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部由此發現，原來除了孔祥熙之外，還可以從汪精衛身上打開缺口。
蔣介石在得到報告後勃然大怒。
不經允許，擅自赴日，還主動向對方獻出這麽一條糟糕透頂的“計策”，這無異於是在乞降。
本來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虛實，最後反而讓人家鑽了空子，一個外交新星轉眼間變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個混蛋，誰叫他去日本的？
蔣介石命令停發高宗武的所有活動經費，而且自此以後再也不願見這個自以為是的書呆子了。
高宗武本來自恃才高，想當年連黃郛都不被他放在眼裏，經此剌激，立刻咯血不止，導致結核病複發，一連幾個月都無法見人。
一夜之間，過去擁有的所有東西都將離你遠去，這對高宗武來說，甚至比死亡還可怕。於是，他孤注一擲，越走越遠，直至追隨汪精衛走上叛國投敵的道路。
故事的戲劇性就在於，當汪偽政權即將開張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識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當，於是逃離上海，並將“汪日密約”公諸報端，反過來對汪偽政權造成了沉重一擊。
雖然是亡羊補牢，然而一個外交官的人生已經結束了。這個年輕人曾經爬得很快很高，跌得卻也很快很慘。
老江湖
情報還是要繼續剌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類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小年青了，這次被蔣介石賦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說會道的蕭振瀛。
蕭振瀛是一個文臣，當初蔣介石委任他為一戰區總參議，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場廝殺。
凡世間萬物，均須盡其用才行。蕭振瀛能在華北縱橫捭闔，靠一張嘴鬥敗土肥原和板垣，這種才能若是浪費了豈不大為可惜。
蔣介石讓蕭振瀛以接眷屬的名義，在香港與日方密談。
奉命之後，蕭振瀛也動身前去香港。他與高宗武不同，雖然不是什麽衣著鮮亮的“日本通”，可卻是老江湖了，鼻子輕輕一嗅，便能聞出對方的氣味兒。幾句閑話一聊，就發現一個叫和知鷹二的日本人大有講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軍部。
他猜的沒錯，和知正是軍部派駐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華北混的，而蕭振瀛當年也是華北的熟麵孔，朋友遍天下，當然認識和知。他隨即向正在武漢的蔣介石報告了這條線索。
此時武漢會戰已經進入中期階段，蔣介石馬上將蕭振瀛召至漢口，當著麵授以機宜。
話說和知在見到蕭振瀛後，也認為自己找到了敲門磚，在向軍部匯報時，後者同樣鄭重其事，將其命名為“蕭振瀛工作”。
兩人麵對麵坐下，和知放出了一個最大誘餌，那就是承諾“恢複七七事變前之狀態”。
消息傳到武漢，不獨孔祥熙等極少幾個知曉內情的“主和派”激動不已，連蔣介石都感起了興趣。
在此之前，他對“和談”本來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蕭振瀛前去也主要是為了剌探日本人的內幕。
當時張季鸞名為《大公報》主筆，實際也是蔣介石帳下的重要智囊。蔣介石在私下對張季鸞明言，以他對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沒有“重大變化與打擊”，對於吃到嘴邊的肉，對方是決不肯輕易再吐出來的，所以對和知所謂的“和談”不應樂觀。
說歸這麽說，可當蔣介石聽到和知竟然同意“恢複七七事變前之狀態”時，也不由怦然心動。
處於眼前這種困境，倘若日方能這樣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過這種方式雙方達成停戰，至少中國政府和軍隊都可以喘口氣了。
原先蔣介石一再堅持，中日談判，必須有第三國作為保證，否則沒法相信日本人的話，但是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讓他變得啞口無言——曾經向捷克提出“保證”的英法把對方給賣了，捷克被迫將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這就是“慕尼黑協定”。
英國首相張伯倫不僅不為此感到羞愧，回國時還一邊揮舞著協定，一邊告訴自己的選民：“我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聲雷動。
在一戰的陰影之下，歐洲變成了“普遍綏靖”的樂園，歐洲人也全都變成了膽小鬼。他們害怕打仗，為了自己能夠不上戰場，已經完全忘記了什麽叫做“不仁不義”。
讓這樣的“第三國”給你做“保證人”，你能放心？
全麵抗戰開始以來，蔣介石一直堅持把中日之戰與歐洲局勢聯係在一起，天天都要閱看和分析有關歐洲方麵的情報。
按照德國那種囂張的架勢，歐戰遲早是要爆發的。假使不能夠馬上打起來，隻要中日談判過程令人滿意，能和則和，但若是歐戰瞬間發作，那對小日本就不能客氣了，不僅不能和，還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則就拿不到滿意的談判條件。
