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時，朱光潛曾感傷地說：“回想起當年白馬湖的一批朋友們，互生在抗戰前就已過去，丏尊在抗戰中過去，現在又短了佩弦，隻有子愷、聖陶和我幾個人還健在，而都已年過50，漸就衰老。”[1]豐子愷1975年又走了，朱光潛和葉聖陶相處長久，但也均年逾80了。
說也奇怪，朱光潛和葉聖陶自1949年起同在北京居住，除書信、電話和在全國政協、全國文聯會議上匆匆見麵，像過往一樣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卻並不多。
有一次，朱光潛同葉聖陶見麵，雖短促，沒有對酌，也沒有傾談，但給朱光潛留下的記憶難忘。朱先生說，那是在我最苦悶最需要朋友的時候，葉聖陶來看過我。抗戰勝利後，葉聖陶回到上海，投身民主運動的前列，朱光潛也從四川重返北平，仍回北京大學執教，和沈從文、廢名、馮至等同住在中老胡同北大教師宿舍。
北平解放前夕，朱光潛處在人生曆史的關頭。國民黨政府采取利誘和威脅的手段，動員在北平的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名人去台灣。朱光潛是北大教授，西方語言文學係主任，代理過文學院院長，又身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2]，是國民黨政府看中的一個重點對象。但朱光潛其時對國民黨政府的認識已有很大轉變，“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慮憂懼”[3]，他不畏利誘威脅，斷然拒乘國民黨政府派來的專機去台灣，留在北平，與北平廣大市民一道迎接北平解放。當時在北大任職的季羨林教授說：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資格乘南京派來的專機離開中國大陸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他毅然留了下來，等待北平的解放。其中過程細節，我完全不清楚。然而這一件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畢竟是經受住了考驗，選擇了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4]
朱光潛當時承受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壓力，他相信共產黨“愛國不分先後”和“尊重知識分子”的主張，但對共產黨認識模糊，自己又有那個“身份”，他想來想去，思想上經曆著激烈的痛苦和彷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北平解放，我待在北大宿舍裏懷著焦急的心情坐待處理。”[5]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葉聖陶來看他。葉聖陶1949年3月18日從山東解放區來到北平，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抵北平後工作繁忙，想看望的老友很多。他稍事安定，從所住的六國飯店外出訪友，看望了朱光潛，他在3月20日的日記中記道：
二十日（星期日）早起見飄雪，地上屋上略有積雪。九時許，與墨訪平伯夫婦。多年不見，共歎老蒼。……飯後偕鐸兄訪趙萬裏，由趙陪同訪介泉於紅樓，未晤。遂訪孟實、從文。從文近來精神失常，意頗憐之。雜談一切，五時始辭出。[6]
關於葉聖陶這次看望朱光潛具體“雜談一切”了些什麽，我沒有聽過朱先生談起，也沒有聽過葉聖陶談起，不敢妄加揣測。但葉聖陶此時此舉本身，就說明了他對身處逆境的老友的關心，對朱光潛來說，這無疑是他終生銘記的友誼和精神上的莫大慰藉。
