈，象我們的立法議會〔法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國會名稱〕或者倫敦的韋斯敏斯德，內部有許多裝修，有成排的席位，有燈火，有圖書館，有飲食部，有各個部門，各種服務；希臘的議會隻是一個空曠的廣場，叫做尼克斯，幾級石砌的台階便是演說家的講壇。此刻我們正在建造一所歌劇院，我們需要一個寬大的門麵，四五座大樓，各種的休息室，客廳，走道，一個寬敞的劇場，一個極大的舞台，一個巨型的頂樓安放布景，無數大大小小的房間安置演員和管理人員；我們花到四千萬〔法郎〕，場子裏有二千座位。在希臘，一個劇場可以容納三萬到五萬觀眾，造價比我們的便宜二十倍，因為一切都由自然界包辦：在山腰上鑿一個圓的梯形看台，下麵在圓周的中央築一個台，立一座有雕塑裝飾的大牆，象奧朗日的那樣，反射演員的聲音；太陽就是劇場的燈光，遠處的布景不是一片閃閃發亮的海，便是躺在陽光之下的一帶山脈。他們用儉省的辦法取得豪華的效果，供應娛樂的方式象辦正事一樣的完善，這都是我們花了大量金錢而得不到的。
再看人事方麵的組織。一個現代的國家包括三四千萬人，散處在縱橫千餘裏的領土之內。它比古代的城邦更鞏固；但另一方麵，它也複雜得多。要當一個差事必須是一個專門的人；因此行政工作也象別的職業一樣成為專門的了。大多數人隻能每隔許多時候用選舉方式參與國家大事。平日他們住在內地，不可能有什麽個人的和明確的見解，隻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盲目的情感，遇到要決定戰爭，和平，或捐稅的時候，隻能讓一般比他們知識豐富而由他們派往京城去當代表的人處理。――關於宗教，司法，陸軍，海軍的問題，也同樣由人代庖。這些公事每一項都有一批專門的人；必須經過長期的學習才能在其中當個角色，大多數的公民都不能勝任。我們完全不參與這些事情；我們有代表，或者出於他們自己選擇，或是由國家選擇，代我們去打仗，航海，審判，祈禱。事實上我們也不得不如此：職務太複雜了，不能臨時由一個生手去執行；教士要進過神學院，法官要進過法學院，軍官要進過軍校，軍營或軍艦，公務員要經過考試和辦公室的實習。――相反，一個象希臘城邦那樣小的國家，普通人能擔任一切公共職務；社會並不分成官吏和平民，沒有退休的布爾喬亞，隻有始終在活動的公民。雅典人對於有關公眾利益的事都親自決定；五六千公民在廣場上聽人演說，當場表決；廣場便是菜市，大家在這兒售賣自己出產的油和橄欖，也在這兒製定法律，決定法令：領土不過等於現代的一個城郊，鄉下人比城裏人多走的路也很有限。討論的事情並不超過他的智力，隻關涉到一個教區的利益，因為城邦隻有一個城。應當如何對付美加拉或者科林斯，他不難判斷：隻消憑個人的經驗和日常的印象就行；他毋須做一個職業政治家，熟悉地理，曆史，統附等等。同樣，他在自己家中就是教士，每隔多少時候還當本部族或本部落的祭司；因為他的宗教是保姆嘴裏講的美麗的故事，儀式是他從小就會的舞蹈或唱歌，還有是穿了某種衣服當主席，吃一頓飯。――此外，他也在法院中當審判，審理民事，刑事，宗教的案子：逢到自己有訴訟就親自出庭辯護。一個南方人，一個希臘人，天生頭腦靈活，能說會道：當時法律條文還沒有那麽多，沒有積成一部法典和一大堆頭緒紛繁的東西；他大體都知道：法官可以背給他聽，而且習慣容許他憑著本能，常識，情緒，性子說話，至少同嚴格的法學和根據法理的論證同樣有效。――倘若他有錢，他就做演出的主辦人。你們已經看到希臘的劇場不象我們的複雜，而且雅典人素來愛排練舞蹈，歌唱，戲劇。――不論貪富，人人都是軍人；戰爭的技術還簡單，還沒有戰爭的機器，民團就是陸軍。在羅馬人未來之前，這是最優秀的軍隊。要培養精銳的士兵，有兩個條件，而這兩個條件都由普通教育完成了，不用特殊訓練，不用辦新兵操演班，不用軍營中的紀律和練習。