現在事情就擺在這裏，眼看著歐洲人極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義，歐戰一時半會還真打不起來。
既然日本人已經有了點意思，那就可以在沒有第三國保證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秘密談判。
談判啟動，但這時候蔣介石反而把繩子越勒越緊。
有了高宗武的前車之鑒，對暗中交涉這些事不能不格外謹慎。蔣介石在日記中一再提醒自己：“敵國陰狠，講和時更增危機也。”
從性格上來說，蕭振瀛也是一個主動性很強的人，就怕他一衝動，信口開河惹出禍來，因此蔣介石思慮再三，除親自擬了一份談判原則交給蕭振瀛外，還讓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整個過程予以指導。
蔣介石要求蕭振瀛，盡可能每天用長途電話向何應欽聯絡一次，以便根據武漢會戰的實際走勢決定策略，同時在談判時不得遷就日方。
不遷就，是因為蔣介石深知自己現在處於一個什麽樣的地位。在完全被動的情況下，遷就不但無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馬
香港談判就此開始。
和知仍舊大談日本人的“東亞主義”，說你們別再指望著歐美幹涉了，他們不可能來救你們的，還是“東亞事東亞人自了之”，我們中日之間自己講好就行了。
蕭振瀛立刻接過話題：這個我讚成。
可現在的問題是，我是弱國，你是強國，我受你欺負呢，如果中間沒個保人，咱們沒法子麵對麵談。
和知一愣，對此他確實沒有辦法反駁。
蕭振瀛卻又話鋒一轉。當然了，要是你們真的有談和誠意，不要第三國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東亞主義之大成功、大勝利及大收獲，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說說，我們該如何表現誠意呢？
蕭振瀛並不說日本人的誠意，他說中國人的誠意。
我們中國從不騙人，做敵人徹底，做朋友也徹底，將來一定會做到“中國人愛日本如愛中國，同時日本人愛中國亦應如愛日本”。
這是典型的蕭振瀛風格。每一句都不是場麵官話，都像是聊家常時，從心窩子裏掏出來的休己話，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讓你不跟著點頭都不行。
別說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對麵，恐怕也隻有睜著兩隻大眼忽閃忽閃的份。
最後終於歸結到實質方麵。蕭振瀛所要的誠意是：你們正在進攻武漢，大戰方酣，我們怎麽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現在最緊要的事，就是放下你們手中的槍，然後再“恢複七七事變前之狀態”。
和知從前也是個“地方上的強硬派”，後來以聯隊長的身份參加淞滬會戰並吃足苦頭，早就沒了那種找機會都要跟你幹上一架的勁頭，變成了一個“穩健派”。
聽了蕭振瀛的話，他連連點頭，可當著蕭振瀛的麵，他也說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願意作出較大讓步的沒有幾個，主張硬幹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決定回東京向軍部進行匯報。他雖料知此行必然會遭遇困難，但還是向蕭振瀛表態要盡全部努力，以獲通過。
看上去，談判進展似乎還比較順利。在了解和知的態度後，連蔣介石都認為，這事恐怕還真的能成。
蔣介石開始為和談成功做準備，關於停戰和撤兵的要點都初步確實下來，甚至孔祥熙也在他同意之下，著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戰協定”有關草案。
然而，蔣介石原先的顧慮和猜測證明也是對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決不會輕易軟下來的。
當和知返回香港時，“恢複七七事變前之狀態”沒變，卻在上麵加了七項“諒解”。
這七項“諒解”裏麵，不僅包括簽訂“防共軍事協定”、在中國國土上駐兵、承認“滿洲國”，而且還口口聲聲地要你進行“政府改組”。
顯然，“恢複”是假，“諒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這些要求很過分，所以一個勁跟蕭振瀛解釋，說我沒騙你，上次的確可以“恢複”來著，不過當時隻有參謀本部的多田駿次長同意，這一次的“恢複”加“諒解”，則是得到了近衛內閣全體成員的一致通過。
之後，他又說雙方仍能就“諒解”進行協商，甚至他還將為此通知武漢前線的日軍，不襲擊夜間飛機，以便談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漢口之間自由往來。
任你怎麽瞎叨叨，說出花來，蕭振瀛的回複也隻有一句：“超出前談範圍，不能答複。”
性質變了，你再怎麽分辨都是徒勞。
日本人出爾反爾，讓蔣介石的心理陷入矛盾之中。條件當然還可以再談，關鍵是一旦答應了“和”，則覆水難收。
他對日方的真實用意再次產生了懷疑：板垣輩所謂的“求和”，說不準還是一個陰招吧？
蔣介石的懷疑隨即得到印證，第21軍從廣東大亞灣登陸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誠意”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隻有持久抗戰，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計。