1980年9月12日晨7時半，我騎車到東四八條葉聖陶先生家，搭葉老的車去人民大會堂。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在這裏舉辦茶話會，招待出席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的文藝界人士。葉聖陶和朱光潛出席了。我因工作關係也去了。近10時，在招待會將近結束時，葉老叫我把坐在另一邊的朱先生請過來。那天兩位老人衣著整齊，顯得十分精神。他倆敘談了一二十分鍾，隻聽葉老起身時大聲說：“我們好久沒有在一起喝老酒了，開春暖和些時我去北大看你。”葉老還叫我為他倆拍張照，留個紀念。我向在場的香港《新晚報》的朋友借了相機，“哢嚓”一聲留下了這個鏡頭。
1981年冬天，葉聖陶有次在室內站著，凝思窗外。不知是外麵刮的風，還是漫天飛舞的雪花，擾動了老人的心緒，他忽然想到了春天。他對身邊的長子葉至善說：開春去北大看看孟實，喝杯老酒！至善微笑著應和。他懂得老人的心思，補充說：還有王力先生。至善請我代他們與朱先生聯係，陪葉老一起去。
我將這個消息及時告訴了朱先生，他聽了興奮得有點激動。1981年春天他倆彼此有事均未約成。朱先生急切地打聽葉老現在愛喝什麽酒，牙齒怎樣；葉老也打聽朱先生是不是還隻喝白酒、白蘭地，他們家的阿姨會不會做菜，葉老說自家阿姨做的醬鴨既香甜又爛糊，朱先生準愛吃。
1980年9月12日，朱光潛（右）與葉聖陶在中國文聯招待茶會上
冬天到春天，有多少個白天和黑夜。老年人心裏有事總放不下，他們相互在焦急地期盼著這一天。
1982年3月13日下午3時，我去看朱光潛先生，朱先生從二樓書房下來，他頭一句話就說剛收到葉老來信說要來玩，說葉老的字寫得比他硬朗。他拿信給我看，信中說：“孟實吾兄，我將偕泰昌、至善一道來玩。”朱先生讓我轉告葉老，最好在4月15日至20日左右，具體日子請葉老定。
兩位老人的福氣好，約定的日子，1982年4月23日，沒有一絲風，日頭暖暖的。
當天下午1時半我騎車到葉家，葉老已衣履整齊、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至善說，父親早上起床就惦記這事。車啟動時，葉老還問至善，醬鴨帶上了沒有。
朱先生住在北大燕南園66號。燕南園裏十六幢別墅先後住過眾多“國寶”。作家宗璞，是哲學大家馮友蘭先生的女兒，長期在燕南園居住。1986年，為紀念朱光潛先生，她在《霞落燕園》中寫著：
北京大學各住宅區，都有個好聽的名字。朗潤、蔚秀、鏡春、暢春，無不引起滿眼芳菲和意致疏遠的聯想。而燕南園隻是個地理方位，說明在燕園南端而已。這個住宅區很小，共有十六棟房屋，約一半在50年代初已分隔供兩家居住，“文革”前這裏住戶約二十家。63號校長住宅自馬寅初先生遷走後，很長時間都空著。西北角的小樓則是黨委統戰部辦公室，據說還是冰心前輩舉行“第一次宴會”的地方。有一個遊戲場，設秋千、蹺蹺板、沙坑等物。不過那時這裏的子女輩多已是青年，忙著工作和改造，很少有閑情逸致來遊戲。
每棟房屋照原來設計各有特點，如56號遍植櫻花，春來如雪。周培源先生在此居住多年，我曾戲稱之為周家花園，以與櫻桃溝爭勝。54號有大樹桃花，從樓上倚窗而望，幾乎可以伸手攀折，不過桃花映照的不是紅顏，而是白發。61號的藤蘿架依房屋形式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漸高起，直上樓台。隨著時光流逝，各種花木減了許多。藤蘿架已毀，桃樹已斫，櫻花也稀落多了。這幾年萬物複蘇，有餘力的人家都注意綠化，種些植物，卻總是不時被修理下水道、鋪設暖氣管等工程毀去。施工的溝成年累月不填，各種器械也成年累月堆放，高高低低，頗有些驚險味。[7]
五六十年代我在北大學習時，課餘一度在《北大校刊》做過編輯記者工作，不時去燕南園，去過不少“國寶”級教授的家，至今還留著踏進燕南園時，那種穆靜、崇敬的感覺。
