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城五一樹紅旗，革命風雲壯華西。
為救萬民於水火，不辭千裏轉成渝。
打槍壩上留英跡，揚子江心係健兒。
血沃鵑花紅四野，巴山蜀水顯神奇。
楊闇公同誌，四川省潼南縣雙江鎮人。生於1898年，犧牲於1927年。他是中國共產黨四川地方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四川黨組織的優秀領導人。
闇公同誌很早就參加革命活動。他那時候就對舊社會和舊教育不滿。1913年考入江蘇軍官教導團。1915年開始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16年秘密到江陰炮台策動官兵起義，反對袁世凱竊國稱帝，因事泄未成。1917年赴日本留學，先入成城學校，後進日本士官學校，專學軍事。到日本後，因積極參與“留日同學讀書會”學習進步理論，曾被日本反動當局拘留過。五四運動時，因聯絡留日學生在中國駐日公使館門前舉行抗議示威被捕，並被判刑坐監。
闇公同誌在日本期間，閱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用以武裝自己的頭腦。隨後，他決定回國參加實際鬥爭。1920年他回國返川。回川後，一麵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啟蒙宣傳，一麵進行革命的組織工作。
1922年，我擔任成都高等師範校長；闇公同誌這時也住在成都；我們就是在這年夏天認識的。他給我的印象很好。忠實可親，精明能幹。1923年秋後，闇公同誌通過我與劉伯承同誌認識。由於我們誌同道合，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戰友，經常聚會在一起討論局勢，研究問題。
這時，四川省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起來，革命形勢很好。我和闇公等同誌以成都高等師範為基地，積極展開革命活動。我們除了在校內活動外，還派人深入工廠，發動罷工，組織工會；深入鄉村，發動農民，組織農會。
當宣傳和組織工作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去以後，我們迫切感到有成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這時，中國共產黨早已成立，但因四川地處偏遠，我們還不知道；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雖然已在高師建立了組織，但因我已年過四十，又不能參加；我於是便與闇公等同誌在1923年冬秘密組成了“中國青年共產黨”（簡稱C.Y），作為領導革命鬥爭的機構，並發行《赤心評論》，作為機關報。
有了領導革命的機構以後，我們的革命工作就更有計劃和更有組織了。1924年5月1日，“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青年共產黨”在成都聯合召開了追悼列寧的群眾大會。大會的籌備工作，實際上是由闇公同誌與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進行的。在大會籌備初期，軍閥楊森還假意表示歡迎，但當有人告訴他說我們“陰謀聚眾奪取政權”時，他便撕下假麵具，調集軍隊，實行戒嚴，把預定的會址“少城公園”派兵看守起來，還揚言要捉拿我，空氣十分緊張。在這緊張時刻，英勇不屈的成都工人階級和革命青年學生，不畏強暴，照計劃開了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工人就有五千多人，隻是城郊農民隊伍因反動軍隊的阻止，未能入城會師。我在闇公等冏誌力阻下，未能親身參加。大會由闇公等同誌主持。他在大會上作了“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情形”的講演，演辭精彩，博得全場群眾的熱烈歡呼。會後他又到外地講演，掲露軍閥壓迫人民的罪惡。通過這一事件，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了工農群眾的偉大力量，看清了反動軍閥的凶惡麵目，從而更加激勵了我們的鬥爭意誌。