一方麵，他們要每個士兵都是出色的鬥士，身體要極強壯，極柔軟，極靈活，會攻擊，招架，奔跑。這些都由練身場擔任了，練身場是青年人的學校，他們連續幾年，整天在裏麵搏鬥，跳躍，奔跑，擲鐵餅，有係統的鍛煉所有的肢體和肌肉。另一方麵，他們要士兵能整然有序的走路，奔馳，做各種活動。應付這些，他們的舞蹈就足夠了：所有全民的和宗教的賽會，都教兒童和青年如何集合，如何變換隊形。斯巴達的公共舞蹈隊和軍隊奉同一個神為祖師。在這樣的風俗習慣培養之下，公民一開始就能毫無困難的成為軍人。――當水手也不需要更多的學習。當時的戰艦不過是一條航行近海的船，至多裝二百人，無論到哪裏都不大會望不見陸地。在一個既有海口，又以海上貿易為生的城邦之內，沒有一個人不會操縱這樣的船。我們的水手和海軍軍官要十年的學習和實習，才能熟悉氣候的征兆，風向的變化，位置與方向，一切的技術，一切的零件；希臘卻沒有一個人不是事先就會或一學就會的。――古代生活的這些特點都出於同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前例而簡單的文明；都歸結到同一個後果，就是非常平衡而簡單的心靈，沒有一組才能與傾向是損害了另一些才能與傾向而發展的，心靈沒有居於主要地位，不曾因為發揮了任何特殊作用而變質。現在我們分做受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城裏人和鄉下人，內地人和巴黎人，並且有多少種階級，職業，手藝，就有多少種不同的人；人到處關在自己製造的小籠子裏，被一大堆需要所包圍。希臘人沒有經過這麽多的加工，沒有變得這樣專門，離開原始狀態沒有這樣遠，他所活動的政治範圍更適應人的機能，四周的風俗更有利於保持動物的本能：他和自然的生活更接近，少受過度的文明奴役，所以更近於本色的人。
二
這些僅僅是鑄造個人的環境和外界的模子。現在讓我們深入個人的內心，接觸他的思想和感情；希臘人和我們在這方麵的距離更可觀。在無論什麽時代，無論什麽國家，養成思想感情的總不外乎兩種教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兩者都向同一方麵發生作用，當時是要思想感情保持單純，現在要思想感情趨於複雜。――近代人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長的芽，和本能抵觸的。那好比一陣劇烈的抽搐，破壞了心靈的原始狀態。基督教宣稱世界萬惡，人心敗壞；在基督教產生的時代，這是事實。所以基督教認為人應當換一條路走。現世的生活是放逐；我們應當把眼睛轉向天上。人性本惡，所以應當壓製一切天生的傾向，折磨肉體。感官的經驗和學者的推理都是不夠的，虛妄的；應當把啟示，信仰，神的點拔作為指路的明燈。應當用贖罪，舍棄。默想來發展我們的心靈，使眼前的生活成為熱烈的期待，求解脫的期待，時時刻刻放棄我們的意誌，永遠皈依上帝，對他抱著至高無上的愛；那末偶爾可以得到一些酬報，能出神入定，看到極樂世界的幻影。一千四百年之間，理想的模範是隱士與修士。要估量這樣一種思想的威力，要知道這思想改變人類的機能與習慣到什麽程度，隻消讀一遍偉大的基督教詩歌和偉大的異教詩歌，讀一遍《神曲》，再讀一遍《奧德賽》與《伊利亞特》。――但丁看到一個幻象，他走出我們這個渺小的暫時的世界，進入永恒的國土。他看到刑罰，贖罪，幸福［地獄，煉獄，天堂]。劇烈的痛苦和慘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心驚膽戰：凡是執法者與劊子手逞著狂怒與奇巧的幻想所能發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感覺到了，為之魂飛魄散。