1982年4月23日，吳泰昌（中）隨葉聖陶（左）看望朱光潛（右）
車快到北大燕南園時，葉老招呼，先去王力先生家看看。由於同是語文專家，葉老與王力先生見麵機會略多，但也多時沒有這樣走動了。王先生與朱先生同住在燕南園，相隔幾幢小樓。下午2時半左右，到了王先生家。至善攙扶葉老悄悄推門進去，怕影響王先生午休，豈知王先生早已在伏案工作，人走近了，聽到了輕輕的腳步聲，王先生才站起來，背轉身猛見是葉老，高興得擁抱起來。王力先生說：“怎麽不事先告訴我？”他們很快用蘇州話攀談。王先生扶著葉老到客廳坐下。葉老在這裏坐了約一小時，他站起來說要去看孟實，王先生說：“我送你去。”葉老說，不用了，車子能找到。王先生就在門口台階上止步了。當車子繞出，上了路，從樹隙裏見王先生還站在那裏。我剛一轉頭，見朱師母在馬路上招手。車子停下，葉老未及下車，朱師母就對我說：朱先生等急了，怕你們路上出事。約好2點出城，這會兒快4點了，朱先生叫我打電話給你，你不在，又打到葉老家，說你們2點就出來了。後來見王先生家門口停有車子，估計你們先去王先生家了。說著說著，朱先生從王先生家那邊連走帶跑地過來了。他穿一身舊藍布製服，一雙舊布鞋很顯眼。一見葉老，老遠伸出手，與葉老緊握。分不清他倆誰扶誰，一起到客廳。在喝老酒之前的一個多小時裏，葉老和朱先生並肩坐在沙發上閑聊。我和至善、朱先生大女兒世嘉的丈夫姚秀琛分別坐旁邊。葉老和朱先生的談話圍繞1925年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的往事。朱先生說：“原來我一直記得陳望道先生和我們一起創辦了立達學園。前年我為準備寫回憶立達學園的文章，問起胡愈老，也寫信問過你，又查了一點資料，才確定是我記錯了，誤將陳望道當作胡愈之。”朱先生說：“我同胡愈老差不多時間去歐洲留學，我在倫敦，他在巴黎，我因為在巴黎大學注冊聽課，從倫敦到法國隻需過一個海峽，用不了幾個小時，所以到巴黎聽課之餘常常看看胡愈老等幾位朋友。胡愈老那時衣服大口袋裏塞滿雜誌報紙。他很關心世界信息、動態，估計後來他研究世界語，並成為我國研究世界語的開拓者，就奠基在那個時期。”葉老因未出國留學過，對朱先生談的胡愈老的這些情況很感興趣，他幾次微調自己的助聽器。至善也多次大聲重複朱先生的話，好讓葉老聽清楚。葉老說能知道胡愈老這些情況的人，現在少有，勸朱先生盡快將文章寫出來。
1984年朱先生寫了《胡愈之同誌早年活動的片斷回憶》，回憶了他和胡愈老一生的交往，著重於他和胡愈老在國外留學時的一些交往。朱先生在文章中說：“胡愈老從立達學園創建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是立達學園這一係列活動的大力支持者。胡愈老是我生平最敬佩的一位老友，我一直把他看作治學做人的榜樣。他年紀比我還大一兩歲，身體也比我稍差，可是工作頭緒比我多幾倍。他從容不迫地處理著多方麵的繁重工作。我每逢想鬆勁偷懶時，一想到他的榜樣，就提高了自己的勇氣。”[8]1986年1月16日胡愈老病逝，朱先生悲痛極了。他在身體極其衰弱的狀態下，用顫抖的手吃力地寫下了挽胡愈老的兩句話：“以刻苦耐勞做了一世窮苦青年的楷模；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治家的榜樣。”[9]朱先生寫這兩句時，思想怎麽也集中不起來，手腦不能並用，這兩句挽詞就是寫不下來，不是把字寫錯了就是把字寫漏了。朱師母告訴我，後來商金林把住朱先生的手才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來。這兩句話極可能是朱先生公開發表文字的絕筆。
朱先生深有感觸地說，人的一生少不了朋友的幫助和支持。他說葉老在開明書店主持編輯工作時給了他很多鼓勵和幫助，他永遠感激。他在1980年寫的《回憶上海立達學園與開明書店》一文中說：
