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北岸，陳誠率部邊打邊退。
他在撤到蘇州後，本可依托吳福線布防，但是日軍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這一意圖化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師團在長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陸。
白茆口離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師團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顯，就是衝著其側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陳誠連停頓一下的時間都沒有，隻得繼續撤往江陰。
他還有最後一道國防線可守——錫澄線（無錫至江陰）。
可是這時人心已漸漸難以收攏，所以依托錫澄線固守的計劃隻能再次落空。
國防線
後來對於國防線未起到作用，一般都歸咎於其本身的問題，議論最多的就是無人守備以及找不到工事鑰匙。
其實原先這裏都有守備部隊。
可是由於淞滬戰場的需要，他們也像上海兩側的警戒兵團一樣，早早就被作為補充兵員，全給吸納到主戰場上去了。比如守衛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其組成就是原來兩道國防線上的地方保安團。
這些守備部隊被調走後，國防線工事的鑰匙就臨時交給了當地的保長。然而保長不是軍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沒受過軍訓，聽到前線風聲鶴戾，那是非趕緊逃命不可的。
結果部隊撤到這裏後找不到保長，拿不到鑰匙。
不過這些實際上也並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鑰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鎖也不是金剛所鑄，事實上，陳誠嫡係的部分中央軍，就選擇了直接撬門而入，隻不過因為對這些工事不熟悉，運用起來較為困難一些，但畢竟也緊緊巴巴地守了那麽幾天。
大多數部隊在通過時，卻是連停下來看一眼的時間都沒有，隻是一路奪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來了，也說找不到鑰匙，所以沒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黃仁宇就此分析說，這可能是一些部隊急於潰退才找出來的借口。
一個“鑰匙問題”，多少反映出參加淞滬會戰的部隊過於龐雜，很多地方軍在上陣作戰時可以勇不可當，但退卻時卻缺乏嚴格的作戰紀律。
不管怎樣，兩條國防線畢竟都沒能起到預期效果，當年苦心打造的“東方馬奇諾”竟多半已成擺設。
其實，軍事史上的無數例子都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沒有適當的戰術和人力與之相匹配，再堅固的堡壘都作用有限。
不要說我們這個實際上建造水平很低的“東方馬奇諾”了，就算真正的馬奇諾又怎麽樣。三年以後，德軍直接繞過這道防線發動攻擊，法軍因此土崩瓦解，號稱世界上構築最完善、設施最齊全的國防線從此淪為二戰時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陳誠放棄錫澄線，退至南京城下。
蔣介石在南京緊急召見陳誠，垂詢防守南京之策。
陳誠第一句話就是問：是不是需要我來守南京城？
蔣介石明確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選。
陳誠說，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見，因為我認為不應該死守南京！
在下以為，日軍在戰術上雖取得了勝利，但在戰略上已經失敗，必將陷入持久戰的泥潭，所以我們應該趕緊撤往皖南，南京隻能作為前衛陣地。
蔣介石仍猶豫不決，他命令何應欽、白崇禧和德國顧問法肯豪森進行集體商討，看究竟怎麽辦。
中國統帥部一連會商六次，結論都是南京孤立，又沒有要塞設備，不易堅守，乃非戰之地。
蔣介石同意了會商結果，他命令陳誠趕緊去皖南進行布置，並將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贛。
內外交困
在上海陷落之後，“九國公約”也沒戲了。
這次國際會議表麵上是宣告暫停，實際上是無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僅僅像國聯一樣，發布了一個譴責日本的宣言。
當初擴大淞滬會戰，付出如此大的犧牲，一大動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別是美國的注意乃至幹涉。
老外們的確是注意了，而且還肅然起敬。
特別是“八百壯士”守四行倉庫，簡直是一個絕妙的公關宣傳，讓你到了不打開電台，不翻開報紙，不每天追聽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滬戰役由此被國際輿論認為是自一戰後，全世界經曆到的“最易目見，最經過宣揚，而且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