闇公同誌對時局具有比較深刻的見解。他認定：“社會的過程，……有自然的定律。”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已全陷於半殖民地的狀態了。國內的軍閥，無論哪一個後麵都有帝國主義在作背景，此仆彼起，混戰不休。”他看到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奮鬥的雄心油然而生，內心的信仰更加堅決。”他對軍閥不抱幻想，而且認為軍閥“外強中幹”，是能夠打倒的，他說：“我總認定軍閥自身有絕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潰的。”“所以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在預備與軍閥作決鬥的人才和具，不在希冀他們大人先生們垂憐我們。”他主張“我們目前要努力的是在宣傳和組織兩樣（工作）上，允其要使敵我的界線分明，要向左轉走，要向民間去才有辦法。換句話說，就是要以民眾為後援，尤其是無產階級，不然談不上革命。”他又說：“我們要……從民眾的團結上著手，外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內而鏟除封建軍閥的統治，中國人民才能解放。”
“五一”事件後，我因在成都站不住腳，被迫離開四川去上海。接著，闇公同誌也因工作需要去重慶，先任共產主義青年團重慶地委組織部長，後任書記。他積極組織革命團體，培養革命幹部。11月，他領導了因日本帝國主義的輪船“德陽丸”號私運舊銅幣（清朝的銅幣），並打死重慶地方檢查員的事件所引起的群眾鬥爭。1925年，為響應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他組織了重慶國民會議促成會，並選派童庸生等十多人為代表，到北京出席國民會議。中山先生逝世後，他又在重慶組織了追悼大會，並廣泛地進行宣傳活動。“五卅”慘案發生後，他根據黨的指示，組織了重慶國民外交後援會，推動這一運動的發展。這些，都為大革命**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準備。
闇公同誌在組織革命團體的時候，力說“不宜濫收同誌”，“對人要考察過去的曆史，和他目前的動作、人格。”“今後當注意同誌的學識，擇優秀分子，為中堅的骨幹，因群眾運動，非有中堅人物不可。”他認為（‘將來要使團體支配人，不要人來支配團體。”“個人利益不要拳拳於心。”“一個團體的精神全在工作的表現，並且在內部的人能否團結得堅固，對於這兩點，後者較前者尤其重要。”由於闇公同誌具有比較正確的思想，他在識別好人和壞人、選擇中堅骨幹時也就比較準。例如：他剛剛認識劉伯承同誌，即認為“伯承機警過人，並且很勤學的，頭腦也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遠大誌向，得與之交，我心內是很快活的。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情感來，但我已決意與他長久交好，他堪當益友之列，並可詞行於一個道路。”他對惲代英同誌的看法是：“此君談話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意向民間去工作，與我所主張的很相同。”他認為羅世文同誌，“此人是本團的健者，很可造的。”他對當時就表現不好的人，都有所警惕。例如：他認為陳子於“實際說來，他的頭腦中，充滿了升官發財的欲念。”他認為王國源的“實業救國”真是做夢，全不懂社會的必然律和進化法則。”當有人向他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時候，他說“與癡人說夢何異”。後來的事實證明，闇公同誌對於這些人的判斷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闇公同誌很注意群眾工作。特別是對青年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說：“青年之可敬可愛，逐處都可以看得見，加以團結訓練，必能達光明之途。”他也認識到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青年的弱點，教育青年“不要畏懼強力的壓迫，要努力奮鬥，才能打破現實的鐵圈，進向光明道上。”他說：“青年的人性多因情而動，尤易隨波而靡”，“法式的家族製不打倒，……要被它阻滯著若幹好青年喲！意誌弱的人，終難跳出它的圈外的，並且還要誤死許多有作為的人們呢！”“故我覺得年輕的人們，要想把一切的萬惡的源泉消滅，非與環境奮鬥，創造新環境來作代替，不能免掉軟化的危險的。”“有思想的人們，決不會盲從的，有強有力意誌的，必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於真理外，決不屈從於任何勢力之下的。能具有這種資質，才能說得上從事革命來。”
