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詩歌發展的道路問題，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似乎還難於解決。這是什麽緣故呢？
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現新內容的新形式，還需要做許多努力，進行更多的嚐試，而在這些方麵，我們的實踐卻還十分不夠，經驗缺乏，成績不多。
為什麽我們不能創造出新詩歌的民族形式呢？難道這許多年來都沒有人做過任何嚐試嗎？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早從五四運動以來，曾經有許多人嚐試和創作了許多新的詩歌。但是，這些新詩歌實際上並沒有形成什麽確定的形式。這裏邊又有許多複雜的原因。
大體說，要想形成一種新的為大家所公認和采用的詩歌形式，起碼應該具備兩個特點：民族的特點和時代的特點。而我們所看到的新詩歌，往往不能同時具備這兩個特點。
那末，究竟應該如何去創造既有民族特點又有時代特點的新詩歌形式呢？路子可以有好幾條，可以殊途同歸，有心人都無妨試試。
在這裏，我不想詳細論列和比較各種路子的長短和得失，隻想建議大家在已經發現的若幹路子之外，再試走一條新的路子。當然，這裏所謂新的路子隻是就某種意義來說的，而且它仍然是從舊路中走出來的，這正如古來的樂府和詞曲等發展的規律一樣。
明代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中有一段文字寫道：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這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樂府、詞、曲等發展變化的曆史過程的基本概括。這個過程早在宋代王灼的《碧雞漫誌》中，就曾經講過了；但是，到了明代王世貞講的卻更為明確。
從這個曆史過程中，我們應該看到，由漢代的古樂府開始，詞、曲等的歌與譜就是統一的。
無論漢、唐的樂府和宋、元的詞典，本來都是能夠吹奏和彈唱的；並且常常先有譜子，而後才有詞兒。所以，宋代周密的《劉東野語》說：“古今歌詞之譜，摩不備具。……然有譜無詞者居半。”元人所輯的《草堂詩餘》也說：“唐人因調而製詞，後人填詞以從調。”宋、元時代的作者，所以能夠創作那樣大量的詞曲，並且水平很高，這和當時大量詞譜、曲調的流行有很大關係。他們的每個詞譜和曲調，都有一個名稱，這就是詞牌或曲牌。它們的每一個牌子，都可以譜成不同的詞兒。這就使內容和形式便於結合，有利於創作。
人們往往認為，舊的詞牌或曲牌，徒具形式，與內容不一致，而且韻律太嚴，很不自由，要發展創作，決不能走這條路子。現在看來，這些理由也不見得都對。
本來，詞曲的內容是適合於它們的形式的。假若用激昂慷慨的調子，來寫軟綿綿的題材，怎麽也不合適；反過來也是一樣。詞牌和詞兒、曲牌和曲子相脫離，乃是後來的文人不懂得詞曲的結果。至於韻律，可以在製譜的時候，把它們定得越寬越好，就不會使人有被束縛的感覺。
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地吸收古代樂府、詞、同等的傳統優點，排除它們的缺點，又按照今天我們的時代特點，製成一大批新曲譜，以表達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的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每一個曲譜給它定一個牌子，使人便於區別和選擇。真的做到這樣，那末，對於新的詩歌創作，很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推動。當人們從事創作的時候，可以根據需要，選擇任何一個適合的曲譜。同時，也象古代的詞曲那樣，各個詞牌或曲牌既可以單獨使用，又可以連成一套，豈不甚好？
這自然是一種設想，未必行得通。但是，如有熱心的朋友，願意試一試，則不勝歡迎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