在美國人眼裏，中國被視為是為民主和自由而戰，參加抗戰的中國人意誌堅定，眾誌成城，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普遍印象。
當時美國搞民意調查，同情中國的占到百分之七十四，而同情日本的隻有百分之二，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也為美國政府和民間後來越來越傾向於中國奠定了基礎。
由於美國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暫時無法對中國進行直接軍事援助，但它還是給予了財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後來的武漢會戰，在這整整一年時間裏，美國以略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大量向中國收購白銀，總計達到1億多美元。利用美元這一硬通貨，中國政府購買了價值近5千萬美元的軍需物資。
可是，這都還不等於他們會馬上起而幹涉，因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還可能是他們美國大兵的血。
參加會議的美國代表是戴維斯，中國代表顧維鈞向戴維斯提出，美國為什麽不製裁一下這個無法無天的日本，你們不是說要“防疫隔離”的嗎？
戴維斯很為難，想了一會，說我們別的也做不了，要不，來個不買日本貨吧，算是意思一下。
讓顧維鈞和戴維斯都沒想到的是，連這個請示電文也遭到了美國國務卿赫爾的否決。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國會都炸開了鍋，議員們紛紛跳著腳罵戴維斯愚蠢，報紙上更是把戴維斯列為“不合格代表”，認為這哥們光想著別人，不顧自己國家利益，因而發出了召回戴維斯的呼聲。
中國跟日本打架，與我們有何相幹，憑什麽要大家不買日本貨，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惱了，反過來跟我們打怎麽辦？
歸根結底，美國人是同情中國的，甚至也佩服你，願意幫助你，可如果要他們現在就為此承擔戰爭的風險，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國代表艾登自己當局外人，還“好心”地勸告戴維斯，說你們美國要是沒膽的話，就別管這類閑事了。
知道嗎，這個世上，製裁有兩種，一種有效的，一種無效的。無效的，隻會惹怒對方而沒有任何用處（比如不買日本貨），而有效的呢，就必須冒戰爭的風險（例如爆發美日戰爭）。
你有沒有膽？
戴維斯承認自己無膽，於是無可奈何地答複顧維鈞：算了，國聯都製裁不了日本，你也別奢望九國公約能製裁了。
絕望之中的顧維鈞看到了蘇聯代表，忽然靈機一動，趕快俯耳上去：你們蘇聯為什麽不在外蒙或東北邊境搞搞軍事演習呢，這樣也可以給小日本添加一點心理壓力呀。
那時蘇聯已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蘇聯代表大概都經過了肅反的考驗，一個個訓練得像他們的老大斯大林一樣狡黠。這位蘇聯代表轉而對顧維鈞說，軍事演習不是不可以，不過一定要有其它大國作為保證，即在蘇聯受到日本攻擊時進行援助。否則的話，我們是不會冒這種惹毛日本的風險的。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蘇聯代表指的這個大國，無疑是美國，可美國連不買日本貨都不願意，他怎麽肯做此保證呢？
當然，也不能說中國從國聯大會和“九國公約”會議上什麽都沒得到。最起碼兩個會議都譴責了日本，說明中日問題已經進入了國際化階段，中國從此占據了道德的製高點。
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後有用，也隻會在以後的漫長日子裏才會顯示出積極影響，對於彼時的中國來說，屬於遠水解不得近渴，一點忙都幫不上。
外國幹涉失敗了，暫時隻能靠自己。
就在這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調停。
與上一次對德國人態度冷淡不同，這次蔣介石不得不認真考慮一下中日是否要進行直接談判。
“九國公約”永遠地“暫停”了下去，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為此惹上麻煩，關鍵問題是中國手上沒了籌碼，近階段的戰爭毫無疑問是打輸了，無論北方還是南方。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談判縱為下策，卻並不是絕對不能接受。
雖然蔣介石已緊急發布遷都令，把政府遷至重慶，準備繼續與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圍氣氛發生的顯著變化，仍讓他倍感傷心和失望。
同是一個朝廷之上，幾個月前，眾人無不慷慨陳詞，擼袖子的擼袖子，伸拳頭的伸拳頭，都嚷嚷著要好好地教訓一下小日本，所謂“低調俱樂部”，不是公開場合隨大流，就是私底下成為被大夥譏笑的對象。
可是僅僅幾個月之後，隨著前方軍事一再失利，高調已幾乎完全被低調所淹沒。那個“俱樂部”就不用說了，文臣之中，從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到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居正，都極度動搖，力主求和。