闇公同誌在領導群眾工作中，表現出很好的組織才能。例如：1924年重慶市商人為了反抗軍閥的苛捐雜稅，組織“商業共進會”，舉行了罷市鬥爭。他一方麵稱讚他們，一方麵又覺得他們內部，“缺乏組織力”。因而想“使S.Y·去助他們，或不至虎頭蛇尾，沒得結果。”以後便“決計加以援助，不達目的不止。”又如：當“德陽丸”事件爆發，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他認為“群眾激動是很容易的，今後如能加以特別訓練，則收的功效，更見大了。”當他看到“德陽案的空氣，近來頗有擱淺現象，群眾的狂熱被消極的言論冷卻了許多”時，便極力加以激勵，於是“群情因之激烈異常！”他領導群眾鬥爭的藝術是很卓越的。闇公同誌很注意接近和了解工農。一有機會接近農民，“遂與之交談。他們應對中著實親切得很，誠實的樣子，從言語中流露出來。農民們的生活著實太苦。”他對農民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對於工人階級的力量，他更是深信不疑。他說：“吾人既已有了認識，隻有努力為之奮鬥，領導著第四階級（按：即指工人階級）們前行，無論環境如何的險惡，決沒有一毫的妥協可言。”
闇公同誌雖然出身於地主家庭，但他自己卻認為我是舊社會的叛徒，是新社會的催生者。”他抱著“人生如馬掌鐵，磨滅方休”的決心，勇敢地投身到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中去。他認為“奮鬥得來的結果，才是真快樂。”他說左右的環境，又如潮的壓迫而來，處此城中，惟有奮鬥。此身不死，必是光明。”他雖然工作很多，但在實踐活動中感到“書到用時方覺少”，對學習很勤奮。他每天“晨起頻讀二、三小時的書，以免將來應用時產生學少缺憾。”闇公同誌不僅注意自己的修養，也很關心弟妹們的成長。他常常給弟妹們講時事，要他們研究馬列主義，指示他們應走的道路。我看到他的弟妹們都很聽他的話，也和他一樣感到高興。
1925年春我到北京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以後，即寫信請闇公同誌等宣布取消“中國青年共產黨”，個別地參加中國共產黨。闇公等大多數同誌都同意並且按照我的建議做了。但也有少數人認為把自己組織起來的團體解散，再個別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太吃虧，因而不肯照我的建議辦，這些人後來便走上了錯誤的乃至反動的道路。這是很深刻的教訓，一個人要革命，便不能有私心，否則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入黨後，黨命我仍留在國民黨內，做統一戰線工作，並要我先到廣州去和國民黨中央取得聯係，然後回川整頓四川的國民黨組織。
1925年8月，我回到了重慶，和闇公等同誌商量了整頓國民黨的計劃，決定先辦一個學校，以培養幹部，並立刻動手籌備起來。
我們一麵籌備經費，聯絡熟人；一麵分頭找校址，買家具。
我們冒著盛暑，每早外出，中午回二府衙闠公同誌家裏開會，交換情況，商量辦法，下午繼續奔走。“闇公同誌雖然體質較差，但工作特別積極。他的父親楊淮清先生也熱情地為我們服務，常說：“你們去忙吧！累了就回來休息、吃飯，我們也就把闇公同誌的家當成了自己的家。在楊淮清先生和其他友人的幫助下，我們果然在大溪溝辦起了學校，定名為“中法大學”。
學校成立了，學生來源呢？恰巧這時，江北中學、合川聯合中學和重慶第二女子師範因罷課有許多進步學生被開除。反動派不喜歡的進步青年，正是我們所喜歡的；他們開除的學生，正好成了我們學生的來源。我們立即決定招收這些學生。於是，各地進步學生聞風而來，一下子就招收了將近三百人。9月4日，學校就正式開學了。
與籌備中法大學的同時，我們又著手整頓國民黨的組織，把省黨部遷到蓮花池新址，由闇公同誌負責實際領導責任。不久，許多縣市的黨部也都建立起來。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重慶地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委員會，闇公同誌被任為書記。
這時，國民黨定於1925年11月在廣州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趕緊籌備，要各縣市代表就地選舉。結果，我和楊闇公、童庸生、廖笠君（廖蘇華）、廖劃平（他當時是共產黨員，後來成了可恥的叛徒）、黃複生六人，當選為代表去廣州出席大會。這六個人中間，除黃複生以外，都是共產黨員，可見當時四川的國民黨內，左派勢力是占很大優勢的。
1925年11月，我們離開四川，趕往廣州。到廣州後，大會已決定延期到1926年1月1日。為進行大會籌備工作，國民黨中央開會，推舉我擔任大會秘書長，闇公同誌等分別在大會秘書處擔任工作。