然後他升到光明中去，身體失去了重量，往上飛翔，一個通體放光的女子〔俾阿特利斯〕堆著笑容，他不由自主的受她吸引；聽見靈魂化為飄飄****的歌聲與音樂，看到人的心靈變為一朵巨大的玫瑰，鮮豔的光彩便是天上的德性與威力：神聖的言語，神學的真理，在太空發出隙亮的聲音。理智在灼熱的高空象蠟一般熔化了，象征與幻景互相交錯，掩蓋，終於達到一個神秘的令人眩惑的境界；而整個詩篇，包括地獄的和天堂的部分，就是一個從噩夢開始而以極樂告終的夢境。――可是荷馬給我們看到的景色不知要自然多少，健全多少！他講到特洛亞特，伊薩卡島和希臘的各處海岸；我們至今還能追尋那種景色，認出山脈的形狀，海水的顏色，飛湧的泉水，海鳥棲宿的扁柏與榛樹；荷馬的藍本是穩定而具體的自然界：在他的詩歌中，我們覺得處處腳踏實地，站在現實之上。他的作品是曆史文獻；寫的是他同時人的生活習慣；奧林潑斯山上的神明不過是一個希臘人的家庭。我們毋須勉強自己，毋須鼓起狂熱的心情，就能發覺自己心中也有他所表現的情感；想象出他描寫的世界，包括戰爭，旅行．宴會，公開的演說，私個的談話，一切現實生活的情景，友誼，父母子女的愛，夫婦的愛，追求光榮，需要行動，忽而發怒，忽而息怒。對迎神賽會的愛好，生活的興致，以及純樸的人的一切情緒，一切欲望。詩人把自己限製在一個看得見的範日之內，那是人的經驗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這個範圍；現世對他已經足夠，也隻有現世是重要的：“他世界”隻是幽魂所住的渺茫的地方。於裏斯在阿台斯〔地獄之神〕那兒遇到阿喀琉斯，祝賀他在亡魂中仍然是領袖，阿喀琉斯回答說：“光榮的於裏斯，不要和我談到死。我寧可做個農夫，替一個沒有遺產而過苦日子的人當差，那比在從古以來所有的死人中間當頭兒還強得多。你還是和我談談我光榮的兒子吧，告訴我，他在戰場上是不是第一個英雄好漢。”――可見他進了墳墓仍舊在關心現世的生活。“於是飛毛腿阿喀琉斯的幽魂退隱了，在野水仙日裏邁著大步走開，非常高興，因為我告訴他說，他的兒子出了名，勇敢得很。”――在希臘文明的各個時代都出現同樣的情感，不過稍有出入而已。他們的世界是陽光普照的世界：臨死的人的希望與安慰，無非是他的兒子，他的榮譽，他的墳墓，他的鄉土，能夠在陽光之下繼續存在。棱倫對克雷薩斯（自命為最幸福的國王）說：“我認識的最幸福的人莫過於雅典的丹羅斯；因為他的城邦興旺，兒子又美又有德行，他們也有了孩子，能守住家業，而他自己還活著：他這樣興旺的過了一輩子，結局也很光榮。雅典人和鄰居埃留西斯人打仗，他出來效力，在趕走敵人的時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為他舉行國葬，把他大大表揚了一番。”在柏拉國的時代，希波阿斯提到大多數人的意見，也說：“不論什麽時代什麽地方，人生最大的福氣莫如在希臘人中享有財富，健康，聲望，活到老年，把父母體體麵麵的送終，然後由子孫用同樣體麵的排場把自己送進墳墓。”哲學家長篇大論的提到“他世界”的時候，那個世界也並不可怕，並不無邊無際，既不與現世相去天壤，也不象現世這樣確鑿無疑，既沒有無窮的刑罰，也沒有無窮的快樂，既不象一個可怕的深淵，也不象榮耀所歸的天國。蘇格拉底對審判他的人說：“死不外乎兩種情形：或者是化為烏有，一切感覺都沒有了；或者象人家說的，死是一種轉變，是靈魂從這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過程。假如死後一無所覺，好象睡著一般，連夢都沒有，那未死真是件妙事。因為在我看來，倘若有人在他的許多夜中舉出這麽一夜，睡得那麽深沉，連夢都沒有的一夜，再想到在一生的日日夜夜之間，有過哪一天哪一夜比這個無夢之夜更美好更甜蜜的，那他一定很容易得出結論；我這麽說不但是以普通人而論，便是對波斯王也一樣。