蔣介石在摸到對方底牌之後，立刻下定決心，將香港談判一刀斬斷，日本軍部策動的“蕭振瀛工作”隨之壽終正寢。
這條線一斷，板垣隻好再去檢查別的魚鉤。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專門花力氣主攻過孔祥熙，當時稱之為“宇垣工作”。現在得撈上來看看魚兒有沒有上鉤了。
時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雖然不是“低調俱樂部”成員，但他代表著重慶臨時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漢失守後，麵臨的一大堆困境差點沒把“孔方兄”給逼死。
武漢廣州都沒了，海岸線全被封鎖，爭取國際援助已有如畫餅充饑，實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國內財政又極度困難，都快要到揭不開鍋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撥拉算盤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於海關稅收，如今這些都成了浮雲，今後的日子可怎麽過法。
他勸蔣介石，如果外援方麵仍然沒有進展，而軍事方麵又無十分把握，那還是試著和日本人“談和”吧。
蔣介石對此的答複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日本占領廣州，似乎挺得意，可實際上，此舉不光使其戰區擴大和戰線拉長，而且勢必損害英美利益，這樣國際社會共同對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這時的蔣介石已把爭取外援的重點完全放在了美國身上。
雖然美國佬也和英法一樣，怕把自己給攪到中日之戰這趟混水裏來，所以始終恪守中立，但他們那種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決定了關鍵時候不會怕事，而且國際國內輿論每天都在變化，實際上就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為了爭取美國的同情和加入，蔣介石不僅精心設計了“四行倉庫保衛戰”，還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之後，多次給羅斯福總統寫親筆信，並向美國報界頻頻喊話，就是希望美國拿出世紀初主持召開華盛頓會議的勇氣，慷慨出手，以解決此次“遠東大難”。
戰事的節節失利，領土的一再淪喪，這是蔣介石再怎麽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現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氣：日軍一日不退出國土，“吾人決不終止吾人堅持之抗戰”！
美國牛仔與英國紳士相比較，身上總有一股濃厚的理想主義情結，蔣介石借此發揮，因勢利導——
現在這個世界太過現實，最缺最貧乏的還是理想。現實當然不能漠視，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僅謀一時的安全，回避神聖之義務，那這個世界成什麽了。
實際上，武漢會戰前後，在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內，已有很多人建議打破堅冰，對中國采取積極援助政策。這些有識之士均認為，中國的抗戰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它地方，甚至美國直接進攻。
處於這種內外聲浪之下，羅斯福本人也漸漸認識到，一味向日本妥協要不得。過去給了滿洲，它又要華北，現在不得到整個中國也決不會罷休，到最後就有可能威脅到美國自己了。
蔣介石的策略就相當於國際版的“合縱連橫”。中國要想贏，歸根結底還是得搭老大們的順風船。如果抗戰堅持到現在，讓美國人知道你們這兩家又“和”了，誰肯幫你，誰會幫你？
孔祥熙雖說與汪精衛曾同為主和派，但在這種事上，他亦知輕重，蔣介石不讓幹，他就馬上把手縮了回去。
近衛和板垣都失望地發現，孔祥熙這條線旁邊雖然有些餘波，可是魚卻根本不敢上鉤，“宇垣工作”也沒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項“對華工作”紛紛麵臨失敗的時候，他們忽然想到了那個冒冒失失闖進東瀛的愣頭青。
對，他說起過汪精衛，顯見得後者與蔣介石分歧很大，當從此處入手。
近衛內閣隨之確定，以政治誘降來推動軍事進攻的策略不能丟。既然蔣、孔都誘不得，那就轉到汪精衛等“中國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軍部順藤摸瓜的“渡邊工作”（渡邊是高宗武代號）由此得以展開，
黨內聖人
所謂“渡邊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牽線，圍繞核心則是汪精衛。
汪精衛，廣東三水人，時任國民黨副總裁。
如果拋開政治是非，這其實是一個百裏挑人，甚至千裏，萬裏挑一的好人。
其一，長得帥。民國坊間流傳的四大美男中，汪精衛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時同樣風度翩翩的蔣介石甚至連榜單都沒能上得去。可見當時汪精衛的粉絲陣容曾是何等強大。