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完全是在我黨領導和我黨黨員的努力下進行的，因此進展迅速，能以在1926年1月1日如期召開。
這時，革命形勢空前高漲。大會的代表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占壓倒優勢，情況對我們非常有利。但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在選舉問題上錯誤地讓步，結果，在選舉出來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仍占極少數。這給後來的革命事業帶來了很大的惡果。
闇公同誌在大會期間十分活躍。他到廣州後，發覺“川中留粵的人，太渙散，往往被反動的人把他們迷惑著。”就發起組織“四川革命青年同誌會”。他看到會場內外革命空氣高漲，極為興奮。他對大會“取的策略是擁護左派，拆散右派”，特別是對開除右派分子石青陽、馬君武等的黨籍，非常擁護，認為“在工作前途上，又去了一些障礙”。他對“右派的人們，拚命的在運動票，每票出四百元”，付之一笑。他對毛澤東同誌的宣傳報告十分稱讚，認為“較前此各種報告都要有係統些，他能把具體的事實指得出來，並對於每個時期所施的宣傳口號也恰中客觀的需要。”他對於汪精衛和蔣介石的報告很不滿，認為汪精衛的報告“對羅廷（按；指蘇聯首席顧問鮑羅廷）隻說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說其具體的功績，其用心可見。”認為蔣介石的報告“抹煞一切農工援助的事實，而表示自我太強，這都是別有用心的人啊！”尤其對會上有人提議全體起立為蔣介石致敬，他更為不滿地說是“笑話！”他對會議的結果，如宣傳和黨報以及工人、農民、商民運動等決議，還比較滿意，但仍認為“站在我們的觀點上看來，不滿意的地方太多”，並決計今後要更加努力工作，以謀改進。他為了在會後能更好的開展工作，在離廣州前還應約訪問了徐特立等同誌。
大會結束後，闇公同誌先回四川。隨後，我也回川。這時國民黨右派更加猖狂。蔣介石於3月20日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又於5月間提出了“黨務整理案”，凶相開始暴露。四川的國民黨右派也更加反動。西山會議派頭子石青陽等，回重慶另外成立了—個偽省黨部，設在“總土地”，人稱“總土地黨部”。他們專門與我們設在蓮花池的省黨部唱對台戲。他們經常派人到蓮花池省黨部來吵鬧打架，並且打傷了我們許多同誌。闇公同誌主張與右派進行堅決鬥爭，同時也很講究策略。
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我和闇公同誌分工，他負責我黨組織工作，開展工農運動；我因過去留學日本，同盟會員認識較多，便負責整頓國民黨的組織，在中上層和軍隊中進行活動。闇公同誌在組織群眾團體的時候，很注意擴大與整頓相結合，他“覺得二者萬不可偏廢。”這時我住在浮圖關劉伯承同誌家裏，闇公同誌仍住二府衙，我們常在他們家裏開會討論工作。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不論是策動軍隊、整頓國民黨組織以及發動群眾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闇公同誌極注意發動群眾，他常說：“隻要把群眾發動起來了，軍閥們那幾杆爛槍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對軍閥武裝的反革命作用估計得未免太低了。
軍閥劉湘對我們搞群眾工作非常害怕，他怕群眾“赤化”，便暗中扶持總土地黨部與蓮花池黨部搗亂。他曾說：“蓮花池這一批人很厲害，他們是要徹底挖我們的牆腳呀！”的確，我們發動群眾的目的就是為了鏟除軍閥。
為了擴展國民黨左派的力量，整頓國民黨的組織，我們計劃在8月召開一次四川省國民黨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在我與劉伯承同誌再去廣州後，由闇公同誌等具體組織，如期召開了。
1926年9月，以闇公同誌為首的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為反抗英帝國主義軍艦炮轟萬縣事件，組織了“萬縣慘案雪恥會”，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迫使英帝國主義的軍艦和所有的英國侵略分子不得不撤離四川。
