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年會，張申府君發表《我所了解的辯證法》一文。此會吾未到場。唯據申府先生文中提及目前國內有兩件事，都是與哲學密切相關的。一是關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討論，二是需要一種新哲學的呼聲。吾於此極有所感。但此問題太大、如欲詳細討論，則非費神不可。吾以久病，困於用思，艱於寫文字，故欲就管見所及略抒大意。昨冬吾南行，過湯君錫予家，蒙、錢、賀、鄭諸君均在座。吾曾發一種議論，即謂中國學人有一至不良的習慣，對於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願學的東西。因之，於其所學無有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幹的精神，亦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於學術有所創辟，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群起而趨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無一刹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複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二、大家共趨於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餘千途萬轍，一切廢棄，無人過問。此二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症。吾且略舉事例。遠者姑置勿論。前清考據之風盛，則聰明才俊之士，群附漢學之幟。而宋明義理之學，則鄙棄不遺餘力。民國洪憲之變以後，時而文學特盛，則青年非為新文學家不足**。時而哲學特盛，則又非哲學不足自寵。時而科學化之呼聲過高，則青年考大學者，必以投理工、棄文哲，為其重實學去浮虛之最高表示。實則文學、哲學、科學，都是天地間不可缺的學問，都是人生所必需的學問。這些學問，價值同等，無貴無賤。我若自信天才與興趣宜於文學，則雖舉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麵之樂，不以易也。乃至自信我之天才與興趣宜於哲學或科學，則雖舉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麵之樂，無以易也。如此，則於其所學，必專精而有神奇出焉。試問今之學子其習業，果非逐臭，而出於真正自擇者，有幾乎?又試就哲學言，其諸名家思想，經介紹入中國者，如斯賓塞、如穆勒、如赫胥黎、如達爾文、如叔本華、如尼采、如柏格森、如杜威、如羅素、如馬克斯、如列寧，以及其他，都有譯述，不為不多。然諸家底思想，不獨在中國無絲毫影響，且發生許多駁雜混亂，及膚淺偏激種種毛病，不可抓疏。此何以故?則因諸家之學，雖經譯述其麟爪，或且逸陳其大旨，然當其初入，如由一二有力者倡之，則大家以逐臭之態度而趨附。曾未幾時，倡者巳冷淡，而逐者更不知有此事。夫名家顯學，既成為一派思潮，則同情其主張而逡譯之者，必有繼續深研之努力，方得根據其思想而發揮光大，成為己物。今倡之者既出於率爾吹噓，逐之者更由莫名其妙之隨聲附和。若此，則斯賓塞、穆勒，乃至馬克斯諸公之精神，如何得入中國耶?又就吾固有學術而言，今之治國學者，以西人有考古學，又且以考據方法強托於科學方法，於是考據之業，又繼乾嘉諸老而益稱顯學。問有究心義理者乎?此事殆疑絕跡。獨有紹興馬一浮氏者，沉潛周孔六藝之場，貫穿華梵百家之奧，踐履敦實，義解圓融，庶幾扶持墜緒。然獨行無侶，孤調寡和。斯學向後無人問津，蓋可知已。佛家唯識之學，雖來自印土，然實吾先哲早經融化而成為己物者。中間湮絕已久，自歐陽大師起而張之，民國八九年間，號為顯學。乃不須臾，風會轉變，而此學音響又絕矣。即就西洋科學而言，生物與地質較為易治，且有地域性質，則治者競尚焉。而他科頗無聞矣。