其二，有勇氣。他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那批革命黨人，曾隻身謀剌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後在獄中賦詩曰：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年紀輕輕就敢剌王殺駕，關進局子還能詩興大發。搞暗殺的革命黨人不少，但當年的汪精衛絕對是獨一份的。
其三，有才華。他擅於演講，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飯吃的政客們中間也絕對是麥霸級別。除了會講，他還會寫，筆杆子十分紮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謂文采風流，字字珠磯，一個代筆的《總理遺囑》寫到連孫中山自己都點頭稱是。
其四，有品格。當時的國民黨內，汪精衛被稱為“黨內聖人”，個人品質幾乎無可挑剔，既不貪財，也不好色，“食色性也”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騰挪不開。
其五，有親和力。高宗武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其實不是他一個人這麽看，周圍很多人都是這麽評價。這裏麵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養的問題。
蔣介石隻要一不順心，就拿衛士侍從出氣，這時候不幸站在他身邊的人就十分打黴，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罵一頓，常常需要宋美齡出來打圓場，而汪精衛則無論何時何地，對周圍的人都十分和善，從無打罵衛士的事情發生。
……
孫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負責政治的胡漢民剛正不阿，可是他人緣太差；負責財政的廖仲愷能得左派好感，卻又遭右派攻擊；負責軍事的蔣介石則資曆聲望尚淺，還是個談不上有多少競爭實力的小弟弟。
一輪淘汰下來，隻有負責黨務的汪精衛眾望所歸，成為當仁不讓的“總理接班人”。
說到底，汪精衛跟胡漢民一樣，缺的也許就是槍杆子，所以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隨著時光延續，兩個“聖人”最終都鬥不過一個“軍人”，隻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層的權力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汪蔣的關係更是微妙，造成他們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則是西安事變的發生。
當時因蔣介石生死不明，何應欽怕自己左右不了國民黨內的局麵，就向此前正在國外養病的汪精衛發電報，催其回國主持政事。
汪精衛在回國的輪船上才得知，原來蔣介石已經獲救，可那時已經沒有辦法退回去了。
作為蔣介石來說，政敵多矣，然而場麵上爭奪都無所謂，最讓人痛恨的就是背後算計。那時他就認為汪精衛是趁他危難之際，想趕回國搶班奪權的，因此非常氣憤，即使汪精衛親到溪口來見，都對之極為冷淡。
兩人私下關係很差，在他們合作共事期間，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時候是真正和諧相處過的，但如果說以前的不和，還主要表現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權鬥因素的話，那麽隨著中日之戰的愈見殘酷，政見上的分歧則占據了上峰。
“七七事變”剛剛爆發時，汪精衛也慷慨激昂過，也說過即使犧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戰場上一個又一個的不斷失利，逐漸改變了他的看法，使他變得格外悲觀和失望起來，成為了“低調俱樂部”的主心骨。
淞滬會戰時，他一再問別人:“你看這個仗，還能夠打下去嗎？”然後不等對方回答，就不住地搖頭歎息:“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麽樣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衛唉聲歎氣，等到退守武漢，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豈獨汪氏，前方戰事的不斷失利，讓相當多的國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為淪陷區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錕曾通過其家人鄭重聲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決不會為日本人做事！”
當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曹老樂得跟小孩子一般，連連對別人說，我說得嘛，我們怎麽可能打不過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興了幾天，再看報紙，就翻不到什麽好消息了，這讓他頓時無語，加上這時家裏又出了一些煩心事，正所謂家事國家天下事，事事傷心，曹錕的心情因此變得十分抑鬱悲傷。
