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在他的有名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論述到太平天國革命以來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曆史意義時,明確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次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革命。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製製度,產生了中華民國,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促進了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進入了一個曲折和複雜的轉變過程,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一切社會、政治和思想的變化,可以說,都是導向這次革命的。因為在這個時期侵入中國的是來自歐洲和美洲的資本主義勢力,中國必須經過嚴重的社會改革,使自己資本主義化,才能同它相對抗。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如康有為和梁啟超等,曾經認為這種改革也可以用革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日本的方式,即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改良的方式來完成。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清朝政府除了用外國槍炮武裝軍隊和辦幾個工廠以外,拒絕在政治上進行任何改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就是清朝政府中當權的頑固派拒絕政治改革的堅決的表示。如果當時清朝政府在柢禦外侮方麵是堅決的,那末,擁護它的人也許要多一些。可是清朝政府在這方麵表現得十分無能,甚至無能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義和團發動了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清朝政府不但不能給這個鬥爭以任何有效的支持,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它又屈辱地訂立了《辛醜條約》,承認外國在中國有駐兵權,並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合計九億八千萬兩,以海關稅和鹽稅作抵押,由外國派員監收。這祥,中國不僅直接地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威脅,而且還讓它們幹涉中國的財政收支。中國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這個條約當時特別使人感到憤慨。孫中山先生說,以前他奔走革命,人們把他看作危險分子,不敢同他接近;而在此以後,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同情者,主張革命的人越來越多了。為什麽會有這種轉變呢?廣大群眾愛國心的提高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為什麽這個時期孫中山先生所鼓吹的民主革命會得到很多人同情呢?這是因為有了新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當時一個新興的階級。它的出現大約是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紀初,可以說已經初步形成為一個階級了。

試看民族工業業在這個時期的發展吧。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間舉辦的廠礦企業,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二家,資本總數為二、二七七萬元。到一九〇六年,就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六家,資本總數為二、七〇〇萬元。其中以棉紡織業的發展最為顯著。一八九六年全國紗廠十二家,其中華商七家;共有紗錠四一七、〇〇〇枚,內平商占二五九、〇〇〇枚;織機二、一〇〇架,內華商占一、七五〇架。就當時棉紡織業最發達的上海和江蘇來說,一九〇二年上海共有紗廠十七家,紗錠五六五、〇〇〇枚;一九〇八年江蘇共有紗廠二十三家,紗錠五八七、〇〇〇枚,織機三、〇六六架,繅絲業的發展也很顯著。一八九五年上海共有繅絲廠十二家,一九〇三年增加一倍,絲機八、五二六架;一九〇九年增加到三十五家,絲機一一、〇八五架;一九一一年增加到四十八家,絲機一三、七三八架。此外,麵粉、火柴、水泥、煙草、玻璃、機器製造等各種行業都開辦起來了。

這些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當然還是很不夠的。但是正因為不夠,資產階級就更有發展它的要求,對外國資本的威脅更為敏感,對政治改革的關心也更為迫切。以修鐵路為例。中國人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並不認識修鐵路是一件多麽迫切的事情,這次戰爭以後,由於外國人的鼓吹和自己的覺悟,懂得了修鐵路的重要性。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就開始大規模地修築鐵路。清朝政府早已債台高築,哪裏還有許多錢來修鐵路呢?要修鐵路就隻有借外債。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決定成立鐵路總公司,派親美的大買辦盛宣懷為督辦盛宣懷主張“借美債,用美匠”來築路。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正在中國瘋狂地掠奪海港和爭奪勢力範圍,鐵路投資更成為它們用來鞏固在華勢力範圍的工具。這個借外債築路的辦法,引起了列強的競爭,也引起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對。湖南省有個資本家名叫禹之謨,是長沙的商會會長和教育會會長,一九〇〇年參加過唐才常在湖北的起義活動,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六年在長沙開工廠,和同盟會一派的革命黨人有聯係,因此,清朝政府在一九〇六年夏天把他逮捕起來弁在一九〇七年初把他絞死了。他就是資產階級中反對借外債築路的一個積極的鼓動者,在做商會會長時期如此,在牢裏也如此,並且把反對借外債築路作為他的遺囑。

