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學者，當時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齊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劉獻廷。
大家可能還記得，前幾年在討論《紅樓夢》問題的時候，許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過劉獻廷的一些言論，以證明清代初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出現了一種具有民主傾向的新興思潮。事實的確是這樣。劉獻廷這一派的革新思想，對於當時的社會曾經發生了強烈的影響。
劉獻廷的這個學派，稱為廣陽學派是比較恰當的。因為劉獻廷字繼莊，自號廣陽子，他的著作大半失傳，留下的隻有《廣陽雜記》一種。特別用廣陽稱他的學派，也含有紀念他的特殊意義。
如果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末，劉獻廷治學的範圍更加寬廣，目的性更加明確，更加講究實用，而他的遭遇卻更壞。他在康熙年間調查了許多實際材料，起草了許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傳了。後來乾隆年間的大學者全祖望為他立傳，其中寫道：
“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曆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歧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
據全祖望所述，劉獻廷有許多著作，其中有幾種成就最大的，如他“嚐作新韻譜”，以華嚴字母，參入梵語、拉丁語、蒙古語、滿洲語，與各部韻母相合，於是“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同時，他“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還研究方輿之學，“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先後，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對農田水利，他也有獨到的見解；對於禮、樂、醫藥、數學同樣都有研究。由於他的學問淵博，曾被聘請參與《明史》、《一統誌》的編纂工作。他對於同事們的評價是：“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這就足以說明劉獻廷是多麽重視實用之學了。
當時與劉獻廷一起修《明史》的是著名的史學家萬斯同。據全祖望說：“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曆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複出。”由此可見劉獻廷從事實際調查的情形。
當時與他同事的，還有一位他的同鄉大興人，名叫王源，字昆強，號或庵，曾作《劉處士墓表》，其中說到劉獻廷少年時，“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與膏火，則燃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蔽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所以，到後來“遍曆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劉獻廷勤苦學習和以實踐驗證學問的態度，從這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有人特別關心地問道：劉獻廷在政治上有何進步表現？他對於農民起義的態度，又是如何的呢？我們在這裏不能詳述他的政治觀點。但是，隻要看王源說他“誌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全祖望說他的“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曆，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這就不難想見他與當時清代的封建統治者是站在何等尖銳對立的立場上了。至於他對待農民起義，當然是抱著同情的態度。比如，當時清朝的統治者極力渲染張獻忠殺人如草；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卻寫道：“餘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這豈不是把當時對農民起義軍的一切造謠誣蔑都駁倒了嗎？
北京的人們，特別是大興的人們，雖然不必因為有劉獻廷這樣一個曆史人物和他的學派而驕傲，但是，為了學習和繼承前人的遺產，如有可能，似乎還可以繼續搜求有關劉獻廷的各種遺作，以便就廣陽學派的思想內容作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