就我個人來說，我應特別感謝開明書店對我的培育。我在夏丏尊、朱自清、葉聖陶幾位老友的言教和身教下才開始放棄文言文，學寫白話文。我在留學英法八年之中一直和開明維持著密切的聯係。一到英國，我就不斷地替《一般》和《中學生》寫稿，後來由夏丏尊搜集並作序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部處女作就是由開明印行的。這本小冊子現在看來不免幼稚可笑，在當時卻成了一部暢銷的書。原因大概在我反映出當時一般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在彷徨失望中摸索出路。從此我和廣大青年建立起了友好關係，也不再愁寫出文章沒有地方發表和沒有人看了。我在外國當學生時代寫的幾部主要的著作（《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變態心理學派別》）都是由開明書店印行的，所得到的稿費大大減輕了在官費經常扣發的情況下一個窮學生必然要麵臨的災荒。所以想到立達學園和開明書店，我總是懷著感激的心情。[10]
朱先生瞪大眼睛對坐在一旁聽他倆敘舊的我說：“葉老不僅要審稿，還親自為開明出的書寫了許多廣告詞。我的那幾本小書的廣告詞也是他寫的。”
葉老在開明書店工作時，確實寫過大量書的廣告詞，有各種門類的。出版並推薦過現代文學史上許多名家名著，如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蝕》《幻滅》《子夜》《春蠶》《見聞雜記》《蘇聯見聞錄》《速寫隨筆》《清明前後》《世界名著講話》，巴金的《家》《巴金短篇小說集》《海底夢》，老舍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冰心的《冰心小說集》《冰心散文集》《冰心詩集》《關於女人》《寄小讀者》和譯作紀伯倫的《先知》，朱自清的《歐遊雜記》《倫敦雜記》《詩言誌辨》，俞平伯的《讀詞偶得》《燕知草》《雜拌兒》《雜拌兒之二》《清真詞釋》，豐子愷的《西洋趣味》《藝術名畫巡禮》，朱光潛的《談美》《我與文學及其他》《文藝心理學》及《近代英美散文選》（與人合編），沈從文的《春燈集》《黑鳳集》《湘行散記》《湘西》《邊城》《長河》《月下小景》《從文自傳》，《聞一多全集》（朱自清、郭沫若、吳晗、葉聖陶編），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細菌》，等等。
朱光潛的《談美》，葉聖陶在1934年4月1日刊出的廣告詞中寫道：
本書是朱先生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後的第十三封信。朱先生對於美學頗多心得。他自己說：“在這封信裏，我就想把這一點心得介紹給你，假若你看過之後，看到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時，比較從前更感到濃厚的趣味，懂得什麽樣的經驗才是美感的，然後再以美感的態度推到人生世相方麵去，我的心願就算達到了。”他的態度親切和談話的風趣，是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樣的。
1943年7月5日刊出的朱光潛著《我與文學及其他》廣告詞說：
這個集子收集文學論文十四篇。說是論文，可不是搬弄理論，輯錄成說的一類。作者談他怎樣跟文學打交道，經曆怎樣的甘苦，得到怎樣的領悟，嚐味怎樣的愉悅；深廣的學識，超脫的胸襟，濃厚的同情，融合而為親切有味、引人入勝的文字，其中大部分涉及詩。一切好的文學跟藝術本來都是詩，當然從廣義方麵說，要在文學跟藝術的天地間回旋，從詩入手，植根更深。讀者讀這個集子，宛如跟作者促膝而坐，聽他娓娓清談，而跟隨作者從詩的基點看文藝，所見必將更為深廣。