這個時期,“收回利權”的呼聲響遍全國。江浙人民為爭回蘇杭甬鐵路建築權所進行的英勇鬥爭得到勝利,更鼓舞了全國人民。反對借外債開礦也是在當時資產階級中引起軒然大波的事件。山西曾經打些人自動籌集資金,從英國人手裏把礦權贖回來。反對借外債修築鐵路和開采礦山的事件,其他各省也曾陸續發生。

在這個時期裏麵,愛國運動差不多是一觸即發的。一九〇四年冬和一九〇五年初,由於反對美國要求續訂中美華工條約,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就發起了大規模的抵製美貨運動,這個運動波及十多個省的大小城市。

中國資產階級還有一部分是在國外的,這就是華僑資產階級。華僑資產階級有很多人是從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從工人出身的,同國內封建統治階級聯係比較少。同時因為他們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又受到外國人的歧視,深恨清朝政府的腐畋無能,容易產生革命情緒。

孫中山先生的活動就是從華僑裏麵開始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出身於農民家庭,但這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民家庭。他的哥哥早年到檀香山經營畜牧業發了家,他小時候就到那裏依靠他哥哥讀書,所以他本人也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他所建立的興中會,華僑占會員總數百分之七十八,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華僑資產階級。他後來在沿海各地從事武裝起義,也都是靠華僑在經濟上給以支持的。

這些現象說明資產階級確實是要求政洽改革的。但是資產階級不是唯一的革命階級。當時資產階級還很弱小。革命派所以對革命具有信心,主要是因為廣大群眾的革命化。

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一年間的社會狀況反映出外國資本侵入中國的嚴重後杲。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是很低的。但是在外國資本侵入中國以前,不少人還可以勉強地用各種方法來維持生活。例如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民,很久以來,都是男耕女織,兼營副業或手工業,在封建統治下過著十分低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在鴉片戰爭以後一、二十年間,外國人還為上海和廣州附近農村手工棉紡織業的普遍而感到震驚。可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農村出產的土布就開始為廉價傾銷的洋貨所代替。其他如絲織品和瓷器本來都在出口貨物中占有重要地位,這時卻都因出口的減縮和入口的增加而衰落下去。這樣,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活路少了,同時清朝政府的捐稅和地主的剝削反而加重,他們的生活自然更為困苦了。所以在這個時期以“抗捐”“抗稅”“搶米”一類口號發動起來的農民暴動,一年年有加無已。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〇年,僅長江中下遊所發生的“搶米”、“抗捐”事件,就有八十多起。一九一〇年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參加的群眾都有幾萬人。

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屮國工人階級的力最也逐漸壯大起來,中國工人階級很早就參加過革命鬥爭。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礦工人六千佘人參加了同盟會在萍鄉、瀏陽、醴陵舉行的起義。一九一一年川漢鐵路築路工人舉行起義來響應資產階級反對清朝政府的“鐵路國有”運動。此外,工人為改善本身生活條件曾進行過多次罷工鬥爭。

這個大動**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日趨瓦解。在這個大動**中,不僅許多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起來反抗,而且也冇不少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分子表現不安,想尋求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出路在哪裏呢?當時封建主義已經毫無出路了。要找出路隻能跟著資產階級跑。所以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卷入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不是變成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就是變成康有為和梁啟超的信徒。

正是由子全國人民口益明顯地傾向子革命,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才先後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小規模的革命團體。這些團體是由小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和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分子組成的,成分不一,但都是反對清朝統治的。一九〇五年,這些地方性的小團體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聯盟,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除了推翻清朝政府以外,還主張建立民國,並且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建議,增加了一條平均地權。這個綱領就是辛亥革命的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