所以倘若死是這樣的，我認為死真是上算得很；因為死後全部的時間隻等於一夜功夫。一―假如死是轉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過程，而假如真象人家說的，那個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未，諸位審判員，我們還能設想比死更大的樂事麽？倘若一個人到了阿台斯的境內，擺脫了你們這些自稱為的審判員，而遇到一般真正的審判員，如邁諾斯，拉達曼塔斯，埃阿克，德利普托雷瑪斯，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神明，象人家說的，在那裏當審判，那未搬到那裏去住難道有什麽不好麽？跟奧爾番斯，牟西間斯，希西俄德，荷馬住在一起，試問準不願意付出最大的代價換取這樣的樂趣？至於我，倘若事實果真如此，我還願意多死幾次呢。”因此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我們對於死應當抱著樂觀的態度。”――過了兩千年，巴斯洛提到同樣的問題同樣的疑惑，認為不信上帝的人，前途“不是永久的毀滅便是永久的痛苦，兩者必居其一”。這樣一個對比指出人的心靈在一千八百年中所受的擾亂。永久快樂或永久苦惱的遠景破壞了心靈的平衡；到中世紀末期為止，在這個千斤重擔的壓迫之下，人心好比一具機件損壞的天平，亂蹦亂跳，一忽兒跳得極高，一忽兒掉得極低，永遠趨於極端。文藝複興的時期，被壓迫的天性振作起來，重新占著優勢，但舊勢力還站在麵前想把天性壓下去：古老的禁欲主義與神秘主義，不但擁有原來的或經過革新的傳統與製度，並且還有這些主義在痛苦的心中和緊張過度的幻想中所散布的持久的騷亂。便是今日，這個衝突依舊存在；在我們心中，在我們周圍，關於天性和人生就有兩種教訓，兩種觀念，兩者不斷的摩擦使我們感覺到年輕的世界原來多麽自在，多麽和諧；在那個世界上，天生的本能是直線發展的，絲毫不受損害，宗教隻幫助本能生長而並不加以抑製。
一方麵，我們的宗教教育把雜亂無章的情感加在我們自發的傾向上麵；另一方麵，世俗的教育用一些煞費經營的外來觀念在我們精神上築起一座迷宮。開始最早而最有力量的教育是語言，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希臘的語言和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現代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英語，都是上話，原來是美麗的方言，如今隻剩下一些麵目全非的殘跡。長時期的衰落已經使它變質，再加外來語的輸入和混合更使它混亂，好比用古廟的殘磚剩瓦和隨便撿來的別的材料造成的屋子。的確，我們是用破碎的拉丁磚瓦，用另外一種布局安排起來，再用路上的石子和粗糙的石灰屑，造成我們的屋子，先是哥特式的宮堡，此刻是現代的住屋。固然我們的思想在我們的語言中能夠存活，因為已經習慣了；可是希臘人的思想在他們的語言中活動起來不知要方使多少！比較帶一些概括性的名詞，我們不能立刻領會；那些名詞不能一見便明，顯不出根源，也顯不出所假借的生動的事實。從前的人不用費力，單單由於類似關係而懂得的名詞，例如性別，種類，文法，計算，經濟，法律，思想，概念等等，現在都需要解釋。即使德文中這一類的缺陷比較少，仍舊沒有線索可尋。所有我門的哲學和科學的詞匯幾乎都是外來的；要運用恰當，非懂希臘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們往往運用不當。這個專門的詞匯有許多術語混進日常的談話和文字的寫作；所以我們現在的說話和思索，所依據的是笨重而難以操縱的字眼。