要說這些老派與文人組成的文官會膽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預知的，問題是，現在就連武將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還有想投機取巧的。
獲悉陶德曼有意調停，孔祥熙一蹦起來，認為這是天賜良機，絕不可失，建議蔣介石趕快趁勢“乘風轉舵”。
蔣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們都是這樣一種情緒，心裏也很不得勁。在了解到日方的“議和條件”與之前沒有什麽不同後，他表示談是可以的，但日方條件絕不能作為最後通碟，而中方也不承認自己是戰敗者。
隱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條件我是否接受，還得具體看談判結果。
他特地強調，不管怎麽談，華北主權絕對不容喪失，也就是必須取消塘沽協定。
在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中，蔣介石記錄下了其真實用意：“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
無奈對方並不中計，說是要談，然而日軍進逼南京的步伐未有絲毫減慢，而對日本人習性逐漸了如指掌的蔣介石同樣不敢有絲毫懈怠，雖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數朝中要員早已遷至陪都重慶，但他本人一直親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臨危受命
蔣介石在中山陵園官邸內召集了緊急會議。
會上，他說，南京還是要守一下的，這裏是國都，為“總理陵墓所在”，國際上都在看，不能一槍不放丟了就走。
軍委會執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個表示讚同：南京應該守，即使不是出於國際觀瞻的考慮，僅就軍事角度而言，也是絕對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護前方部隊的休整和後方部隊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緩日軍的進攻。
當時華中方麵軍步步緊逼，從上海撤出來的部隊連喘息的時間都得不到，若能夠在南京據險守一下，可以通過拖住和吸引日軍，為部隊調整贏得時間。
蔣介石點點頭：那就定下來，守南京！
可是守衛南京，誰堪為將，或者說清楚一些，誰肯為將呢？
當蔣介石提出哪個高級將領願擔當此任時，座上鴉雀無聲，連平時最能高談闊論的此時也噤聲了。
蔣介石非常無奈地看著他的部下。
本來我是願意自己留下來守的，但我是三軍統帥，很多事需要我親自籌劃，責任逼著我離開。如果實在沒有人守，那還是我來吧。
這麽多將領，當然不能讓統帥獨負其任，然而沒人敢接這個招。
唐生智雖主張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隨便應承，而是提議從前方戰將中臨時挑選主將。
孫元良、王敬久這些人，反正是要參加守城的，讓他們掛一個南京衛戍司令的頭銜豈不是一樣？
蔣不語。
唐生智見狀又提了一個人：再不行，穀正倫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備司令，防守南京責無旁貸。
可是這些答案顯然都不是蔣介石想要的。
要是他們可以，我找你們幹什麽，他們不是資曆太淺，就是力不能當。
見會議上談不出什麽結果，蔣介石宣布散會，會後解決，但他心裏其實已有合適人選，這個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瀟，湖南東安人，畢業於保定軍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軍第8軍軍長，擔任過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有一個綽號，叫做“唐僧”——就是經常把觀音姐姐放在嘴邊，身後老是跟一個猴子保鏢的那位唐朝和尚。
當年的北伐軍裏麵有兩個古裏古怪的人，一個是“基督將軍”馮玉祥，另一個就是這位唐和尚。馮玉祥讓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號召部下都剃度當和尚。
唐生智的湘軍由此被稱為“佛教軍”，該部所有官兵都摩頂受戒當了佛家弟子，胸前專門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隊訓話時，長官第一句問的不是軍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樣的佛家戒律：不偷盜、不妄語、不亂殺、不邪**、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眾佛兵雙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雲，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軍的“遠大理想”，便是實現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標，即所謂“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換言之，他們和你打仗不是要殺你，而是要度你，是為你好，是件要讓你成佛的大善舉。
