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同誌是文藝界高齡的老人了。一天下午，當我帶著北方冬日的寒氣，來到醫院拜望他時，他正在伏案工作。由於衣著單薄，顯得愈加瘦弱。他就著台燈，正在專注地閱改校樣。前些天，他的感冒基本好轉，於是就忙著為《人民日報》趕寫一篇紀念亡友潘漢年同誌的文章。也許由於室內暖氣過熱，給人以冬天裏的春天的感覺，我似乎也被感染得年輕了許多。他放下了校樣，半晌沒說話，麵頰微紅，流露出激動的神情。
晚年的夏衍
今天是約好來請教他有關報告文學創作問題的。近一年來，每當我提出這個要求時，他總是笑著擺擺手謙虛地說，沒什麽好說的，《包身工》是幾十年前寫的，也講得不少了，現在的報告文學創作情況我了解得不多，以後有想法時再說吧！他太忙，對目前報告文學創作情況不如對電影那麽熟悉，可能是事實，但說他對報告文學現狀毫無了解，那也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幾年他戴著老花眼鏡，看過不少有影響的報告文學作品。有次談起報告文學作者，他一口氣提到徐遲、劉賓雁、黃宗英、柯岩、理山、陳祖芬等一串名字。有天清晨，我見他坐在**，在看《人民文學》上發表的黃宗英的《橘》。他說，《橘》中寫的那位柑橘專家是他同鄉，見過一麵，想不到為了社會主義祖國的科學事業，還會遇到這麽大的阻力！
今天他再也無法用笑來打發我了。1936年，生活書店請傅東華編了一本《文學百題》，目錄中有《什麽是報告文學？》一題，編者注明：闕，作者沈端先。我跟夏公開玩笑說，這筆債你欠了四十多年，該還了。他說，那篇文章本來是打算寫的，而且答應了這個編者，後來事情一忙，忘記了，於是編者就在目錄上寫上了一個“闕”字。寫《包身工》之前，他隻寫過幾篇“類似”報告文學的報道、速寫之類，現在，是想寫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他說：“寫報告文學，要花腦力勞動，還要花體力勞動，要跑現場，一次，兩次，三次，要聽，要看，要問，要核對，你看我的身體還行嗎？”他對報告文學創作的一些想法，零星地散見在他的《〈包身工〉餘話》和新中國成立後《包身工》新版序文中。他說，這幾年的報告文學形勢很好，和小說、戲劇一樣，有突進的發展，引起他有時也思考報告文學創作中的一些問題。去年十一月，在《文藝報》召開的一次散文創作座談會上，他曾即興地對有爭論的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問題發表了意見。
報告文學最基本要求有兩個：一是真實，一是立場——也就是傾向性。夏公打著手勢重複說了兩次。
他說，報告文學一詞，是30年代通過日本轉譯過來的，在日本，意思是經過調查研究的文學。報告文學實質上就是比新聞報道更富有一點文采的報告。因此，報告文學嚴格要求真實性。新聞報道反對“客裏空”，報告文學更要反對“客裏空”。報告文學必須忠實於事實，忠實於實際生活，一點也不能造假，否則不能取信於讀者，也就取消了報告文學的特殊作用。他不同意某些同誌的意見，認為報告文學可以虛構，甚至可以小說化。他說，報告文學就是要寫真人真事，這是報告文學區別於小說等其他文學樣式最顯著、最本質的特點。
夏衍修訂吳泰昌《夏衍談報告文學》原稿墨跡（之一）
但是，報告文學又不是普通的新聞報道，它是文學的一種。他認為，報告文學的文學性，主要不表現在如寫小說那樣地安排情節、結構，而是在經過親自調查研究能確知的事實基礎上，既不誇張，又不掩飾地將事實告訴讀者。他說：“我辦過報，我最討厭舊時代新聞記者常用的‘雲雲’之類的文體。‘雲雲’就是‘據說’，就是‘人家這樣說’，我記下來，我不負是真是假的責任。報告文學是要負責任的，對事實負責，對人民負責。有事實，有感情，又有一點文采，這樣才能使人看了感動。使人動感情，作者先要有感情，對真善美的崇敬，對假惡醜的憤怒。感情也要是真的，裝腔作勢不行。”他說，這就涉及作家的立場、傾向性的問題，作家不可能純客觀地報道某一事件、某個人物，不可避免地會有自己的愛憎、好惡。
1938年離騷出版社出版的《包身工》
