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田間有接觸，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剛恢複工作，在河北省革委會文藝組任組長，我在他手下一家文藝期刊做編輯。他家在北京，一人在石家莊住一間平房，辦公室兼臥室。我的辦公室就在他的前排，住處離他也就百來米。上班或晚上，我常去他那裏坐坐。他的煙癮很大，幾乎是一根接一根。那是個特殊的年代，人們之間不大交談什麽自己的事業與誌願，文學更怕談。由於我們都是從中國作家協會出來的，他比我早十幾年來到河北，我才從湖北鹹寧文化部幹校過來，他的一些朋友，不少是我的領導，他有時問起他們的近況。他對郭小川的處境關心，當知道我曾與老詩人臧克家同住一戶農家鬥室，臧老和年輕人一樣每天下湖勞動時，他驚奇地說：“克家居然熬過來了，是奇跡！”另一個使我與他相處感到親近的緣由是，我們是同鄉。雖然他到北方的時間比我長，但鄉音比我重。他的飲食習慣細微處也沒有多大改變。他愛吃鹹肉，北方沒有，他就用火腿代替，有時他自己回北京帶來，有時我回北京叫我代買一些帶來。他房間裏用報紙包的火腿很少缺貨。他吃火腿，也不像浙江人的吃法，切成薄片蒸，而是大塊大塊地煮，用手撕了吃。他也想吃他老家的特產鹵鴨，當地根本沒有，他就常叫我代買燒雞。看得出，他的思鄉之情是濃厚的。
田間1933年生，17歲從家鄉安徽無為縣來到上海，開始寫詩，同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又編輯《新詩歌》《文學叢報》，1936年底，他就有兩本詩集問世了。艾青1986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一天，一個穿西裝的青年來訪，看樣子不會超過20歲，捧了兩本詩集，一本《中國牧歌》，一本《中國農村的故事》，在書的第一頁上寫著‘海澄哥教我’，使我很感動。這個青年就是田間，光華大學的學生，當時已是出名的詩人，而我雖然發表詩文已三四年了，卻還沒有出版過詩集。”1936年5月，田間回故鄉，深感農民生活的艱苦，寫了《中國農村的故事》。
1938年，田間就到了延安，出版了《給戰鬥者》《她也要殺人》等詩集，成為這個時期很有影響的詩人，被聞一多譽為“時代的鼓手”。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創作了《抗戰詩抄》，長詩《戎冠秀》、《趕車傳》（第一部）等，在創作風格上有了新的積極的探索。《趕車傳》曾被譯成德文和捷克文，艾青認為是“巨著”，曾寫信鼓勵過他。
1984年，田間（左）與艾青（中）、魏巍（右）在全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高瑛供圖）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他是華北代表團第一副團長，團長是老詩人蕭三。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後，他和趙樹理負責創作部，後又協助丁玲負責中央文學講習所。
1976年田間致吳泰昌信
田間不愛說自己光彩的過去。有次我問他，還繼續寫詩嗎，他笑著說，東西總是要寫的。20世紀8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家中。有時我去看他。他給我寫過幾封信，都是因為《文藝報》處理他的稿子的事。其中一封，我記憶特別深，他在寄出信的當天，又給我打電話，情緒頗為激動。他在信中說：“我外出一個多月，到洛陽、華山、三門峽、西安以及延安，筋疲力盡，準備休息一下。這裏，望代我查問一件事，即《文藝報》年前約我寫的一稿，至今不發（還有照片一張），未知何故？不發也可，我的稿子也該給我寄回。我看原因很簡單，不過看法不同罷了。《文藝報》這樣的刊物，若要看法完全一致的，那恕我直言，就可辦可不辦了。
尤其對於詩，按說你們應該本著黨的方針，努力宣傳這一方麵，這何待我言！當然我那文章，也許有什麽要改的，那倒應該提醒我參考，也不必壓得這麽久。1982年5月。”由於他的這篇約稿不是我經手的，我見到信後即刻向副主編唐因匯報，唐因同誌做了妥善處理。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望田間，是1985年8月30日他逝世前不久，他高興地告訴我，艾青來看他了，艾青還提起1936年田間幫他發詩作的往事。田間說做編輯，對作者，不管是不是名人，大名人，小名人，普通作者，都要一視同仁，熱情負責。一向對人熱忱的他，病重時的這番話我至今沒有忘記。
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