當年的民國總統終於躺在病**一命歸西，兩天之後，徐州失陷。
蔣介石對身邊這些人的想法並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將汪精衛、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談話。
孔祥熙一直嘮嘮叨叨，說國際形勢不知道怎樣了，美英法到底會不會幫我們啊？
蔣介石立刻打斷他：你別問國際形勢如何，我已決定了，我們要獨自扛到底。
汪精衛見到這種情形，趕緊把話從喉嚨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調停失敗後，汪精衛曾責備孔祥熙，說你是行政院長，可以在“和談條件”上自主簽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簽字，反正開最高國防會議，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蔣先生”的允許，他是軍事首腦，責任所係，自然不好表態，等你簽了字，他不還是得承認嗎？
對此，孔祥熙的答複是：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起兩顆子彈（指汪氏被剌案）。
其實當真麵對蔣介石時，汪精衛的膽子也大不起來。
回去之後，他翻來覆去，想想還是不甘心，決定再見一次蔣介石，把沒說出來的話痛痛快快說清楚。
不巧，蔣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發高燒，不過聽到汪精衛求見，仍躺在**接待了對方。
問了問蔣介石的身體狀況，汪精衛突然就沉默起來，房間裏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冷場。
蔣介石馬上領悟過來，一個平時那麽能言善辯的人主動做了悶葫蘆，肯定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嘴裏含著非常想說但一時又無法說出口的話。
這句話是什麽，雙方都心知肚明。
蔣介石從床邊端起一杯白開水，喝了一口，然後對汪精衛說：如果我們接受了日本的“和談條件”，將來連喝口水都不會有這麽自由。
汪精衛旋即明白，蔣介石抗戰決心堅如鐵石，你再怎麽口若懸河，都不可能動搖他的意誌。
原先汪精衛是希望讓蔣介石來主持“和談”的，但通過這番試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國民黨內，這麽做是不可能的。
接著他又發現，在政府內部，自己的做法同樣行不通。
廣州失守，令汪精衛震驚不已，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公開表示，可以有條件接受日方的“議和條件”。
那時即使蕭振瀛與和知的香港談判，也都隻能暗中進行，因此這樣的論調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強烈抨擊。新加坡華僑領袖陳嘉庚更是以一份隻有11個字的電報直接下了評判:“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
汪精衛臉色蒼白，受到了極大剌激。
同一個你
廣州陷落後，武漢也很快就沒有了，隻有重慶。
在這個季節，山城尚為美麗秋色所映，可是這個人卻無心賞看窗外的風景。
“大武漢”的航海時代漸行漸遠，這裏將提前迎來一個從未經曆過的冬天以及從未經曆過的寒冷。
山城顛簸，即使蜷縮在車裏也是搖搖晃晃。他不知道，這種搖搖晃晃的日子何時才能結束，前方等待著的，又會是怎樣一種命運和結果。
在不斷的搖晃之中，國民黨副總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據說在北伐時期，當汪精衛在廣州街頭演講時，那些女學生聽到激動處，都要向美男撒花，報端謂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詩詞歌賦方麵，汪精衛也堪稱名家，隻是自武漢失守後，這位名家無論是演講的內容，還是寫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悵濤聲枕畔聞”之類的悲調。
丟城失地該怎麽辦，汪精衛說，以前的古人們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現在誰都做不到這一點，那就得想點別的法子。
這個所謂的法子，就是“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生平未盡心”，大家都不要去學文天祥唱《正氣歌》、《過零丁洋》了，還是現實一點吧。
在“渡邊工作”中，汪精衛通過“低調俱樂部”的骨幹梅思平與近衛的私人代表進行了五輪密談，最終確定日方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一切準備就緒後，近衛內閣於11月3日發表了自“七七事變”以來的第二次對華聲明。與上一份聲明關上大門不同，這次近衛要開門談判了，不過他要求重慶政府必須“更變人事組織”，也就是讓蔣介石下野，然後才有得談。
這是一個信號。蔣介石或許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無動於衷，汪精衛卻是懂的。
一周之後發生的一件事，猶如火上澆油，令汪精衛一下子跳了起來：“焦火抗戰”搞走了火，竟然把長沙給燒了！
