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公共汽車公司第四路環行汽車上，前天發生了一場吵嘴的事情。一位目擊者敘述當時的情形說：
“當著四路環行汽車經過東單站的時候，上車的人很多。快要開車了，車門就要關上，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壯年人，一股勁地往車上擠。售票員說服無效，終於在車子已經開動的時候，再一次打開車門，讓這個乘客上車。不料這個人上車以後，對售票員竟然大發脾氣：你們把車開回家去吧，不用拉客啦！這麽難聽的一句話，立刻激怒了同車的人們。沒有等售票員說話，有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就接話了：你為什麽硬要擠上車來？那個壯年人接著又是一個挑戰的語氣：你是幹什麽的？你管得著嗎？青年人理直氣壯的說：不合理誰都可以說！壯年人毫不讓步地吵起來：你懂個屁！這一場吵嘴就這樣越吵越難聽了……。”
他們為什麽還會吵嘴呢？這樣的吵嘴不是我們在舊社會裏才遇見的壞現象嗎？為什麽經過解放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幾年的大躍進之後，現在還有人這樣愛吵嘴呢？讀者在來信中不禁表示極大的驚奇，因而提出了這些問題。我認為這是值得重視的現象。
吵嘴在舊社會本是司空見慣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隨便走在大街小巷，到處都能遇見人們因為一些小事而爭吵不休，甚至於打起架來。那時候，社會秩序混亂，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並且必然由此而北生了社會風氣方麵的欺騙、訛詐、恫嚇、鬥毆、爭吵等等惡劣的現象。解放後十多年來，經曆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我們的首都北京和全國各地一樣，社會麵貌已經根本改變，人們的精神麵貌也隨著起了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的高尚風格已經逐漸樹立了起來。但是，舊社會的殘餘在許多方麵遠沒有完全消除。因此，吵嘴作為舊社會的惡習之一，當然也不免還有殘餘存在。並且，在群眾性的社會運動中，有些壞現象即便匿跡於一時，而日久玩生，又可能重新出現。這是不足為奇的。
有人說，吵嘴的現象所以會繼續發生，是因為人們還缺乏“謙讓的美德”。這個意思似乎是要以古人的所謂“謙讓的美德”，照樣搬來作為我們今天社會道德的準則之一。這樣看問題究竟對不對呢？
不可否認，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所謂“西方文明”沒有傳到中國以前，我們中國人曆代相傳，都以謙讓為美德。《易經》有《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書經》《大禹謨》利用大禹的傳說故事來說教，提出了“滿招損、謙受益”的口號，顯然是為了維護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貴族階級的利益。《禮紀》更直截了當地主張“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周禮》也說：“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這些就是古人的所謂謙讓，但是這些提法與我們現在反對自滿、提倡謙虛的精神，從根本上說決無共同之點！
很明顯，古人所謂謙讓，往往是虛偽的，是“欲取而故讓”。正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在《讓禮令》中說的：“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可見“讓”的目的是在於“得”，讓一寸是要得一尺。這可以說是古代提倡禮讓者的不打自招，這也是曆代一切反動統治階級提倡禮讓的真意所在。舊社會中種種壞事正是在這樣虛偽的以謙讓為美德的幌子下幹出來的。我們現在再也不要聽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謂謙讓盡管是虛偽的，畢竟還不敢露骨地爭吵，這一點也應該承認。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象四路環行公共汽車上發生的這一場吵嘴，並不是由於缺乏什麽謙讓美德的緣故。這一場吵嘴在實質上顯然反映了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新與舊的鬥爭。那個四十來歲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識到，他實際上代表了社會上很少數的落後分子，這種人對於社會主義的風格，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生活原則沒有真正的理解，他們滿腦子還是舊思想意識和舊社會的壞習慣、壞作風的殘餘，有時就不免會暴露出來。而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社會主義的互助協作和集體精神已經日益深入人心，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在廣大群眾的心目中，少數落後分子殘餘的壞思想、壞作風是不堪容忍的，它們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廣大群眾正當的反對。
我這樣說，決不是小題大做，故作驚人之語，也不是企圖進行“煽動”叫大家給一些人亂扣落後分子的帽子，鬥他一通。我們決不能這麽做。對於那些落後分子，我們主要的是應當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我在上邊說了許多話，我的意思隻是要指出這種小事的社會背景和實質引起大家注意而已。
總之，我認為四路環行公共汽車上的這一場爭吵，雖然隻是偶然發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卻表明了我們現時社會生活中新舊鬥爭的不可避免性。對於這一類事情，既不必大驚小怪，也不應該熟視無睹。我們應該提倡什麽，應該反對什麽，必須認識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則的分野，常常是隱伏在不被注意的細微末節之間，有識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