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春天的氣息到來，草木就開始生長；當秋天的氣息到來，草木就開始凋零。這種生長和凋零，是某種力量使它們這樣的，並不是它們自然就這樣。所以，當那種使之生長凋零的力量到來時，萬物都會有所響應；如果那種力量不到來，萬物就無法有所作為。古代的人明白這種使萬物動作的力量是什麽，所以能讓萬物都為他們所用。這種力量的把柄，就在於上位的人如何運用賞罰。如果他們以公正為原則來運用賞罰，那麽忠誠、信任和親愛的道德就會彰顯出來。這種道德長久彰顯，民眾就會像天性一樣安然接受，這就是教育的成功。教育成功後，即使有厚重的賞賜和嚴厲的懲罰，也無法改變民眾的行為。所以，善於教育的人，不需要依賴賞罰就能教育成功，教育成功後，賞罰也無法改變他們的行為。如果賞罰運用不當，就會有奸詐、虛偽、賊害、混亂、貪婪和暴戾的行為興起，長久興起而不停止，民眾就會像天性一樣仇恨這些行為。這就是為什麽，即使有厚重的賞賜和嚴厲的懲罰，也無法改變戎夷、胡貉、巴越等民族的行為。這就像郢人用兩塊木板築牆，吳起改變它而被人厭惡一樣，賞罰製度的改變需要讓民眾感到安樂。氐羌的民眾，當他們被俘虜時，不擔心被捆綁，反而擔心死後不被焚燒。這都是因為邪惡的風氣已經形成了。所以，對於賞罰的運用，必須非常謹慎，否則就會形成傷害民眾的風氣。
以前，晉文公準備和楚國在城濮開戰，他召來咎犯問：“楚國人多，我們人少，怎麽辦？”咎犯回答：“我聽說，講究禮儀的君主，文采不會差；經常打仗的君主，詐術也不會差。您也用詐術對付他們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話告訴雍季，雍季說：“把湖裏的水抽幹來捕魚，怎麽可能捕不到？但明年就沒有魚了；把草地燒光來打獵，怎麽可能打不到？但明年就沒有野獸了。詐術這種方法，雖然現在能用，但以後就不能再用了，這不是長久之計。”文公采用了咎犯的建議，在城濮打敗了楚軍。回來後論功行賞，雍季卻排在咎犯前麵。有人對文公說：“城濮之戰的勝利，是咎犯的計謀。您用了他的計謀，卻把他排在後麵，這恐怕不合適吧？”文公說：“雍季的話，對百世都有利；咎犯的話，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怎麽能把一時的權宜之計放在百世的利益前麵呢？”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在危難時刻用詐術，足以退敵；在安穩之後尊崇賢人，足以報答賢人的恩德。文公雖然沒能始終保持這種做法，但他開始的時候就足以稱霸天下了。”賞賜厚重，民眾就會向那個方向努力，努力就會有成果。但如果成果是建立在詐術之上的，那麽這個成果就會毀掉，勝利就會變成失敗。天下取得勝利的人很多，但能稱霸的隻有五個。文公是其中之一，他知道勝利是怎麽來的。勝利了卻不知道勝利是怎麽來的，那就和沒有勝利一樣。秦國戰勝了戎族，卻在淆山被打敗；楚國戰勝了中原各國，卻在柏舉被打敗。武王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他一勝利就稱王天下了。如果一個國家到處都是詐術，那麽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安定，因為禍患不僅僅來自外部。
趙襄子出城包圍了敵軍，回來後賞賜了五個有功的人，高赦排在最前麵。張孟談問：“在晉陽城中，高赦並沒有大功，為什麽賞賜他反而排在最前麵呢？”襄子說：“我的國家危難，社稷瀕危，我身處在憂患之中，能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禮的，隻有高赦。所以我把他排在最前麵。”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襄子可以說是善於賞賜了！他賞賜了一個人，而天下所有做臣子的人都不敢失禮了。”他率領六軍時，這種賞罰分明的做法不能改變，向北取代了代國，向東壓迫了齊國。他命令張孟談越過城牆秘密行動，和魏桓、韓康約定時間一起攻打智伯，砍下智伯的頭做成酒杯，於是奠定了趙、魏、韓三家的基業。這難道不是因為賞罰得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