這時，國民革命軍已出師北伐，並於10月攻克武漢。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蔣介石更加飛揚跋扈。為了限製蔣介石的獨裁，我們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聯席會議，通過了反對蔣介石獨裁、二五減租等決議案。這時，四川軍閥中仍效忠北洋軍閥的楊森，竟從萬縣、宜昌一帶側擊武漢，給北伐進軍造成嚴重的威脅。在此之前，朱德同誌已被黨派回四川，並在楊森部擔任黨代表，想爭取他參加國民革命軍。但楊森是個投機家夥，他一麵答應參加國民革命軍，一麵又奉北洋軍閥的密令側擊武漢。就在這時，鄧演達和我們討論二次北伐的問題，馮玉樣的代表徐謙等要求設法接應馮玉祥的軍隊出陝西與北伐軍會師中原。考慮到馮玉祥部困在西北、楊森部側擊武漢等情況，根據我黨意圖，我在會上提出派劉伯承同誌回川策劃軍事工作。當時設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軍隊或策動一部分四川部隊起義，就可以推動四川軍閥易幟，參加國民革命軍。必要時也可以帶領起義軍會師武漢；或拉到川陝鄂邊，北出西安，接應馮玉祥軍隊，配合北伐。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議，決定給劉伯承同誌以“特派員”名義回川。同去者還有歐陽欽同誌。接著，我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伯承同誌等回到四川。伯承同誌回川向闇公、朱德同誌傳達了黨的意圖後，即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三同誌組成中共重慶地委的軍委，並由闇公同誌兼任書記。軍委當時決定，努力爭取所有地方軍閥都反對北洋政府，傾向國民政府，抑止其出兵東下，威脅武漢。在具體策略上，是利用軍閥內部矛盾，策動一部分軍隊舉行起義，建立自己的武裝，以推動和爭取更多的軍閥武裝易幟倒戈，配合北伐進軍。
為了實現上述目的，軍委會決定策動駐防順慶和合川的黃慕顏、秦漢三、杜伯乾三個旅和駐防在瀘州的袁品文、皮光策、陳蘭亭三個旅，舉行順瀘起義，由劉伯承同誌任總指揮。這時，陳毅同誌正由中共北方區委派回四川執行任務，也參加了順瀘起義的領導工作。當時的計劃是：爭取駐防順慶和合川的三個旅首先發動起義，在川北站住腳跟；隨即發動駐防瀘州的三個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後把瀘州起義的部隊，拉到川北會合，擴編為六個師、一個軍。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據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陝邊境，策應武漢，或北進西安，與馮玉祥軍配合。
1926年末，順瀘起義先後爆發。順慶起義被迫比預定計劃提前，非常倉卒。劉伯承同誌及我黨派去的其他人員趕到時，各路軍閥部隊的反撲已經逼近。由於起義的是舊軍隊，還沒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圍攻，又沒有與工農群眾運動相結合，因此戰鬥力差，很快就遭到失敗。隻有一小部分，跟著劉伯承同誌到了開江縣。緊接著順慶之後，瀘州起義也爆發了。按原訂計劃，瀘州起義部隊是要迅速開到川北去與順慶起義部隊會合的。但起義部隊的將領都是些軍閥，他們起義的目的隻不過是為了升官發財，現在因起義勝利才得到瀘州這塊肥肉，他們那裏肯放呢？為了爭奪瀘州城每月十萬元的鹽稅，他們甚至發生內哄。陳毅同誌也曾對他們反複解說，他們哪裏肯聽。陳毅同誌見他們無望，就離開了。後來，伯承同誌趕到瀘州，對起義部隊力加整頓。這時蔣介石已公開反動，他指示四川軍閥，一麵在重慶布置大屠殺；—麵調動軍隊包圍瀘州，企圖消滅起義部隊；而川黔各個地方軍閥，為了搶奪瀘州這塊地盤，凡是能趕得上的，各人都派出一支軍隊把瀘州包圍起來。等劉伯承同誌趕到後，瀘州城已被團團圍困了。與此同時，“三·三一”慘案發生。伯承同誌一麵通電討伐“三·三一”慘案的禍首劉湘，一麵積極布置守城。由於我黨在瀘州的工作較有基礎，所以一經我黨發動，廣大群眾就積極地起來支援起義部隊。工、農、商、學各界，特別是學生界，積極參戰，有的甚至壯烈犧性。全城軍民在劉伯承同誌卓越的指揮下，英勇地堅持了四十餘天的守城戰鬥。當整個形勢已經不利，而且起義軍閥正在醞釀著投降出賣的陰謀時，劉伯承同誌便乘機突圍而走。接著，所謂起義將領，果然投降敵人，瀘州起義失敗了。