中國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實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並進；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棄我取。如是陋習不祛，而欲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而欲談新哲學產生，其前途遼闊，曷由而至哉。此吾於申府之提議，而不能無感也。夫新哲學產生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則必於固有思想，於西洋思想，方方麵麵，均有沉潛深刻的研究，然後不期而彼此互相觀摩，長短相形，將必有新的物事出焉。否則終古淺嚐，終古混亂，一切話都不須說也。
又就申府先生之提議而略抒愚見。所謂本位文化建設與新哲學產生，雖從兩方麵言之，實則目前最急者唯新哲學產生一事。夫言一國底文化，則其所包絡者廣漠無垠。一磚一石，亦莫非其文化的表現。然究其根菱，要必在哲學思想方麵。中國今日既未有新哲學產生，則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談者，殆如見卵而求時夜，毋乃過早計耶。愚意欲新哲學產生，必須治本國哲學與治西洋哲學者共同努力。彼此熱誠謙虛，各盡所長，互相觀摩，毋相攻伐，互相尊重，勿相輕鄙。務期各盡所長，然後有新哲學產生之望，此為第一義。次言創新。須知創新者，不是舍除其所本有，而向外移來人家底物事。移與創，分明不是一回事。故為全盤外化之說者，是太消滅自家創造力，自暴自棄之徒也。創新者，更不是從無生有，如魏晉人誤解老子哲學之所雲也。創新必依據其所本有，否即空無不能創。吾於《新唯識論》中曾言此理。如吾人生理，新陳代謝是創新義也。新的血脈固不是陳的，然何嚐不是依據陳的而變生得來耶?談至此，則吾人對於固有哲學宜研究抉擇，以為溫故知新之資。吾蓋常留心於此，而謂晚周儒學，即孔家哲學，實為今人所當參究。
何以言之?中國哲學，由兩漢而上可謂儒道二家對峙之局。由兩漢而下，可謂儒道釋三家混合之局。而儒家真精神，實已式微。略陳其故。晚周思想，號為極複雜，然言其大別，不外儒、道、名、法、墨五家。墨家、名家，皆早絕。法家雖自秦漢以來，猶若流行未息，如漢蕭何、文帝、昭烈、諸葛，以及後之王荊公、張江陵等。但西漢以來法家，所講者隻是行政方麵一種綜核與苛察的手段，(唯蕭何、文帝不為苛察，曹參守蕭何之規，大抵何為治，是能綜核名實，故當其轉餉已能濟軍。)巳全失晚周法家意思。如《淮南》所述，法生於眾，及法籍所以禁人君使無擅斷，韓非任法不尚賢，即反對儒家人治而主張法治等等根本思想，此皆晚周法家思想僅存者。西漢以後之法家，遂絕不注意及此。故吾謂晚周法家亡絕甚早，後之法家實不足稱為法家也。據此，名墨法三家在晚周巳驟起而驟滅。(秦之李斯是後世張江陵一流人，不足為法家。)故唯儒道二宗並行。所謂兩漢而上為儒道對峙之局者以此。魏晉以後，道家玄學與印度佛家迎合。自此，儒家雖未至滅熄，而釋道混合之思想，實特別占優勢。即儒家亦大變其本來，而雜於二氏矣。所謂兩漢而下為儒道釋混合之局雲雲者以此。固有哲學底興廢，略如上述。吾今者何獨有取於儒家，此又吾所不能不略言之者。
一、儒家底宇宙觀、人生觀，可謂離虛妄分別而得到真實的了解。此意本非倉卒所能言，非用簡單與直率的語句可以表出，非深究儒家群籍而反之自心得其會通者，亦難與之談斯義。然不得已而欲略言之，則其玄學明示自我與宇宙非二，即生命與自然為一。哲學家向外覓本體，不悟談到本體，豈容物我對峙、內外分別。此其為真實義者一。本體是流行不息的，是恒時創新的，(《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是至剛至健的。是其流行也，有物有則，而即流行即主宰的。故如佛道之以虛寂言者，不悟虛寂舍不得動用。如西哲亦有言變動者，卻又不能於流行識主宰。唯儒家所究為真實義者，此其二。本體的性質，不是物質的。故唯物之論，此所不許。卻亦不是精神的，然必於此心之不物於物處，而識本體之流行焉。故儒者不妨假就心以言體。但絕不同於西洋的唯心論者，此則不可無辯。本體是無內外可分，不可當作一個物事去推尋。所以非心非物之論，亦此所不許。西洋哲學本體論上種種戲論，此皆絕無。此其為真實義者三。理解必待實踐而證實。踐履篤實處，即是理解真切處。實踐不及，但是浮泛知解，無與於真理。此其為真實義者四。略陳四義，而儒家玄學上底價值，已可窺見。其所以夷諸子而獨尊者，豈偶然耶?