依靠“佛教軍”，唐生智開始混得還挺順，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後來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係當家，李白討唐，“佛教軍”被新桂係改編。之後，他複出重拉舊部，但在中原大戰中又被蔣介石打趴在地，第8軍再次被蔣介石改編過去，而這一改編，從此就再也還不回來了，唐和尚變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後，蔣介石改弦更張，把他過去的一眾政敵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來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認都不行，爭王不成，隻能做臣。
內部會議召開的第二天，蔣介石帶著唐生智去視察自己的“鐵衛隊”，也就是教導總隊。
所謂視察，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時好好地給他打一打氣，希望後者能增強守城信心。
教導總隊就是參加“一二八”會戰的“兩師一總隊”裏麵的總隊。它擔負著“禦林軍”和種子部隊的雙重角色，此時已擴編為九個團，再加上重機槍、迫擊炮、通信、輸送等特種兵直屬部隊，總計超過3萬人。
教導總隊的軍官，大部分來自於黃埔軍校，士兵則經過層層選拔，一半以上擁有大中專學曆。與稅警總團一樣，這支部隊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後，部隊薪水大減，連德械師發的都是“國難薪”，但教導總隊在這方麵從未打過折。
即使其它部隊都不行，至少教導總隊是行的，
再看教導總隊沿紫金山構築的陣地，多年經營，蔚成規模，不說固若金湯，說銅牆鐵壁總沒多大問題。
蔣介石指著紫金山陣地，對自己，也是對唐生智說：借助這個地勢和這支軍隊，我們守南京應該是有辦法的。
唐生智已經明白了蔣介石話中之意。
他主張守南京是不假，但這副擔子的份量有多重，一本帳也清清楚楚。
從上海撤下來的部隊不僅減員很大而且相當疲憊，裏麵新兵太多，幾乎沒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滬的整個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亂，根本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重新布置。
難道就靠一個教導總隊來守南京？
唐生智說了一句：任務太艱巨了……
兩人都陷入了沉默。
視察完畢，蔣介石讓唐生智拿一個城防計劃和南京衛戍司令的名單出來，後者很快把東西送了過來，但衛戍司令一欄依舊沒有蔣介石想要的那個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下午，蔣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選一個吧。
話說到這個份上，唐生智已沒有退路：你是三軍統帥，怎麽能夠留下來呢，與其你留，不如我留！
蔣介石喜不自勝，立即說：很好，不過你跟我說實話，守衛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裏其實並無把握，因此他回答，我隻能做到8個字——臨危不亂，臨難不苟。
在過去的內戰時期，唐生智曾是一個變化不定的人，行動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僅組織“佛教軍”，就連打個仗都得請教旁門術士。
但如果站遠了看，民國時代，並不是他一個人如此，馮玉祥不還拿著水龍頭給士兵做過“洗禮”嗎，隻能說，這就是時代特征之一。
和內戰時動搖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戰策略上卻一直是很堅決的主戰派。他曾與自己的老師蔣百裏一起編製國防計劃，並督修過國防工事，於國防建設可以說功不可沒，而這也是蔣介石執意要把守城之責交給他的原因之一。
當時唐生智還患有嚴重的胃病，身體非常差，隻能走走平路，連高地都不能爬，乃至於巡視南京城防都得讓別人代勞。
然而他不能不擔負守城之責，因為沒有其他人願意去做。
事後有人說他蠢，唐生智沒有反駁，但他說，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辦的。
又有人質疑他在逞英雄，說他是湖南騾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戰事演變至此，我們如果還不肯挺身出來幹一下，那就太對不起國家了。騾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離得開它嗎？
兵臨城下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衛戍司令一職，正式接過守城任務。
