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際，沙俄帝國主義乘機侵占了我國的東北三省，直到1902年末與1903年初，它還不肯按照協議撤兵。這樣便引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慨，拒俄運動於是興起。在國內，北京京師大學堂學生曾舉行集會和上書請願；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張園開拒俄大會，並通電全國促請各界人民一致奮起。在國外則以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最為轟轟烈烈。我於1903年3月到日本，正趕上這個運動的浪潮。記得在錦輝館開留學生大會的時候，群情激昂，一致通過成立拒俄學生會，並推派湯爾和、鈕永建（這兩人後來都成為依附軍閥的官僚政客，湯並且無恥地當了漢奸）回國向袁世凱請願，希望他出兵拒俄。袁世凱這時剛剛繼承了李鴻章的衣缽，正秉承著清朝反動統治者西太後的意旨，傾心媚俄，天真的學生們竟去向他求助，何啻與虎謀皮？湯、鈕回國後，袁世凱拒不見麵。這更使留日學生們感到憤怒。於是便有拒俄義勇隊的組織，隨後又把它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請士官學校的學生藍天蔚、方聲濤二人來教練軍事，想學點真實的本領，將來好直接去效命疆場。清朝政府的駐日公使館對留學生的拒俄運動極力破壞，說它“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要求加以鎮壓。以此，藍天蔚、方聲濤後來還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處分（他們兩人都是官費留學生）。這一運動，一直延續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戰爭開始後，人們由於對沙俄的痛恨，還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麵，聽見日本打了勝仗，大家都很高興。現在看來，這是多麽幼稚可笑！兩邊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為什麽還有厚薄之分？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國人民仇恨沙俄的心理，才迅速地在中國東北境內取得很多勝利；而沙俄也正是由於在國內外都遭到人民的反對，所以才被一個比它後起的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承認失敗。由此也可以看到人民的意誌是絕不可輕侮的。我開始參加拒俄學生會，並不是基於高度的政治覺悟，隻是看到大家都參加，自己也就隨著大流參加了。以後參加軍國民教育會也是如此。我雖然不是很自覺地參加了這一運動，但這一運動卻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當錦輝館的會上發出拒俄學生會的簽名單時，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猶豫地立刻簽了名，但我們的那位老友黃芝及隨從他的幾人卻不肯簽名，而且對我們的簽名非常不滿。他既比我們年長，又比我們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優貢”），而我們又幾乎是由他帶領出來的，因此他便儼然是我們的家長一樣。這位“家長”當時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後也成了立憲派），隻讚成作點“文明的改良”，怎麽能允許他的“家人”去參加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呢？不過，我們既已參加，他也無可如何。於是他便寫信回家，說我們不聽從他的意見，參加了革命。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親友們聽到這個消息，即大為驚擾，說什麽參加了革命，縱不掉頭，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認為我們弟兄二人忠誠老實，決不會作任何於國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還不算十分驚惶。當我大哥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我的時候，我氣憤極了！黃芝這樣的人，居然作出這樣的事，我當時實在大惑不解。（現在看來，既然政治路線相反，他的作法雖然很不光彩，但卻是毫不足怪的。）不過這樣一來，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當時心想：“反正回不了家，幹脆就在外邊搞革命吧。”

我的走上革命道路，認真地分析起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時代思潮的發展對我所起的影響。在戊戌變法前後，特別是戊戌變法以前，康梁的改良主義思想曾經風靡一時，而且確曾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但自義和團運動特別是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以後，康梁的思想影響隨著他們政治威信的下降而逐漸削弱了。本來，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從保皇會直到興中會各派都曾參加。但自起義失敗後，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化即趨明顯。而康有為由於私呑起義軍費，受到革命派的指責，弄得聲名狼藉。從此以後，章太炎等所倡導的反滿複漢的民族革命思想日益盛行，慢慢地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1902年4月，章太炎等發起和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表示堅決反對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這時，《蘇報》也開始了革命的宣傳；隨後，《浙江潮》、《江蘇》等鼓吹革命的報刊也相繼問世；至1903年夏，鄒容的《革命軍》出版，革命的旗幟就更為鮮明了。鄒容以無比的熱情歌頌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時膾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雖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盼局限性，他所宣揚的革命還隻是基本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革命加上一點點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狹隘與偏頗之處！今天看來，當然是早過時的了；但在當時，他這本書的出版，對人們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躍進到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卻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它的曆史意義是不可泯滅的。與此同時，章太炎除在《蘇報》上介紹了《革命軍》外，還發表了一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直截了當地把康梁之流奉為神聖的光緒皇帝稱為“載掰小醜”，也打擊了改良主義，提高了革命思想。從此，改良派的思想陣地日益縮小，革命派的思想障地日益擴大。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經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氣；到日本以後，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參加了拒俄學生運動；這樣，改良主義思想在我頭腦中就逐漸喪失了地位。正因為如此，所以黃芝寫信回家說我參加了革命，不但未能使我發生恐慌，反而更加堅定了我參加革命的意誌。我一怒之下，馬上將頭上的辮子剪了，以示永不回頭的決心。當時在留日學生中，剪了發的人固然很多，但留辮子的入也還不少。例如許多士宮學校的學生，就留著半邊頭發，並用帽子把它蓋著呢。由於經過了這許多的變化，所以當我讀了鄒容的《革命軍》等文章以後，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義決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