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勞動力能夠創造社會的一切財富；人的勞動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會財富。因此，愛護勞動力是發展生產、使國家富強的重大措施之一。我們的古人，就已懂得這個道理了。
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的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力的重要意義。當然，那個時候的人，特別是那一班封建統治階級的人物，並不是真正愛護勞動力，而隻是為了取得和維持他們的封建統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們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卻也發現了所謂“使用民力”的“限度”，實際上就是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
《禮記》《王製篇》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元代的學者陳澔注解說：“用民力，為治城郭、途巷、溝渠、宮廟之類。”其實，用現代的話來講解，這就是指的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按照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古人規定了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大致隻能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現在看來，這個比例對於以農業生產為根本的古老國家是適當的。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個比例當然會發生變化，不過它變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性質有極密切的關係。社會性質和製度不同，比例也會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個生產水平之上，豐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來使用勞動力。所以，《周禮》上又記載著：“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這就是說，在豐年基本建設占用的勞動力可以達到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隻能占用百分之零點六左右；沒有什麽收成的荒年頂多隻能占用百分之零點三左右。
對勞動力既然要注意愛護，那末，對於勞動力所支出的勞動以及它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同樣必須愛惜，注意積蓄。《禮記》《王製篇》還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說明了這個觀點。它寫道：“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然古人管理的國家未必都有這許多積蓄，這是極而言之；但是，當作一種經濟思想和學說來看，這一段話卻很值得重視。在農業上實現耕三餘一，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積蓄，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和學說，所以齊國的管仲主張：“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的確，有許多事情必須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決不可過於勉強。這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體會得到的普通經驗。
而在另一方麵，如果認真地積蓄力量，估量能夠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須全力以赴，保證它的實現。古人也有這樣的例子。如晉國的狐偃為公子重耳策謀說：“蓄力一紀，可以遠矣。”一紀是十二年。當時狐偃伴隨著重耳正走過衛國的五鹿，他就預言：“十有二年，必獲此土。”當時恰值魯僖公十六年、後十二年，即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即公子重耳）果然伐衛國，正月六日占領了五鹿這個地方。從這個故事看來，象狐偃這樣的人，在古代的曆史條件下，總算是懂得積蓄力量的了。紀元前七世紀的古人尚且懂得這些道理，我們生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然就應該更清楚地懂得這些道理。
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麵努力愛護勞動力，從而愛護每個人的勞動，愛護每一勞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