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了，黃冊脫胎於戶帖。兩者內容接近，但在很多細節上頗有不同。這些不同，不光體現在兩者的格式細節中，也體現在兩者的攢造流程上。
那麽一冊黃冊，是怎麽出爐的呢？
首先，造冊之年，戶部會提前半年備好標準黃冊的格式，得到皇上批準後，分別下發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會按照黃冊樣式進行翻刻。不過他們需要刻造的不是黃冊，而是“清冊供單”。
“清冊供單”和黃冊不太一樣，它是一種針對單戶的調查表格，用來搜集一戶人丁、事產等信息，和戶帖差不多。咱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黃冊的預填草稿。
接下來，官府會把印好的“清冊供單”下發到裏、坊、廂這一級，讓現年裏長親自送到甲首手裏，甲首再分別送到本甲的十戶人家，一一填寫清楚，一戶一單，簽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確保真實性。
工作完成之後，裏長會把本裏的一百一十張“清冊供單”合成一冊，遞交給當地衙門。
當地衙門收到轄區內所有裏、坊、廂的“清冊供單”之後，並不忙著合冊攢造，先讓戶房官吏並算手、書手進行磨算複核，尤其還要調閱上一期數據來比較，看是否存在問題。
【注釋】算手、書手：在明代縣衙中，除知縣、佐貳、首領官等數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務是由各房、科中的吏書來完成的。吏書為吏員與書算的合稱。吏員是由國家任用、在吏部注冊、地位低於官的公職人員。書算，包括書手和算手，從百姓中僉雇，輔助吏員的工作。書手專司抄寫事宜，關注文書之往來，如依稿謄寫刑名文書、賦役黃冊等；算手則專司會計事務，如計算名目繁多的賦役折銀等。
如果審驗無誤，衙門會重新排定下一期的裏長、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編次格眼”，與確認的“清冊供單”一起送回到相關的裏。裏長要把這些資料謄寫成正式文稿，造出兩本裏冊，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你沒想錯，每一裏的黃冊，由本裏一百一十戶自己掏錢攢造，朝廷沒這筆費用。一直到州一級，才有專門的政府預算來造冊。
朝廷雖然不掏錢，要求還挺多。
黃冊的尺寸和戶帖一樣，寬一尺二寸，長一尺三寸。對於冊內文字，書手必須以範本格式來抄錄，字體尺寸都不許出錯。字要抄在原冊紙上，不許塗抹或額外浮貼，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為了增加作弊的難度，還把原來的小字楷書改成了大字楷書。
黃冊的製造材質，得統一用厚實的綿紙，不得經過粉飾或漂白，因為那樣容易讓紙張變脆發黃。甚至連訂冊，都必須用綿索來穿起，不許使用糨糊。就算萬不得已要用到一點，糨糊裏也得摻入花椒、明礬等原料，以避免蟲蛀。
不過黃冊製造畢竟是個專業活，普通人幹不了。在大部分情況下，裏長們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紙鋪去攢造裝訂。
順便提一句，其實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黃冊實物，屬於真正意義的黃冊並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冊供單”草稿。這些供單在用完之後，會送回個人家裏，這才讓極少部分文件逃過戰火，幸運地殘存到今日。
所有的裏冊，都要匯總到州、縣衙門。衙門要把這些數據匯總，單獨造一個總冊，裏麵沒有每戶細節，隻記錄各裏的總數——戶部特別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同樣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接下來，州、縣衙門要把所有的裏冊以及總冊送到府一級衙門。府衙也要單造一個分冊，記錄各州縣總數，一並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單造分冊，記錄各府的匯總數據，再與府冊、州冊、縣冊以及記錄到每一戶的原始裏冊一起呈遞給戶部。
一級一級匯總上去，戶部最終拿到手裏的，是幾萬本裏冊、幾千本州縣冊、幾百本府冊和十幾本司冊。中樞決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個地區的宏觀數據，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戶的狀況。宏微兩便，天下透明。與此同時，各級官府也都會層層留底，用青冊來辦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過黃冊呈遞到戶部之後，並不是直接運進後湖黃冊庫，它還有一道關要過。
朱元璋在推行戶帖製的時候，曾經放出過狠話：“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比勘合。”他把軍隊作為獨立會計師，對地方數據進行駁查，以避免各級官員在普查過程中舞弊。
他來自民間，深知弊情，必須核查這些黃冊真偽。國初諸事未備，隻好動員軍隊進行駁查。現在一切都走上正軌了，再找軍隊當審計就有點不合適了。
可不找軍隊，找誰好呢？
駁查是個專業活，不是什麽人都能幹的。檢查人員必須識文斷字、精通算學，且具備一定的政務經驗。更關鍵的是，黃冊的數量太大了，這些檢查員還得有足夠的時間來幹活。
大明哪個部委也沒有餘裕抽調一批精幹官吏撲在這上麵，正事還幹不幹了？
想了一圈，最適合幹這個的，就是國子監。那些大學生都是被當成官僚預備隊培養的，文化水平高，又閑得緊，正好拽過來當免費勞動力。