悲哀之處在於，花園口決堤總算擋住了日軍，長沙這把火卻連鬼子的一根毛也沒燒著，倒黴的全是老百姓。
長沙大火讓汪精衛找到了另一個抗戰打不下去的依據。
你們開口閉口“焦土抗戰”，怎麽樣，像長沙那樣化為焦土，則萬事休矣！
在和蔣介石一起吃飯時，他便主動找機會聊起話題，說抗戰打到這個樣子，國家民族已瀕於滅亡，這是國民黨的責任，不如我們兩人都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
蔣介石越聽越不是滋味，這不是在“逼宮”嗎，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說，如果我們都辭職了，誰來負起政治責任？
飯也不用吃了，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便爭吵起來。
蔣介石在口舌之辯方麵並非能手，而且也沒什麽耐心，吵了一會把胃口都給吵壞了。
好了好了，說什麽都是一樣，我決心已定，不必再爭論。
說完，蔣介石扔下汪精衛，自顧自地回房睡覺去了。
這是兩人之間為數極少的當麵爭吵，卻也是最後一次爭吵，之後他們便選擇了分道揚鑣。
汪精衛意識到，他如果繼續呆在重慶，是沒有辦法進行“和平運動”的，但離開不能隨便這麽一說，必須有內外雙重保證。
他首先讓自己的老婆陳璧君去找了龍雲，在他看來，那是一個抓槍杆的地頭蛇，如能將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說話的實力了。
作為“雲南王”，龍雲這時也在犯跟劉湘一樣的毛病。
眼看著派出去的滇軍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卻一退再退，武漢立不住腳，就去了重慶，重慶要是再頂不住，那不還要來昆明嗎？
當聽陳璧君邀其“起事”時，他立即滿口答應。
“汪先生”是“黨國元老”，隻要登高一呼，誰不會擁護。
言下之意，他龍雲肯定會站過來。
找到內部支持，汪精衛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談條件。
雙方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進行討價還價，八天之後，才達成了“重光堂密約”，實際就把“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兩不一撤”定了下來。
當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帶回重慶時，汪精衛深知幹係重大，也曾左右搖擺，猶豫不決。
可是他老婆的興趣很大，一力慫恿，天天枕邊風勁吹，最後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歸路——妻管嚴曆來有好有壞，就看往哪個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著蔣介石到西安主持召開軍事會議的機會，汪精衛以出外演講為名，偷偷飛往昆明。
結果一下飛機心就一涼，龍雲托病壓根就沒來接機。
汪精衛久經宦場，當然猜得到這是怎麽一回事。病者，不是身體有病，而是心裏有病。
果然，代替前來的盧漢代為轉達了龍雲的意思，把汪精衛一行人氣得夠嗆：您哪兒來的最好還回哪兒去！
龍雲臨時膽怯，不敢跟著“起事”了，汪精衛隻得轉去越南河內。
汪氏出走河內是一個大事件，整個重慶都被震動了。蔣介石獲悉後十分吃驚，但家醜不可外揚，於是趕緊發布消息，稱汪精衛是去河內治病的，不久就會回來。
汪精衛最大的危險，不僅因為他是副總裁，知道很多重大的軍政機密，更因為怕他四處宣揚“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經傳播，可能人心崩潰。
蔣介石還擔心，龍雲和粵籍將領會不會受其拉攏。為鞏固內部，他精心準備了一次演講，給大家講了一通曆史——
民國以前，若論軍事經濟實力，宋明兩朝都不賴，足以抵抗外患而有餘，可它們還是被元清給滅了，原因在哪裏？
蔣介石說，就在少數當國者精神萎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當時給力一點，又何至於此。
“少數當國者”當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說的就是汪精衛。
蔣介石還說，宋明亡歸亡，但亡的是朝代，並非民族。元清非我族類，然而入主中原後皆被漢族同化，這些都應當歸功於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
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抗戰，皇帝也沒有了，已無朝代可亡。一旦亡於日本，你別指望日本會漢化，那整個漢民族就真的到了萬劫不複的地步。
西南將領一般來說，在曆史上都有過親汪的經曆，但這一槌子下去，許多人都被敲醒了。
蔣介石“治病”一說，給汪精衛預留了後路，重慶方麵派往河內的說客也絡繹不絕，開出的條件十分優厚——即使汪精衛本人不願回轉重慶，亦可同過往一樣，去歐洲療養。
就在此時，近衛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這對汪氏來說，不啻當頭一擊。
在這份聲明中，近衛竟然把“重光堂密約”中最為重要的撤兵條款賴得一幹二淨，連參與密約談判的日方代表都認為不可思議，感歎“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
