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成立以後，清朝反動政府鑒於革命活動的中心在日本，便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對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施以鎮壓。1905年11月，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文部省發布了“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這樣就激起了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尖銳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常常采取兩麵乃至多麵的手法：它一麵支持反動政府，一麵支持革命運動。在支持反動方麵的時候，它又同時培養兩個以上的走狗；在支持革命方麵的時候，它又同時扶植幾個不同的派別。它以為這樣，就無論在什麽時候，無論什麽人當權，都可以通過它的代理人在中國擴張其侵略勢力。在日俄戰爭以前和日俄戰爭期間，它對中國留日學生盡力拉櫳，中國留日學生也確曾把同情寄托在日本方麵。但自日俄戰爭結束後，它就翻臉無情，和清朝反動政府勾結起來，對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實行鎮壓。這樣就不能不引起中國留日學生的反抗。而且這時的朝鮮，事實上已經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它在“取締規則”中，竟把中國和朝鮮並列，這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國的狼子野心，因而使中國留日學生感到無比的憤慨。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日本議員，公然大發謬論，說什麽日本帝國的範圍應以東京為中心，用三個不同的半徑，劃三個圓周，第一個圓周內包括了朝鮮等地，第二個圓周內包括了我國東北等地，第三個圓周則把我全中國都包括進去了。這一狂妄無恥的宣稱，更加激起了中國留日學生的憤怒。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就是在這一係列的刺激之下爆發起來的。
“取締規則”頒布後，我留日學生悲憤填膺，決定全體罷學回國，不在日本求學受辱。這一決定，是在一時激憤和高度熱情的支配下作出的，實行起來頗有困難。但既經決定，若不實行，必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恥笑。陳天華看到這點，特別是看到當時留日學生總會的領導人都不肯負責，便憤而蹈海，想以此來激勵人們堅持鬥爭。陳天華是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者之一，又是出色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他所寫的《猛回頭》、《警世鍾、《獅子吼》等通俗宣傳品，曾經傳誦一時，起過很大的鼓動作用。他臨死前還寫了一篇《絕命辭諄諄告誡留日學生必須奮起鬥爭；同時又給留日學生總會諸幹事寫了一封信，其中說：“聞諸君有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為維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學界耶？”這一封信，雖然感動了許多人，但卻沒有使留日學生總會那些冥頑不靈的最負責的領導者受到感動。當時留日學生總會的會長是楊度，他自己不肯負責，卻把責任推給曾鯤化，而曾也一樣不肯負責任。我這時仍是留日學生總會的一名幹事，便勉力地出來積極活動。在一次留日學生的大會上，由於胡瑛的講話很受歡迎，並且群眾一問又知道他是《民報》社的人，便把他推為反對“取締規則”組織的會長。當時同盟會是秘密的，隻有《民報》社是公開的，《民報》社的人就等於公開的同盟會員，大家一聽說是《民報》社的人就那樣擁護，可以想見當時同盟會在群眾中具有多麽崇高的鹹信。