又如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廣告詞：
這是專門研究文藝理論的書籍。作者丟開一切哲學的成見把文藝的創造和欣賞當作心理的事實去研究，從實事中歸納得許多可以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它的對象是文藝的創造和欣賞，它的觀點大致是心理學的，所以叫作《文藝心理學》。
再如朱光潛等編的《近代英美散文選》的廣告詞：
作者根據多年的教學經驗，精選散文二十五篇，從哈代起到當代英美作家止：內容不限於文藝，政論、自然科學文字、社會科學文字都有。適合於大學和高中高年級英語教學之用。每篇之後附有作者小傳和注釋，對於教學自修，都極有幫助。[11]
朱先生說，廣告詞上的這些“實在”的話，是對我早年的幾部拙著向社會宣傳的最初的介紹文字。
恰巧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葉老紀念夏丏尊先生的一篇短文，他們順此又談起了立達學園時的一些老友。
1982年4月23日，朱光潛（左）與葉聖陶（右）喝酒
葉老得知朱先生正在校閱新譯的維柯《新科學》一書，說他還是這麽勤奮，勸他多休息，別累著。朱先生興致勃勃地向葉老介紹自己每天的活動表：晨7時前到未名湖一帶散步，約一小時，早飯後工作；下午看書報或接待來訪；5時散步，三刻鍾，回來晚飯；晚上看看電視，不工作。至善說，朱先生的生活、工作一向有規律，老習慣，抗戰時在四川時環境那麽亂也生活有序，像鍾擺一樣。朱先生發現我隨身帶了相機，叫我替他們拍照。葉老說，他和孟實這麽老的朋友了，合影的機會真不多，過去總以為來日方長，有的是機會，很多事就這麽錯過去了。
在朱師母準備晚餐收拾時，朱先生領葉老去門口自家小花圃裏走走。旁邊有座地震棚，朱先生告訴葉老，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他在裏麵住了半個月。朱先生家住一樓，地震當晚亦被驚醒，但未受損傷。當即在戶外空地搭棚居住，住了半個多月，他曾在給章道衡的一封信中說：“住棚生活頗有少時在雨天搭夜行船風味，平靜生活中偶有些小波瀾亦難得也。”葉老告訴我們，朱先生和夫人地震前進城來看過他。葉老在1976年2月9日的日記中有記載：“朱光潛和夫人奚今吾來訪，特饋浙江某地之黃酒一瓶，其情可感。”
晚飯朱先生家準備了不少菜，朱師母忙上忙下，朱先生請葉老喝一種上好的桂花酒，朱先生、他的大女婿姚秀琛、至善和我喝英國白蘭地。葉老帶了一隻自家做的醬鴨，他將大腿搛給朱先生，問他味道好不好，朱先生隻是點頭。朱先生突然告訴葉老，1979年在四次文代會期間，黃源有次來看他，並叫他老師，他很感動。黃源是朱光潛在上海立達學園時的第一批學生，“關係甚好”。朱先生次年在一篇文章中說：“現在主持浙江省文聯的黃源同誌，他以研究魯迅聞名，在文化界做過不少工作。黃源同誌和我闊別幾十年之後，去年在文代會上重逢，還親熱地稱我為‘老師’，其實他自己也已七十六歲了，我比他還夠不上‘十年以長’。他叫我‘老師’，我既感到慚愧，又感到歡喜，這是一個老園丁的至上酬勞。”朱先生就此說到交友。他說，記不住別人對自己的幫助容易，一時記住別人的幫助不難，長久能記住卻很難。我過去主張知己不止一個，現在想來古人說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這句話也不是沒有幾分道理的。朱先生向至善敬酒，問：“滿子今天怎麽沒來？”夏滿子是夏丏尊的小女兒。至善說：“她想來看您，但腿腳不好，叫我代她向您問候。”朱先生說：“我們老了，你們也上了年紀。抗戰期間，你和滿子在四川樂山喜結良緣，我還是你們的證婚人，那天喝了不少，痛快。”問至善記得不記得，至善點點頭說記得，並說：“那天恰巧是您四十二歲生日，我們也為慶賀您多喝了幾杯。”