他們要做的“駁查”，從戶部總冊的數字往下查，層層驗算，從司冊至府冊、州冊、縣冊乃至裏冊，驗算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的四柱增減。如果民間有飛走、灑派、埋沒、詭寄、影射、團局造冊等弊情，就靠這些名偵探來查出真相。
【注釋】飛走：即飛走稅糧。據明人趙官所著《後湖誌》載，奸戶豪民夥同裏長、書手作弊，使用開多收少、有收無除、灑派各戶、產去稅存等手段，不知不覺間將稅糧挪走，還讓人無法查證。如有人將新開耕的地畝少報一些，以減少上交的稅糧。田地買賣中，買主本應依例報稅，把田地上的稅糧從賣主名下開除出戶，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結書手作弊，拖延稅糧入戶的時間。有的富戶勾結書手，在編造黃冊之時，將自家應納稅糧拆分成合、勺，分灑於百戶，待征收稅糧之時，再積合、勺成升，積升成鬥，積鬥成石，而被灑者被蒙在鼓裏，年年為之賠納。也有的富人買了別人的土地，卻逼迫賣家不能移稅，使得賣家沒有了田產卻要繼續交稅，最終隻能逃亡以避稅。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隱田糧”一罪，“詭寄田糧，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夢麟《讀律瑣言》解為，“詭寄田糧，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說。詭寄田糧，即所以為影射也。或詭寄於役過年分，或詭寄於應免人戶，各圖免差役，是猶納糧而不當差者也”，即奸戶豪民夥同裏長、書手作假，將田地挪到已經過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優免徭役特權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錯訛之處——這簡直是一定的，監生會把問題匯總成冊，做成“駁語黃冊”，裏麵開列某府某縣某裏的某項數據有問題，封麵改一個“駁”字，並提交戶部。戶部會以尚書名義，把這個冊子下發給相關衙門，責成半年內查實重修。這個重新改正的黃冊，叫作“奏繳冊”，經二次查驗無誤，才會進入黃冊庫內。
大明平均每期攢造黃冊的數量是六萬，一千兩百名監生人均負責駁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戶的量。一天算一本，兩個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實、撰寫駁語的過程，三個月可以大體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說了，後湖一圈嚴密封鎖，無人能近，辦公環境非常幽靜。監生們幹累了，還能出去欣賞一下湖景風光，多美好啊。隻見眼前煙波浩渺，水色瀲灩，湖麵似鏡澄澈，半條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幹嗎要跑呢？
因為實在太苦了。
後湖駁查黃冊，絕非想象中那樣度假式辦公。對可憐的監生來說，不啻噩夢。
弘治十七年（1504年），國子監祭酒章懋這樣描述監生們的工作狀態：“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幾年後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易瓚在一份奏疏裏說得更詳細：
“白晝，嚴鎖各號，不容出入；黃昏，黑聚一室，不見燈火。酷熱苦寒，並無休息。加以湖瘴襲人，濕氣侵體，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無一二。近日，監生鄔鳳病故湖上，雖暴染之於平日，實出感發於一時。暴露數日，直待開湖，方得裝回，罔不傷心。諸生過湖，如蹈湯火。勞苦萬狀，不能盡述。”
瞧瞧，白天隻能蹲在一個小號裏幹活，晚上為了防火，還不能點蠟燭。夏天熱冬天冷，蚊蟲叮咬、濕瘴之氣密布。而且湖禁森嚴，你別說病了，就是病死了，也隻能暴屍島上，等每旬開湖之日才能把屍體運走。
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規矩。早在永樂十一年（1413年），監察禦史張翼就上書皇帝，說島上負責駁查的監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離島送醫？永樂的批複是：“但有病的，不要他過來，著太醫院帶藥，就那裏醫治。”
可見湖禁猶如天條，誰都不得違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這麽惡劣的環境之下，監生們還得認真幹活。一旦出現駁查欠詳、扣算欠精的失誤，輕則責罰，重則拿問。
能請假喘口氣嗎？
也行。《南雍誌》裏記了兩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間，臨到駁查日子了，監生張振上書皇上，說今年輪到他們家當裏長了，可家裏除了他沒有壯年丁口，請求歸鄉應役，朱元璋批準了；然後到了永樂年間，監生饒觀也碰到和張振一樣的情況，上書向皇太子請假，歸鄉應役，很快也得到了批準。
國子監的學生非要請假，沒問題，您得自個兒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說去——皇上日理萬機，脾氣還不好，你的請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環境差，工作多，假難請，按道理薪酬應該少不了吧？
對不起，沒有，純屬義務勞動。你們這些大學生在國子監裏求學，已經享受國家補貼了，每個月有廩米養活，憑什麽還要錢？
那沒有酬勞，總有功勞吧？
對不起，功勞也沒有。