我們把詞匯現成的拿來，照原來搭配好的格式拿來，憑著習慣說出去，不知道輕重，也分不出細微的差別；我們心中的意思隻能表達一個大概。作家要花到十五年功夫才學會寫作，不是說寫出有才氣的文章，那是學不來的，而是寫得清楚，連貫，恰當，精密。他必須把一萬到一萬二千個字和各種辭藻加以鑽研，消化，注意它們的來源，血統，關係，然後按照自己的觀念和思想用一個別出心裁的方案重新建造。如果不做過這番功夫而對於權利，責任，美，國家，一切人類重大的利益發表議論，就要暗中摸索，搖晃不定，陷入浮誇空泛的字句，響亮的濫調，抽象而死板的公式。關於這一點，你們可以看看報紙和通俗演說家的講話；在一般聰明而沒有受過古典教育的工人身上尤其顯著：他們不能控製字眼，因之也不能控製思想；他們講著一種高深而不自然的語言，對他們是一種麻煩，擾亂他們的頭腦；因為他們沒有時間把語言一點一滴的濾過。這是一個極大的不方便，為希臘人所沒有的。他們的形象的語言和純粹思考的語言，平民的語言和學者的語言，並無距離，後者隻是前者的繼續；一篇柏拉圖的對話錄沒有一個字不能為剛從練身場上修業完畢的青年人理解；提摩斯西尼斯的演說沒有一句不能和雅典的鐵匠或農民的頭腦一拍即合。你們不妨挑一篇彼德或米拉菩的演講，愛迭孫或尼高爾的短文，試譯為純粹的希臘文；你們勢必要把原文重新思索，更動次序：對於同樣的內容，你們不能不尋找更接近實際事物與具體經驗的字眼。真理與謬誤，在強烈的光照耀之下格外顯著；以前你們認為自然和明白的東西，現在會顯得做作和暗晦。經過一番對照，你們會懂得為什麽希臘人的更簡單的思想工具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一方麵，作品跟著工具而變得複雜，而且複雜得超過一切限度。我們除了希臘人的觀念以外，還有人類一千八百年來所製造的觀念。我們的民族一開始就得到太多的東西，把頭腦裝得大滿。才脫離粗暴的野蠻伏態，在中古時代晨光初動的時候，還在咿啞學語的幼稚的頭腦就得接受古希臘古羅馬的殘餘，以前的宗教文學時代的殘餘，頭緒紛繁的拜占庭神學的殘餘，還有亞理斯多德的知識總匯，原來就範圍廣博，內容奧妙，還要被阿拉伯的箋注家弄得更繁瑣晦澀。從文藝複興起，經過整理的古文化又有一批概念加在我們的概念之上，有時徹亂我們的思想。不問合適與否硬要我們接受它的權威，主義，榜樣，在精神與語言方麵使我們變做拉丁人和希臘人，象十五世紀的意大利學者那樣：拿它的戲劇體裁和文字風格給我們做範本，象十七世紀那樣；拿它的格言與政治思想來暗示我們，例如盧梭的時代和大革命的時代。已經擴大的小溪還有無數的支流使它更擴大：實驗科學和新發明日益加多，在五六個大國中同時發展的現代文明各各有所貢獻。一百年以來又加上許多別的東西：現代語言和現代文學的知識開始傳布了，東方的與古老的文明發現了，史學的驚人的進步使多少種族多少世紀的風俗人情在我們麵前複活過來。原來的細流變成大河，駁雜的程度也一樣可觀。這都是一個現代人的頭腦需要吸收的，真要象歌德那樣的天才，耐性和長壽，才能勉強應付。――可是在江河的發源地，水流要細小得多，明淨得多。在希臘史上最美好的時代，“青年學的是識字，寫字，計算，彈六弦琴，搏鬥和其他練身體的運動。”“世家大族的子弟”，教育也不過如此。隻加上音樂教師教他唱幾支宗教的與民族的頌歌，背幾段荷馬，希西俄德和別的抒情詩人的作品，出征時唱的戰歌以及在飯桌上唱的哈摩提阿斯歌。年紀大一些，他在廣場上聽演說家們演講，頒布法令，引用法律條文。在蘇格拉底時代，青年人要是好奇的話，會去聽哲入學派的舌戰。和議論，也會想法找一本阿那克薩哥拉斯和“埃利亞的齊諾”的書來看；有些青年還對幾何學感到興趣。但總的說來，他們的教育完全以體育與音樂為主，在練身之餘花在留心哲學討論上的一小部分時間，決不能和我們十五年二十年的古典研究與專門研究相比，正如他們二三十卷寫在草紙上的手稿不能和我們藏書三百萬冊的圖書館相比。――所有這些對立的情形，歸結起來隻是一種全新的不假思索的文化，和一種煞費經營而混雜的文化的對立。希臘人方法少，工具少，製造工業的器械少，社會的機構少，學來的字眼少，輸入的觀念少；遺產和行李比較單薄，更容易掌握；發育是一直線的，一個係統的，精神上沒有騷亂，沒有不調和的成分；因此機能的活動更自由，人生觀更健全，心靈與理智受到的折磨，疲勞，改頭換麵的變化，都比較少：這是他們生活的主要特點，也就反映在他們的藝術中間。