本來蔣介石的所謂“守”，也並沒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準備按照陳誠的建議，將浙皖贛作為主陣地，而南京隻作為前衛陣地，二者相互策應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廣德失守，使局麵驟變，柳川的第10軍通過廣德，從皖南北上，與上海派遣軍一東一西，一左一右，對南京形成了包夾之勢。陳誠所設想的前後陣地相互脫節，南京一下子由前衛陣地變成了主陣地。
12月1日，日本統帥部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進攻南京！
在此之前，對於要不要攻占南京，參謀次長多田駿猶豫過，外務省猶豫過，甚至首相近衛本人也猶豫過。
他們曾經主張與中國在上海進行談判，曾經希望適可而止，曾經口口聲聲要把南京作為停戰議和之所而不是交戰之地。
但當華中方麵軍即將對南京形成完全包圍之時，一切顧慮都被拋開了。由於一路“凱旋”，那些橫得沒邊的師團長和參謀們對朝中高官也開始不屑一顧，以致於連一份簡單的戰報都懶得傳給他們，近衛竟然隻能和普通國民一樣，在公開出版的報紙上翻找前線日軍的行蹤。
可是近衛仍然無比亢奮。
我們既然已經兵臨城下，攻到了中國首府，對方除了升起白旗，與我簽署城下之盟，還能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嗎？
出乎近衛的預料，蔣介石和唐生智都不願意跟他簽什麽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職後，將自己的執行部改成了南京衛戍司令部，所有運籌帷幄的活也由他和執行部的高級幕僚們一肩挑起。
執行部本來隻是督修國防工事的機構，卻突然要負起全部守城之責，而且這時幕僚們又聽說，南京警備司令穀正倫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診治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穀的有胃病，我們唐長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還嚴重，憑什麽他一溜煙跑了，卻把這麽重的擔子扔給我們，難道守南京原來不是他的責任，還是以為我們都是傻子，不會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們不僅有情緒，情緒還很大，便主動對他們說：穀司令有病需要到後方休養，你們不要對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務，自然隻好由我們來承擔了。
底下還是有人認為南京不應該守。
唐生智說，得守，不僅守，如今還隻能死守。因為形勢起了變化，戰爭將降臨到家門口，南京是首都，我們決不能夠輕易地把它奉送給敵人。
我們平常總說抗戰抗戰，難道抗戰隻是為了讓別人去犧牲嗎，難道你們誰願意讓日本人隨隨便便把首都從我們手裏奪走嗎？
當然不能！
說著說著，唐生智的聲音開始低沉下來，語氣也越來越沉重。
我是負責任的主官，已決定與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們是幕僚，跟我所處的地位不一樣，所以我不要求你們和我一道犧牲，萬一城破，你們就想辦法趕緊突圍。
我隻要求你們一樣，在我活著的時候，堅持工作到底！
如果說前一番話是大道理，後麵一段掏心掏肺的體己話卻立刻打動了全場的所有人。
論職務，唐生智現在是南京最高軍政長官，一級上將，當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決心和打算，當部下的還能棄之不顧，乃至拔腳先溜嗎？
穩定住指揮班子後，唐生智隨即部署守城，從前線撤下來的部隊加起來總共達到十多萬，但正如他先前所預計，這十多萬裏麵能打的真的不多。
現在的唐生智，身邊沒有一支親兵部隊，國內情況又非常特殊，不是像東瀛軍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後，各路人馬也能對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領導一樣。
蔣介石雖新授其南京衛戍司令一職，說到底，也隻不過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司令罷了。
唐生智能夠依靠的，還是教導總隊。
此前，為了教導總隊留存與否，唐生智曾與軍政部長何應欽吵得不可開交。
何應欽想把教導總隊調到四川去，擴編成三個軍，唐生智急了，說你要這樣的話，南京根本沒法守，這個衛戍司令我也沒法幹。
最後蔣介石拍板，留下六個主力團，三個特務團以及炮兵、騎兵等特種部隊則撤至後方。
唐生智專門趕到教導總隊，在對軍官們訓話之前，他先舉了一個反證。
“汪副總裁”（汪精衛）說過，我們與日本人打仗，是要打敗仗的。中日實力懸殊，誰不知道呢，可是我們越敗越要戰，這樣終究會打敗日本人的。
敵人來犯，則遠戰，遠戰失利，則近戰，近戰失利，則守城，守城不利，則巷戰，巷戰再不利，則短接，短接再不利，則自殺。
唐生智接下來說，“委員長”答應過我，隻要在南京守三個月，一定會組織兵力進行反攻——
三個月太短了，我們要守六個月，無命令絕不退出南京！
一番慷慨的鐵血演說，立即使場內氣氛開始熱烈起來。
唐生智最後問大家，是堅守南京要緊，還是保命要緊？
眾人熱血沸騰，皆大呼：守城要緊。
鼓動完了，唐生智來實際的。
在南京的教導總隊官兵，先給諸位發三個月薪水，有家眷的發一個月安家費。12月1日之前，均想辦法把家眷送回家或送到後方。