既然對方賴帳，你也能毀約。可是汪精衛走到這一步早已是進退維穀，身不由己，以致於完全不知道何時該前進，何時該後退，何時又該放棄了。
他隻能選擇發表“豔電”，以響應近衛的聲明。
很顯然，缺少了撤兵一項，這份“豔電”已經相當不值錢了，與投降做漢奸無異。國內頓時響起一片譴責之聲，龍雲等見勢不好，趕緊劃清界線，再不敢與汪精衛有任何瓜葛。
蔣介石怒不可遏，老帳新帳一起算。他認為自己一直讓著汪精衛，可是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好報。
一開始，你賣老資格，看不起我，排擠我，我沒過多報複你，而是問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夠好，究竟是對你不仁了，還是待你無禮了。然後，你老兄內囊出來了，不但沒什麽本事，還無膽氣，一出紕漏就跑就溜，把難題都留給我。怎麽樣，我也包容了，黨內除了我，就是你。可這樣還不行。現在，你不僅跑到越南，還公開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話，看看你那不忠不義的樣子，跟禽獸又有何區分。
按照汪精衛的看法，以他那樣的資曆和水平，能低下來身子來服侍蔣介石，已經夠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沒想到的是，蔣介石覺得能容下對方，才是世間罕有的寬宏大量之舉哩——你“無道”，我不但沒讓你滾蛋，還“寬柔以教”，這簡直是古代聖哲才能做得到的。
蔣介石與聖哲們唯一不同的是，聖哲們想，你既然跟禽獸沒區別，我怎麽能和“非人類”計較呢（“於禽獸又何難焉”），所以理他作甚。作為國民黨領袖和實際元首的蔣介石可不會不計較，也不能不計較。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常委召開臨時會議，通過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一切職務。
汪精衛並無實際的政權，更無軍權，依賴的不過是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和“黨內聖人”的名聲，隨著這兩塊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國民黨和政府內部已鮮有支持者。
汪精衛打破頭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擊之時，日本人還會繼續落井下石。
1月3日，近衛內閣宣布總辭職，由平沼騏一郎組建新的內閣。
日本人的做法是，換一屆內閣就換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約”和近衛聲明都出自近衛內閣，他這麽一隱身，汪精衛就真的成了裏外不是人。
近衛內閣的辭職，除了其內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無非是因為汪精衛沒有起到分化中國內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這一齷齪舉動，連負責“渡邊工作”的影佐幀昭都在背後罵了起來：近衛竟奇怪地幹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直到這個時候，蔣介石仍然想放汪精衛一馬，讓人帶著護照和旅費去河內見汪，再次勸其到歐洲“散散心”。
有用嗎？沒用！
猶如殺了人，見了血，遞了投名狀，任你再怎麽苦口婆心，軟硬兼施，一腳踏出去的汪精衛都回轉不來了。
他不斷催促影佐去東京幫他聯絡，而平沼內閣在對汪精衛進行短暫“冷卻”之後，忽然意識到這個人還有利用價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組織傀儡政府，在影響力上肯定超過其它“非一流”的大漢奸。
基於這一考慮，日本內閣和軍部逐步將“渡邊工作”延伸為“梅工作”（以梅機關命名），汪精衛也終於被一步步牽引，親手毀掉了自己的一世名節。
很多年以前，有一個哼唱著“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後，這個人還在，卻已經麵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個真實的你？
人生，總是那麽莫測難懂，我們的靈魂時時會失落，我們的內心經常被蠱惑。看著眼前一個又一個被黑夜吞沒的輪廓，想想他們也曾高大，也曾無畏，也曾美麗，真有千般滋味在心頭。
當曆史的一頁已經翻過，留給後人更多的卻是傷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賊？
政壇之外的汪精衛絕對具有一個優秀詩人才有的情感和靈性，在他日暮途窮之時，仍然能隨口吟出“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這樣的句子。倘不從政做官，或抗戰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冊上的就會是完全不同於現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縱有先輩嚐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汪精衛《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