三
無論什麽時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現實生活的縮影。倘使我們觀察現代人的心靈，就會發覺感情與機能的變質，混亂，病態，可以說患了肥胖症，而現代人的藝術便是這種精神狀態的複製品。――中世紀的人精神生活過分發展，一味追求奇妙與溫柔的夢境，沉湎於痛苦之中，厭惡肉體，興奮過度的幻想和感覺竟會看到天使的幻影，專心一意的膜拜神靈。你們都知道《仿效基督》與《聖芳濟的小花》中的境界，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境界，你們也知道騎士生活和愛情法庭包含多少微妙的心理和多麽瘋狂的感情。因此繪畫和雕塑中的人物都是醜的，或是不好看的，往往比例不稱，不能存活，幾乎老是瘦弱細小，為了向往來世而苦悶，一動不動的在那裏期待，或者神思恍惚，帶著溫柔抑鬱的修院氣息或是出神入定的光輝；人不是太單薄就是精神太興奮，不宜於活在世界上，並且已經把生命許給天國了。――文藝複興時期，人的處境普遍有所改善，重新發見了古代而且有所了解，由此得到的榜樣使人的情神獲得解放，看著自己偉大的發明感到驕做，開始活躍：在這種情形之下，異教的思想感情和異教的藝術重新有了生機。但中世紀的製度和儀式繼續存在：在意大利與法蘭德斯的最優秀的作品中，人物與題材的抵觸非常刺目：殉道的聖徒好象是從古代的練身場中出來的，基督不是變做威風凜凜的邱比特，便是變做神態安定的阿波羅，聖母足以挑引俗世的愛情，天使同小愛神一般嫵媚，有些瑪特蘭納竟是過於嬌豔的神話中的女妖，有些聖·賽巴斯蒂安竟是過於放肆的赫刺克勒斯：總之，那些男女聖看在苦修與受難的刑具中間保持強壯的身體，鮮豔的皮色，英俊的姿勢，大可在古代的歡樂的賽會中充當捧祭品的少女，體格完美的運動員。――到了今日，塞得滿滿的頭腦，種類繁多而互相矛盾的主義，過度的腦力活動，閉門不出的習慣，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各大京城的狂熱的刺激，都使神經過於緊張，過分追求強烈與新鮮的感覺，把潛伏的憂鬱，渺茫的欲望，無窮的貪心，盡量發展。過去的人隻是一種高等動物，能在養活他的土地之上和照耀他的陽光之下活動，思索，就很高興：他要能永遠保持這個狀態也許更好。但現在的人有了其大無比的頭腦，無邊無際的靈魂，四肢變為贅疣，感官成為仆役，野心與好奇心貪得無厭，永遠在搜索，征服，內心的震動或爆炸擾亂身體的組織，破壞肉體的支持：他往四麵八方漫遊，直到現實世界的邊緣和幻想世界的深處：人類的家業與成績的巨大，有時使他沉醉，有時使他喪氣；他拚命追求不可能的事，或者對本行本業灰心失意：不是撲向一個激動，痛苦，闊大無邊的夢，象貝多芬，海涅，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便是受著社會牢籠的拘囚，為了一種專業與偏執狂而鑽牛角尖，象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人有了這種精神境界，當然覺得造型藝術不夠了；他在人像上感到興趣的不是四肢，不是軀幹，不是全副生動的骨骼；而是富於表情的臉，變化多端的相貌，用手勢表達的看得見的心靈，在外表和形體上還在波動和泛濫的無形的思想或情欲。