朱先生談興正濃，當晚比平日多喝了兩杯，他端起空杯看看，還想喝，朱師母說不能喝了，將酒杯拿走。朱先生隻好向葉老苦笑。葉老說：“沒關係，明年春天再聚。來我家看海棠花。”
葉老在返途的車子上，囑葉至善再查實一下開明出版的朱先生那幾部書的廣告詞是否出於自己的手，他說記得是自己寫的，但當時刊出時未署名，而同他在一起做編輯的徐調孚先生也寫了許多。我知道葉老在這類事情上是極為認真的。1984年我為《文匯報》寫《書山偶涉》專欄，首篇《最早評價〈子夜〉的文章》中引用了《中學生》雜誌上一則介紹茅盾《子夜》的廣告詞，文章說：“這很可能出自開明書店的主要編輯，也是《中學生》的主要編輯葉聖陶之手。”葉老看到這篇文章後，對我說：“《子夜》的廣告詞，不一定是我寫的，很可能是徐調孚先生寫的。”並叮囑我，在寫另篇文章時順便說清楚這件事。2004年夏，我去看葉至善，他即將脫稿《父親長長的一生》。至善辦事猶如葉老一般認真，他告訴我，已經查實了，《子夜》的廣告詞確實是他父親寫的，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談美》《文學及其他》等幾部開明出的書稿廣告詞均是葉老寫的。葉老為開明出的書寫了幾百條廣告詞，現已選擇能確定的部分放在《葉聖陶集》中。
葉老很滿意這次老友相聚。除在日記中加以記載，1982年5月20日又作《酬了一》絕句兩首：
常惜相逢唯握手，更欣促膝得傾談。
賞心樂事當有記，重訪燕園四二三。
尊嫂情殷寵錫加，星洲糖果日邦茶。
同堂四代分嚐到，可想而知歡笑嘩。[12]
葉老書錄了這首詩，送我留作紀念，叫我記住“重訪燕園四二三”這一天。
1983年10月28日，朱光潛先生偕夫人奚今吾進城去向葉聖陶祝壽。我在11月4日的日記寫道：“至善說，葉老很煩別人給他做壽。10月28日，呂叔湘請了開明書店幾位老人，王力、朱光潛都去了。”朱先生也曾高興地告訴我：“葉老10月28日過生日，我們去了，還拍了照。”並拿出他和葉老的合影給我看。這是朱先生和葉老最後一次愉快的相聚。
明年、後年……永遠的春天，在現實中，在企盼中。但今天的事，不一定明天再會發生。
朱先生最後還想再看望一次葉聖老。在葉家大院海棠樹下，與葉老再促膝傾談。豈知葉老幾度住院。1984年、1985年，每當葉老家庭院裏的海棠花盛開，葉老都不忘從醫院裏給朱先生捎信，表示歉意，說明年一定相聚。1985年臘月，曾約好朱先生出院後我陪他去看葉老，但他們的這次相見又沒有如願。人老多情，朱先生又在盼著明年的4月，葉老也在盼著。1986年的春天來了，3月之後就是4月，春風已吹起，可朱先生卻在3月驀地走了，懷揣著這個未了的心願走了。1986年3月5日朱先生臨終時，葉老去醫院對老友做了最後的告別。1986年6月，葉老出任《朱光潛全集》顧問並題寫了集名，這是他為相處長久的孟實最後做的一件事。
2010年
[1] 《朱光潛全集》第9卷，第491～492頁。
[2]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644頁。
[3] 《朱光潛全集》第9卷，第536頁。
[4] 原載1986年3月14日《文匯報》。
[5]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424頁。
[6] 《葉聖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5頁。
[7] 原載《中國作家》1986年4月號。
[8]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724頁。
[9]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730頁。
[10] 《朱光潛全集》第10卷，第523頁。
[11] 以上所引廣告詞均見《葉聖陶集》第18卷。
[12] 《葉聖陶集》第8卷，第463頁。