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明智的君主，並不需要親自了解所有的事物，而是要明白作為君主應該掌握的核心原則。一個擅長治理的君主，並不是每件事都親力親為，而是要懂得如何駕馭百官、把握大局。隻要君主能夠掌握百官的要領，國家的事務就能簡化，從而實現國家的安定。如果君主能夠明確自己應該把握的原則，那麽權力就會集中，奸邪之事就會停止。沒有奸邪之徒，那些空談的人就不會來，真實的情況就會顯現出來。人們不再掩飾，事實就會擺在眼前。這就是所謂的最高境界的治理。
在這個最高境界的治理下，百姓們不喜歡空談和虛浮的言辭，也不喜歡那些不切實際的學說和流言蜚語。賢良和不肖的人都會回歸自己的本性，表現出真實的情感和行為，不再偽裝自己。人們保持著純樸的本性，盡心盡力地侍奉君主。在這樣的環境下，無論人們的能力如何，都可以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來安排適合的職位。這樣一來，每個人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發揮自己的長處。
君主應該擺脫個人的好惡情感，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虛無為本，傾聽那些有用之言。這就是所謂的“朝”。在朝廷上，君臣共同探討理義，共同製定法則。如果君主能夠秉持這種態度，那麽那些有理義之士就會前來歸附，法則的製定和實施就會得到保障。而那些奸邪之徒、貪婪偽詐的人就會遠離朝廷。
治理天下的關鍵在於清除奸邪；清除奸邪的關鍵在於管理好官員；管理好官員的關鍵在於掌握好治理之道；掌握好治理之道的關鍵在於了解人的本性和命運。因此，子華子說：“一個人如果厚重而不博學，專心致力於一件事情，保持正直的本性，那就是值得喜悅的。他不需要麵麵俱到，隻要努力做好一件事情就足夠了。隻要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就能夠使四方夷狄歸順。隻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才能夠做到不麵麵俱到而又能夠周全。這就是神農氏之所以能夠長久統治，堯舜之所以能夠彰顯聖德的原因。”
作為君主，如果自己聰明而認為別人愚笨，自己靈巧而認為別人笨拙，那麽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來向君主請示和匯報。這樣一來，君主就會應接不暇，無法了解所有的情況。即使君主再聰明再靈巧，也不可能什麽都知道。如果君主不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需要應對的請示又太多，那麽君主就會陷入困境。如果君主經常在自己的下屬麵前陷入困境，那麽他還怎麽能夠統治人民呢？如果君主陷入了困境而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了困境，那麽他的禍患就會越來越多。這樣的君主就是所謂的“重塞之主”，他的國家就無法長存了。
因此，一個有道行的君主，應該順應自然而不強行幹預，責令下屬而不隨意發號施令。他應該擺脫個人的想法和意願，保持清靜虛無的態度來等待時機。他不應該說自誇的話也不應該做奪人之事。他應該督促下屬明確職責、審查實際情況；應該讓官員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應該以不知道為最好的狀態；以不幹涉為最實際的行為。堯曾經問：“我要怎樣才能像日月那樣普照大地呢？”舜回答說：“我要怎樣才能讓四方的荒遠之地都歸服呢？”禹說：“我要怎樣才能治理好青州和北方地區以及那些奇異之地呢？”
在趙襄子的時代他以任登為某地縣令。任登在上計時對趙襄子說：“某地有個叫膽胥己的士人請求見您。”趙襄子見了膽胥己後任命他為中大夫。相國說：“您隻是聽說了他而沒有親眼見過他吧！怎麽能這樣輕易地就任命他為中大夫呢？這不是我們晉國的慣例。”趙襄子說：“我舉薦任登時已經對他進行了詳細的考察。現在任登又舉薦了膽胥己我也對他進行了詳細的考察。這樣做可以讓我耳目所及的人才源源不斷。”於是趙襄子不再多問就任命膽胥己為中大夫。趙襄子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他懂得任用人才的重要性隻要讓賢者盡力施展才華就足夠了。
作為君主最大的禍患在於任用了人才卻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或者任用了他們卻又讓那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來議論他們。要渡過江河就要依靠船隻；要到達遠方就要依靠駿馬；要成就霸王之業就要依靠賢才。伊尹、呂尚、管夷吾、百裏奚這些人就是成就霸王之業的“船隻”和“駿馬”。君主疏遠自己的父兄和子弟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重要；任用廚師、釣魚人和仇敵、仆役也並不是因為君主偏袒他們。而是因為這樣做符合維護國家社稷和建立功名的需要。這就像大工匠建造宮室一樣必須先測量好大小才能知道需要多少木材；必須先評估好工程量才能知道需要多少人工。同樣地如果君主能夠聽取小臣呂尚的意見那麽天下人就會知道殷周將要稱王；如果君主能夠聽取管夷吾、百裏奚的意見那麽天下人就會知道齊秦將要稱霸。這些賢才的作用難道僅僅像駿馬那樣隻能跑得遠嗎？
成就王霸之業的君主固然有人才的輔助但亡國的君主也同樣有人才的輔助。桀任用羊辛、紂任用惡來、宋任用唐鞅、齊任用蘇秦結果他們的敗亡被天下人所知道。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適的人才卻想要取得成功就像夏至之日卻想要夜晚變長一樣；又像射魚時卻指向天空想要射中目標一樣荒謬。即使像舜、禹那樣的聖明君主在遇到困境時也會感到困擾更何況是那些普通的君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