倘若他還喜歡結構美好的形體，隻是由於教育由於受過長期的訓練，靠鑒賞家的那種經過深思熟慮的趣味。他憑著方麵眾多，包羅世界的學識，能關心所有的藝術形式，所有過去的時代，上下三等的人生，能欣賞外國風格和古代風格，田園生活，平民生活，野蠻生活的場麵，異國的和遠方的風景：隻要是引起好奇心的東西，不論是曆史文獻，是激動感情的題目，是增加知識的材料，他都感到興趣。象這種飽食過度，精力分散的人，必然要求藝術有意想不到的強烈的刺激，要求色彩，麵貌，風景，都有新鮮的效果，聲調口吻必須使他**，給他刺激或者給他娛樂，總之要求一種成為習氣的，有意做作的與過火的風格。
相反，希臘人的思想感情單純，所以趣味也單純。以他們的劇本為例：絕對沒有象莎士比亞的那種心情複雜，深不可測的人物：沒有組織精密，結局巧妙的情節：沒有出其不意的局麵。戲的內容不過是一個英雄的傳說，大家從小就聽熟的，事情的經過與結局也預先知道。情節用兩句話就能包括。阿查克斯一陣迷糊，把田裏的牲口當作敵人殺死：他對自己的瘋狂羞恨交加，怨歎了一陣，自殺了。菲羅克提提斯受著傷，被人遺棄在一個島上：有人來找他，討他的箭：他先是生氣，拒絕，結果聽從赫刺克勒斯的吩咐，讓步了。梅南特的喜劇，我們隻有在忒侖斯的仿作中見識過，內容竟可以說一無所有；羅馬人直要把他的兩個劇本合起來才能編成一出戲，即使內容最豐富的劇本也不超過我們現代喜劇的一景。你們不妨念一下柏拉圖的《共和國》的開頭，西奧克利培斯的《西拉叩斯女人》，最後一個阿提卡作家呂西安的《對話錄》，或者塞諾封的《經濟學》和《居魯士》；沒有一點兒鋪張，一切很單純，不過寫一些日常小景，全部妙處隻在於瀟灑自然；既不高聲大氣，也沒有鋒芒畢露的警句；你看了僅僅為之微笑，可是心中的愉快仿佛麵對一朵田裏的野花或者一條明淨的小溪。人物或起或坐，時而相視，時而談些普通的事，和龐貝依壁畫上的小型人像一樣悠閑。我們的味覺早已遲鈍，麻木，喝慣烈酒，開頭幾乎要認為希臘的飲料淡而無味；但是嚐過幾個月，我們就隻願意喝這種新鮮純淨的清水，而覺得別的文學都是辣椒，紅燜肉，或者竟是有毒的了。
現在到他們的藝術中去觀察這個傾向，尤其在我們所研究的雕塑中觀察。靠著這種氣質，他們的雕塑達到盡善盡美之境而真正成為他們的民族藝術；因為沒有一種藝術比雕塑更需要單純的氣質，情感和趣味的了。一座雕像是一大塊雲石或青銅，大型的雕像往往單獨放在一個座子上，既不能有太猛烈的手勢，也不能有太激動的表情，象繪畫所容許，浮雕所容忍的那樣，否則就要顯得做作，追求效果，有流於貝尼尼作風的危險。此外，雕像是結實的東西，胸部與四肢都有重量；觀眾可以在四周打轉，感覺到它是一大塊物質，並且雕像多半是**或差不多是**；所以雕塑家必須使雕像的軀幹與四肢顯得和頭部同樣重要，必須對肉體生活象對精神生活一樣愛好。――希臘文化是唯一能做到這兩個條件的文化。文化發展到這個階段這個形式的時候，人對肉體是感到興趣的，精神還不曾以肉體為附屬品，推到後麵去，肉體有其本身的價值。觀眾對肉體的各個部分同等重視，不間高雅與否：他們看重呼吸寬暢的胸部，靈活而強壯的脖子，在脊骨四周或是凹陷或是隆起的肌部，投擲鐵餅的胳膊。使全身向前衝刺或跳躍的腳和腿。在柏拉圖的著作中，一個青年批評他的對手身體強直，頭頸細長。阿裏斯托芬告訴年輕人，隻要聽他的指導，一定會康強健美：“你將來能胸部飽滿，皮膚白皙，肩膀寬闊，大腿粗壯……在練身場上成為體格俊美，生氣勃勃的青年；你可以到阿卡台米去，同一個和你年紀相仿的安分的朋友在神聖的橄欖樹下散步，頭上戴著蘆花織成的花冠，身上染著上在菩和正在抽芽的白楊的香味，悠閑自在的欣賞美麗的春光，聽楓楊樹在榆樹旁邊喁喁細語。”這種完美的體格是一匹駿馬的體格，這種樂趣也是駿馬的樂趣；而柏拉圖在作品中也曾把青年人比做獻給神明的戰馬，特意放在草場上聽他們隨意遊**，看他們是否單憑本性就能找到智慧與道德。