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初我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全國工人運動正開始走向新的高漲。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雖然以血腥的屠殺鎮壓了1923年的“二七”罷工，但是英勇的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被嚇倒，在黨的領導下，工人群眾把悲憤變成了衝擊反動勢力的更大的力量。從1924年下半年起，全國各地的工人運動彼伏此起，一場偉大的戰鬥在醞釀中。
1925年5月初，我奉黨的命令從北京到了上海。那時上海的形勢，寘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進步的報刊上登載著青島紗廠工人大罷工和福州軍閥槍殺學生的消息，登載著許多慶祝“五一”，紀念“五四”、“五七”等等文章，上海日商紗廠工人也在醞釀罷工，我們的同誌為了迎接一場新的戰鬥，正在緊張地工作著。
我找到了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和秘書長王若飛同誌，給他們帶去了北京黨委負責人趙世炎同誌的一封介紹信。由於我與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有著深厚的曆史關係，黨中央決定我留在國民黨內，便於做統一戰線的工作。隨後的二十多天內，我一直在上海和許多同誌研究情況，商討工作步驟。
當時國共合作已有一年多，國民黨雖然經過了改組和整頓，但是組織渙散的狀況仍然是很嚴重的。國民黨在廣東已經初步建立起一片根據地，但這片根據地陷在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四麵包圍之中。在全國範圍內，大軍閥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等都企圖進攻廣東根據地；就是西南地區，如負隅東江的陳炯明、割據雲南的唐繼堯、統治湖南的趙恒惕等軍閥，也都環伺著廣州，虎視眈眈，待時而動；還有廣東根據地內部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也在醞釀叛變。根據地的情況正是內外交逼，險象環生。同時國民黨的中樞領導機構內，右派力量還不小。以鄒魯、謝持、林森等為代表的西山會議派正在形成。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場政治決鬥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在這種形勢下，怎樣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呢？怎樣鞏固和整頓國民黨組織以發展左派的力量呢？這是當時縈繞在我頭腦中的大問題。我一直認為：整頓和鞏固國民黨應該從基層做起。基層是聯係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單位，一個革命團體若沒有健全的基層組織，就不可能有雄厚的實力和廣泛的影響，也不可能有強有力的中樞領導。所以我很願意去做基層工作，並希望黨中央派我回四川去，把四川的國民黨組織整頓好。我經常和王若飛、惲代英、李立三等同誌進行研究。他們很讚成我的意見，並告訴我說：“上海工人運動的**不久就會到來，全國性的**也會隨之而來，應該抓緊時機，擴大革命的影響，吸收進步的工人和其他革命群眾參加共產黨和國民黨以壯大左派的勢力，一定要使統一戰線工作緊緊地跟上工人運動的發展，用工農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來健全國民黨的組織。”他們這些意見，與我當時的想法不謀而合。黨中央決定派我先去廣州，與國民黨中央取得聯係，然後再回四川。這時我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單槍匹馬地搞革命的感覺了，在我的背後，有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和工人運動的支持。當我看到上海的許多同誌在工人群眾中忘我地進行組織和宣傳工作的時候，我對於自己的工作抱著更大的勇氣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