順瀘起義時我在武漢。起義之初闇公同誌派人來漢口告訴我，順瀘起義已發動，請求國民政府給起義軍隊以國民革命軍番號。我在國民政府會議中，提議按軍隊序列給順瀘起義部隊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的番號，委劉伯承同誌為該軍軍長。會議通過了我的提議。但別有用心的譚延閶（這時汪精衛不在武漢，譚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借故推延，說什麽需要經過蔣介石，並將此案交給蘇聯顧問加倫將軍順便帶往南昌蔣總部“劃行”。這時蔣介石正在與帝國主義勾結，陰謀叛變革命，他怎麽能夠同意我黨建立軍隊呢？但國民政府會議既已通過，根本不需要經過蔣介石。因此，我們後來就沒有理會譚延閶，公開發表了國民政府給順瀘起義軍以國民革命軍的番號和給劉伯承同誌的委任，隻是軍隊番號改成了暫編第十五軍。
1927年春的革命形勢，一方麵是革命勢力猛烈發展，一方麵革命內部的分化也日益劇烈。在武漢地區，工農運動在我黨領導下蓬勃地發展起來；在上海，工人階級經過前後三次武裝起義，終於取得了勝利；同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六兩軍又於3月24日攻克南京。但是，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也加緊了，他首先在贛州慘殺了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同誌，隨後又在九江、安慶搗毀了國民黨黨部和總工會。英美等帝國主義在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的當天公然出動軍艦，炮轟南京，死傷達二千多人。就這樣，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相互勾結，同時舉起屠刀，對革命展開進攻，天空出現烏雲，革命處於危急中。
當時四川的形勢也與全國的形勢一樣。在四川人民反帝反軍閥的群眾革命運動不斷高漲和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四川軍閥雖然大部都已先後易幟，改懸青天白日旗，改稱國民革命軍，但他們鑽進革命陣營的目的，不過是想利用革命旗幟，來保持和擴大自己的地盤，保存和擴張自己的實力。這批封建軍閥，翻雲覆雨，奸狡異常，他們既利用革命，又害怕革命，同時更伺機反革命。
當蔣介石在1927年春決心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革命陰謀的時候，他派遣爪牙向育仁、戴弁、楊引之等入川，以國民黨右派）乍基礎，勾結四川軍閥和一切地方上的封建反動勢力，準備首先在四川實行反革命屠殺，以配合他整個的反革命計劃。於是，四川的時局緊張起來了。
在這種形勢下，闇公同誌主張發動群眾，反擊反革命的進攻。南京事件發生後，中共重慶地委決定於3月31日在重慶打槍壩召開群眾大會，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幹涉中國革命，反對蔣介石獨裁，反對四川軍閥賣國（四川軍閥劉湘，當時曾以川滇鐵路作抵，向帝國主義借款，密訂賣國條約），支援北伐戰爭，擁護武漢革命政府。在地委會議上，曾經估計到大會可能遭到鎮壓。但由於對軍閥的反革命性認識不足，隻認為最大的可能是解散大會，至多也不過殺幾個人，沒有想到會發生大屠殺。因此，在組織上沒有作應變準備——去一批，留一批，而是全部骨幹一齊出動，結果幾乎損失了全部骨幹，使組織受到嚴重破壞。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敵人偵知3月31日要召開群眾大會的消息，立刻密報蔣介石，蔣隨即電覆劉湘，並派盧師諦傳達指示，囑其鎮壓。接著，敵人就擬定“黑名單”，決定實行屠殺。敵人對這次鬥爭，先是采取威脅利誘的辦法，要闇公同誌取消群眾運動。3月30日，劉湘指使他的師長羅漢三恫嚇闇公同誌說：“明天的大會最好不要開，外麵部隊的大炮已脫去了炮衣。”闇公同誌嚴辭拒絕。當晚，闇公同誌有一位在劉湘那裏當參謀的親戚，又派人送信來說：“明日大會將有事故發生，恐對你不利。”又說，“若能不去赴會，軍座（指劉湘）定有好音。”闇公同誌看完信後，冷笑置之。
不管形勢多麽險惡，大會還是如期召開。當浩浩****的群眾隊伍進入會場的時候，發現一些身分不明、行跡可疑的分子混入會場，闇公同誌便指揮工人糾察隊和童子軍把他們勸了出去，以防不測。大會剛要開始，忽然槍聲大作，軍閥王陵基預伏在會場裏麵的便衣隊和布置在會場周圍的武裝，裏應外合，刀槍並用，對手無寸鐵的廣大群眾，實行有計劃的血腥屠殺。一時血流遍地，呼聲震天，慘不忍睹，痛不忍聞，當場死難者即達五百多人，傷者不計其數，這就是著名的重慶“三·三一”慘案。