要做到後麵這一點承諾已漸顯困難。從水麵走，由於中央海軍幾乎全軍覆滅，日本海軍開始衝破江麵封鎖線，逐漸深入長江江麵。從陸地走，包圍圈又正在合攏，危險亦無處不在。
但是再困難也得做，因為多年帶兵的經驗告訴唐生智，這是收攏軍心的起碼保證。
唐生智告訴官兵，有不願留下來的，三天內請假，可以自行離去，但多發的薪水就沒有了，還得落一個怕死的名聲。
何去何從，諸位得想清楚。
都想清楚了，沒看到有多少人提出要請假離開。
薪水發了，家眷送了，唐生智又命人大量采購煙酒，要吃要喝可以隨便拿。
所以這一切做完，他開始板起臉，拿起蔣介石親授的尚方劍。
各部凡擅自撤退者，一律按連坐法懲處，我將調宋希濂作為預備隊，在江邊專門負責維持軍紀。
若不借助教導總隊，並來個恩威並施，以上海潰退後的士氣，南京恐怕半天都難守。
“黃鶯”和“燕子”
12月1日，蘇聯空軍率先拉開南京保衛戰的序幕。
早在三個多月前，中蘇雙方就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從這時候起，蘇聯開始成為主要對華軍援國。從新疆到蘭州，為運送軍援物資而專門建立起一條長達3600裏的交通運輸線，它是當時維係中國繼續抗戰的最重要的一條國際生命補給線。
不僅援助物資，蘇聯也直接派部隊進行支援，這就是蘇聯誌願空軍。
這裏的“誌願”，當然並不一定代表個人誌願，其背後實際是政府意誌的結果，就像十幾年後中國派出的抗美援朝誌願軍一樣。老美起初傻乎乎的，還真以為跨過鴨綠江的是中國民間人士，在異域大搞個人英雄主義哩。
所謂的蘇聯誌願空軍，其實是蘇聯應中國政府要求，將分布在中亞和西伯利亞的空軍各師團組織起來，以誌願的名義，輪流派來中國的正規參戰部隊。
同是戰鬥機飛行員，蘇聯飛行員跟美國飛行員的習慣又不一樣。如果是在休假中，蘇聯人其實是很放縱的，幾乎什麽粗魯來什麽，相比之下，美國人倒並不像傳說中那麽胡作非為，大多數人還算是比較守規矩的。
但到工作階段則又不同。很多美國飛行員看上去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有人上崗了還會偷個空子去警衛室玩玩牌，蘇聯飛行員卻有著鐵一般的紀律，打起仗來甚至比日本人還機械和玩命。
簡單來說，他們是這樣一種人：既能夠通宵達旦徹底狂歡，也同樣能夠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地瘋狂作戰。
蘇聯空軍使用的戰鬥機是“黃鶯”和“燕子”。
在西方人當中，蘇聯人是很懂些美學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蘇關係最好的時候，蘇聯歌曲曾一次次讓我們的父輩為之迷醉，這恐怕不是偶然的。
就象他們把火箭炮命名為“喀秋莎”一樣，那完全是一個美麗姑娘的形象，它充分驗證了，戰場除了血腥還有詩意。
“黃鶯”的學名是伊-15，這是一種雙翼機，它的特點是功率大，差不多是平常飛機的兩倍，因此在空中停留時間長，適於空中角鬥。“燕子”，即伊-16，是單翼機，看起來粗糙，但是速度快，適於追擊。這兩種飛機的性能談不上一定蓋過日本的96式，但雙方的性能已經大致接近了。
“黃鶯”和“燕子”實在是一對好搭檔，這兩隻輕盈的小鳥一高一低，交替翻飛，常常能弄花對手的雙眼。
12月1日這一天，日本政府作出了攻占南京的決定。於是有9架96式奉命飛到南京上空來撒勸降傳單。
中蘇空軍加大油門，呼地一聲衝了出去。一共六架“黃鶯”，分別由五個蘇聯飛行員和一個中國飛行員駕駛。
“96”果然了得，馬上擺開陳納德所說的那種誘餌陣型，兩個回合一過，一架蘇聯“黃鶯”中彈起火摔了下去，中國飛行員練習“黃鶯”時間不長，駕駛飛機連熟練都談不上，所以也隻好趕緊撤離。
六去二，四對九。
剩下來的四架蘇聯“黃鶯”沒有選擇逃走，而是繼續纏鬥。其中，一架“黃鶯”被“96”緊緊咬住，怎麽甩也甩不掉。日機越追越近，開始第一次射擊，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黃鶯”突然向下一個俯衝，把全部子彈都閃在了身後。日機見狀，也跟著全速俯衝下去，然而“黃鶯”又是一個令人驚豔的橫翻，閃到一邊後，反過來向“96”開火。
雖然它們誰都沒有打著誰，卻已經把地麵上的一個人給完全看呆了。
此人就是陳納德。他經曆過的空中格鬥太多了，見過的空戰高手也數不勝數，但眼前的蘇聯飛行員仍讓他歎為觀止。
那麽多複雜的空中技巧，可以一口氣做完，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人！
一般來說，空戰的時間都很短，幾秒或最多幾分鍾內便能決出勝負，但那一天的南京空戰卻特別長，總計達半個小時。結果是，日本戰鬥機敗逃，雙方都未有人員傷亡。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沒有，陳納德在看到這一幕後，立即斷言，在中國空軍實際處於癱瘓的情況下，蘇聯空軍與日本航空隊絕對有得一拚。
果然，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就有了一架“黃鶯”擊落三架“96”的好消息，而“燕子”出擊5次，也一口氣揍下了6架轟炸機。
與之同時，江麵上毫無防備的日艦也遭到蘇聯轟炸機的打擊。雖然轟炸機數量有限，沒能鼓搗出像後來偷襲珍珠港那樣的效果，但仍擊沉1艘巡洋艦和2艘運輸艦，另有6艘日艦中彈後燃起大火。
這是南京保衛戰的序幕戰，也是極少的幾個精彩瞬間之一。很快，這一切都將結束，因為三天後，蘇聯空軍連起飛基地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