當年朱元璋為了鍛煉監生，定下規矩，要求他們在各衙門實習曆事，“實曆”至少要做滿一年。監生曆事考核裏明確規定，一年期滿，考官要根據監生的實習表現，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補授實缺；中等可以隨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學。
對監生來說，這一年的實習履曆非常重要，決定了他未來在官場的位置。
這個“實曆一年”的時間，絕不是你隨便混混日子就能攢滿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門幹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甚至錦衣衛；其次你得負責具體實務，比如抄錄文書、查核倉儲、清丈土地、監修工程、隨禦史出巡觀風等等。你隻有滿足這兩個條件，工作時間才能折算進“實曆”。可惜的是，駁查黃冊這項任務，卻不能折算“實曆”。
這事可以理解。你想，駁查黃冊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個月，而且每次活動要動員一千兩百個監生。如果這也能折算實曆的話，一次駁查，差不多整個國子監的學生都漲了三個月“實曆”，考核製度還有什麽意義？
但對監生個人來說，可就慘了。你忙活的這三個月，是沒法寫入實曆履曆的，還得去別的地方幹滿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後湖駁查這件差事，對監生們來說，隻有苦勞——事實上，官府正是把駁查歸為一種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幹嘛。
好在從洪武到永樂這段時間，皇帝對國子監很重視，很多官員從這裏直接選拔。監生們有上升渠道，朝氣蓬勃、前程遠大，駁查這點辛苦活，忍忍也就過去了。
可隨著時間推移，形勢越發不妙起來，因為大明遷都了。
永樂帝把首都遷到了北京以後，國子監本部也隨之北上，稱北雍，南京國子監淪落為陪都分校，稱南雍，影響力大幅降低。而後湖的駁查工作，總不能讓北京學生千裏迢迢南下吧？還得南京國子監出人，這就有點入不敷出了。
更麻煩的是，在永樂之後，明代科舉製度日漸成熟，成為官員來源的主要渠道，從國子監選走的官員越來越少，監生地位一落千丈。監生們別說得不到好的官職，甚至連“曆事”都很難獲得機會，隻能年複一年地滯留在國子監裏，看不到未來。
宣德年間，國子監淹滯人數將近五千人，年紀最大的甚至超過五十歲——距離永樂北遷這才多少年？
駁查條件惡劣一如既往，大環境和政治待遇卻每況愈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監生參與的積極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樂以及後麵的洪、宣兩代，駁查監生基本能保持一千兩百名。在此之後，監生數量一路驟減。正統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戶部上書抱怨，說他們征招八百名監生查理黃冊，過湖的居然隻有兩百餘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這可奇怪了。國子監的管束那麽嚴格，上課遲到都得挨板子，監生們怎麽逃呢？
千萬不要低估人類逃避勞動的主觀能動性。
南京國子監為了節約成本，少發點廩米，曾經想出一個奇葩政策，叫“依親讀書”，讓學生們回自己家去讀書，學業時間照算——可以理解為函授課程。
監生們腦子轉得快，算算快到駁查之年了，紛紛提出申請，主動回鄉依親讀書。等到國子監要調人過湖駁查的時候，傻眼了，兔崽子們全回去“依親”了，還得一個一個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來就難了。監生們賴在家裏，什麽理由皆有，什麽生病啊，奉親啊，遷葬啊，送幼子啊，這裏麵最好的借口，就是至親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趕上父母亡故，以首輔之尊都得丁憂歸鄉，守製三年，我們這些窮學生更得遵從禮法對不對？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萬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體孝順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個沒了，考慮小時候人家還給過我糖吃，我傷心過甚，自願守製，弘揚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國子監你好意思學聖上奪情嗎？
就算是在國子監上學的學生，也可以裝病，裝病不行的就花錢請人冒名頂替，沒錢的就幹脆逃跑。最終留下來等著應役的，都是必須靠每月發放廩米過活的赤貧書生。
國子監能說什麽？隻能含淚去想別的辦法。
可也沒別的什麽辦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國子監請求北京國子監支援，調一些南方籍貫的學生到南京。北京國子監的反應很冷淡，你倒黴關我屁事啊？最後好說歹說，北雍挑了幾個歪瓜裂棗送了過去，虛應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個轍，動員舉監生。
明代國子監的學生分成官、民兩種。官生是官員子弟，叫蔭生；民生則分成貢監生、例監生、舉監生幾種。貢生是各地選送來的優秀學生，例生是自費入校的學生，舉監生則指那些通過鄉試獲得舉人身份，卻在會試失敗的人。有些落第舉人會選擇暫時在國子監內讀書，在裏麵自成一派。
過湖的監生，一般都是從貢生裏選。人家例生、蔭生要麽出了錢，要麽家裏有官身，用不著幹駁查這種辛苦活。舉監生好歹是舉人出身，也不用幹活。到了成化年間，貢生人數實在湊不夠，國子監決定把舉監生也算進駁查隊伍。舉人們聞言大怒，我們是何等身份，豈能跟那群貢生為伍，太辱斯文了，便開始大鬧。
