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讀到許多詩選和文選。編選的人有不少是平日相識的朋友，偶然征求我的意見，就不免發表了一些議論。
應該承認，這許多選本的編者用意都是好的。他們煞費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選本的得失，斟酌取舍，並且詳加注釋，確實花了很多工夫。在這許多新出版的選本中，有的水平很高，優點多而缺點幾等於無。讀到這種選本，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悅。但是，也有一些選本，缺點尚多，有待商榷。在這裏，不可能一一論列，隻想提出一個普遍的問題來談談。
一般地說，詩和文應該有一個界限，完全可以劃分得清楚。然而，這個界限卻不是斷然分開不能逾越的鴻溝。所謂“詩”，所謂“文”，究竟應該如何區別？它們的體裁和形式又應該怎樣分類？實際上這是自古迄今爭論未決的問題。《書經》的《舜典》中說：“詩言誌，歌永言。”這似乎是大家公認的最古的定義。但是，我們要問：難道文章不是“言誌”的嗎？《國語》的《楚語》中說：“文詠物以行之。”這又是一個古定義。我們也要問：詩難道不也是“詠物以行之”的嗎？
由此看來，詩和文的界限可以區別，又不好區別。《論語》的《學而》篇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個“文”字是指的什麽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顯然不是。據漢代鄭玄的注解說：“文，道藝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說：“文謂詩書六藝之文。”這個範圍就很寬廣了，差不多把詩、書、禮、樂等以及各種典章製度都包括在內了。
事實上，古人所謂“文”是泛指一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範圍很大。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古人認為文學的作品必須文字非常精練，結構極為嚴密和緊湊，決不是我們近代人文字鬆散的長篇大論所可比。這並不是說，我們的長篇大論一定不如古文，這是文章的體裁和形式的發展，趨向複雜化和多樣化的必然結果。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確立一種新的關於詩文分類的方法。
明代萬曆年間的進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濤談叢》這部書中，寫過一個故事。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覽其題目，乃曰：既雲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幹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的確，《昭明文選》所包涵的各種文學體裁，十分完備。在這一部文選中，不但有詩，而且有賦，有騷，有讚，有銘，有頌，有辭；也有史論，有符命，有碑文，有對問，有奏記；還有書、啟、箋、序、檄、令、表、詔等等。總計《昭明文選》分詩文為三十七類。其中，就以“詩”這一類來說，又分為二十二目。這樣的分類到底是科學的呢，還是不科學的呢？我們應該認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為這都是老問題，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們現在的詩文分類，看起來好象比古人科學化得多了。其實有的人卻很象江盈科描寫的那位吳中士夫，對於詩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們至今還不能提出一個關於文學的正確的科學的分類法。這是最大的遺憾。
由於分類分目不詳細和不完善，勢必影響到文學的教學和創作等方麵，也不免會發生一些混亂。比如，有的明明不講平仄、不講韻腳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當成了舊體詩。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詩，卻被人當做普通的散文。有許多比最壞的散文還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卻被看成是一首新詩發表出來。這樣的笑話不應該再任它胡鬧下去了。我們要拿出比古人更詳密的分類法來。
新的詩文分類法，自然要在古來各種分類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加以提高。比如，就“詩”而論，我們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並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於我們時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類來說，自從昭明太子分類之後，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又把文章分為十三類：到了近代，福建人吳曾祺的《涵芬樓今古文鈔》又把十三類細分為二百十三日。對於他們的分類和分目原則，我們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說，我們曾經把文學作品分別為詩、賦、詞、典、駢文、散文、小說、戲劇等幾大門類，這就夠了，何必自找麻煩，搞什麽詳細的分類分目呢？這種說法不值得讚同。我們不主張過於煩瑣的不切實際的分類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滿足於幾大門類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種新的切合實際需要的比較完備的分類法。
這種新的分類法，不必用開會表決的辦法來確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達到完善的地步，它隻能逐漸形成。因此，文選或詩選的編者無妨自己提出一種分類法。盡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會有一種公認為正確的分類法產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