次則儒家規模大。其在一般的哲學方麵，對於以前固有的學術，能容納異派，而冶之一爐。如孟子重法守，至言瞽叟殺人，舜為天子，不得拒捕，隻有竊負而逃，以全恩誼。桀紂之誅，是誅獨夫，不為弑君。此皆孟子融攝法家義也。荀卿言禮治，亦近法治。又孟荀並能辯議，有名家、墨家精神。至於《禮記》、《周禮》,皆儒家巨典。《禮記》多融會道家，《大學》一篇，言止定靜安，是最著之例。《周禮》多融會法家，此尤易見。孔子隻言敬，敬貫動靜者也。及《禮記》始言靜，《樂記》人生而靜，《大學》知止而後定，定而後靜，靜而後安之說。此皆道家義，而儒家取焉。宋儒遂本之以援佛入儒。《周禮》底學說，王安石稍采其一部分，至近世而始尊其價值。清末孫仲容依之作《政要》,以與西洋法治國之政製相比附，當時亦多影響雲。嚐謂晚周各學派之亡絕，大抵老莊學派底影響為多。老莊思想，根本反對知識。故名家，則莊子攻之。墨家，則莊子薄之。(隻許為才士，薄之之詞也。)法家尤為其所摧折。惟儒家容納較宏。
三、儒家不反對知識。此等精神，根本與科學相得。《論語》記子入太廟每事問，足見其平時無在不存每事問的精神。吾以為科學成功，特別在此。事理本在目前，行而不著,習焉不察，則一切混沌過去。如壺水澎漲，蘋果墜地，古今婦孺所恒見而不問者。至奈端、瓦特諸公，乃始肯問焉，而得有絕大發明。故嚐謂科學成功，隻是個每事問。孔子此等精神，即是科學精神。故其教學者以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即是當時簡單的科學。雖逮後來新興的宋儒，如程子、朱子，作《大學補傳》,以即物窮理言格致。此其所以特異二氏之處。然儒家未及成功科學者，特以前有道家，後有釋道合流，為之障礙耳。然晚周儒家於社會科學方麵，自有許多發明。其見於群經者，要待整理而表出之。今西洋科學輸入，將使儒家精神從此昭蘇，而可妄疑其相扞格耶。
四、儒家言正德利用厚生，見於《書》者也。言製器利用，見於《易》者也。言人之所欲多者，其可用必多，見於《呂覽》者也。(《呂覽》雖雜，但儒家的成分較多。)孟子寡欲之說，寡其不正之欲耳，戒其縱欲以累心者耳，與釋道主絕欲者迥殊。此等精神，與科學不相違戾，又不待言。
五、儒家言經濟，《論語》則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義，《大學》言理財，歸之平天下。言倫理，孔子則由孝弟而推之為泛愛眾。又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先儒謂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視虛言平等博愛者何如?孟子由親親而推之仁民愛物。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皆將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擴而充之，至於全人類與萬物，即於無形中消滅封建社會的思想。其化育之功神矣。此正為今後世界所要求者。而謂儒家精神非科學的，何其自絕於真理之甚耶?
綜上五義，略明儒家思想宜圖複興，以為新哲學創生之依據。精力短促，辭難達旨，唯欲引起賢達之注意，故不避不文與迂陋之譏。冀高明君子進而論之。不然，哲學年會一哄而散。即有人提出問題，事後亦如雨後煙雲。學人尚如此偷廢，則吾民族其危矣，尚何文化與哲學之可雲?(此文今春登天津《大公報》。本因一時興感，匆匆寫去，深愧草率。然仍存之者，則以所言畢竟切近故耳。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病翁記。)
原載《十力論學語輯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