當會場上槍聲四起時，囿公同誌正在主席台上。他連忙指揮大家不要驚慌，就地臥倒。後來槍聲^密，死傷漸多，會場秩序大亂，已無法指揮，闇公同誌才跳城而出。他跳出城牆後，敵人又緊緊追擊，由於他機警靈活，設法甩開敵人，才暫時脫險。第二天，闇公同誌又冒著極大危險布置好善後工作，然後準備親自去武漢向中央報告。這時重慶到處密布暗探，尤其是闇公同誌住家周圍，更是特務如麻。親友勸他暫避一時，他聲淚俱下地說敵人雖然萬分殘暴，一想到同誌們死得那樣慘，我豈能顧及個人安危啊！”4月2日晚，他動身上船，因發現有便衣跟蹤，當夜就退回家中。次日晚，他又化裝起程，與他的愛人趙宗楷和另外一位同誌，同上亞東輪船，不幸被敵人發覺。第二天黎明，輪船開至江心，特務們借口檢查，將闇公同誌一行逮捕。闇公同誌為了救出那位共產黨員，便假裝不認識他，故意問道我是共產黨員，被他們逮捕，你先生又為了什麽事情，遭受逮捕？”特務們—聽，認為這個同誌不是共產黨員，就把他釋放了。
闇公同誌被捕的時候，敵人問他：“你是不是楊闇公？”他麵不改色地說：“我是，你們又怎麽樣？”敵人說：“那你不要幹什麽共產黨了，跟到我們才有命。”他斬釘截鐵地說：“你們國民黨反動派、反動軍閥是什麽東西！你們是一夥凶惡的強盜，無恥的賣國賊，是一夥屠殺工農的劊子手，你們眼看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敵人要把闇公同誌和趙宗楷同誌分別押走，闇公同誌鎮定地對宗楷同誌說：“你不要害怕和難過，轉告同誌們，我會鬥爭到底的。孩子們大了，要他們為我報仇！”
後來，宗楷同誌經營救獲釋，闇公同誌則被囚在浮圖關藍文彬軍閥司令部。軍閥劉湘、王陵基、藍文彬及蔣介石派來的特務，共同審訊他。無論敵人實行威脅利誘，或用嚴刑拷打，囿公同誌都絲毫不為所動，並且痛罵敵人無恥。敵人問他：“你難道不怕死嗎？和我們一起千，你的前途還大嘞！”闇公同誌回答說：“哼！怕死，隻有你們才怕死，也必然快要死無葬身之地。你們隻能砍下我的頭，絕不能絲毫動搖我的信仰。一句話，我頭可斷，誌不可奪。”敵人用盡一切卑鄙手段，都無法使闇公同誌屈服，便於1927年4月6日夜在浮圖關把他秘密殺害了。闇公同誌臨難時還慷慨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濫軍閥！中國共產黨萬歲。”表現出共產黨人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偉大崇高的革命氣節。
繼“三·三一”慘案之後，上海又發生了“四·一二”大屠殺事件，蔣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他的南京反動王朝。“三·三一”慘案，是四川地區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進行的一場尖銳劇烈的階級鬥爭；是蔣介石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結合全國各地封建軍閥和反動地主階級，實行反革命陰謀的整個計劃的一部分；是“四·一二”政變的序幕。
我在武漢聽到“三·三一”慘案的消息，極為悲憤。後來得知這次慘案的凶手楊引之，要去向蔣介石報功，我們便派人到宜昌等著他，跟蹤他到武漢，然後將他逮捕。當武漢的革命法庭審判楊犯時，我極力主張將他當場正法，但是身為國民政府司法部長的徐謙卻堅不同意。經過我們力爭，最後才把楊犯判處死刑。這個嗜血成性的劊子手終於受到了正義的懲處。消息傳出後，人們無不拍手稱快。
但是反革命逆流，很快也席卷了武漢。7月，武漢國民黨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從此，全國陷入極端嚴重的白色恐怖中。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我們四川許多共產黨人，朱德、劉伯承、陳毅等同誌和我，都跑到南昌去參加了“八—”起義。
闇公同誌在我黨領導的第一次大革命中英勇地犧牲了。他的犧牲不僅使我失去了一位多年同甘苦共患難的親密戰友，而且使黨失去了一位堅強的優秀的戰士。每念及此，悲痛萬分。但是，闇公同誌和我黨許多先烈的鮮血並沒有白流。中國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下仍然繼承著烈士們的未竟事業，繼續進行頑強的戰鬥。三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不僅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而且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並將為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到底。這是可以告慰於先烈們的。
闇公同誌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