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在行動時，一舉一動都必須遵循道義，行為必須真誠地體現道義。即使世俗認為這樣做會陷入困境，但實際上這才是通達之路。如果行為不真誠地體現道義，舉動不遵循道義，即使世俗認為這樣做很通達，實際上卻是走入了困境。因此，君子對於困境和通達的看法與世俗是不同的。君子應當在立下功勞時接受賞賜，在犯罪時接受懲罰。如果賞賜不當，即使給予了也一定要推辭；如果懲罰確實應當，即使被赦免也不能逃避。在國家中考慮到這些，必然會有利於國家的長久發展。長久地侍奉君主，必須內心無愧然後才能行動。
孔子去見齊景公，景公把廩丘作為供養之地送給他。孔子推辭不接受，回去後對弟子說：“我聽說君子應當在立下功勞後接受俸祿。現在我遊說景公，景公並沒有采納我的意見，卻賞賜我廩丘，他真是太不了解我了！”於是命令弟子趕快駕車，辭別景公而離去。孔子是一個布衣之士，官職不過在魯國當個司寇，萬乘之國的君主難以與他並行，三王輔臣的名聲也顯不出他的榮耀。然而孔子對待取舍的態度是如此認真不苟啊！
墨子曾經遊曆到公上過的越國。公上過向墨子講述墨子的學說，越王很喜歡，對公上過說：“您的老師如果願意來到越國，我願意把從前吳國的土地、陰江之浦的書社三百封給他。”公上過把越王的話告訴了墨子，墨子說：“你看越王能聽從我的意見、采用我的學說嗎？”公上過說：“恐怕不能。”墨子說：“不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如果越王聽從我的意見、采用我的學說，我將估量自己的身體而穿衣，計算自己的飯量而吃飯，和百姓一樣，不敢要求做官。如果越王不聽從我的意見、不采用我的學說，即使把整個越國都給我，我也沒有什麽用處。越王不聽從我的意見、不采用我的學說，我卻接受他的國家，這就是拿義來出賣我。拿義出賣我，又何必在越國呢？即使在中原地區也是可以的。”因此，對一個人不可不仔細考察。秦國的鄉野之民，為了小利的緣故，弟兄之間互相爭訟，親戚之間互相容忍。如今可以得到越國，卻擔心有損於義而推辭它，可以說是能夠保持操行了。他們與秦國的鄉野之民相比，相差也太遠了。
楚國人和吳國人將要交戰，楚軍兵力少，吳軍兵力多。楚將子囊說：“我和吳國人交戰，一定會失敗。失敗了就會使君王的軍隊受到恥辱，使君王的名聲受到侮辱，使國家的領土受到虧損，忠臣不忍心這樣做。”於是沒有向楚王複命就逃走了。子囊逃到郊外，派人向楚王複命說：“我請求處死。”楚王說：“將軍臨陣脫逃，是因為這樣做有利。如今確實有利，將軍又何必處死呢？”子囊說：“臨陣脫逃的罪臣不受處罰，那麽後世為君王帶兵打仗的人，都會借不利於國家的名義而效法我臨陣脫逃。如果這樣，那麽楚國終究要成為天下諸侯所攻打的對象。”於是以劍自刎而死。楚王說：“請成全將軍的義節。”於是為子囊製造了三寸厚的桐木棺材，上麵加了斧锧。君主所憂慮的，是有了國家而不知道為什麽會擁有它，失去了國家而不知道為什麽會失去它。這就是存亡之禍多次發生的原因。像郼、岐那樣的寬廣，像萬國那樣的順從，都是從這裏產生的。楚國已經傳承了四十二代，曾經發生過幹溪、白公之亂，曾經有過鄭襄、州侯的避難，然而到現在仍然能成為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當時楚國是有像子囊那樣的臣子啊！子囊的節操，不隻使一代人臣受到激勵。
在楚昭王的時候，有一個士人名叫石渚。他的為人公正無私，楚王派他在朝廷中當官執法。有一個殺人犯，石渚追捕他，發現這個犯人竟然是自己的父親。石渚放走了自己的父親，然後返回朝廷，站在朝廷上說道：“殺人犯，是我的父親。對自己的父親執行法律，我不忍心；不執行法律，卻又違背了國家的法律，這是不能做的。違背法律而伏罪，這是做人臣的職責。”於是石渚就伏在斧锧上，請求楚王處死自己。楚王說：“你追捕犯人卻沒能抓到，哪裏一定要伏罪呢？你還是回去繼續任職吧。”石渚辭謝說：“不偏愛自己的父親，不能算是孝子；事奉君王卻枉屈法律，不能算是忠臣。您下令赦免我，這是君王的恩惠；但我卻不敢枉屈法律，這是我做人臣的準則。”石渚不離開斧锧，在楚王的朝廷上斷頭而死。堅持法律就一定會被處死，父親犯法卻又不忍心親手抓他，君王赦免他卻又不肯接受，石渚作為人臣，可以說是既忠且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