官司一直打到了戶部，最後戶部判說：“舉人與歲貢所入之途雖異，及其到監，均為監生……況查無舉人監生優免事例。”於是舉監生們也隻能老大不情願地去了後湖，但是……人還是湊不夠。
人不夠，黃冊卻不會少，結果必然是工作時間無限拖長。
從宣德年開始，駁查黃冊的時間越來越長，從三個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兩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駁查工作已經拖延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向皇上這樣訴苦道：“正德七年攢造在邇，今改駁之冊未完，攢造之冊複至。新舊相仍，事務冗促。冊本浩繁，遽難查對。”
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黃冊還沒駁查完畢，眼看下一期新冊就要來了，咋辦？
上一期黃冊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審；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攢造，七年送審。也就是說，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後足足駁查了八年時間……
但也不能怪國子監。這一期參與駁查的監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殘，能幹活的不過半數，還時不時會跑散一大片。這種士氣，叫人家怎麽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終於有一個叫唐鵬的監生勇敢地站出來，上書朝廷說了實話，明確指出黃冊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監生待遇太慘，請求改善。
他的訴求是，懇求朝廷把駁查的工作時間算入“實曆”。
在正德年間，就連國子監授官都已名存實亡，這些監生孜孜以求的，居然還隻是“折算實曆”這麽點待遇，實在是太可憐了。
唐鵬的請求，得到了當時南京戶部的支持，相關官員也紛紛上書，表示再不改善，這活真幹不下去了。這次朝廷終於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開會議了幾日，最終拿出了一個辦法：
“過湖查理黃冊監生三個月滿日，準作實曆事三個月……比例準曆，以均勞逸。”
看著從善如流，可仔細一琢磨，實在太過分了。
按照這個規定，監生在後湖的工作時長，確實可以折算成等長實曆，但三個月封頂。如今一次駁查動輒數年，監生幹得再多，也隻算三個月工分，其他時間還是白幹。
可想而知，一線駁查人員的士氣，會變成什麽鬼樣子。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大明朝廷的袞袞諸公，難道都是白癡嗎？
讀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輕易把古人當白癡。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曆史，和當時人的視角不同，獲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設身處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舉動，自有其邏輯和動機。
比如“過湖監生”的待遇問題，是從宣德之後開始凸顯。這一段時間，正是大明士紳集團開始發展壯大的階段。根據《大明律》，這些士紳可以減免稅賦徭役，比起自耕農經濟上天然具有優勢。他們又可以通過科舉等渠道，在政權裏取得話語權。
最終這個利益共同體在中樞則為高官，在鄉裏則為縉紳，以士林為綱網，以族親為身基，形成一個能與皇帝抗衡的集團。
這個共同體的天性，是利用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去兼並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說的那樣：“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並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
駁查黃冊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畝，與這個集團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馳。他們即使沒有刻意去阻撓，也肯定不會主動去改善。
更妙的是，讓國子監駁查黃冊，是洪武爺定下的規矩。雖然國子監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們大可以用“祖製難違”的借口，拒絕改革，任誰也說不出個“不”字。
當然，這並不是說真有那麽一兩個幕後黑手，在鬥室裏算計著如何破壞黃冊製度的陰謀。具體到個人，不乏明智的官員上書要求變革，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大多數成員都會下意識地在方方麵麵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舉動。這些力量匯聚到一起，形成所謂的“潮流”或“時勢”，誰逆了潮流，誰阻礙了時勢，就會遭到反噬。
駁查監生的遭遇，不過是這股政治力量在水麵上造成的一點點微瀾罷了。
黃冊駁查就像是一個戰場。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處低矮簡陋的戰壕，長官漠不關心，後方補給時斷時續——偏偏他們的責任又特別重大。