夏公以《包身工》創作為例加以說明。《包身工》發表於1936年6月出版的《光明》創刊號上，但他對包身工這個罪惡社會製度的了解，卻早在1927年在上海做工會工作時就開始了。當時隻是聽人講，也覺得氣憤、不平，但不深、不實，也就是說沒有真情實感。直到1935年，上海黨組織遭到一次大的破壞，幾位同誌被捕，組織上決定將他暫時隱蔽起來。他利用這個機會，開始親自進行調查，一件一件地搜集有關包身工的材料。當年上海包身工至少有四五千人，多的時候，可能有一萬人，當你親自看了她們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之後，連鐵石心腸的人也會心酸流淚的。由於包身工失去了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她們的遭遇、處境，極少為人真實了解。他說：“為了揭露、控訴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罪惡，我就不自禁地有了一股氣，非把它寫出來公之於世不可。原來，我是打算以包身工為題材寫篇小說，但由於實際的限製，你不僅不能和她們直接談話，連間接傳話都不可能，於是就遇到了寫情節、寫人物性格上的不可逾越的困難。我決心寫她們這一群的總體，以事為主，以人為輔，這樣，就不必去‘蘆柴棒’的家鄉了解她的身世了。說報告文學易，易在可以少考慮故事結構；說難，就難在不能有一點假。”他不同意有的研究者，將《包身工》算作“非真人真事”的作品。他說：“《包身工》中所寫的人和事完全是真實的，我跑了幾個月夜路，來來回回看她們上班下班幾十次，這不是假的。她們吃的、穿的、住的，我也都是‘冒著險’親自去看過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在上海遇到過好幾個當時的包身工，叫人把我寫的念給她們聽了，結果是她們說，還要苦得多，你們外麵人不知道。”他又說，“作品寫得好不好是一回事，真不真又是一回事。我是力求把真實情況告訴讀者的。”
夏衍說：“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已恢複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十二大提出了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戰鬥任務，我認為報告文學應該為‘翻兩番’出把力，為三個‘根本好轉’出把力。當然，我們要用真實的激動人心的新人新事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但是也一定要遵守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真實地寫出當前這個特定環境下的特定人物。我們知識分子容易激動，容易輕信，也容易‘先入為主’，這些都是寫報告文學時應該時時提防的。我們國家前途如錦，但也不要以為前途風平浪靜。前些時候，上海林放同誌寫了一篇雜文《江東子弟今猶在》，就有人恐嚇他，這件事就說明：‘三種人’或‘五種人’還未心死，還有能量，因此，我們前進道路上還是有矛盾，甚至鬥爭的。又如，報上常常報道‘騙案’，足見騙子還不少，而且還有人輕易受騙，對此，我覺得調查一件事，‘輕信’是危險的。因此，我還是建議不要偏聽，一定要兼聽。一般說來，‘多疑’是個貶詞，但寫報告文學時，特別是在調查研究時，我認為‘疑’一下有好處，當今這個世上，私以為‘深信不疑’的東西是不多的，‘可信’之中，也會有‘水分’。”當我和他談及他看過的一些報告文學，他說：“也許我多疑，我有種感覺，報道一件好事情時，總覺得一帆風順，太容易了，於是我心裏不太相信。”夏衍又說，“我看過一篇報告文學，講的是一個小廠廠長被伯樂發現了，當了副省長。這件事是真的，一點不假，我也聽說過，但這篇作品把‘過程’寫得太平坦了，太容易了，也就是說把中間經過的矛盾、阻撓、鬥爭、反鬥爭……避免了。這篇報告是寫得很好的，他避開，也許有理由，但這樣寫，我個人認為還是削弱了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在現在這樣一個‘撥亂反正’的時期中，當司馬遷是不易的。但是無論如何，講真話總不至於挨批受整了吧？背後罵，會有；寫信上告，也會有；甚至打官司，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我總相信，年輕的報告文學作者是會頂住這股一定要被消滅的歪風的。話扯遠了，就講到這兒為止吧！”
吳泰昌（左）與夏衍在一起
1982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