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到日本的時候，中國留日的學生還不多，總共不過千人左右；四川人更少，在四川同學歡迎我們的會上，賓主合計也隻有大約三十人而已。大家都感到有發動家鄉人出來留學的必要，遂決定寫一篇《勸遊學書》。同時又向四川提學使方旭去信建議：每縣以官費派一、二人到日本學速成師範，以便回國創建新式學校；並請各縣酌量資助自費留學生。《勸遊學書》和那封信都是黃芝起草的，信中有兩句說：“庶幾，東海渴鮒，得杯水而亦蘇；萬裏飛鸝，遇雄風而愈奮。”意思是要方旭對自費留學生也給以經濟上的援助。這兩個文件對四川人到東洋留學，起了很大的作用。方旭為人還比較開明，鑒於大勢所趨，對我們的建議表示讚成，於是即決定由各縣出錢派遣一、二名學生到日本留學。四川地方很大，計有一百餘縣，每縣都派留學生，而且還有自費生隨之而來，這樣，從1904年起，四川留日學生頓時大增，最多的時候達二三千人。我們勸遊學的辦法，其它各省也有不少仿效的。特別是1904年以後，科舉停止，全國各地紛紛開辦學校，急需教師，於是各省各縣都派人到日本進速成師範，因此留日學生增加更多。至1905年，中國留日學生總數達萬人以上。
既到日本留學，進什麽學校昵？這是一個大問題。我二哥決定入六個月畢業的弘文師範，而我卻想多用一些時間，從中學起讀到大學，學習理工科。當時四川人在日本成城學校學理工科的隻有毛沛霖、張師孔二人。他們對我說：“要學理工，必須先打好科學基礎”，勸我千萬別進一般的私立學校，因為日本有些私立學校辦得很不好，學不到什麽東西。並說：“如果能進成城學校就好了”。在此以前，成城學校是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隻收很少的文科學生。這時日本已辦了一個專收日本人的陸軍幼年學校，作為進士官學校的預備；因此，成城學校就要改為五年製的中學並要停收中國學生了。他們兩人認為成城學校紀律很嚴，學習又好，因此對它停收中國學生，非常惋惜；我聽了也有同感。於是便請他們去和校長商量：請“成城”照以前一樣繼續為中國人開辦二年半的速成中學班，專辦文科。校長同意了。但至少要有二十人才能開班。我為組織這二十個人費了許多力氣，有幾次眼看就要成功又垮台了。但是，我並未因失敗而灰心，結果還是找到了二十多個人，組成了一個班，使學校終於繼續辦了起來。這個學校的確辦得很好。功課很嚴，學生全部寄宿，隻有星期三、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才許外出。教員很強，教學也很認真。記得有一個數學教員，是高師的研究生，教得很好。他使我感到有經驗的老教師固然很寶貴，而既有熱情又有學識的青年教師也同樣可愛。在他的教導下，我的數學放績很好，我做的題解，差不多和講義一樣。由於學校要求嚴格，日本中學五年的課程，我們以後用二年半的時間就學完了，而且還學得很實在。“成城”的某些有益的經驗，我一直不曾忘記，我覺得它是符合教育學原理的。“教不嚴，師之惰。”中國自古以來就了解到必須先有“嚴師”然後才能出“高足”的道理，現在辦教育的人也還是應該注意這一條的。“成城”的第一班辦起來了，人們看見不錯，跟著來的就多了。從此以後，“成城”經常有幾百人。前前後後從這個學校出來的數以千計。
為了給中國人進士官學校作準備，日本政府專門辦了一個振武學校，隻收中國學生。振武學校和士官學校都是官費。與此同時，日本的在野黨又為中國自費學軍事的學生辦了一個私立的東斌學校。此外，當時東京還有一個法政大學，中國的留學生也很多。1904年在開封參加中國最後一次會試的舉子，無論考上進士沒有，由於在國內沒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來進了這個學校。所以這個學校的學生大都是上層官僚的子弟。“五四”時代著名的親日派章宗祥、曹汝霖等人都曾住過這個學校；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右派胡漢民以及抗戰時期的頭號漢奸汪精衛，這時也在這個學校裏學習。
在“成城”上學期間，雖然功課很緊，但我並沒有停止過革命活動。我既是成城學校第一班的班長，又是留學生會館負責招待聯絡的幹事，因此，無論校內校外，社會活動都是很多的。那財和我經常來往的人，如我二哥在“弘文”的同學——江蘇的侯鴻鑒、浙江的經亨頤等，也都很關心國事。侯曾經寫了一首詞，其中有這樣兩句：“東亞風雲，大陸沉沉。鷹瞵虎視夢魂驚。”我們大家都很欣賞。其實，這兩句詞的文采並不怎麽樣，我們之所以喜愛它，正表明我們當時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了無窮的憂慮。1903年6月，“《蘇報》案”發生，章太炎、部容等在上海被捕。接著，愛國學社也遭解散，該社的餘睡醒（遂辛）等人來日本入了成城學校。愛國學社設在上海，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辦，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一個愛國團體，那裏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他們有的在學社解散後來到日本，成了革命活動中的積極分子，餘睡醒便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朝夕相處，一起進行革命工作，以後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成城”上學時期，我的經濟情況是很困難的。我們帶出來的錢，經過1903年我和我二哥兩人的花費，到1904年初我二哥回國的時候，已經差不多用完了。因此我常常拖欠學校的學費。同學們看到這種情形，便要替我向縣中去申請官費。以我當時的條件（到日本較早，又是“成城”第一班的班長；學習成績也較好；而且家庭經濟又確實困難），如果大家替我一個人去申請官費，獲得批準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從小就受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教育，因此堅決地謝絕了同學們的好意，寧願把官費讓與別人。為了培養一名學軍事的學生，我提議給我縣的羅厚常一人去申請，大家一致同意，結果得到了批準。經過這件事情以後，同學們對我更加了解，我和大家的關係也更加親密了。而且學校當局對我也很好，見我在同學中有威信，不但不來催我交學費，還照常按月地發給零用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更加自覺，隻要家裏的錢一寄到，我便首先去交學費。這樣時欠時交，在同學們的幫助和學校當局的照顧下，居然一直維持到畢業而未曾中轅過學習。由此可見，一人若能顧大家，大家也一定能顧這一人。相反，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損人始而以害己終。違背群眾利益的人是永遠不會有好下場的。
學校當局對我個人雖然很照顧，但我卻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了應該進行的鬥爭。記得是1904年的元旦，學校懸掛的萬國旗中竟沒有中國的國旗，中國同學一時大為憤慨，我便領導大家堅決鬥爭，向學校當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糾正錯誤，我們便不上課、不吃飯。學校當局對我說：“我們對你這樣好，你為什麽領著大家來反對學校呢？”我說：“學校對我好，我很感謝，但是，對於國家榮辱的大事，我們是不能不誓死力爭的呀。”學校當局無法，隻得在我們團結一致的力量下屈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留日的學生，一向采取拉攏和收買的政策，而留日學生中也確有一些不肖之徒，見利忘義，以致被它軟化，有的後來竟至當了賣國的漢奸。一個人是否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個人的利益更為重要，是決定這個人能否堅持民族氣節的關鍵。我從來把民族大義看得至高無上，所以，一碰到日本帝國主義侮辱中國的事情，便馬上拋棄了過去對它比較友好的感情，轉而和它鬥爭。從這件事情以後，再經過1905年反對“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的鬥爭，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隨著它對中國侵略的加緊而與日倶增。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而進行的鬥爭，在我以後的生活史中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