因為駁查工作要麵對的，是一大群無比頑強而又無比狡黠的勁敵。
中國自古有兩股力量始終在糾纏對抗。一股力量來自中央，千方百計想要搞清楚基層情況；另外一股力量則來自基層，千方百計不讓中央知道實際情況。
尤其是一涉及錢糧徭役之事，人類的想象力和智慧是無窮的。上頭有多少條政策，下麵就有多少條對策。漢代搞“案戶比民”，民間就敢“舍匿虛田”；隋唐有“大索貌閱”，民間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會“析居避役、鬻田減戶”。
【注釋】案戶比民：漢代法律規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間，每年繳納一百二十錢，叫作算賦；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繳納二十錢，叫作口賦稅。通常每戶農家，應服徭役的男丁約為兩口，為了不耽誤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錢的代價雇人代役，叫作更賦。若想做好這項工作，不僅要有完備的戶口登記冊，還必須進行戶口調查，掌握人口年齡的變化。戶口調查即案比。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際，將一縣居民集中到縣城，觀其麵貌、形體以查驗其年齡是否屬實，登記在人口簿冊上，即為“案戶比民”。
舍匿虛田：舍匿，窩藏、隱藏之意；虛田，即土地的實際畝數多於名義畝數的部分。百姓有意將多出的田畝數隱藏不報，以免多交稅糧。
大索貌閱：大索，即清點戶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與相貌；貌閱，即將百姓與戶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對。貌閱的製度淵源可追溯到漢代的案戶比民。隋文帝年間，為改變戶口隱漏嚴重、國家賦稅減少、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中央下令在全國各州縣大索貌閱，凡出現戶口不匹配的情況，地方官吏都要被處以刑罰。此次貌閱，還要求堂兄弟以下親屬同族而居者必須分立戶口。此製度為後來的唐朝所沿襲。
冒籍取解：唐代科舉製度規定，士子應在本地參加府試，獲得解送資格。若要離開本籍，到其他府州參加府試以取得解送資格，再到京師參加全國性考試，即為冒籍。類似於現在的高考移民。科舉製度初設之時，此類現象很少見。但隨著製度的進一步發展，省試登第人物與發解諸州的比例出現失衡，士子為了增加登第的機會，冒籍取解的現象逐漸多了起來。如我們很熟悉的大詩人王維，就沒有參加本籍貫蒲州府的解試，而因其善彈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歡心，獲得了京兆府的解頭。
衙前差役：衙前，產生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時期的一種重難差役，由武人充任，負責看管和運送官物。到了北宋時期，衙前役主要由鄉村上戶輪流承擔，服役範圍很廣，職任繁雜，包括押送漕糧、搬運鹽席、送納錢物、主典庫務、采購貨物等等，給鄉村上戶造成很大的負擔。後來，因難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減戶：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政府征發差役，以丁口即資產而定戶等，不同的戶等承擔不同難度的差役。往往愈重愈難的徭役都會歸上等戶輪流負擔，麵臨傾家**產的危險，故高戶成為人們的大忌，於是想方設法減少人口和家資，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棄田與人，以降低戶等，避免重役。鬻田減戶，賣掉田產以降低戶等，避免承擔重難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種手段。
不說別人，那位“鑿壁偷光”的雞湯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進諫、剛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檔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頃地。可見人類的天性是很誠實的。
明代的情況也並沒什麽不同。當年周鑄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戶就紛紛把自家土地轉到仆人、佃戶以及親戚家名下，以此減少賦役——還有個名目，叫作“鐵腳詭寄”。地方上對抗中央的花招，可多著呢。
朱元璋搞出的這個黃冊、裏甲與魚鱗三位一體之法，別看紙麵上的設計頗為完美，落實到執行層麵，仍有無數漏洞可鑽。駁查駁查，駁的是舞弊隱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處，正是為了減少民間幹擾，盡量讓中央掌握最翔實的數據。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編造黃冊的命令同時，特意警告說：“所在有司官吏裏甲，敢有團局造冊、利斂害民，或將各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
反著一讀，就知道民間舞弊的情況從國初就非常嚴重，非得皇帝親自提醒不可。
那麽，下麵的人是怎麽作弊的呢？
咱們還是拿之前出現那個休寧縣人王敘，虛構幾個例子來講講。
先從最簡單、最常見的情況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