這樣的人看到象巴德農上的“西修斯”和盧浮美術館中的“阿喀琉斯”一類的身體，毋須經過學習，就能領會和欣賞。軀幹在骨盤中伸縮自如的位置，四肢的靈活的配合，腳踝上刻劃分明的曲線，發亮而結實的皮膚之下的鮮剝活跳的肌肉，他們都能體驗到美，好比一個愛打獵的英國紳士賞識自己狗馬的血統，骨骼和特長。他們看到**毫不奇怪。貞潔的觀念還沒有變做大驚小怪的羞恥心；在他們身上，心靈並不占著至高無上的地位，高踞在孤零零的寶座之上，貶斥用途不甚高雅的器官，打入冷宮；心靈不以那些器官為羞，並不加以隱藏；想到的時候既不臉紅，也不微笑。那些器官的名字既不猥褻，也沒有挑撥的作用，也不是科學上的術語，荷馬提到那些器官的口吻同提到身體別個部分的口吻毫無分別。它們在阿裏斯托芬的喜劇中隻引起快樂的觀念，不象在拉伯雷筆下有**猥的意味。這個觀念並不成為猥褻文學的一部分，使古板的人不敢正視，使文雅的人掩鼻而過。它經常出現，不是在戲劇中，在舞台上，便是在敬神的賽會中間，當著長官們的麵，一群年輕姑娘捧著**的象征遊行，甚至還被人當作神明呢。一切巨大的自然力量在希臘都是神聖的，那時心靈與肉體還沒有分離。
所以整個身體毫無遮蔽的放在座子上，陳列在大眾眼前，受到欣賞，讚美，決沒有人為之駭怪。這個肉體對觀眾有什麽作用呢？雕像灌輸給觀眾的是什麽思想呢？對於我們，這個思想幾乎沒有內容可言，因為它屬於另一時代，屬於人類精神的另一階段。頭部沒有特殊的意義，不象我們的頭包含無數細微的思想，**的情緒，雜亂的感情：臉孔不凹陷，不秀氣，也不激動；臉上沒有多少線條，幾乎沒有表情，永遠處於靜止狀態；就因為此，才適合於雕像；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所製作的，臉部的重要都超出了應有的比例，掩蓋了別的部分：我們會不注意軀幹與四肢，或者想把它們穿上衣服。相反，在希臘的雕像上，頭部不比軀幹或四肢引起更多的注意：頭部的線條與布局隻是繼續別的線條別的布局，臉上沒有沉思默想的樣子，而是安靜平和差不多沒有光彩；絕對沒有超出肉體生活和現世生活的習慣，欲望，野心：全身的姿勢和整個的動作都是如此。倘若人物做著一個有力的動作，象羅馬的《擲鐵餅的人》，盧浮的《戰鬥者》，或者龐貝依的《福納的舞蹈》那末純粹肉體的作用也把他所有的欲望與思想消耗完了；隻要鐵餅擲得好，攻擊得好或招架得好，隻要跳舞跳得活潑。節奏分明，他就感到滿足；他的心思不放到動作以外去。但人物多半姿態安靜，一事不做，一言不發；他沒有深沉或貪婪的目光表現他全神貫注在某一點上；他在休息，全身鬆弛，絕無疲勞狀態；有時站著，一隻腳比另一隻腳略為著力，有時身體微側，有時半坐半睡；或者才奔跑完畢，象那個《拉西第蒙的少女》，或者手裏拿著一個花冠，象那個《花神》；他的動作往往無關重要；一他轉的念頭非常渺茫，在我們看來竟是一無所思，因此直到今天，提出了十來個假定，還是無法肯定《彌羅的維納斯》究竟在做什麽。他活著，光是這一點對於他就夠了，對於古代的觀眾也夠了。伯裏克理斯柏柏拉圖時代的人，用不到強烈和意外的效果去刺激他們遲鈍的注意力，或者煽動他們騷擾不安的感覺。一個壯健的身體，能做一切威武的和練身場上的動作，一個血統優秀，發育完美的男人或女人，一張暴露在陽光中的清明恬靜的臉，由配合巧妙的線條構成的一片樸素自然的和諧：這就夠了，用不著更生動的場麵。他們所要欣賞的是和器官與處境完全配合的人，在肉體所許可的範圍以內完美無缺；他們不要求別的，也不要求更多；否則他們就覺得過火，畸形或病態。――這是他們簡單的文化使他們遵守的限度，我們的複雜的文化卻使我們越出這個限度。他們在這個限度以內找到一種合適的藝術，塑像的藝術；我們是超越了這種藝術，今日不能不向他們去求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