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組織雖然活動起來了，但要領導無數學校、一萬多學生的罷課，並要組織他們分批回國，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時絕大多數的中國留日學生都罷了課，但個別的學校如東京法政大學的留日學生卻不肯罷課。這些人中，有許多人都隻知以升官發財為目的，對國家民族的榮辱存亡置之不顧。大家見他們這樣，都很生氣，但又無可如何。當時範源濂在那裏當翻譯，也很氣憤，他認為同是中國人就應該共同行動，因此便對法政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說：“你們要上課，我就不給你們翻譯了。”這樣，法政大學的中國留日學生，也最後地參加了罷課。這麽多的人，都罷了課，都要回國，船隻怎麽辦？路費怎麽辦？特別是回國以後又怎麽辦呢？這一切都是問題。但是，大家憑著滿腔熱血，絲毫不顧地紛紛奔回祖國。記得秋瑾、劉道一等人都是這次回國的，四川的黃複生、熊克武、謝奉琦等人也是這次回國的。為了使回國的留日學生不致失學，湖南的姚宏業（洪業）、四川的孫鏡清（當時他很好，後來當了賄選議員）等人便在上海的吳淞口辦了一個中國公學。孫鏡清的家裏比較有錢，他一人就捐了二、三千元的辦學經費，姚宏業則多負些辦學的責任，就這樣把學校辦起來了。那時這些人的愛國精神都是很感人的。不久姚宏業因學校經費竭絕，竟投黃浦江而死，人們聞悉都非常感歎，為之悲悼不已。從陳天華的蹈海到姚宏業的投江，一時自殺成為風氣，這固然表現了他們富有愛國熱忱，輕於犧牲自己；但同時也說明了他們由於沒有更高的革命理論和更好的革命方法，隻得以自己的生命來激勵人民。其誌可嘉，其行可憫，但不可為訓。清朝政府對留日學生的回國，采取鎮壓與利誘兼施的政策。它一麵到處緝拿革命分子，一麵卻專為歸國的留日學生開特科考試，企圖用爵祿來引誘他們。不少的人果然上鉤，章宗祥、省汝霖等就是參加了這種考試，取得了一官半職，從而完全投入了清朝反動政府的懷抱的。
當大批中國留日學生已經陸續回國的時候，在東京的中國留日學生中忽然出現了一個維持會的組織，說是願意回國的仍可繼續回國，不願意回國的可以留在日本。這一組織是由法政大學的中國留日學生發起的，上麵不但有江庸等人的簽名，而且還有汪精衛的簽名。大家一看，都感到驚奇，不明白是什麽原因。原來是孫中山先生打來了一個電報，不讚成留日學生全體回國，怕同盟會員大批回國後，有被清朝政府一網打盡的危險。孫中山先生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它使人感到那個全體回國的決定，雖然出於義憤，卻很不合乎策略，應該適時地加以改變。不過汪精衛接到這個正確的指示後，不和大家商量，不經過一番醞釀，就冒然地組織起維持會來，則是十分錯誤的。也許他正是從怯懦的心情出發來接受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亦未可知。汪精衛是個毫無骨氣的人，感情用事，意誌不堅，時冷時熱，變化無常，他的這些劣性，在當時就已經露出了一些端倪。然而他那時的“聲望”畢竟還是很高的，他以其三寸不爛的舌頭，一張動人的麵孔，再加上還會寫點煽動性的文章，曾使不少的人都受到他的迷惑。這時他既出來維持，而且又有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人們便很自然地聽從了。
中國留日學生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引起了國際輿論的正當同情，因而使日本政界也發生了很大的波瀾。日本政府的反對派曾借此向執政黨大肆攻擊，日本執政黨為了緩和國際輿論、對付反對派的攻擊，以鞏固它的統治地位，不得不對中國留日學生表示讓步，並派人來和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商洽條件。但這時留日學生總會的負責人都已星散，會館裏雖然還有少數人在辦公，但滿口盡是埋怨之詞。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必須把責任擔負起來。我很小的時候，祖母就告訴我設筵席容易，收拾碗盞難。”她教我作事必須有始有終，並說：“有頭無尾的人，是沒有出息的，這個教訓，我一生銘記不忘。所以對於收拾殘局，我是很樂意的。有人說我“命苦”，我倒很高興；一個人正是要敢去和“苦命”作鬥爭，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家鄉有一種說法：吃甘蔗要從尾吃到頭，那樣便越吃越甜；反之，從頭吃到尾，便越吃越沒有味道了。我認為這其中頗有些哲理，先苦而後甘，恐怕是人生最幸福的道路。正因為我有這種思想，所以當我看到留日學生總會陷於癱瘓狀態時，我毫不氣餒，反而更加振作，每個星期總要到會館去一兩次，鼓勵那裏的辦公人員堅持到底。後來終於又拖住了一個胡瑛。記得是12月30日的晚上，我和胡瑛兩人冒著大雪和嚴寒，坐火車到鄉下去找範源濂。範也很熱心，認為應該趁日本政府讓步的時候，把留日學生會館恢複起來，並願意代我們交涉。後來經過他到使館活動，再與日本政府反複交涉，日本政府終於被迫答應了十多項條件，使日本政府拖延幾年不肯承認的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獲得了合法存在的權利。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取締規則”的鬥爭，就這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後，適時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